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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转一个真实的故事,结局很悲惨

转一个真实的故事,结局很悲惨

至爱如吾
丁伟中

  手摇留声机、唱片
  夏天,家家的窗子都开着
  我们用棉花套遮住机器,跪在床边
  
  我解释为天上的欢乐,多么无忧无虑
  最后天怒
  尾声,我解释成天聚
  
  重复梁祝故事,没有更多的动作
  她头发、脸上粘了棉花球,我帮她拿,感觉她的伤感
  
  我难忘的初恋,是在黑龙江下乡后的1974年,当时农场是半军事化编制,我负责粮食筛选、打包、发送,粮仓女知青有一个排,负责扬场、清扫和整理,七八个男知青管装运,粮囤堆得有五六米高。
  那时我认识了赵健秋。文革期间,人们潜意识中对学历还是看重的,我是高中生,她是69届初中生,在她这个年纪,对高中生很崇敬。
  她很好学,休息或下班时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后来慢慢熟了,她赞扬我的字写得好,她说想把我写的报表拿回去练字,“当字头”——现在没有这样的表述方法了,就是把我写的字当样子,我说好啊。
  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我拿了些方格纸,从左边竖着写一些唐诗宋词,让她练字,第一次给她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给她的时候,态度还有些躲闪,当时男女有很多规矩,下农场两年之内,男女生都不大说话,即使已过两年,也总是拘谨,记得那次我说,下工后要给她一份东西,她就等着我,我把诗给她,她很高兴拿回去了;夏天的黑龙江气候特别,晚上十点天才黑下去,农忙一般就劳动到晚十点。后来听别人说,健秋就是做到再晚,回来也点上煤油灯写字,天天这样。
  文革和上山下乡期间,因为出身不好,没别的事可做,经常在玻璃上练字,这不会犯错误,万一写错可以擦掉,对于练字我有些体会,我经常告诉她写字的事情,每两天,她把写好的字给我看,坦率说,她给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认真,有上进心。
  那时候人和人相处的标准很简单,不可能有现在那么多要求,男女只是起源于简单的感觉或某一个因素——干活干得最累的时候,有个男生帮女生锄草了,割麦了,就好了。农场的女知青最大的需求(现在人想不到)就是水,女生一天只有三茶缸水,三个茶杯,三杯水,这杯子当然不会如现在那么细小,是铁皮的大水杯,冰冷的井水,有个女生为了能够得到热水,就会跟烧锅炉的男生变成恋爱关系。
  我喜欢赵健秋,开初是因为她喜欢我的字,喜欢我写的报表。我呢,喜欢教她。惊讶她练字的毅力。两人慢慢开始沟通,老高中对初中生,我告诉她每首诗的内容,辛弃疾的背景,毛泽东《咏梅》“反其意而用之”陆游词,讲历史,语文,数学——实际也是一个约会的理由。她经常找我,每次见她前,我都认真做些准备,尤其是数学,当时她连“合并同类项“都不知道,我凭记忆,看课本跟她讲一下乡时我带去了全套初、高中课本。
  过一段时间,我惊讶发现,她的字已跟我写的字非常像,有时别人已搞不清这字是她写的还是我写的,我做过一个实验,让她填一份领粮食、豆饼的表格,会计看后认为,这完全是我的笔迹。
  半年多我们已很有感觉了,但男女恋爱,在当时仍然敏感,发现谁谈了恋爱,会成为别人的大话题,而我和她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天不见她,我已经不习惯了;有次我说,别人都在议论了,她每晚还是来找我,不怕吗,她坦然地说:不怕的,我和你的关系是不一样了,如果一天没见你,晚上就睡不好。
  不久我们一起回上海探亲。
  文革初时,我曾在学校音乐教室听唱片,是马思聪的《梁祝》,四个同学躲着听,因为实在喜欢,学校又乱,我把唱片拿回家,之后下乡,我把它包好,吊在家里五斗橱的背后。有一天我请赵健秋来家里,是夏天,很热,我拿出家里的手摇老式留声机,拿出唱片,提醒她小心,当时《梁祝》已判为黄色音乐,但我一直认为这个曲子优美健康;夏天,家家的窗子都开着,容易被别人听到,我们就跪在床边,用一床棉花套遮住机器,两个人躲在里面听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和她挨得很近,说了《梁祝》的故事,解释《梁祝》曲子。开始部分我解释是天上的欢乐,多么无忧无虑,他们见面是天遇,《梁祝》两人的天缘巧合,共同学习的机会。包括天勤、天别、十八相送,然后天问,因为不能得到,梁山伯悲痛欲绝,问苍天为何不能有美满婚姻,最后天怒,雷把坟墓打开。尾声,我解释成天聚。
  我讲着,她靠着我,有些激动,说如果人生进人这样的境界,也是别无所求了。我第一次跟女性近距离接触,两人头靠着头,躲在棉花套中,很热很闷,等我把它拿开时,她头发上、脸上都粘了棉花絮的小球,我帮她拿,拿的时候她脸通红,因为音乐的感染,我感觉到她的伤感,她一直看着我,感觉到男人的那种冲动,我很想抱着她,表示那种讲不清楚的冲动,她滚烫的脸贴着我,我第一次跟异性间亲密相处,就是那个晚上,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两人觉得,我们的情感关系彻底定下了。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抚摩她的头发,重复梁祝故事,没有更多的动作;这种感觉,我今天想起还是铭心刻骨,感觉那种单纯,好像是集中体现了情感的精华。
