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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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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施玮空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四围传媒 ,作者施玮
四围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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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真理,活出自由。遵行祂所吩咐的,作祂的朋友!

·.心是歌中的雅歌,灵是天堂的银笛,身是大地的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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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四围传媒  作者:施玮





编辑:青云



庚子年谈义和团
来自施玮空间
00:0034:30

编者按
庚子年写庚子年,作家施玮在封城的洛杉矶,从史料中揭秘义和团仇恨的来源。她说,写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历史中找到个人、群体,还原人性人情,探索人的思维与情绪的深层逻辑,从而理解人的行动作为。因为进入历史才能明白今天,认识仇恨的来源才能化解仇恨,并且避免自己陷入仇恨。

一个准确的心态才开篇崭新的历史。

《施玮书房》授权四围传媒推出系列原创和音频,以飨大家。恳请读者多多支持!谢谢。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施玮直播室,本次是首播,非常不会操作,文科女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作家,本应坐在屋子里专心执笔写作,要面对面地和大家视频,其实我心里是很紧张的。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我们都被关在屋子里的时候,我却要来开直播。原因是我特别盼望身体虽然被关着,但心灵可以走得更远,也特别欢迎你们可以来我这小小书房做客。

这段时间你们、我们,每个人似乎都经历过一段关在屋子里的时间。之前我的心一直在中国,因为很多我的读者朋友都在中国。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事实上每一个出嫁的姑娘,她的心都会在娘家一边吧。

那段时间我就整天看中国的新闻,特别担心武汉、湖北,因为一方面我也是湖北媳妇,一方面湖北也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看南京、看北京、看上海,看到疫情发展到今天,美国竟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似乎倒没有那么紧张了,在家待着就行,所以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这两天我收到很多朋友的问候,问,你怎么样啦?要不要寄口罩啊等等。我其实不出门,所以也不太用的着口罩,就待在家里宅着。这个星期是受难日,我们都看到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但耶稣祂也与我们一同承担这些苦难,因为祂曾经承受过这些苦难。





然而,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看新闻,看微博,我心中最痛最痛的其实并不是生病,也不是经济的困扰,甚至不是死亡。因为死亡没有临到我们个人头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其实每一年死于车祸的、死于意外的,甚至死于疾病的,包括寿终正寝的都有很多人。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有人出生,有人死亡,只是没有临到我们,因此似乎就很遥远。但是这次的疫情却不一样,非常容易传染,使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恐慌,似乎这个死亡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临到自己,而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么,这种时候人心中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心里非常难过的就是我看见了很多的仇恨。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你怎么看?我发现原来大家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现在分隔了。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也很有文化,很有知识,人品也很正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大的人类苦难来临的时候,本该特别相顾相爱,相濡以沫,共抗难关的时候,但却是被分隔,互相仇恨、互相防备、互相阻止。

起初,大家对湖北非常在意。我先生离开湖北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一讲到你是湖北媳妇,很多人都会问你现在是不是在武汉?湖北和武汉两个字会让很多人紧张。之前对从中国过来的人感到紧张,现在,大家又对从国外回去的人很紧张。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

紧张的情绪还情有可原,但仇恨就毫无道理。在微博上、微信上、网络上有很多的那些帖子都是如此,充满了暴怒与仇恨,不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当我们因为一种惧怕,因为一种好像所谓的正义感,不把人当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丧失了为人的尊严和良知,失去了心里面当有的悲悯。


施玮解析义和团仇恨洋人之因



这一年我正好在写1900年山西的义和团,义和团是始于山东。这一两年研究这些历史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义和团他们是愚昧无知,凶神恶煞。另外一种我们从小所受的教导就是义和团都是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是两个极端,互相不能接受,也不能通融,然而都觉得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

包括对传教士的认识也存在两个极端,可能有的基督徒们觉得传教士是殉道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但是在中国,包括我自己,过去学到的都觉得传教士就是西方列强的一支部队。,我们基本上都是把人分成一群,一个团体。传教士、中国人、外国人、湖北人、美国人,都是这样来分。但是当我来查考这些史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义和团和我们其实没什么差别。





我们看一张照片。你看这一张有点发黄的,是天津义和团,他们是去集会。如果你不看他们手中所拿的刀,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些朴实的农民去赶集。





