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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官方上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教育无疑将是今年“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热点。但要指望“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可操作的教育改革方案，恐怕也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这倒不是因为代表和委员对教育弊端认识不深。多年来，中国教育的弊端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凡是上过学的或有孩子上学的都能说出几条：一切为了分数，学习负担沉重，学校唯利是图，教育不公泛滥等等。舆论更将教育、医疗和住房作为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表达对教育弊端的不满，就连总理温家宝近年来也多次对教育表示忧虑，他不久前还强调“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体制亟待改革”。

　　按说既有高层领导的号召，又有《纲要》指导，代表和委员中也有不少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甚至在教育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今年“两会”理应成为教育改革的群英会。不过从这两天的反应看，代表和委员对于教育改革的提案仍和往年“两会”一样，只限于修修补补的技术层面。例如“改革高考英语 ‘一刀切’的制度”、“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把教师纳入教育公务员”等等。

　　这些提案虽然有意义，却不过是老调重弹。事实上，有关高考改革、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等问题不仅在平时，就是在历年“两会”上也被多次提案。以高考改革为例，这些年来一直受舆论和“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但关注的结果是下一年继续关注。

　　在2008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已经有了“路线图”，高考录取不单看一次考试，而要结合综合成绩、平时表现和高考成绩三方面，进行“多元录取”。

　　这一“路线图”看上去很美，听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缺乏诚信、特权横行的社会背景下，所谓综合成绩、平时表现、多元录取等措施，往往就是给那些特权人士更多的操作空间，让他们的子女有更多门路进入名牌大学，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

　　与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相比，公众似乎更支持“以分取人”传统高考招生模式。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的专项民意调查显示，77.2%的人赞同高考回归按考分录取的“裸考”，不赞同“裸考”的只有9.8%，另有77.9%的人认为，高考要不要“裸考”应该由“两会”的代表委员进行表决；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让高考重新“裸”起来。

“裸考”勉强守住高考公正底线

　　其实，大多数人都明白“裸考”也有不少弊端，但与不透明、难监督的高考加分、自主招生等“高考改革”相比，人们宁愿“两害相较取其轻”。至少，“裸考”还勉强能够守住高考这条“社会公正的最后一条底线”，还能让贫家子弟看到一些希望。

　　中国教育领域类似高考改革的两难抉择有不少，使教育改革多年来举步维艰，甚至不进反退。究其原因，还是教育与政治的联系太密切，教育完全被政治同化，结果就是“千校一面”的行政化或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教师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教育政治化不仅体现在学校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也体现在学生从小就要接受热爱中共、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连高举改革大旗的《纲要》也一如既往地强调，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49年中共建国年以来，官方一直要求教育培养“某某主义”的接班人，而对中国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公民教育则被有意无意的忽略。连培养独立思考和健全人格的公民都难以启齿，教育还如何提高学生素质和培养大师？

　　不公平是中国教育的另一顽症。其中最大的不公是官方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别，以及以农民工为主的弱势群体子女无法异地参加高考。在多数地方财政吃紧的眼下，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对难显政绩的农村教育投入绝非易事。至于何时能够实现异地高考，教育部高官近日表态，要等到2020年才有可能。

　　对绝大多数代表和委员来说，教育政治化属于敏感话题，显然超出了他们提案的范畴；而对农民工等城市外来人口遭遇的教育不公，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无切肤之痛。何况，讨论教育不公和前几天出现的13家报纸要求“两会”敦促户籍制度改革一样，都有制造社会不和谐之嫌。代表和委员最好还是避而远之，多谈些类似英语在高考中所占比重、教师待遇这类安全话题。

　　话题安全了，问题却被掩盖了。教育改革从何入手，教育质量如何提高，教育投入如何保障，这些问题很重要，但不着急，“两会”明年不是还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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