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所信——反智与崇智的危机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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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已新
讲到教会中的反智主义与崇智主义危机，有的人不太关心，觉得这不是问题，有的人却心有戚戚焉。因此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不是危言耸听，无中生有；也不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心愿虽好，但真要着手的时候，却有一种既期待，又无力之感。好像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要想、要说，但又不知道如何捋出头绪，从何说起。因此，还是不怕八股，按部就班，从理清概念说起，再追溯源流，找出其关键，探讨其成因，寻找其出路，期待蒙主引导、赐恩和使用，既有益于自己，也能给看到的人带来帮助。
什么是反智主义和崇智主义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也称为反理性主义，若简单概括来说，它有三种表现，不见得同时出现，但有某种逻辑关联，一个是反理性，一个是反传统，一个是反神学。
林慈信牧师对此有一些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反理性主义者，在神学上的“人论”方面，会压抑理性，抬高“灵”或“直觉”。认为“理性”是不好的，“灵”才是好的。某些圈子内流行着一种三元论：人乃由灵、魂、体三方面组成。“魂”是什么？乃是思想、情感和意志。与神交通不应用“属魂”的方法，应循“属灵”的道路，不靠理性，不用情感，只用直觉，人的灵与神的灵密切相交。也有些人认为，理性乃亚当原罪之内容。人犯罪堕落，是因为人用了理性。人得救的意义，就是要从理性中释放出来。认识神的正确途径，乃借着信心和直觉。这种“直接叩耶稣的门”的直觉式属灵神学，拒绝参考二千年来教会留下的宝贵传统与智慧。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信主与成长的过程都受这种“直觉主义”影响。一些牧师对圣经的看法和讲道中的“反理性主义”也影响到信徒如何读经、查经。这种看似有效的讲道和查经，往往注重分享自己的领受和心得，忽略严谨地查考经文的上下文、主要教训及要点之间的关系；不作严谨的研读而马上跳到实际生活上的应用。[1]
而讲到崇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一概念通常是指智力（intellect）的使用、发展与训练，或心智的生活（the Life of theMind）。在哲学领域，它偶尔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同义，认为知识主要来源于理性（reason）或推理（ratiocination）。在社会性层面，它贬义的意思是：太专注于思想（thinking），缺乏感觉（feeling）与感情（affection）。[2]在中国家庭教会的背景下，这里用崇智主义是指过于尊崇理性、神学与传统，以致有时有忽略感情、生命与圣经的倾向。有时，它是惟尊理性，而对圣经的偏离；有时，它是要纠正反智主义的问题，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此而论，反智主义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在社会生活层面并不反智的弟兄姐妹，因为对崇智主义的警惕与反动，在信仰生活上形成了反智主义的倾向。
反理性、传统与神学，强调灵性、直觉与个人经历，或推崇理性、神学与传统，但忽略生命、情感、经历与圣经；或者反智，或者崇智；有时崇智，有时反智——这可能体现为同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信仰成长经历，也可能体现为教会不同的派别和现象。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或从教会整体的角度，这常常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而且，若我们更多一些考察，就会发现，在教会生活中，它所形成的影响，所带来的危机与危险，绝不是像我们有时所想的那样无关宏旨，它实在构成了我们的危机，也促使我们寻求出路。
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与崇智主义危机及源流
自从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入华，福音传入中国，至今已二百多年。回顾这二百多年的历史，教会是在不断面临着崇智与反智的挑战。
首先，自由主义神学高举理性，以理性为权威，否定圣经，否定圣经中基督的神人二性及替代性救赎等基要真理，是崇智主义的极端体现，已经从根本上偏离圣经真道。这种思想从西方兴起，随着受其影响的一些宣教士进入中国，极大威胁着建立不久的中国教会，是1949年之前教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基要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抵抗，为了捍卫圣经中的基要真道，与自由主义论战。王怡牧师总结认为，在1949年以前，这两股力量，一边是基协（1922）、中华基督教会（1927）、青年会，他们的自由派和社会福音倾向，使宗派教会的主流倾向于新派，对未来的社会悲剧失去了福音的抵抗力。另一边是基要主义的独立教会和学联会，他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的保守派。这一格局又直接影响和产生了19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与家庭教会之分”。