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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朋霍费尔生平看德国教会20世纪上半叶的堕落轨迹及其原因
原创 2015-09-03 刘爱新 宣教中国
【摘要】本文按照朋霍费尔牧师传记提供的线索梳理了德国教会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状况，概括了德国教会在一战到二战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的堕落轨迹，并对其堕落的原因作了一些探讨，最后回到朋霍费尔牧师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基督信仰的反省和体认。
近日读了德国20世纪著名神学家、反纳粹牧师朋霍费尔的传记《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很有感触。朋霍费尔（1906—1945）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在其39年的短暂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德国教会从一战到二战历史风云变幻中的衰落破败，并且在那个腥风血雨的畸形年代对基督信仰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思考，而且其本人身体力行他的信仰良知，直至献上生命的代价。
可以这么说，朋霍费尔跌宕起伏的一生见证了德国教会的历史沉浮和风雨沧桑。查考朋霍费尔的一生，也是在查考德国教会的历史，最后回到对基督信仰的反思。
根据这条脉络，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的德国教会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养尊处优期
在朋霍费尔出生前的三十年时间里，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开展，带动社会生活各方面出现空前的繁荣发展，欧洲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这个时代因而被视为“美好的旧时代”，直到残酷的一战的爆发才宣告破灭。在一战之前，整个欧洲普遍弥漫在一种欢乐安逸的生活梦幻中，人们对人性对文明普遍持有极度乐观的态度。189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博会出现的下述言论代表着当时欧洲主流社会的这种心境：
“世界博览会是整个世纪最伟大的成绩，也是本世纪最大的结算，在这个发明上有丰硕成就、在科学上有惊人发现的世纪……它走向终点，但也同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神学开始大行其道，并逐渐渗入教会当中，和教外各种人本主义思潮交相呼应，对人性、文明进步充满了虚浮的美好憧憬。但这一切梦幻被残酷的一战、二战彻底粉碎！
20世纪初的德国教会就处在这种历史氛围当中的。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国家，历史上诞生了马丁·路德这样的伟大改教家。德国三分之二的国民是新教徒（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路德宗教会），三分之一的国民是天主教徒。教会在德国的国家布局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和国家有着纠缠不清的政教联姻渊源，基督教实际上相当于德国的“国教”，教会则享受着“国家教会”的待遇，深受国家的“宠爱”。国家是教会的靠山和支柱，教会神职人员领受国家俸禄，享受公务员待遇，拥有诸多特权。教会则依附于国家，为国家服务（皇帝有“御前牧师”，军队有随军牧师），鼓吹德意志至上。德国皇帝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德国的“天子”），以“神授的特权”来治理基督教德国。可见，德国的教会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成为德国国家主义的一张“王牌”。
因此，当1871年完成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德国的民族主义热情也在教会里面点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德国的教会也大力支持，替国家辩护，充当吹鼓手，狂热地支持国家对外扩展，赢得德国的国家利益。
一战刚刚爆发，德国的牧师们便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动，纷纷祷告：“上帝与我们同在！”大部分德国人渴望战争，并认为战争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甚至还乐观地认为开始于夏天的战争（刚刚爆发的一战）将会在这一年圣诞节以前以德国获胜而告终。一战期间战死的士兵享有“基督的烈士”的荣誉。
到1917年德国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但德国某知名神学教授仍然在报刊上公开撰文，继续鼓吹狂热的战争，为德意志国家主义辩护：