  那时很多人都一样,看一场电影,逛一次马路,牵一次手,就已经定了,何况我们脸贴着脸,第一次拥抱。无论我和她都相信,这一生,一定是在一起了。一生永远不会分开了。
  但很快发生了变故。
  我们认识了一年,1976年,那时可说我们的相处,似乎是精神恋爱,我甚至跟她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但当年夏天,她突然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当时被推荐上大学,普通知青眼中无疑是登天,不亚于现代人得了奥林匹克金牌、中五百万大奖。
  她没有表示,说她接到场部电话,告诉她被批准,可以走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已经当会计了,我在办公室先得到这个消息的,然后让别人去正式通知她,是中午,我心情难受,觉得好像快要哭了,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她,那个时代,一个知青在农场,另一个回城读大学,意味着恋爱关系的结束,那种难受可以说悲痛欲绝,但又要表示出是坚强的男人,应该支持她,让她获得这次机会。恰在这个时候,她进来了,坐在我身边,我已经不想再说,说不出话来,她说你怎么了,你说话啊,我说我不想说了,好好准备吧,我已经知道她的事了。她说,不要这样,她不想去,她决定不去了。刹那间,我觉得她太了不起了。我连一句虚伪的话都没有讲 ——还是去吧。我说,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让你不愉快、对不起你的事。一定要让你能够把这次失去的成倍补回来。她说: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不去就不去嘛,我们在一起也很好。她很平静,笑嘻嘻的丝毫没有一点勉强,没觉得一点为自己惋惜。
  这事情过后,连队里批评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她都顶住了压力。
  她真的没去读书,是为了我,完完全全为我,在第一时间考虑都不考虑,不是说跟我谈话沟通,我影响了她。连长去通知她,她就上我办公室去表示不想去,主观上就是不去,她要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了,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我必须要为她而活,要报答她。现在有时想想,人生真是奇怪。
  这么好的一段完美的感情,某种意义上悲剧已经开始。
  1976这一年,她家里提议,要我们到她西安表哥处(咸阳)看一下,那边有个农场,我们可以一起调到那里,离上海更近,那时都是以离上海远近来判断的,离上海的远近是重要的因素,越近表明你的工作机会越好。我们两个人就去了西安,我记得很清楚,火车到了北京那天,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在候车室等半夜十二点到西安的火车,天气热得反常,热得我贴在候车室玻璃上,感受微弱的凉意;等我们坐了火车去西安,凌晨就是唐山大地震。
  到了西安,见到了她表哥,谈到他可帮我们迁户口到咸阳某国营农场,是农场和农场对调,我们当然很兴奋。
  然后我们回来,我们的感情更好,每天工作结束就在一起,对我来说,不仅生活上,精神上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她永远觉得,我是她眼里最了不起的人,她一直深信我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总是复述我教她的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她说这就是我,看到我就会想到这首诗,她希望我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想法,我会成功,无论她看到谁,总是说我比他们强多了。
  她很俏皮,记得回家那次去南京路,她说,把河南路和山西路一封,让南京路这一段所有的人来比赛数理化,你一定考第一;我们走到外滩,她指着上海市革委的大楼说,丁伟中,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这里上班。
  所以,等后来我大学毕业,真的走进上海市政府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到的就是她。经常,当我想她,就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她。