“三自运动”的主要领袖与组织系统，都是由基协和青年会而来的，最初的家庭教会是从王明道等独立教会及学联会而来。这一格局也非常独特地持续到今天，福音派的危机，导致新派或泛福音派已在海外教会形成主流，而基要派的家庭教会尚未突围。[3]在过往的历史里，基要派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可谓功不可没，在教会面临的疾风暴雨的考验中，形成了宝贵的基要主义的家庭教会传统：注重十字架的救恩，注重悔改重生，注重十字架道路。我们今天也是受惠于这份属灵遗产。但是，这一传统中的缺陷也相当明显，比如容易导向一种割裂和轻视神学传统的反智的倾向。[4]这种倾向，有其在基要主义立场中对理性与知识的看法所带来的影响；也有其具体历史处境的因素，比如当时许多神学院和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因此导致基要主义者对西方的神学传统的不信任和排斥的倾向。而无论如何，这种倾向，对后来的家庭教会产生持续性影响。这是今天当教会要回应时代的挑战、持守纯正的福音、建立成熟的教会时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其次，讲到中国教会历史中的反智主义，不能不提到倪柝声的影响。倪柝声服事的聚会处背景的教会，从其创始之初，是带有反宗派、反体制的倾向。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一些宗派“公会”存在的自由主义和仪式化的问题的反动。但倪柝声基于灵、魂、体三分说人论（trichotomy）所形成的反智主义的属灵观，[5]却有着西方历史中宾路易师母等奥秘派（或生命派）的深远影响。而这随着倪柝声的著述和教会事奉，对后来的华人教会（大陆及海外）有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三分说人观并非必然带来反智的结果。就如早期教会持三分说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与俄利根（Origen）[6]虽然有寓意解经的问题，但他们非常重视借助理性的力量来表达福音，因此他们甚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使徒，要将爱智者引到基督的面前。甚至有人为他们心中不安，认为他们在适应希腊哲学上已经走得太远。[7]而倪柝声的反智影响，主要在于，他在持灵、魂、体三分说的基础上，截然区分三者的功能（特别是灵与魂分开的强调）：体就是“世界知觉”的所在，身体有五官，叫人有五种的知觉，由这物质的身体，人能与这物质世界相往来；魂就是“自己知觉”的所在，是人智力的部分，帮助人有存在的可能，包括意志、心思和情感；灵是“神知觉”的所在，是人与神往来的部分，包括良心、直觉和交通，在这部分里，人知道怎样敬拜、服事神，知道他和神的关系。神就是住在灵里，己就是住在魂里，知觉就是住在体里。[8]这样的区分，很容易导致强化人的直觉在属灵生活中的作用（因为直觉是属灵的），贬低甚至取缔人的心思在认识神中的功用和地位（因为心思是属魂的），甚至使两者对立起来。这从倪柝声对人堕落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他分析人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性质时，首先提出的原因是：
“知识善恶的果子”，是使人的魂高升，而管治灵的果子。知识善恶于这世界中，是魂的工作。神禁止人吃这个果子，不是因他要试验人，乃是因他知道人里面有灵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如果吃了这果子，必定启发人魂的生命，叫灵的生命死，意思就是失去神的知识，向神死了。这是神的爱心。知识善恶在这个世界里，都是恶的。知识是由人魂智力部分生出来的。吃了“知识善恶的果子”，当然启发魂的生命，叫它上升。魂的生命一被启发上升，灵的生命当然下降，失去神的知识，如死一般。[9]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年代中期，李常受提出善恶知识树与生命树互相对照的理论，藉以帮助倪柝声复出。这一理论有它在倪柝声的《属灵人》（卷一第3章）中的根源，反映了将生命和知识对立的观念。以李常受的一段讲论为例：
善恶知识树的结果就是死亡，生命树的结果就是生命。善恶知识树里头有善、恶、知识；善、恶、知识，及其所带来的死亡，都是这棵树所包含的。善恶知识树所提供的技能乃是知识，结果叫你死亡。但生命树乃是神，结果带来神做生命。神一出来，叫人摸着他自己，人就得着生命。善恶知识树是完全在神以外的东西，结果当然就是死亡。作为基督徒，你们是复兴了；不过你们没有复兴时所摸的是恶，你们复兴时所摸的是善。所以你们摸来摸去，还是摸着善恶知识树。请你们记住，善和恶是属于同样一棵树，同样都不是生命。[10]
这里显然将善、恶、知识与生命对立起来，梁家麟对这段话的分析值得我们深思：以上一段话的关键含义是，生命是与善恶及知识无关的……甚至是互相敌对的，有知识就没有生命，有道德就没有生命；讲究知识的人会失去生命，讲究道德的人会失去生命。[11]这种将生命和知识对立，影响了很多人的信仰观念。
再次，灵恩运动是反智主义的一个重要推手，从西方影响到中国教会。灵恩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如[12]：过于着重情感的体验、追求情感体验，甚至以情感体验为依归。抬高自己主观的经验过于圣经客观的真理。以自己的经验为准绳来解释圣经经文。当难题出现时，他们倾向寻求预言（神直接的说话），而不是以祷告的心情努力研读和分析圣经。甚至倡导排除理性，而只凭感觉。要人培养感觉，去做一切的事，做一切的决定。认为这样才是被圣灵占有，被圣灵带领的特征。[13]这样的倾向很容易使人强调主观经验而偏离圣经真理，最后导致属灵的混乱。
最后，反智主义也与欧美复兴运动的影响有关。其实复兴运动不都是反理性的，它有两个源流。18世纪德国的敬虔运动，19世纪英美同时期的卫理公会、凯锡克运动和其他19世纪的圣洁运动，这是一个源流。从正面来说，复兴运动往往是针对已成型的教会中信徒灵命冷淡的状况而开始的，寻求在人心灵中重新点燃神的爱火。但有些在无意间接受了反理性的读经释经方式，有些则在他们指导信徒如何保持与神亲近时有意地贬低理性的作用，助长了主观及反智的观点。在宣教士的影响下，华人教会也同样接受了这样的观念。[14]