你看旁边这张义和团就好像面露凶狠,马上要杀人的样子。那么是什么样的仇恨,将很普通的人,变成了暴徒,变成了义和团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使中国人当时会生出仇恨来?而且这个仇恨又充满正义感?我来讲几点。

1.礼仪之争

从文化角度上来讲,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国文化,中心意识造成了排外。士阶层,知识分子的排外,认为周围都是蛮夷,所以有非常强烈的排外感。其实对比现在来看清朝,当时他们并不那么闭关锁国。在万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有很多开放的地方。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传天主教,不禁止教民祭祖,教徒数十万。后来,1645-1742年之间有罗马教庭因着这么多年辩论是否禁祭祖一事,产生礼仪之争。一派觉得那是一个世俗文化,是一个礼仪。另外一派觉得祭祖祭孔是拜偶像。所以整个争论过程一直延续到康熙执政年间。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他有没有受过洗并不知道,但他写过很多关于耶稣的诗,他也写过《生命的至保》这样一篇文章,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康熙的十架颂》

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鞑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埃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今天正好是受难周,我们来读这首诗。最后这一句「七言一毕万灵啼」,我就为十架七言的每一言都写过一首诗。最近这一个星期会在微信上转发,是胡正军先生为朗诵的。在此时的苦难中,当我想到这位神也是与我们共同在苦难中的时候,救主在十字架上最忧心的是什么?就像康熙所写的,门徒的背叛。诗中写万灵啼,其实并不是人们都在啼哭,而是都在看笑话。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从高喊着「和撒那」变成了仇恨地高喊「钉死他」。为什么?

其实义和团的存在性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都盼望得着拯救,当我们得不到拯救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替罪羊。





当时犹太人他们也是觉得得不着拯救,他们希望有一个王,就是他们自古盼望的弥赛亚来帮他们推翻罗马政府。今天其实在疫情中我们就希望出来一个大人物,马上帮我们研制出药品,止息瘟疫。不帮助我们的,就是与我们有仇!或者,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人或团体,甚至是物,来承担罪责。

当时中国的义和团他们将这个仇恨嫁祸给了外国人,找他们作替罪羊。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诛。他们就流传很多谣言来污蔑洋人,大多是非常不可信的,但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大灾之年惹怒上天的罪责。到1900年,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谣言四起,到6月份更是不得了了。义和团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5月份、6月份,到7、8月份基本上就结束了。

2.文化矛盾

1899-1900年的大灾,灾年流民,结社保家,抢劫教堂和教民(富户)。大灾中,很多人流离失所,他们没有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很多的强盗。因为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就去抢,这也是时局乱象。

今年疫情在美国初起,我们最怕的也就是疫情爆发以后有抢劫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当时民众他们就搞社团,练拳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结社。因为结起社,好像彼此就比较有安全感。所以结社练拳在当时就非常流行。





这个时候他们就用传帖,现在是传微信。当时传帖,主要就讲到洋鬼子不奉行我们儒家的道,是他们造成了上天不落雨等自然灾害。

当时有很多走方郎中,特别是乡下郎中给人医病。那时西人传教士也给很多中国人治病疗伤,西药很有效。于是他们就传说是传教士用人的心、人的眼珠来炼制的。今天你听到这些都会觉得好像很是不可思议。

甚至包括西方人他们收养婴儿,办孤儿院;收留女子,开办女校等,义和团都传说是把人骗进去制成药;还说黄纸剪了作法就能变成军队,还说收买了很多乞丐,让他们去到各个村子井中投毒。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心里,那就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相信这些巫术,他们也惯行这些巫术。特别是处于灾难之际,中国有个习惯,就是要唱大戏,祭河神什么的,但是教民他们都不参加。因为基督教不会去祭拜这些神,也不允许交鬼作法。

这个时候,就有了文化矛盾。意大利和中国都是家族性文化,所以利马窦是比较能理解中国拜祖先的文化。但是从康熙被耶稣感动写诗到禁教,中国人开始不喜欢基督教了。这个文化矛盾是在早期康熙年代,就因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信教民众祭祖祭孔,而且对康熙派去使者的回信也非常不礼貌遗留下的难处。所以康熙后来下令,除了利马窦这种传法,其他的都不能传,但并不是说整个基督教都不能传。