  当时从西安回农场,按照她家意见,我们去办户口迁移,准备调咸阳某农场工作,大概在1976年底调令过来了,名额有限,说只能先办一个,先来一人,接到这信,我让她先过去,我好坏还算连队会计,帮她办。她坚持让我先去。我说,两人反正都要去,那边是她亲戚家,还是她先去,最后她同意了。
   1977年初,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以今天来看,下乡的期限也快结束,但那时对将来的前途,谁也不知道,她就走了,一生中我是第一次失眠,其实那晚我们都没睡觉,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晚都为对方写了一封信,到车站时,她挨着我,马上就要上车了,我心里难受,她在墙角边上拉着我说,可不可以像书上写的那样,抱抱她,亲她一下。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那时我说不要吧,我掏出一封信,说有东西给她,她说也有东西给我,结果我们掏出来的同样是一封信。
  我说,等她上了火车,就在嫩江站邮局把它寄出,她说,到咸阳后,在那边的车站寄给我。
  我们互相在信上的称呼,记得是用革命家陈觉民家信的方式,我称她“健秋至爱如吾”,她也是一样,“伟中至爱如吾”。
  以后当我拆开她的信时,真感到我们是同一条命,我们互相约定,不等对方信来时就写信,结果每一次信都是回前一封信,而不是等到信来再写。自她走后,即使看到农场的领料单,看到那些字心里就非常想她,她在咸阳农场,每次要写报告,写总结,都是我帮她写了寄出。
  农场每次有信件送来分场,其中一定会有她的信,就这样,到了四月十二三号收到她的信(此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拆开一看完全不对了,她信上称呼不对了 ——前两个礼拜突然就接不到她的来信,那时我每天给她写信,却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回信,我好像有一个预感,打开一看我就傻了,她写了“丁伟中同志”,我懵了,怎会这个称呼,看名字确是她的签名。
  她的字体潦草,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大意是说,她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我们间的认识和恋爱,是一种错误,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在作怪,因为我们是不同背景和家庭出身,她是工人阶级子女,我是资产阶级有罪恶的家庭的子女,我们两人不可能组成家庭,不应该结合在一起,即便她愿意这样结合,也会影响她弟妹的政治前途,他们将无法入党入团,得不到任何工作上进步的机会,等等等等,她希望通过这信,能给我一个警觉,要我认真改造世界观,尤其不要再学封资修书本上的知识,这样只能让我越陷越深,走白专道路是没有出息的,信就结束了。
  完全是她的字,只二十天沉默,变化如此之大,我来不及分析,是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之后的日子里,办公室有她的字迹的纸我都不敢看,甚至不敢看别人与她类似颜色的衣服,仿佛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极度无助和恐慌。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上海姐姐的来信,我祖母去世了。
  是4月19号。我姐姐说,赵健秋的父亲和她妹妹,几天前到我家时,祖母正生病,他们父女来的意思,是要家里人告诉我,绝对不许再跟赵健秋来往,痴心妄想!你们这样的家庭,绝对不可以跟工人子弟恋爱,影响了她的进步,她上不了大学,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祖母本就经历着多次的政治冲击,遇到这种事,非常伤心,等他们走后,祖母突然间就不行了,她在临去世的时候说,哪怕全家做牛做马,讨饭要饭,也要让我能有机会读书,她知道我喜欢读书。
  这封信对我而言,是又一个沉重打击,我觉得对不起祖母!也许,在恋爱上我错误的一步,等于把她老人家葬送了,这事的发生,让我来不及去想这封信背后有什么,到底为什么她写这信,在绝望中,我产生极端的想法,觉得人和人之间太不可信了,同时我期望相信自己,一定要努力站起来,努力向世界证明我不是卑贱的,我不是别人的包袱,我不会影响别人,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自己的价值;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怎突然这样一个结局,所有的美好的梦全部被击碎了,剩下的就是与冷酷的现实抗争,我连再写一封信的想法都没有,说起来都不信。我觉得不应该再去想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哪怕以十倍努力,换取别人十分之一的结果,我都将去做!