但复兴运动的另一个源流，就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和大觉醒就是三个典型的代表，表明在基督徒追求认识神的过程中，在圣灵的重生和掌管下（包括光照理性，教导真理，在人心中为真理作见证，使人抓住圣经的应许，尤其是得救的确据等），我们的理性应有适当的位置。可惜华人教会不是宗教改革与清教徒直接结的果子；它是其后18、19世纪复兴的果子。[15]但可喜的是，近年来，宗教改革与清教徒运动的神学再次被神学界重视[16]，这将成为中国教会经历更新和突破的宝贵传统资源。
总之，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在当今中国家庭教会中，反智主义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注重说方言、神迹奇事，注重感觉和关系，但却忽略圣经所启示的真福音及其大能；有的是强调属灵直觉，却忽略圣经启示的真道乃是信仰生活唯一、清楚的指引（圣灵的工作也是见证基督，引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无形中把人的主观领受当成了权威；有的虽然也强调圣经，但却不是通过对圣经文法结构和上下文细心地研究去发现圣经本身要讲的意思，而是寓意解经或灵意解经，要发现圣经背后“隐藏的意思”，但实际上却往往把自己的意思读入圣经，偏离了圣经的本意；有的虽然注重圣经字面显然的意思，注重话语，但却轻视教会两千年来神学、牧养和体制的传统的价值，以至于缺乏合乎圣经的系统的真道规模、成熟的牧养和治理模式，难以扎实地抵御这世界系统的思想学说的冲击，却错以为自己最纯正、最完全。反智主义也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生命和知识对立，把生命和体制对立，因此也带来反神学、反体制的倾向。他们认为教义和神学把活的神变成抽象的知识和教条；认为注重知识者往往能说不能行，且因知识多而自高自大。他们认为重要的是神自己的带领，重要的是生命，因而抗拒吸收西方教会的教义和神学传承，也会出现重律法和个人敬虔，对福音无确知，以及被异端迷惑等情况。
而一些教会同工看到这种反智主义的危机，积极探寻出路。开始注重圣经研究和对教义的学习，注重神学训练，这是好的。但有时却走向了高举教义及神学。这种倾向往往被质疑为高举教义却忽略圣经自身的权威与独特性，看重精美的教义和神学过于生命灵魂，以为自己神学正确而轻看他人，有正确的神学立场却缺少基督怜悯的心肠，强调教义教条正确却较少强调藉着基督建立和经历与神真实的生命关系，因此形成崇智主义倾向。
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影响着在此背景下的许多传道人的成长。最近我看到三位家庭教会同工的成长和事奉经历，发现在他们的生命中都遇到过反智与崇智的危机。他们的年龄分别在30岁-50岁之间，属于中青年一代，都有知识分子的背景，现在都有很蒙恩的服事，是我所钦佩和尊敬的传道人。他们曾经的危机和后来的出路给我思考、探究这一问题带来许多启发和帮助：
一位是Q长老。他回顾以往的经历时提到，他刚信主时，深受教会中反智倾向影响。尤其是倪柝声的灵、魂、体“三元论”，特别对他的口味，他也把思想、情感、意志当成“属魂”的，而把“良心、直觉、交通”当成“属灵”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把头脑的计划与思考也当成是信心小的表现。有一次他带领查经，就要求大家只管细看经文，千万别“思考”。他也认为，读圣经时若看参考书，找注释，就是不相信圣灵会动工；关注社会人群是浪费主赐的精力。有一个阶段他就不读书、不读报、不读教会历史，而是想着怎样直接拜圣灵为师，能一打开圣经就明白。他认为这是依靠神、不靠人的方法。后来，他才明白，知识被放在主的手中，就成为小孩子献出的五饼二鱼，可以祝福许多人，而完全轻视知识，只会为各种错误思潮、异端邪说打开了大门。再后来他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又受到过教会中崇智倾向影响，慢慢地有以神学取代圣经的倾向。他甚至设想过教会讲台只讲要理问答。此后，他个人学长老制体制，也有看重体制建设过于教会有机体建造和生命成长方面的失误。
虽经几番转折，神却带领他一步步归正，他反思过去的错误、探究解决的途径时说：“唯一的办法，是回到神永恒不变的古旧福音和永恒圣经面前！”[17]
另一位是M牧师。他初信主时，教会受灵恩派的影响，追求医病、赶鬼、灵恩里面神秘的体验，信徒虽然有热心，但不明白纯正的福音，基本没有真正悔改，信仰中的喜乐就是在灵恩里面奥秘性的感觉，而传道人对圣经的理解基本上都是“解入”，不是“解出”。于是，他越来越困惑，也感到空洞、乏味。后来他接触了倪柝声的内在操练，为了“破碎”魂而使灵里面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把工作辞了。但辞职一年过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追求不到他想要的那种“与神联合”的感觉。于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决定去读神学，想要走出一条路来。
在神学院的学习中，他的信仰渐渐由以感觉为依归转向以神的话语为依归。他学到了释经讲道，有了客观的标准；又学到系统神学，建立了信仰体系；也学到了门训的牧养。当时觉得回到教会肯定可以大展宏图。但他过后反思，感到那时也很有问题：满足于对道理的明白，安全感建立在学习的知识上。因此，当他回到教会，从释经讲道开始一步步归正教会时，教会真的产生了很多改变，但是他期盼的复兴却仍然没有来到，反而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同工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自己里面也有骄傲、论断、苦毒等等。后来他接触了福音神学，发现自己问题的症结在于靠知识、事工称义，而没有活在福音里。这时他开始回到福音，在福音里得到安息和更新，而教会也产生了突破性的改变。因此他确信：“当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活在福音里面，圣灵的活水因此通过我们流淌出去的时候，我们所期盼的复兴就要来到。”[18]