1840和1858年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加入了强行保护传教。允许在开放口岸传教,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心里是有排斥的。但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主要开办的就是戒烟局,特别是种植罂粟的山西。清廷惧怕外国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为教民讼告,先是贫弱者,后也有刁民借势。1899年《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三月宣布主教和护理主教的品位,原本是为求教士不干涉诉讼,却等于给了教士们官职。1900年二月《亿万中华》报道上海传教士联会(基督新教)全票同意,拒绝接爱任何中国政府颁发之官方头衔,这也是内地会的做法。





也不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有什么问题,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他们从西方过来,他们很相信诉讼,而在中国当时并不是这样,官府的审判并不公平。当时有很多很穷苦的人受欺负,实在被欺负得不行了,就叫传教士帮他们去打官司,经常就打赢了。于是某些刁民也利用信教的机会,让传教士帮他们打官司。传教士打官司并没有想别的,就是想保护教民,但那时候的清朝政府他们很怕洋人,所以就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民众不敢恨官府,就恨洋人。

当时有种说法,清朝政府怕洋人,洋人怕民众,民众怕官府。就这样一个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渐渐就产生了矛盾,并且矛盾越来越大。但传教士并不是一个整体,当时有内地会和基督新教的不同国家与差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是清廷和天主教形成了一个条例,那就是根据在教会里面的职位高低,给你列一个好像跟清朝相等的这种职位,然后你就能见巡抚啊、见督察什么的。本来是为了平息官司,但反而提高了传教士的职位。

3.堂庙之争





还有一个就是天主教当时非常在意的就是建教堂。山东义和团起于冠县梨园屯的玉皇庙,当时象征着中国特色。什么特色呢?前殿供着玉皇大帝,后殿是太上老君、孔圣人、如来佛。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和平共处,所有的菩萨所有的神都来保佑我们,如果基督教也加入进来,大家就都愿意了。但是,基督教是一神论,所以无法与中国的多神共处一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庙全荒了,以后他们就要卖掉。一些教民去把这个庙买下来,献给了天主教。天主教公会在此建一个教堂,但村民就不干了,非要把这个教堂给拆了,重新建庙。教会是拆了庙建堂,村民是拆堂再建庙。现在我就挺能理解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村民觉得我虽然可以卖给你,但这地方是庙,就不能建教堂。但人家信基督的怎么可能买来建庙呢!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契约,你卖给我了,那我就有这个自由随便建什么?所以这个官司打了很久。多久?从1864年一直打到1895年,打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清朝的官兵来帮忙解决!就是驻兵在梨园屯,保护了洋人建的教堂。冠县十八魁阎书勤等人就去和附近河南沙柳寨赵三多联合,赵三多一系的梅花拳那时已经改称为义和拳,当时是要「灭满兴汉,反清复明」。后来毓贤改称义和团。1897年他们杀回梨园屯「亮拳」摆场子。

4、仇恨的盲点:《义和团运动史》

将人群分为外国人、中国人、教民、清政府官员,其中都是不一样的。集体意识忽略个人,容易产生仇恨,失丧基本的人性良心。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义和团运动史》,第1次出版是在1931年。在这本书里有一段文言文,对我很有启发。

教民中有持枪杀人的,名义上是信基督教的;包括传教士他们有持枪开枪的;也有坚定信仰慷慨就义的,就是有枪也不打的;也有逃了的,躲到深山里面去的。在逃亡中有病死的,也有被勒索的,还有被绑票的。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坚定信仰,当时有一些吃教的,害怕的,这个时候就纷纷自动退教、出教。但也有一些人的亲人因信教死了,他们又继续去信教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大患难面前表现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整体的价值观地来代替个人。

中国的教民里有脱教的,也有在这种关键时候就是危难逼迫时入教的,这样的人也有。而且我看见第一个死的卜克斯,就是1899年12月份,是他的死引发了整个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我们后来称为1900年教案。他其实也愿意拿出钱来赎命的。他的故事以后再讲,很有意思,他24岁,你会觉得整个过程都不可思议。其实是告诉我们,所有的教民也都是不一样的,传教士也是不一样的。义和团的拳民虽然很多都是暴徒,但其中也有坚信民族主义,而且觉得要和西方人同归于尽的,也有这样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就能看到罪性的盲点。