“继续战斗下去，继续坚持下去，四处为德意志的和平作见证！我们信任德意志民族的健全性格，我们信任军队及其领导者，我们信任德国皇帝——德意志之心。我们信任上帝。德意志的和平就是获胜的文化的和平。这样的和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由此可见，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德国教会已经忘记了主耶稣的教导和福音使命，完全沦为德国帝国主义机器的一部分。德国教会的这种畸形基因已经深深地渗透进自己的血液中……
二、失落迷茫期
尽管德国教会上下狂热地支持德国的扩张战争，但是一战还是以德国战败而告终，并且德国还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随后在1919年德国又爆发了革命，皇帝被赶跑，第二帝国宣告覆灭。随着教会赖以投靠的帝国之倒塌，教会的地位也跟着一落千丈，教会的特权失落，信徒大量流失，教堂空空如也，教会的状况非常惨淡。神职人员由国家的宠儿一下子跌落到坐冷板凳的份儿，无人问津，仿佛被打入了冷宫一般。
可是德国教会内部鲜有人对此进行深刻反省。1918年之后的德国处在何去何从的关键历史时刻，经过多番政治较量，魏玛共和国得以建立，但其根基非常脆弱，勉强支撑十余年后为希特勒纳粹政权所取代。
与德国何去何从紧密相关联的问题是，德国的教会何去何从？
基于政教关系，出现了三种路向：
1）梦想恢复旧制，回到过去，继续依赖国家，维持德意志国家主义。这是德国教会领袖的主流看法。大多数教会领袖还怀念着过去德国帝制时代的种种特权，幻想着德国重建帝制，因此他们渴望拥抱恢复君主政体，因为帝制能给教会神职人员带来很多利益和特权。在此暴露出这些教会领袖已经形成了彻头彻尾的宗教既得利益集团了。
2）另有一小部分教会领袖希图实现宪政，在新的宪法与民主政治上确立教会的位置，使教会摆脱对国家的依赖，以确保教会的社会责任。
3）还有些人对上述两种态度都不赞同，他们被称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不希望教会脱离政治，但希望能解开国家对教会的束缚，让教会面对国家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后两种路向属于非主流，但也代表着德国教会内部的反省，尽管其力量很是微弱。第一种路向却是主流，是大多数教会领袖的想法，这为日后德国教会整体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埋下了隐患。
三、拥抱纳粹期
1930年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同年的国会选举，纳粹党的席位从12个一下子猛增到107个。1932年2月13日（是个主日），德国进行总统选举，49%的选票支持兴登堡，希特勒紧随其后，获得30%的选票支持。同年7月纳粹党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德国老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至此希特勒夺得国家权力，为了巩固权力根基，希特勒主动向教会示好，企图把教会作为利用的棋子。但德国教会的很多人却被蒙蔽，以为可以重回帝制时代的教会“辉煌”。于是乎，他们便和希特勒一拍即合了！
其实，在希特勒崛起的同时，德国教会的领袖心里对德国战败的阴影仍然耿耿于怀。1931年9月1日在教会友好世界联盟（普世教会协会的前身）年会开幕当天，德国所有的右派报纸发表了两位神学教授的声明，题目是“福音教会与民族谅解”：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仇敌，假借和平的外衣，继续制造与德意志民族的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认为，德国与战胜国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达成谅解的办法。”
显然，这哪里是牧师神学家的口吻，分明是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
捕捉到德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纳粹政权的崛起），德国教会一些领袖人物于1932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宗派），并自称为“德国基督徒”（“日耳曼基督徒”），旨在将基督教信仰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章程中为德国教会打造了一个“合乎种族需求”的新式基督教信仰，这种新式信仰具有“德国的路德精神和英雄般的虔诚”。“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打出的口号是：“打倒反宗教与反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很明显，这股名为“德国基督徒”的新式基督教信仰运动带有完全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至此，德国教会主流完全向纳粹政权靠拢无疑。
为了巩固攫取的国家权力，希特勒也需要教会的支持。1933年希特勒派冲锋队（希特勒的打手）拜访教会，其本人还发表演讲，对“德国基督徒”团体表达了肯定，并承诺政府视之为“维护民族精神的最重要要素。”
希特勒释放的这一信号随即在德国教会界引发强烈反响，用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套路说，德国的基督教界纷纷举行座谈会、茶话会、研讨会等，以各种形式学习领会贯彻国家元首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因为坐冷板凳憋闷了15年（1918-1933）的教会终于又要重获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又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了，教堂终于又可以坐满人了！德国的基督教界好不兴奋！