还有一位是J长老。他在大学读研究生时来到S团契，团契几位带领者的信仰背景是敬虔主义，十分看重心中的神秘感觉，并以此为神的旨意；因此他们被大家看为特别的“属灵”，许多问题常常寻求他们灵光一闪的“感动”。他最初的信仰也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并很快成为同工之一，后来又成为团契的带领者。但他当时服事的动力仅仅是一种在无知中的模糊的责任感，并不是由明白福音真谛而产生的确切使命，因此服事中带着许多私欲，但却懵然不觉。
后来他接触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又在一家改革宗教会中直观感受改革宗神学及其教会形态，发现了自己信仰中倾向的敬虔主义、神秘主义的许多问题；于是他开始把改革宗信仰带回团契。但信仰在他头脑中又成了一套合理的命题系统，接受了这套命题就意味着成为基督徒，基督十字架救恩仅是被接受的概念而已。由于对救恩的“熟知却非真知”，他的服事被割裂：一方面传讲这套命题，要人一条条地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尽力满足每一位参与团契者的种种需要。因此，虽然大家学习接受了这套命题，但各人的生活状况却没有任何改变，并且认为信仰与生活最有关系的“爱”（其实是被爱），团契没有能力充分提供给每个人。他的服事陷入困境。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开始真正面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他说：“在自己的一无所有与灵性黑暗中，我突然开始认识耶稣这个人，这个在十字架上受苦、毫不起眼、早应该被掩盖在人类历史尘沙中的人，竟然是神自己。神在人的知识、道德、能力、荣耀之外显现，显现为软弱、卑微、受苦、担负罪恶，正是因为人的本性倾向于高抬自我拥有的一切——人通过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不可能认识那位神，人以自己能力找到的只能是自我的荣耀与魔鬼，于是神才以钉十字架的形象向人显现自己。”神通过这经历使他对十字架上的基督开始有真切的体验，从此信仰对于他不再是理念与认知体系，而是那位活的救主，通过认识这位主，他才开始明白整个神学教义体系的真实含义。
在更清楚地认识福音的过程中，他的服事由以往出于责任感和英雄主义的担当，变为被福音激励的甘心乐意的献上与委身；由关注满足人感受性需要的事奉，变为以福音为中心关注人灵魂和神的荣耀的事奉。而当众同工弟兄姐妹也同样经历了在福音里的觉醒时，教会整体生命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成长。[19]
我想，这三位同工的经历不是个案，甚至里面或多或少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从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反智与崇智所带来的危机，也看到神施恩的手带领他们走过崎岖险径，进入福音正途。这激励我们靠主奋然前行。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圣经来深入探究，反智和崇智的症结在哪里，以及突破这些危机的出路。
我知所信——解决危机的出路
1、从分别善恶树与生命树讲起——知识与生命
我们常常喜欢追本溯源，就如类似的话“当初的时候……”，这有时会让人以为是老生常谈，但我们不会反对的是，有些问题的确一定要回到根上才能解决。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崇智主义似乎在伊甸园里就露出它的端倪，而反智主义则在伊甸园里找到它反智的理由。
因此，我们看到，当初的时候，神造了人，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中，那时人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神爱他所造的人并赐福给人，人也爱、敬拜、顺服及事奉创造他给他生命的主。在与神的关系中，人内心的需要被完全满足，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感到快乐而知足。伊甸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神给人一个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6-17）但后来，人违背神的命令，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于是死就临到人，人就与神以及他所赐的生命与福乐隔绝了。
分别善恶树原文直译为“善恶知识树”，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对分别善恶树与生命树的解释会牵涉到知识与生命。因此也许有人会说，都是“知识”闯的祸，但转念又会想：知识不好吗？神会不愿意我们有知识吗？通过对相关经文的简单观察，我们会发现，在人没有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前，人有生命，也并不缺少智慧与知识。想一想，神按他的形像造人，难道神没有给人思想的能力吗？而且还有更多的佐证，当神吩咐人治理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时，也一定给人与此相应的超卓的智慧（想一想我们今天管理几个人都可能有的焦头烂额的情景），而亚当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这需要多么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一个孩子起名时绞尽脑汁的情景）。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呢？为什么人吃了会失去生命呢？
