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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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与生命
2017-01-24 王志勇 藉我赐恩福

王志勇
牧师
恩典与生命
“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弗二 8 ）
第一
蒙昧迷茫的成长
我生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山东省的一个小乡村。虽然生长在无神论红旗下，但小时候，母亲和邻舍就讲很多与老乡蒲松龄在《聊斋治异》中一样的鬼 神故事给我听。他们讲得绘声绘影，使我相信确有鬼神存在。另外，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还为我拜了乡村碾场用的碌碡作“干妈”。不知不觉中 我接受了泛神论信仰，从小就怕鬼。后来才晓得，鬼不可怕，可怕的是装神弄鬼的人。
自一九七三年上小学起，我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说是“无神论”，其实并非没有“神”，毛泽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当时语文课本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 主席万岁！万万岁！”所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毛泽东去世时，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他还会死吗？毛泽东虽然死了，但无神论教育仍然持续到我的高中阶段。
虽然一直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灌输，但少年的 梦呓和青春的向往，总把爱情和理想置于超越物质的层次。那时最喜欢的名诗，就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 皆可抛。”我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而起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式呢？这井然有序的一切难道真是出于偶然的进化吗？多年无神论灌输，但它始终没有给我确信。可是，把一切都归于物质本源的唯物辩证法又始终是我身上的壳子，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觉 醒，这层壳子越来越令人厌恶反感，无法满足我心灵的需要，却又“斩不断，理还乱”，摆脱不了。
第二
困惑与追寻
一 九八五年，我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这时候，人生意义的问题空前地摆在我的面前，文革的梦魇和有关的反思，改革开放的政策又使我看到，所谓的欧美国家并不是腐朽败坏、日渐灭亡的怪物。相反，在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盲目崇拜个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丑陋现象，却仍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份子 深深思索呢？
对过去所服膺的主义彻底失望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到底真理的标準是什么？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样书籍，参加各种讲座，研习宗教典籍。那时最时兴的就是“气功热”，形形色色的大师粉墨登场，声称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等等。
在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到中国传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对东方神秘主义向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为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第一 批修习印度教的奉献者，并和別人一起把印度教经典译为中文。吠檀多宗教的哲理精神，和通过“瑜珈”修行与至高存在达到神秘契合的修习，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
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不以上帝的启示为标準，“自由”不过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帜，最终占上风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我一边修习印度教，一边反思中国问题，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又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哲学三年，接触各路高手，彼此切磋。
第三
突来的恩典
其实，信耶稣之前，我已经读过圣经，钻研基督教神学，又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一些神学课程，也和一些基督徒朋友谈论，甚至到教堂听道，和牧师辩论，但这不过是自 己的兴趣，还谈不上信仰的层面。十年修习印度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罪的问题无法靠修行克服。那些所谓的“大师”，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 们刻意为自己编织某种神圣的光环，让人顶礼膜拜，其实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沈溺於罪中之乐，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不时寻找、制造、利用机会，使自己能够在烦 恼的人生中间得到补偿。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为安慰自己的口号。但罪中之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欲望得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空虚的无聊；欲望得 不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烦恼的等待。以欲望为中心的生活，始终充满了无聊和烦恼。
一 九九六年，我和朋友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客户都是基督徒，在谈完生意后，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他们征求我的同意，向我分享他们信主的见证，然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我一口就答应下来，闭上眼睛，跟著作了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祷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
虽然我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动了工。当时我不仅认识到自身的罪，自己在罪中的无能和绝望，并且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能使我得到彻底的释放。我无法靠自己，或靠自己的行为，只能信靠耶稣基督，惟独在祂里面才有完全的安息。
一开始，很多人怀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这样一位名牌院校毕业、年轻有为的律师，既不缺乏工作机会，也没有需要医治的疾病，还会需要耶稣吗？上帝是信实的，祂 绝不会放弃祂的工作。祂使我越来越恨恶罪，靠著上帝的恩典不断对付罪，追求圣洁的生活。信主后，我经历了奇妙的生命改变，太太见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也 悔改归向了主，和我一同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受洗。但是，因我自身的软弱和败坏，还是常常被罪胜过，内心经历巨大的挣扎。这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得 救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得蒙保守也是上帝的恩典。不久，教会就让我带查经班，第二年且呼召我出来全职事奉，从此我就走向了事奉上帝的路。
第四
文化全方位的更新
七年多的教牧事奉中，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一是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几乎是和佛教同步进入中国，也都在唐朝时开始大规模传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基督教却没有完全摆脱“洋教”的色彩，仍然是一种边缘性文化。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我相信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教会长期忽视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简单地把天国与世界对立起来，使基督徒封闭在错误神学所构建的隔都中，无法对周围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更有甚者，一味排斥中国文化，机械地贴上异教的标簽，没有认识到其中也有上帝普遍启示的成分。中国基督徒有责任用上帝所启示的天国文化，全方位地更新中国文化。
二是基督教内部的问题：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似乎比不信主的人更险恶，更怠惰。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信主后绝不是万事大吉，或者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一好遮百 丑。基督徒的新“生命”绝不是抽象的或神秘的感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品格和善行上不断长进。因此，真正文化使命的落实，不仅包括宏 观的文化更新、民族重建，更是以微观的个人悔改和人格重建为根基。
我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学习、翻译、写作、讲课，也祈求上帝开门，使我能够在神学上有更好的装备。二00四年五月，主带领我来美国学习神学。来美之后，我既为当初上帝借着清教徒为美国所奠定的宗教、道德和政治根基而惊叹，也为著当今一些美国人数典忘祖，否定基督教而忧心。周末或假期，我有机会到华盛顿、洛杉 矶、芝加哥各地参观、事奉，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美国宗教上的保守、经济上的富足、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上的自治。上帝祝福这片土地，使人禁不住感叹： “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诗九十四12 ）同时，美国的一草一木，也常常使我生发忧国怀乡之情。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到底走向何方？我们无法晓得上帝隐秘的旨意，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 “天命靡常”（《诗 · 大雅》；但是， “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 （《尚书 · 蔡仲之命》），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必然得蒙上帝的祝福。我常常追想上古的光景： “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 （《小戴礼 · 表记篇》），唯愿上帝怜悯，使中国重回祂的怀抱，并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能够成为民族灵命变革、文化更新、道德重建的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