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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之父如何找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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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进化论之父如何找老婆

原创 2018-02-26 田方萌 大家



潘达尔(Ruth Padel)是位颇有名气的英国作家,还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诗学教授。你也许从未听说过她,但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曾外祖父——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者。潘达尔年逾古稀,从照片上看,虽然隔了好几代,她的长相和达尔文还有几分相似。当年达尔文娶妻生子,未必料到后代中有人会当作家,但他一定清楚配偶选择对子孙命运的巨大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没人比他更理解这一点。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妻子呢?



达尔文



达尔文的曾外孙女潘达尔


跨越半个地球的相亲活动

在《道德动物》一书中,美国作家赖特(Robert Wright)详细记载了达尔文的罗曼史。1831年年底,22岁的达尔文登上贝加尔号,开始了他著名的环球之旅。据赖特推断,达尔文在这次旅程之前很可能还是个处男。之后的五年远航中,他同七十多条汉子挤在一条船上,自然也不可能交结女友。不过,尽管与家乡远隔万里,达尔文依然通过大英帝国的邮政系统展开了求偶活动。他同家中姐妹们保持着通信,内容常常涉及自己和别人的婚事。

尽管达尔文在周游世界,还见过美丽的印第安女人,他的择偶范围却很小,仅限于亲友家庭中几个待嫁的姑娘。当时达尔文可以考虑的结婚候选人一共有四位:一位是邻居家的漂亮姑娘,还有他舅舅韦奇伍德家的三个女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么近的亲戚结婚并不是忌讳。不幸的是,在达尔文回到英国之前,其中两个条件不错的姑娘已经订婚,这让在海上飘泊的单身汉颇感失望。还有一个不久得病去世了,达尔文便将眼光锁定在他的表姐艾玛身上。

艾玛是韦奇伍德的小女儿,比达尔文大一岁,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达尔文年少时常到舅舅家的庄园打猎,有时同艾玛一起弹琴散步。当他回到英国时,艾玛已经快三十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普遍结婚较晚。不过达尔文还是可以找个年纪小的姑娘,赖特解释了他为何选择了姐弟恋。

达尔文是个深居简出的学者,极其讨厌社交活动。他曾写信拒绝了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邀请:“……我十分感谢您寄来聚会的邀请函,但我很害怕接受它,因为那样我将会在那儿遇到一大堆人,但我曾对着天堂中的圣徒起誓,我绝不再出门了……”在给表弟福克斯的一封信中,他无奈地写道:“剑桥(大学)唯一的坏处是它过于悦人了:每天晚上总有这种或那种使人高兴的交谊会;在别的大城市中,拒绝邀请不会有损害,但在剑桥情形就不同了。”独居的生活方式为达尔文节省了大量研究时间,同时也减少了接触女性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接触,达尔文与艾玛相恋了。一天,达尔文在纸上写下哈姆雷特式的问句:“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已故的美国学者贝克尔(Gary Becker)曾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类行为,达尔文恰恰实践了贝克尔的决策方法——他开列了一张婚姻的成本收益表。

在收益一方,他首先写上“孩子”二字,接着列出“固定伴侣”、“老年朋友”、“照顾房子的人”,考虑得全面而长远。在成本一栏里,达尔文想到结婚会“损失大量时间”,而时间充裕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此外,达尔文还想到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不会被逼着走亲访友”和“不必努力挣钱养家”。

慎重权衡过婚姻的成本收益,达尔文还是倾向于结婚:“想象一下在乌烟瘴气的伦敦的房子里孤独地过完一天,再想象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同时还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书籍和音乐。”大学者在这里显露了他平俗的一面,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期待最终让他下定决心。

此外,艾玛理解和支持达尔文的研究事业,据说她曾细读他的航海日记,这也是吸引达尔文的重要因素。最后,就像完成一篇数学论文,他在纸上写下:“结婚,证毕。”他对婚姻仍存有恐惧,于是这样给自己打气:“一个人不能孤独地过一生……相信运气,睁大眼睛去寻找,还是有很多快乐的奴隶的。”1838年11月11日,达尔文与艾玛正式举行了订婚仪式。如果他知道许多年后,这一天变成了中国的“光棍节”,一定会为自己“脱光”的日期而莞尔。




用进化论解释择偶行为

赖特写作《道德动物》,并非只为考证达尔文的私生活,而是要用进化论解释两性关系。进化论的基本原理非常简单,大部分人花上几分钟就可以弄懂。《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将它概括为精炼的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朋友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读完《物种起源》后更是感叹道:“没能想出这个理论是多么愚蠢啊。”然而,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当代演化心理学,尝试解释人类择偶过程中的具体行为,仍是颇具挑战性的研究工作。

男女择偶时看重什么条件?这是我们在青春期经常讨论的话题。即使就身边有限对数的婚姻来看,每对夫妻的组合也有很大区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更大了,可这并不妨碍科学家提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生生不息的繁衍活动塑造和改变了人性。

根据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多层次选择理论,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那些更有利于基因、个体和群体生存的品性被保留下来。其实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点明了两性关系的奥秘:“两个恋人之间互投的渴望眼神……就是生存意欲肯定自身的最纯净的表达。”文史学家张中行在总结人生经验的《顺生论》中也说:“……美貌以及多种称心如意,不过是为种族延续而设的诱饵,人都是主动上钩而不觉得。”