当然，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原则入手，可以说这里的关键不是善恶知识树如何，而是神藉善恶知识树跟人所立的约，作为受造的人与他的创造主之间约的关系的记号。人的死是因人犯了反叛神、背约的罪，是这罪带来了人与神及神所赐生命的隔绝，带来了死亡，而不是知识。对此我想说：没错，正是这样。
但这棵树为什么不叫别的？偏偏要叫善恶知识树？魔鬼藉着蛇引诱人的时候为什么偏偏说“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5）？神将人逐出伊甸园时又为什么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创3:22）
这段关于人原初及堕落状况记载的经文中，提到了善恶知识树，也提到了生命树。生命树显示了在伊甸园中生命的来源，这来源是归因于这树的栽植者——神。一些圣经研究显示，伊甸园记述中的许多主题，也在圣经智慧书里出现，生命树与智慧知识也正是这些主题之一。“生命树”在旧约中，除了创世纪，只有在箴言书中提到（箴3:18，11:30，13:12，15:4）。而论到善恶知识树，这善恶知识是指什么，虽然解经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若我们考虑到知识或智慧的主题与旧约智慧书特别是箴言书的关联，这将给我们理解善恶知识树事件的性质带来帮助。箴言书中讲到神圣的智慧与知识，宣明智慧是属于神（箴2:6，8:22），人应当渴慕和寻求智慧（箴3:13，8:10-11）。但箴言中也指出，这知识、智慧惟有通过“敬畏神”获得，而不是自主地获取。“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而且，人不能离开启示来寻求属于神的知识。（箴30:1-6；也参伯15:7-9，28:12-28，40:1-5）[20]智慧与生命也有密切关系，“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箴16:22a）因此，神并非不要人渴求智慧，相反，他喜悦人渴求智慧。他吩咐人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它，如寻找银子，搜求它，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 2:2-6）由此可知，亚当夏娃的问题不在于渴求知识，而在于想用违背神命令的方式脱离神自主地获得知识，而这带来的是死亡，这是人犯罪受到神咒诅的结果。从那时起，这就成了历世历代人不断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离弃神和他的自我启示（这启示乃是真实、正确和美好的来源），要自主地决定何为善何为恶，人离开了真知识的源头，不管神的要求，要行自己所要行的，因而罪恶泛滥。[21]人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神忿怒的审判，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
若说神愿赐人真智慧（知识）与生命的心意在箴言书显露出微光，那么新约圣经的启示则如明光照耀了。新约书卷向我们显示，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神的独生子，就是那与父同权同荣的智慧的源头，却甘愿顺服天父的旨意，降生成为人，成为第二亚当，以甘愿降卑并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债替我们死，向我们彰显出神拯救我们的智慧，要叫我们因信他而罪得赦免并脱离死亡，与神和好并得真智慧和永远的生命。这是新约向我们所显明的重要主题。如圣经中所说：“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2:2b-3）“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3-24）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林前1:21）“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1:9-10）“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5b-17）因此，这第二亚当耶稣基督藉着顺服天父，在十字架上死并从死里复活，扭转了第一亚当的失败，将得救的智慧赐给人，使人因信基督脱离罪与死，得着那不能朽坏的生命。
因此，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罪与死，真正的出路在于真正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对此，渴慕敬虔的基督徒都不会反对。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人的理性所处的位置和功用是什么。
2、我知所信——理性与信心
1）神按着他的形像造人包含给人理性。