  一般意义上的情变,处于如此境地,必将努力追问。我的沉默,含有家庭成份的极度自卑——这种感受,现在的青年难能体会。因此当时,我连再发一信证实、责怪、询问都没有,结束了。
  人性的反应有时很奇特,心里只是狂喊,我要证实我自己,回信或争吵、了解的兴趣都没有,结束了。这结束就结束了很久,一点的回音都没有
几个月后,应该是稍有情绪的表现,我跟我现在的太太文娟,同样是当时农场的女知青交往,恋爱。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很好。
  等到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第一次全国统考,我考上了大学。
  上学后我突然接到她一封信。信里说,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学。
  一年里,她没和我任何联系——如果家里给她压力,可以给我在信中解释,但她没有。
  我心里仍然漾起以前的情感,我很快给她回信,在第一个学期我们俩通了多次信,仿佛冰释前嫌了。
  寒假时,她来找我,我其实也很想找她,见面后我们一次长谈,她告诉我,那绝交信是她父亲逼着写的。她父亲好像是上海101厂(造币厂)一个工人,非常普通一个工人,住在工人新村,应该说,她父亲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可恶憎恨的地方。
  通了半年信,我情感上已经明显恢复,接近过去,但也明显地有阻隔在那里,就是我有女朋友了,她和文娟都是知青,曾经的同事,早就互相认识。
  不可思议的是,她提起我当时在火车站送她去西安时,说她上了火车,我在车下,我们还是讲话,拉着手,她说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说,又不敢。我在车下说,再不说,火车要开了,没时间说了。于是她说,昨天做了一个梦,昏昏沉沉一直没睡好,想写信给我,临天亮时,闭了下眼睛,她做了一个怪梦,梦到她到上海跟我见面,忽然发现我跟文娟好了,两个人一起来接她。
  当时我说,怎么会和文娟扯在一起?我跟文娟还没说过话。怎么可能?一点根据都没有的事——这事想起来是很奇怪。
  我们也许真是一个心,好像对人生将来,很多事情都有预感一样。
  在1978年寒假,我跟她谈了很多,她说写了日记,如我能原谅她,可以去看日记。
  的确,她的日记很让我感动,写了很多她当时的想法。当时确实是她父亲说,如她再想我,就跟她断绝关系。我说,为什么写完那信,不马上再给我写信解释呢? 完全可以在她父亲走后,再给我一封信解释这事情的,她回答不出原因。她只是说我,为什么我那么快,才两个月就跟文娟谈恋爱了,我说,她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我连她写过字的纸都不敢看——她皮肤很白,我喜欢她穿黄颜色的衣服,我说自那信以后,我不敢看别人穿黄颜色的衣服。
  真有整整十年,我一直不能看到女生穿黄颜色衣服。
  就是这样,我处于一种从情感上很想跟她好的犹豫状态中,保持我们书信的来往。
  大学期间,我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实习,曾去农场看望她,在她宿舍住了一晚,她把床位让给我,自己住在同事小姐妹家,很明显,我和她非常可能恢复关系,至今我还在责怪自己;但当时总忘不了,她为什么曾这样拒绝我,我一直反复问她,为什么她要等我上了大学,才给我来信?是因为我成了大学生,她就要我,跟我好了?哪怕早一个月联系我,我都会觉得她还有真情,我问她一百次,她就一百次耐心跟我解释,她在情感上仍然迁就我,对我尊重,关心,体贴,谦让,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我就是觉得,似乎心态变了,不断责问她,也折磨自己,为什么一直等我上大学,才有她第一封信?她从各种理由来解释。我放不下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个障碍了,我甚至感觉自己的病态,反复问她,她一遍遍给我解释。