从进化的意义来观照,人类的择偶行为,与其说是为自己找个好伴侣,不如说是为孩子找个好父亲或好母亲。由于两性在生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不同分工,男性更看重女性的生殖力,包括年龄和外貌等个体特征。女性更看重男性为育儿带来的资源,包括获取资源的体力和智力,以及专情的程度。美国演化心理学家巴斯(David Buss)调查过全球37个文化群体,从南非祖鲁人到中国大陆人,他发现男性普遍在择偶时看重外貌,都倾向于找比自己小两到五岁的姑娘。而女性更看重对方未来的收入状况,喜欢找比自己大几岁的丈夫。

为阐明演化心理学,赖特将达尔文作为个案研究,让这门学科的鼻祖现身说法。达尔文的传记资料非常丰富,研究者可以了解到他求偶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上文简述了达尔文为何娶了艾玛,我们再来看看艾玛为何嫁给了这位学者。达尔文性格温顺,不喜争斗,属于雄性激素水平不高的男性。这从他圆圆乎乎的脸庞也可以看出,达尔文曾认为自己的外表“令人厌恶地平庸”。然而,他生长在富裕家庭,事业有成,不爱沾花惹草,这些都是吸引女性的特征。艾玛在婚后给她姨妈的信中称:“他(达尔文)的性格非常温和,是一个积极肯干的人。”

在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中,女主人公玛丽起初嫌布兰登上校严肃老气,爱上了英俊轻浮的威洛比,“一个三十五岁的沉默寡言的人,跟一个二十五岁的朝气蓬勃的人相竞争,哪里能有什么希望呢?”然而,威洛比对玛丽并无承诺,布兰登上校则以持久的爱心让她回心转意,两人终成眷属。达尔文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和劣势类似布兰登上校,只是他没有经历那些戏剧性的波折,直接娶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达尔文夫妇的婚姻宁静而幸福,两人共同生活了43年,一起养大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曾(Henrietta Darwin)回忆说,父母的婚姻是一桩“完美的结合”。



电影《理智与情感》剧照


人类婚姻的古今之变

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青蛇》重新演绎了白娘子和许仙的民间传说。在小说结尾,时间过了一千年,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白素贞化身为剪刀厂的女工,在烟雨濛濛的西湖畔又遇上了许仙转世的文艺男青年。李碧华暗示着轮回重复的两性关系,可现代人的婚恋模式已经与白娘子的宋代中国迥然不同,也与达尔文的维多利亚英国大相径庭。在工业革命两百多年后,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祖先相比已是另一番天地。

在传统的农业时代,男女到了性成熟期就可以谈婚论嫁;在当今的学历社会,我们的身体依然按照古人的节奏发育,可婚期被高等教育推迟了五至十年。这种基因与环境的“错配”导致了一系列婚恋问题。例如,今天的男人在择偶时仍然看重女方的年龄容貌,这种基于生殖力的选择偏好早就被嵌入了男性基因。可很少有女性还像艾玛那样养育七个孩子,不少家庭甚至不要孩子。生育任务的减免为夫妻节省出很多精力和时间,需要靠业余活动去填补,人们在择偶时就比古人更重视生活情趣。传统的标准再加上情趣的要求,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就比以往难了许多。



在保守封闭的熟人社会,即使像达尔文这样曾在剑桥求学的富家子弟,选择配偶的范围也不外亲朋和邻居家的闺女。结婚与否也不能仅由双方决定,两家的父母都可以影响甚至否定儿女的意愿。当年达尔文顺利结婚,就得益于双方家人的支持态度,他们都认为这是亲上加亲的喜事。传统婚制虽然限制了恋爱自由,可也保证了婚姻的稳定性。汉代经书《白虎通》说:“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泆也。”“防淫泆”就是避免性生活混乱,保持社会的基本单位遵守秩序。

在如今变动不居的“陌生人社会”,地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流动性都很高,一个普通人也比达尔文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异性。然而,这种交往自由不见得能帮助我们找到最佳伴侣。面对诸多候选对象,我们常常处于举棋不定的焦虑状态,因顾此失彼而惴惴不安。即使像达尔文那样理性地计算成本收益,试图找到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伴侣,我们也很难预料到未来的“市场风险”和“浮动空间”。何况,影视作品展示的浪漫爱情总让人幻想“还有比他/她更好的人等我追求”,因而错过最适宜的结婚年龄。

婚姻决策并不完全基于“价格”,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信息”。熟人社会的婚配制度具有信息对称的好处。达尔文和艾玛虽是近亲结婚,可青梅竹马,知根知底。在今天中国的大城市里,青年男女的接触则从了解对方的“基本信息”开始。起初的短暂接触后,双方主要根据对方的外在条件决定是否继续发展关系。这种机制使内秀者处于劣势,而便于品性不良者掩盖自己的劣迹。不了解过去,也就不易把握未来。结婚后日久见人心,之前潜伏的矛盾便爆发出来了。

婚姻自由一方面确立了男女结合的自主性,尤其使女性从传统婚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不再明确,婚姻日益被视为一种不断变动的“合同”,总是处于谈判和妥协之中。社会学家郑也夫在《代价论》一书中写道:“父权制的最大收益在于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她)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中,得到一种‘安全感’……进而获得一定的效率。”达尔文结婚时就很清楚,艾玛将为他生养孩子和“照顾房子”,艾玛也清楚达尔文“积极肯干”,能够承担父亲的责任。

今天我们的确赢得了婚恋自由,可不见得提高了婚姻质量,反倒常常破坏它。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夫妇们倾向于以分手了结,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趋于简化离婚过程。从《物种起源》面世的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每年的离婚率从每千人不到半对上升到了每千人近四对多,约三成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现代化动摇了婚姻制度,这可能是我们为享受经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大多数人也不想回去。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和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可以为当下提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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