本文不准备在此处理三分说人论（trichotomy）或二分说人论（dichotomy）的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很有意义。[22]无论三分说还是二分说，都不会否认神造人时，给人有理性的功能。而且，即使是三分说，也不代表就否定理性在认识神和神的启示中的作用或将以理性获取知识与生命对立起来。因此，我们只要回到圣经去确证这件事并认识它的功能，就可对我们目前的讨论带来裨益。圣经中清楚地说神按着他的形像（样式）来造人，这给我们认识人的特性带来重要的帮助。问题是，对于神的形像是什么，我们从创世的记载中不容易得到清楚的结论。但既然人受造时与有形体的其他受造物最根本的不同是在于有神的形像，那么可以说神的形像应该包括一切人和其他活物不同的方面[23]。因此，人有理性能认知、思考和理解，能与神交往，以及人有区别于其他活物的道德属性，便成为人按照神的形像而造的证明。特别是当我们思想圣经许多地方向我们启示神自己拥有的智慧知识以及他的共同体性和道德属性，就更加使我们认识这一点。此外，虽然圣经中对人堕落前的状况只有不多经文的记载，但我们若留意人堕落的本性在基督里被更新恢复时的状况就可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4]。圣经中讲到在基督里的新人时说他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然后特别提到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参弗4:24）也讲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参西3:10）因此，无论从神看他所造的人甚好，或是从人在基督里被更新恢复后可以在知识上被更新以至于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我们都不能否认神赐给人理性的认知、思考和理解能力，及它在认识神、明白神旨意中的必要功用。[25]不但如此，人也要竭尽这些能力来爱神，就如主自己给人的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太22:37-38）这里的“意”，就是指人思考的能力。[26]
2）被罪玷污的理性虽然仍能在世事上显出许多聪明才智，但却不能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
即使人犯罪堕落后，我们不能否认人仍有某种理性的能力。当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太16:2-3a）正显示他们在分辨天上气色的事上，有不错的感官和理性上的能力。但接着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太16:3b）这显示他们在面对在他们中间教导和行事的基督时，却变得无知。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发现许多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可以有很多很高深的知识，但面对基督的福音时却懵然不知，敌挡拒绝。而主耶稣指出这是因为这世代的本质乃是“邪恶淫乱的”（太16:4）。这显示出人反叛神、以自己或其他事物代替神的位置时，人的理性在认识神及他的救恩上变为无知、虚妄与昏暗。[27]正如圣经中所指出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1:21-23）“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1-24）
那么如何呢？这是说人的理性在认识和归信基督的事上成为完全无用的吗？
3）罪人通过信心接受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而真信心来自神的道和圣灵的感动，人的理解力因受圣灵的光照，领悟神的道，进入在信心里的确知。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圣经中的确强调“信”的重要性，罪人是因信基督得救。这表明了罪人得救完全是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而人悔改、相信、接受就能得着。但这里有个关键是，人若不知道并承认自己的罪，如何悔改呢？人若不知道耶稣是谁以及他为人所做的，怎能相信接受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人需要听到神的道，神的道在人里面产生信心。可见神的道对人归信的重要性。为了人的得救，神默示圣经并定规藉着圣经这特殊的启示来把他的道赐给我们。这道向我们显明了神是怎样的，人受造的尊荣与本分，人的犯罪与死亡，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以及这救赎带给人的惠益。这道有具体的知识，需要人听并且用理性去认知和了解。但对它又不仅仅只是要有一种知性的知道，而是要有确知其为真、信其为真的真知道。但人堕落的理性对基督岂不是蒙昧而无知的吗？的确，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甚至有规律地聚会，从理性的知识来说甚至能陈述福音的内容，但当问到他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时，却难以俯首承认；问他是否相信基督是为他的罪死也为他复活时，却表示不信，或茫然不知。这表明他们这时对福音的知道，并不是真知道。因为仅就福音的表述来说，是人的理性不难了解和记忆的，但人在迈向真信心上却如有深渊相隔。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圣经中向我们显示，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12:3）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4:6）[28]人的理性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才能真知这道所见证的基督。圣灵光照人心使人明白福音，使人在心智和心灵上超越他从前的理解力[29]，进入在信心里的确知。这是圣灵藉着道在人心中做工所带来的功效，是带来真信心的功效。
当一个人对道所见证的基督有确知与确信，人对基督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了解，而是进入对基督完全的靠赖与委身：“慈悲主耶稣，受死做中保，使我免罪孽，复与神和好；感激主大爱，愿听主呼召，奉献我一切，来随主引导。”[30]这样一个人，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神的形像在他里面恢复，他就进入了一个过程：在知识上不断被更新，越来越有主的样式。
