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放飞的“风筝”——蒋介石委托整顿军统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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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放飞的“风筝”——蒋介石委托整顿军统的巨头
原创 2018-01-09 孙喦 品山文史
1949年4月，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躲在奉化溪口遥控指挥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蒋介石，让宋子文找到闲居香港的程一鸣，前来溪口。蒋介石委托程一鸣提出整顿国防部保密局（原军统局）的方案，并组织一个特务工作的监察网。
受蒋介石如此信任的军统元老程一鸣，却很可能是周恩来于1931年放飞的一只“风筝”。
不过程一鸣既不行六也不绰号“鬼子六”，他被称为军统的“两大神经”之一。
“程大神经”，说明程一鸣的变幻无常，难以捉摸。
一、周恩来放飞的风筝
程一鸣，1907年生于广东中山南朗镇一个侨工家庭，1924年到上海做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程一鸣参加了1927年上海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这期间认识了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赵世炎、顾顺章等。
“四·一二”政变后，程一鸣在白色恐怖下到各个工厂联络，坚持斗争，遭到国民党的缉捕。为了他的安全，1927年8月中共送程一鸣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当时的同学有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等。
据说这期间程一鸣还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的前身）受训，但笔者没有查找到确切资料。
1930年秋程一鸣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
不久，发生了国共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1931年4月24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建国后中共的领导人们回顾历史，都认为那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中共组织以及特科因此遭到沉重打击，特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人员也全部暴露。中共亟需重建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
全面掌管中共地下工作、领导重建特科和对敌情报网的，是周恩来。
在顾顺章叛变一个月后，1931年5月，程一鸣被通知：中共党组织和工会停止与他的联系。
程一鸣成了“脱党分子”。
从之后程一鸣整个历史轨迹来看，我们推测，他很可能是周恩来亲自放飞的“风筝”。
二、进入军统高层
姜太公钓鱼，国民党上钩。程一鸣在上海家中闲居，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
1932年，程一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吴景中几次来游说他投奔国民党。
吴景中是中共早期党员，国共分裂后投国民党，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是电视剧《潜伏》里吴站长吴敬中的原型。
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党员，在国共分裂后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在南京还成立了“留俄学生招待所”。
于是1933春节过后，程一鸣便去了南京，到“留俄学生招待所”报到（电视剧《风筝》，郑耀先是在1932年受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委派打入国民党方面）。
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便约谈程一鸣，发给他一张自新证。
程一鸣随后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文仪（黄埔军校一期，时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的邀请，到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任军事股少校股员。
行营调查课属蓝衣社系统，是一些效忠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成立的特务组织。
不久南昌行营调查课被并入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便由蓝衣社系统转入军统系统，先后担任华南股和华东股的股长。
抗战爆发后程一鸣潜入上海，担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负责对日情报和锄奸工作。
复兴社特务处于1938年8月扩编为国民党军委会军事统计局，在湖南临沣开办军委会特训班。这是军统的“开山立鼎”之作，戴笠自任主任，蒋介石亲临训话。副主任余乐醒、乔家才，主要干部谢力公、吴景中等都是留学苏联的中共脱党分子。程一鸣也被调到特训班，任上校教官。
临沣特训班的毕业生成为组建军统局的基层干部的一大来源。程一鸣后来还担任过数个军统特训班的教官或总教官，众多的学生成为他在军统内的势力基础。
1939年11月，程一鸣突然被关进了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后来又转到重庆白公馆，1940年4月1日才被释放。
程一鸣被收监的公开说法是因为他打骂学生违纪。但通常军统人员因违纪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后，不会再受到重用或要降级使用，程一鸣却反而得到提升，一出监狱大门就被戴笠任命为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的主任教官，不久又提升为军统西北区区长兼第八战区司令部督查室少将主任，跻身军统高层。