1933年2月21日希特勒向德国所有新教徒尊敬的陆军元帅兴登堡总统鞠躬，在那一刻新教徒中没有一个眼睛是干的。7月23日德国教会举行选举，这次选举决定了今后德国教会的走向和命运。“德国基督徒”派喊出的竞选口号是：“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新国家里建一座新教堂！”此派获得70%的选票，占据了所有教会领导岗位，等于获取了德国教会的统治权。紧接着，由德国帝国主教穆勒领导的所谓“新式教会”，通过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并配合纳粹政权实施所谓的“雅利安条款”，把非雅利安血统的牧师统统赶出教会，而纳粹政权负责把拒绝纳粹化反对此条款的牧师统统抓进监狱。至此表明德国主流教会已经完全变质，实现了纳粹化，沦为纳粹德国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四、充当帮凶期
在纳粹得势并掌权的日子，德国教会全面塌陷，沦为纳粹政权的附庸，不仅如此，还充当了纳粹的帮凶。
篡改真理：教会公然篡改主祷文，予以纳粹化，把“我们在天上的父”篡改为希特勒，“你（天父）的国”篡改为“第三帝国”，并甘愿以《我的奋斗》取代《圣经》。1933年11月13日，“德国基督徒”派在柏林体育馆召开大型告白聚会，鼓吹舍弃保罗的犹太神学，重构并信仰一个“英雄般的耶稣”，并鼓吹教会“从《旧约》的犹太赏罚道德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贩售家畜和介绍妓女的故事中走出来”，清除一切不合于纳粹主义口味的信仰元素，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背书。
出卖羊群：德国教会主教将教会的青年移交给元首，所有青少年的联盟成为“希特勒青少年”，主教为此开设“教会青少年工作”进修班，45位助理牧师中有40位身穿纳粹冲锋队或党卫军的制服。结果是致使无数德国青少年在二战中出征打仗，沦为纳粹德国的炮灰。
鼓吹战争：教会为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把教会的无数青少年交给希特勒充当炮灰。每逢德军在前线传来捷报，教会就召开特别感恩聚会向上帝和希特勒献上感恩和赞美。德国教会把自己绑在了希特勒的可耻战车上了！
助纣为虐：德国教会丧失先知的权柄，沦为旁观者，对大迫害和大屠杀保持沉默，无动于衷，没有为受迫害的犹太人发声，甚至还参与其中，助纣为虐，从神学上论证犹太种族的“劣根性”。1933年4月，“日耳曼民族福音教会”成立，并发表了下述“指导原则”：“我们在种族、人民和民族当中，看到了上帝赋予我们并委托给我们的生存等级秩序。上帝让我们遵行的律法就是留心维护这些等级秩序。在向犹太人进行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民族性面临一种严肃的危险。这是让异已的血液流向我们政治躯体的入口大门。……日耳曼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尤其应予禁止。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在民族性之中的福音教会，我们要抛弃基督徒成为世界公民的精神。我们要依靠对上帝交付我们的民族使命的信仰，……去克服那种精神的种种腐化表现……”朋霍费尔对此抨击道:教会“已因耶稣基督最脆弱和无法自卫的弟兄们的死而犯了罪。”
崇拜元首：德国教会甘愿接受纳粹万字旗的标志（兽的印记），教会视希特勒为“新弥赛亚”（认贼作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密密麻麻的卍字旗环绕在教堂的圣坛，某地方主教在1933年宣称：“无论谁侮辱我们的这一标志，谁就是在侮辱我们的德国……圣坛四周的卍字旗散发着希望，那希望就是，那一天终于即将破晓。”
德国教会的讲坛上充满了对希特勒的敬慕。比如，一位牧师宣称：“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晚上，希特勒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惊奇的亮光，以及我们当今时代的窗口，通过他，基督教的历史被照亮了。通过他，我们得以望见日耳曼民族历史上的救赎者。”
不仅如此，德国教会将希特勒视为一位“新弥赛亚”。1933年8月30日另一位牧师滔滔不绝地说道：“基督经由希特勒来到我们中间……借着他诚实、信仰和理想主义，救赎主找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了解到，救赎主已经来到……我们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成为德国人而不是基督徒。”
1938年，所有德国教会的牧师向元首宣誓效忠：“我发誓：我将效忠和顺服德意志帝国和民族之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主教萨泽从“德国基督徒”的大本营图林根发言道：“在伟大的历史时刻，图林根福音教会的全体牧师都顺从一个内部的命令，心悦诚服地向领袖和国家宣誓忠诚……一个上帝、一个信仰的顺服。愿您平安，我的领袖！”
193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生日，教会追随主流舆论也发出了向元首忠诚顺服的宣言，更有人肉麻地吹捧道：“领袖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力量获得成功，他可以用他内在的眼睛在旧世界里看见新气象，并强迫其实现；很明显地，历史篇章有少数几页是预备给新时代新人中的最后一位伟人。德国在民族世界的使命，被一只强壮坚实的手重新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我们请求上帝赐福给领袖。”