4）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成长，是藉着在圣灵的光照中对圣经中默示的道的确知和确信，进入与位格性的道的关系，并被这道所管理和支配；而对位格性的道的认识与经历，都是因着默示性的道的见证。在其中理性有它必要的功用，但也有超越理性认知本身的目的。
我们生命中所面临的问题，有时是因为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或虽然知道，但只是知性的了解，没有在福音里的确知和确信，因此没有进入跟基督真实的生命关系。这时需要回到福音，更清晰地确认福音，并期待圣灵作工所带来的改变。其实对于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也需要不断回到福音，因为我们太容易偏离福音，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需要“福音的再发现”。此外，在基督徒的成长和事奉中，我们也常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两种偏向：偏向理性对教义、神学的学习和把握，或偏向主观性的感受和经历。这也是教会历史中存在的现象：有时注重教义、信条、体制，但到一个地步，许多人只是接受了这套系统，却可能与主没有真实活泼的关系和敬虔火热的生命；在这种危机中，一些人不满足于这种情况，渴慕对基督真实的经历，就带来敬虔主义运动、复兴运动，但有时却又走向过于注重主观经历，忽视教义，发生这样或那样在真理上的偏差，给个人生命和教会带来损害。这两种情况又常常交替出现，因此促使我们反思并寻求出路。
首先，神既然定意不是通过别的，而是通过圣经——默示的道，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位格性的道，而惟有基督是能使我们得救并成长的途径。那么，运用被圣灵光照的理性，并且尽神给我们的一切恩赐，善用神给我们的一切资源，切求真正明白圣经，按正意分解圣经，对圣经所见证的核心——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基于圣经的客观性认识，并以此为中心建立对圣经真道系统性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不然我们就容易被各种潮流或出于私意的主观经历所左右，无法分辨，甚至迷失。
但另一方面，圣经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不只是一套命题系统，而是见证神的儿子，位格性的基督，他真实地为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真实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真实地复活，他要我们真知道他，真信他，并进入与他真实的关系，让他支配、供应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与他联合中真正有份于他的身份、性情、权柄、使命与际遇，使我们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就多结果子。因此对圣经——默示的道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而是要进入与耶稣基督——位格性的道的真实而活泼的关系。
同时在与位格性的道的关系中，我们对他有任何的认识、经历或言说，不是脱离默示性的道，而是透过默示性的道，被规范和指引。这样既有规范性的认知，又有生命的相交，也有生命生活中的落实，使我们的生命和事奉在福音——真理的道中不断被更新并经历成长。
结语
耶稣基督是圣经启示的核心，也是我们得救和成长的唯一道路，以及默示的道与位格性的道的关系，使我们看到反智和崇智的问题所在，并找到走出这两种危机的出路。反智的问题在于要脱离规范性的默示的道，直接进入与位格的道（或圣灵）的交往，或贬低、否定理性在认识默示性的道中的作用，从而使得对位格性的道的认识和经历偏离默示性的道的规范，混杂或充塞着人出于主观与私意的言说，甚至有时陷入邪灵假冒的欺骗。论到崇智，自由神学否定神的启示，追求理性自主的判断，正是延续了始祖堕落的轨迹，自不消多说，而一般崇智的问题则在于以理性对默示的道的认知为满足，或以此为骄傲与夸耀，忽略了在圣灵的引导中藉着信心进入与位格性的道真实的生命关系中，并因此活出他的生命。而两者共同的问题是都有偏离福音的危险。因此，走出反智与崇智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回到神默示的道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亘古常新的福音，真知道这福音，真信这福音，真正进入与位格性的道就是基督的真实的关系，真正为基督而活。
往往苦难与试炼，最考验一个人与基督关系的真实；反之，与基督真实的关系，才能真正给人胜过苦难试炼的力量和不会羞耻的盼望。当保罗为了基督，面临苦难试炼的时候，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1:12b）保罗的信心中有对耶稣基督的确知，而他对耶稣基督的确知里有对耶稣基督的确信，这两者是这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不能分开。这使他进入对耶稣基督真实的顺服与信托的关系里，并在这关系里有确实的安慰、勇气和盼望。惟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基督里有这样的确据，以致我们在与基督同行的或顺或逆的境遇中，都可以和保罗一样说：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1]林慈信：“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传统——华人教会探源系列之三”，《教会》，2009年9月第5期，总第19期，第46页。