因此程一鸣被收监的实际原因，应该是怀疑他是中共方面的“卧底”，但经过审查没有发现问题。
军统的政审人员和中共延安的政审人员师出同门——都是苏联克格勃培训出来的。程一鸣坐监受审这半年不知施展了什么手段，竟完全打消了军统对他的怀疑。抗战胜利前戴笠还把他调回局本部，担任最紧要的军统第三处即行动处处长，抗战胜利又带他同去接收上海——戴笠自任军统上海办事处处长，程一鸣任副处长兼行动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三、以退为进的长远布局
在军统，程一鸣与郑介民是广东同乡，又是留苏同学，属于郑介民的广东帮。戴笠死（1946年3月17日）后，郑介民被毛人凤（浙江江山人）排挤出军统系统。程一鸣也被排挤出军统中枢，戴笠死后两个多月，便被打发到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当警务处长，一个月后又发配到陇海铁路管理局当警务处长。
程一鸣这时的处境，与《风筝》中毛人凤接管军统后，郑耀先遭到军统、中统、中共几方面的算计和追杀很是相像，他选择的对策也颇相似——逃跑，1948年程一鸣辞职跑到了香港。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前夕，蒋介石对保密局以及毛人凤的工作很是不满，把程一鸣召到奉化溪口，要他提出整改保密局的方案。
程一鸣大概是顾虑难以撼动毛人凤在保密局内盘根错节的势力，在国民党大溃败的乱局中还是暂时观望为宜，但也可能是——如果他是周恩来放飞的“风筝”，预见到了港澳将成为国共秘密战的下一个重要战场，于是程一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在溪口住了几天，就托辞回了广东，又把家迁到了香港。
从1932年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程一鸣是否向中共提供情报以及提供了什么情报，笔者没有查找到文献。
1964年程一鸣回到大陆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但是外界一直有猜测：程一鸣是中共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的战略间谍。
有几件事可以印证这种猜测。
第一件就是，程一鸣起义回到大陆后，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批评他，在解放广州前，他没能设法阻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
1949年，程一鸣出任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制定了大破坏计划。
文件记载，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和保密局召开的实施大破坏的会议上，没有提及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毛人凤派来执行任务的负责人胡凌影和六名保密局技术总队的队员，都是程一鸣在“兰训班”的学生。胡凌影一行一到广州，就去拜见老师，又在北京路的太平饭店宴请老师。程一鸣吃饭时，从学生们的嘴里套问出大破坏计划内容。
可能程一鸣限于职权和要隐藏身份，无法阻止国民党特务进行大破坏；又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将情报及时送出，因此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从周恩来批评他未能保护广州海珠大桥等重要设施的态度来看，更像是对一个中共“归队人员”，而不像是对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
另外还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军统和保密局后身）1955年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和1963年阴谋刺杀刘少奇的“湘江计划”事件。
四、克什米尔号事件
1951年冬，郑介民重掌国民党军事情报大权，任命在香港的程一鸣为“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以及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
1955年4月11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预定行程从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秘密取道缅甸仰光飞赴雅加达；而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在空中爆炸，机上11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谋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号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点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与港英当局合作侦破案件。很快熊向晖就转交给香港警方一份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向港英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
熊向晖回忆，这份情报包括：
1. 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指挥者、各项任务的执行者；
2. 用来破坏克什米尔号飞机的炸弹的来源、从台湾偷运到香港的时间、途径和在香港的存放地点，以及转交过程；
3.将炸弹安放到飞机上的执行人和确切过程。
这份情报的详细、真实与具体，令所有相关方面都感到极其惊异。
毫无疑问，这样详细、真实与具体的情报，没有掌握整体情况的内线，是拿不出来的。
熊向晖，是中共秘密战线最传奇的人物之一，由周恩来指挥、潜伏在国民党西北战区统帅胡宗南身边，使中共中央掌握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北的所有重要军事计划，让西北的国民党军每战必败。毛泽东称赞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939年熊向晖从西安军校毕业后，被安排到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的身边，不久就成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笔者注意到：当时在第八战区司令部担任督查室主任、负责审查录用人员的，正是程一鸣！