1944年7月20日史陶芬伯格上校行刺希特勒行动失败，第二天德国福音教会就宣告道：“正当我们无畏生死且勇敢的军队，在困难的前方为了保卫祖国和赢得最后胜利而努力时，竟有一小撮被虚荣驱使的军官胆敢犯下恶行，计划谋杀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拯救了，使我们的民族避免了无法形容的不幸。为此，我们感谢上帝……”
德国教会在二战期间的堕落更胜于一战期间由此可见一斑，其堕落无底线无节操可言！
五、抗争：真正的教会在哪里？
尽管德国教会大面积坍塌，集体投入纳粹“巴力”的怀抱，但神仍然在德国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早在完全拥抱纳粹主义的“德意志（或曰日耳曼）基督徒”派粉墨登场之初，德国少数一些有良知的牧师神学家就断然拒绝这一派的错误教义及其丑陋行径。朋霍费尔更是发表演讲猛烈地抨击道：“这是教会向政治投降！”并呼吁：“让我们再度回到《圣经》上，让我们一起寻找教会……教会啊！请你保留在应有的样子，认罪、认罪、认罪！”
1934年，拒绝和希特勒同流合污的牧师传道人和德国国家教会决裂，另行建立“德国宣信（或曰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138位代表通过信仰告白《巴门宣言》，不再承认德国教会的代表权。他们公开宣告信仰，抗拒纳粹化潮流，拒斥“德国基督徒”派之逆流，反对希特勒政权企图利用基督教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重新强调福音的终极权威性，反对将福音屈从于政权。
《巴门宣言》通篇共六大段，每段都详细阐述一个圣经主题，强调基督耶稣是上帝的道，基督徒应无条件地顺服和依靠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基督徒别无终极权威；并且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并重申对古典新教的忠实和尊崇，强烈谴责纳粹掌控下的“德国国家教会”对政权的阿谀妥协。
六、反思：十字架福音为何被扭曲？
德国纳粹势力的崛起，使德国教会遭遇一场空前的严重危机，教会挣扎于上帝和希特勒、福音和纳粹哲学之间，教会被撕裂，最终以集体倒塌而告终。但为何德国教会的主流就像患了软骨病似的在纳粹势力面前纷纷倒下屈膝呢？中国有句话说的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堕落并不是偶然的，在此简单地探讨一下其原因。
历史原因：从宗教改革的历史渊源来看，德国具有“教随国定”的历史传统，教会和国家之间向来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政教联姻，教会的意识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形态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在某种意义上说，开启了基督教德意志化之先河。黑格尔从哲学上为德意志至上辩护，认为战争是伟大的净化器。为此他鼓吹重构基督教信仰，清除犹太色彩，注入日耳曼血液，并强烈地主张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只有纯正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才能拥有，因此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符合更高日耳曼精神的基督教信仰。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在100年后纳粹化的德国教会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践。德国另一个哲学家尼采（1844-1900），开启“上帝之死”之先河，但其无基督信仰之根基而最终陷入虚无主义，并推崇超人哲学，鼓吹在上帝“已死”的情况下由一位超人继承上帝统治宇宙，在这种宇宙秩序中，强者注定要统治弱者。希特勒无比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如果尼采活到1930年代，会不会认希特勒就是他翘首期待的“超人”？
现实原因：德国教会的堕落也暴露出德国教会神职人员的生命和信仰的真实境况，他们虽然活在基督教中，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得到，德国教会的大多数领袖群体已经变质为宗教既得利益集团了，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维护个人利益和特权的招牌罢了！这些教会领袖之所以热烈拥护希特勒，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强大的德国就意味着一个强大的教会。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希特勒才能缔造一个强大的德国（第三帝国），从而教会也能跟着沾光。可见，国家的“强大”和教会的“强大”休戚相关，而教会的“强大”又和他们的特权利益休戚相关。说到底，这些教会领袖已经沦落为宗教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出卖基督和基督的羊群！于是乎，掌握着德国教会领导权的这些人就把教会卖给了希特勒！德国教会的大面积倒塌也就无可避免了！