[2]“Intellectualism, ” (accessed30 April,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ism
[3]王怡：“属灵复兴与世俗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2012年。（2015年5月1日存取）
http://www.liutongsu.net/?p=1358
[4]参王怡：“属灵复兴与世俗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
[5]参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年，第248-264页。
[6]艾利克森：《基督教神学卷二（增订本）》，蔡万生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7]布鲁斯·L. 雪莱：《基督教会史》（第三版），刘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6页。
[8]倪柝声：《属灵人》，卷1 第1-2章。
[9]倪柝声：《属灵人》，卷1第3章。
[10]“一九五零年香港聚会及谈话记录”第45篇，“神的救恩”，《倪柝声文集》第3辑第15册，第259-260页。转引自：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第140页。
[11]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第140页。
[12]一些分析请见巴刻：《活在圣灵中》，陈霍玉莲译，香港：宣道出版社，1995年，第220-221页。
[13]灵恩派一个领袖灰根（KennethE. Hagin）说：“当神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蒙恩。属肉体的人会感到病态。属于魔鬼的人，他的头发会站起来。这是最容易分辨什么是邪灵、什么是圣灵的方法。所以，不需要使用属灵的分辨。因为不需要凭着理性，光是凭着感受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因为来自圣灵的感觉是好的。相反的，来自邪灵的感受则很差。”王守仁：“从新约圣经看灵恩运动”。（2015年5月4日存取）
http://wenku.baidu.com/view/ba4b0c6e650e52ea55189879.html
[14]林慈信：“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传统”，第46页；周学信：“反智主义”，《举目》第49期。
[15]林慈信：“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传统”，第46-47页。
[16]同上，第47页。
[17]详见小约翰：“崇智？反智？” 《教会》，2015年5月第3期，总第53期，第44-45页；“几番转折”，《举目》2002年9月总第7期。
[18]详见本刊编辑部：“福音里的真知识真生命带来教会的真复兴——采访缪雅各牧师”，《教会》，2015年5月第3期，总第53期，第46-54页。
[19]详见摩利亚山：“他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一位带职事奉者在福音中被建立和更新的历程”，《教会》，2015年3月第2期，总第52期，第57-68页。
[20]参K. A.Mathews, Genesis 1-11:26, electroniced.,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1, c1995 (Logos LibrarySystem;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1A), S.201。
[21]参John Piper, “Abortionan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accessed7 May, 2015).
http://www.desiringgod.org/sermo ... ge-of-good-and-evil
[22]笔者感到，初看三分说人论，会感到很有道理，但正如李锦纶所指出，如果对作为三分说主要支持的两段经文（帖前5:23；来4:12）作深入考察，会发现由此得出三分说会很牵强，甚至这些经文也可以成为二分说的支持。另外，倪柝声用来支持三分说的一些其他经文，也有过于倚重字义却忽略其他解经因素的问题。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310-313页。笔者感到，倪柝声将三分说引入中国，当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被很多人接受，除了跟中国文化背景的关系外，跟当时中国教会在正确的释经与系统神学上缺少普及的训练有关。
[23]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65页。
[24]同上，第166页。
[25]当神在伊甸园中给亚当吩咐的时候（创2:16-17），我们不能否认亚当对神所给予的特殊启示可以听并且知道也明白，而我们若在这件事上刻意排除理性的功用，反倒是很牵强。
[26]约翰·派博（John Piper）：《思想的境界——让头脑被灵性的激情点燃》，李晋、马丽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第67-69页。
[27]参约翰·派博：《思想的境界》，第42-45页。
[28]本段的论述，对约翰·派博的分析多有借重，请参：《思想的境界》，第47-62页。
[29]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册）》，第571页。
[30] Thomas O. Chrisholm,“奉献身心”，《敬拜赞美》，第117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