克什米尔号事件发生时，程一鸣担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的站长。虽然他没有参与在香港谋害周恩来的行动，但应该能获知一些外围情报；而参加行动的人员中，也有程一鸣的学生。程一鸣本人当时也在香港。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是最有可能向周恩来示警，以及事发后提供准确情报的人。
做出这一推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50年代初期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参谋总部的参谋次长吴石谍报组织被侦破，中共台湾省委领导人蔡孝乾叛变，致使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几千名人员被捕，情报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此时能为周恩来提供这种机密情报、潜伏在国民党情报机构高层的中共情报人员已是绝无仅有了。
五、湘江计划——“风筝”和“影子”的对决
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建立了中柬友好关系。台湾当局判断还会有中国领导人到访柬埔寨，就开始在柬埔寨布局，准备刺杀来访的中国领导人。
1961年9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从外交公报得知刘少奇主席将于1963年访问柬埔寨，随即派老牌特工张霈芝上校到西贡，组建国防部情报局的“高棉组”，拟定刺杀刘少奇的“秋风计划”。
在刘少奇预定1963年5月1日访问柬埔寨前，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南越站站长廖时亮于4月4日亲自到柬埔寨踩点，勘查金边机场和国宾车队路线。他向张霈芝等高棉组成员布置任务后，经香港回台湾汇报。
廖时亮在香港启德机场准备登机时，一个他在大陆时的拜把子兄弟拦住了他，交给他一封信。廖时亮打开一看，竟然是中国公安部第一局局长凌云（后来国安部首任部长）写给他的警告信，警告他不要妄动！
廖时亮再久经秘密战的大风大浪，也不由大惊失色，好一会才吱吱唔唔地推脱说他不掌握全盘，不能保证其它方面不采取行动。
台湾方面见阴谋败露，但贼心不死，又要向定于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大”献礼，于是将“秋风计划”改名“湘江计划”以瞒中共情报部门的耳目，派王牌间谍、就是抗战时期曾潜伏到延安毛泽东身边的“影子”沈之岳出马，指挥实施“湘江计划”。
这时的沈之岳已是台湾负责对大陆情报工作的“中二组”负责人和国防部情报局的副局长。沈之岳为防止电讯失密，决定亲临前线坐镇指挥；为不被中共情报部门察觉，他避开国共情报战的‘热战场’香港，化名前往相对冷僻的澳门。
随沈之岳前去的特工中还有国防部情报局技术总队的炸弹专家蔡建中，安装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的定时炸弹就是他制作的。
沈之岳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行程策划得如此‘神妙’，却4月20日一到澳门，就被葡澳当局扣押了！
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说：“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之岳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王芳回忆录》）
沈之岳为防止电讯失密和到香港被中共发觉，选择去不被人注意的澳门，哪知躲鬼却躲进了无常殿——澳门站的站长可是“程大神经”程一鸣！
“秋风－湘江计划”，程一鸣是临时协助“影子”沈之岳的行动。程一鸣和沈之岳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同在上海搞工运，曾在中共上海党组织里用一个勺子舀饭吃，又殊途同归进了军统，是三十多年的老相识，因此沈之岳的行动或多或少会对程一鸣透露一些，况且他这次行动需要程一鸣配合。
以程一鸣的地位，很可能先期就得知了“秋风－湘江计划”的粗略情况，并将情报传送给了中共情报部门，所以中共情报部门对此高度警觉，又从几个渠道侦知了“秋风－湘江计划”的更多情报（截获了台湾情报局与南越站的电报，台湾情报局南越站有两名我方潜伏人员,代号分别是P021、G105）。
4月初中国公安部为什么能如此准确掌握廖时亮的行踪（凌云提前写好警告信派人在启德机场等他！），能如此准确地掌握张霈芝在柬埔寨的活动情况（在澳门逮捕沈之岳的同时，也在柬埔寨逮捕了张霈芝等三名高棉行动组成员）——廖时亮和张霈芝都是程一鸣的学生，经过港澳时去拜望了老师。
“风筝”和“影子”这场对决，沈之岳完败，灰溜溜回了台湾。
六、“起义”还是“归队”？
沈之岳回到台湾失落了一些时候，1964年5月被蒋家父子提升为台湾司法部调查局（中统后身，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专司反间和保卫。
沈之岳“蓝色007”的大名自然不是浪得，他将“秋风计划”泄密、“湘江计划”失败的来龙去脉一梳理，疑点便落在了老战友程一鸣身上。
“程大神经”的“神经”更是非常人可比，大概从挫败“湘江计划”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应变准备。此时一发觉风色有异，当即于1964年12月13日带着许多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秘密文件和特务名册回到大陆，宣布“起义”。
程一鸣回到大陆，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安排担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
有一张照片，是程一鸣回大陆后，和广东省公安厅管情报的副厅长郭曼果一同散步（右为程一鸣）。细看二人神态（可以对照“风筝”郑耀先和公安局陈局长在一起的剧照），再回味程一鸣的这些事迹，你认为程一鸣是国民党的起义特务呢，还是打入虎穴胜利归来的卧底英雄呢？
国共情报部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奶同胞、师出同门”的秘密战，可说是世界谍战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景象。而程一鸣如果真是周恩来放飞的一只“风筝”，他在敌人要害机构潜伏长达34年之久，恐怕也是谍战史上的世界之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