  回上海过暑假,她请假来到我家,无论我说什么,她一直低着头说,都是她不好,她害了我,伤害了我。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家里再不能接受她,那时我家已经平反,落实了政策,某种意义上,因为当时她和父亲来我家闹了一次,祖母才去世的,家里根本不允许我回头,连我好的朋友,也都反对,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我说,我真的很痛苦,不能再爱她,但很难忘记她,她总不能解决我这块心病——为什么我上了大学,她才跟我来往。
  后来,我写信跟她说,我准备毕业后跟文娟结婚了。
  以后,她知道我结婚了,从此,再没有跟我有任何的来往。
  一直到1985年,那时我在上海市政府当处长,有一次下厂检查工作回来,我和同事在一家小店吃午饭,茫茫人海,我跟她就会碰上,仿佛我们有剪不断的纽带;是在河南南路和人民路的饮食店,同事们说处长你坐着,他们去端面,我一抬头,她竟然就坐在我对面,对着一个方桌,她低着头,没有跟我讲话,匆忙吃完就出去了,我那时三口两口对付,也站起来走出去,我知道她在门口等我,她果然站着,看上去憔悴,一看就是有病了,衣着按照现在来讲,过于朴素,我们站到店外说了些话,她低着头,涨红着脸说,听说我和文娟已有了小孩,我说是。她说刚才听见同事叫你处长,你当处长了,我说是啊,她说,她没这个福气。都是她自己不好,我让她不要这样讲,这事过去了;她说,是她自己对不起我,我说,别再说了,问她过得可好,她说她仍然在西安生活,来上海看病,肾脏不是很好。
  她说,早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实现愿望。正好这时,同事都出来了,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同事热心地说,如果要看病有难处,可以找他,留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告别,坐上小车走了。
  现在想起,这种见面对她来讲,多少是残酷的,她心里一定非常难受,她有我的电话,她也完全可以找我,但是她一次都没有找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
  这次见面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一直到1998年,那时我已经在国外了,有一次是一个项目上的需要,到西安,中午时省里有些官员接待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当年我的初恋,就是在你们陕西被拆散的,否则,我就成你们陕西人的女婿了。他们说丁总,想不想去一下那个地方?于是他们开车,十多个人陪着我,找到她调去的那个工厂,咸阳第一服装厂,砖砌的破旧的小厂房。
  去后才知道,厂已关并,办公室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我说,请问这边有没有赵健秋?
  她说,啊,她已经不在了。
  我说,她去哪里了?
  她说,不在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
  我说,不在了总有个去处?旁边省机关的干部说,丁先生从美国来,找他朋友,是老朋友了。中年妇女站起来,看看我。你美国来的?
  我说是,我跟她以前是黑龙江同事。
  她说,你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我说,是的,你怎么会想到的?
  她说,她已经去世了。
  我大感震动!怎么她去世了?!那时1998年,她才四十多岁,怎么会去世了?!