总结





清廷怂恿义和团杀了洋人,最后又杀了他们,给洋人一个交代。包括毓贤这些官员,将来我都会在这本书中写出来。你们会看见人类的命运和历史,和个人生命之间的关系真是可叹。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结果,我们就看见虽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我们觉得自己非常正义,为了某种理念,为着这种信仰,心里已经不再柔软,失去了怜悯,充满了恨。那这个,其实我们就不再是人,我们会看别人也不是人,而是一个数据,而是一个群体。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人。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以一己为中心来思考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出恶来,我们自以为执着坚强的善,有的时候正是让我们可以义无反顾杀人的恶。当然还有一种人不是真善,而是借着一种理念为幌子,来行自己的私欲。所以义和团中很多人是为了抢劫,不是为了杀人,是在抢劫的过程中杀人。义和团本不在乎是灭清还是扶清,「爱国」的一已之「善」可以让他们在抢劫和杀人剖心时,心安理得。不把人当人时,自己也会变成非人状态。毓贤也是,以后会讲他杀人和被杀的故事,以及给我们的启迪。

写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历史中找到个人、群体,还原人性人情,探索人的思维与情绪的深层逻辑,从而理解人的行动,进入历史才能明白今天,认识仇恨的来源才能化解仇恨,并且避免自己陷入仇恨。

我们在庚子年讲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避免落在仇恨之中。


答疑解惑




问题1:「老师,能否讲一下义和团在山西的初期发展?」

其实山西的初期发展,我跟你说历史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山西原来风平浪静,没有多少义和团,虽然有练拳的,但是很少,因为义和团原来在山东。是毓贤后来被罢免了,他离开之前杀了朱红登,还杀了本明和尚,这个故事我要留着下次讲。杀了他们俩,然后他就去北京了,以为要受罚,但是后面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是朝廷里面的事,他没有受罚。

但是义和团受到袁世凯,就是山东新巡抚袁世凯的剿灭。义和团就逃,逃到直隶也就是河南。他们正四处逃,没处去的时候,知道毓贤去山西当巡抚了,是3月份说的,4月份去的,然后义和团就有一个号召:都去山西。这就是后来山西为什么杀传教士甚至杀教民杀的特别厉害的原因。因为很多义和团不是当地人,当地人和这些传教士等于是生活在一起,有的被看过病,有的也得过帮助,相处都比较好,至少是把他们当人。

有些外来的义和团拳民,他们没地方待就要抢劫,他们杀人也无所谓。所以当你不把人当人的时候特别容易愤恨。山西的传教士当时都安安静静待着,因为觉得没什么事,后来山西和北京天津这边沿海城市断了邮路,就不知道外面消息了。

问题2:「庚子年是不是总是会出大事?」

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我的写作了,庚子年是否总会出大事?原来我写作是想从比如《叛教者》我写的是一九三几年、四几年,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是往前写,写《宋尚节》,是一九二几年到一九四几年;宋尚节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回到中国,1920年到美国来留学,我把他整个美国留学生活都写出来了。然后一直写到1944年他归天家,正好就接上了。然后我就要写这个1900年的。因为宋尚节也是1901年出生的。好几个中国教会的重要人物都是这个时候出生的。1900年作为种子,而殉道的那些宣教士,所以我要写义和团1900年庚子年。

今年写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大的灾难,我就想,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义和团;1960年我虽然没生出来,听说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都没饭吃,我也看了好多书。然后2020年,如果把每一本都写出来,就可以把它写成了庚子年系列。这特别能代表中国,整个苦难深重的文化,以及整个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过程,以及基督教教会在其中的作用和建立,包括怎样成长和被逼迫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好,就回答到这,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个星期五,我们会讲宋尚节。43万字的《献祭者——宋尚节传记》,我去年已经写完,今年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出版,出版以后,今年或者明年初我就会出版《庚子年1900山西》。

只有最珍贵、珍惜的好朋友才能进我的书房。走进我的书房,就让我们一同来研究,一同来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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