七、反思：回归纯朴的福音——朋霍费尔的世俗神学和十字架神学
在那残酷的历史环境里，面对传统教会的严重衰落，朋霍费尔对基督信仰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检讨，他可能已经领会到基督信仰的真正精髓了。朋霍费尔的思考不同于自由派神学家的“风花雪月”，也不同于基要派牧师的抱残守缺，而是在那种严酷的信仰处境下以自己的生命对基督信仰进行重新解读和实践。朋霍费尔的反思为基督信仰在新时代的调整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信仰而非宗教】“宗教的行动总是部分的事情，而信仰却总是整体的事情，是包含整个生命的行动。耶稣并不召唤人们走向一种新宗教，而是召唤人们走向生命。”“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召人来为他死。”
【上帝而非木偶】“敬虔的人常在人类的认知尽头（有时只是因为懒于思考）或人类的力量被拒绝时谈到上帝，实际上，这常常是个‘有求必应’的上帝。这样的上帝总是利用人类的弱点或者人类的极限。我希望上帝……不在人的软弱上，而是在人的力量上，不是在人的死亡和罪恶上，而是在生命和慈善上被论及。”
【入世而非出世】“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我所说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和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入了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
【为他而非为己】“教会只有在为他人而存在时，才成其为真正的教会。”
【基督徒而非宗教徒】“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并非那种敬虔的行为造就了基督徒，而是在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了上帝的苦难……”
总而言之，德国教会是一面镜子，朋霍费尔也是一面镜子。今天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我们当如何领受基督信仰，践行主耶稣基督的淳朴教导，这是摆在每一个爱思考的基督徒面前的一大课题！
（附注：本文内容还参考了《狱中书简》、《希特勒的十字架——解密耶稣的十字架如何被扭曲成了纳粹的卍字饰》等书。）
本文初稿写于2015年1月下旬，5月7修订完毕
附录:德国两千年历史扫描
我们通常说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古印度（印度河流域）和古中国（黄河流域），其实还应该加上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其他四大古文明都是建基于内陆河流之上的，唯独古希腊文明建基于海洋。我们追溯欧洲的历史，看圣经的记载，欧洲人大致上是挪亚的儿子雅弗的后裔。当位于爱琴海边缘的古希腊文明在四千多年前熠熠生辉的时候，整个欧洲内陆还笼罩在蒙昧野蛮未开化的原始社会阶段，具体历史不为人所知。后来威震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此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这是欧洲历史的第一个阶段。
由此脉络，我们把两千年德国历史划为以下几个阶段：
（1）征服和初步开化时期：被古罗马帝国征服，接触文明世界，开始走出蒙昧。欧洲内陆真正为人所知，进入文明世界的视线，始于主前一世纪罗马军团统帅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即后来的凯撒大帝，主前100-44年）。凯撒于主前58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高卢（包括今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瑞士、荷兰等），通过三年战争控制了整个高卢，从而把罗马帝国的北部疆界扩展到欧洲内陆腹地的莱茵河。
（2）宣教和福音化时期：主后四五世纪，受罗马大公教会打击的亚流派纷纷转向罗马帝国北部的野蛮部落传布“福音”。后来在天主教的努力下，才使得接受亚流派异端思想的日耳曼部落“归正”。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覆灭后，天主教在罗马逐渐站稳脚跟，开始大规模向欧洲内陆差传宣教。向德国地区宣教的代表人物是英格兰籍的修士波尼法修，被誉为是“日耳曼的圣徒”。到8世纪中叶，日耳曼人整体皈依基督教，德国总体实现福音化。
（3）第一帝国（又叫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罗马帝国，主后800-1806）：从查理曼大帝加冕到被拿破仑推翻，绵延一千余年，期间发生回教兴起、十字军东征、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利坚独立、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
（4）第二帝国（1871-1918）：铁血宰相俾斯麦策划了德国统一战争，德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一直到德国一战失败。
（5）第三帝国（又叫纳粹德国，1933-1945）：从希特勒夺权到兵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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