  她说,你知道的,她一生很悲惨的,很苦,厂里很多人都知道她以前黑龙江有个男朋友,她一直忘不了她的男朋友,她一直跟我们讲,说她害了自己的男朋友,总是在人家面前说自己不好,说她害了他,人家都劝她,你男朋友已经成家了,人也去了美国了,她现在也成家了,不要在精神上一直想这个事了。
  之后她得了尿毒症,因为换肾,有排异。手术前,同事陪着她,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她说,请帮她跟医生说一下,最近她突然感到,她的男朋友要来了,已原谅她了,他从美国回来。同事被她说得很伤心,就把医生叫来,她拉着医生,说真的要救救她,哪怕让她再活一年,已经觉得男朋友要回来,不再怪她了,医生一定要救救她,让她多活一年,可以看到他了。
  但她最后,还是没有活下来,手术后,她就去世了。当时条件困难,她手术费用都是单位的同事和好友捐的,咸阳的医学条件不是很好,医生告诉同事,你们要注意她的情绪,手术前这情绪不好,那两天晚上,她一直在听《梁祝》。
  做完手术,她就去世了,
  我在她的厂里,听完这些,再也忍不住,我大哭起来。当时跟我一起去的一个美国同事,中国台湾人,他也哭了。
  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从某种意义上,她的死我有很大的责任,我太可悲了,我为什么心胸那么狭窄,盯着“为什么我上了大学才写信”这样的问题不放?早一点就找到她,按我的经济情况,可以给她找一个很好的环境,用很好的条件治病,但我没这样做,为了我性格上的固执和不宽容,她这么早就走了。
  她同事讲的过程,是真实的,肯定是健秋的话,《梁祝》的细节,只有她知,我知。我感到震撼。
  我们以前经常听音乐,她总是说,每天半夜时总会听到《梁祝》这个曲子。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也是从那天起,我永不跟随别人去卡拉OK,婉拒所有豪华消费,高档游览消遣的请客方式,从此我再不去了,不会再去。有时甚至一用钱都会觉得,对她有罪恶感,我讲不出来为什么,很深的一种刺激。我无法忘记她,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把业务重点转到医疗领域中。
  得知健秋死讯的当天,我就打长途告诉文娟。
  直到现在,我经常与文娟聊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切对她都是不公平,文娟是无辜的,但她一直很谅解,她一直说,她和健秋曾经是知青姐妹。
  我在美国的家里有个佛堂,是专给健秋超度的。文娟经常跟我儿子提到健秋,她说,这阿姨完全可把你爸爸从我们家夺走,你爸爸也会这样,但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到她生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来找我们。
  她完全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我出国了,知道我在做什么,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只要打个电话给我,我一定会找她,帮助她,她承受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
  健秋是我们全家敬重的女性。
  我经常会梦见她,我们坐在农场的粮食堆上,她看着我微笑。我们哼着《梁祝》。我一直在这个曲子中感受她,甚至幻想在哪一年,在另外一个世界——我真的想过,如果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不后悔,不害怕死亡,我欠她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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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感动了,为什么有些东西要等到失去后才去后悔?唉....,不过很多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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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觉得老赵家从调动到西安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阴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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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文娟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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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知青的回忆录。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只能说赵女士没有缘分吧!

佛祖说:福慧双修。
赵女士福慧双不修,唉

[ 本帖最后由 白毫银针 于 2010-9-10 16: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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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有她自己的傲气,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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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太可怜了,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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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真的,我在讲述知青的一部纪录片里看到这位男主人公的讲述,没这么详细,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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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章是这个男主人公写的,我觉得这个男主人公太狭隘了,或许赵建秋认识他,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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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是男主人公的后来的妻子,这个男主人公生活中也是一个很清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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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在当下不算褒义词了吧,偶敬佩成熟宽容正义的人。。。这个故事好感性哦,就是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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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重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位!

他们每一个都对得起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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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总会以为另外一份感情其实才是自己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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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健秋本身也有问题。有一类人是害怕被爱伤害,宁可只付出不要求回报。如果福气好,对方能理解又肯负责,还能成一段正果。反之,稍有风吹草动就只能劳燕分飞了。反过来,如果健秋在世,那个男的也不可能回头。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基本只能是永远的回忆。那个男的比较多的是负疚感,其他的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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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了这个老知青的一次访谈,他性格中有固执或者说偏执的成分,那是一段对他很美好也很伤害的感情,但是从女方来说就不知道了,毕竟只是他这个男方的感情描述,感觉他很难走出来了,毕竟已经在心里承载沉淀了那么多年,如果将来他能多跟人说说这件事,对他的心态还会好一些,谈的越多放得越开,不过那时我们这些外人可能会觉得他矫情了,如果仍然藏在心里发酵,那将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并且归咎与自己,对心情和身体伤害很大。

无论如何,在里面有时代的错误,希望他想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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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在电视台里面讲过。。。。挺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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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安妮霍尔里的一句话:
爱和生活,就象鲨鱼,即不能停止不前,更不能后退,否则就会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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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个悲情的故事,只能说是造化弄人,有缘无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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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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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放弃自己(放弃工农兵大学,杯具的开始),要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男人嘛,点缀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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