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西坝回望南京：《拉贝日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5-05 23:03:39 / 个人分类：电光倒影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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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4岁时，在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轮到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要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贵格会兴办的。
英国的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和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家乡三台。几个月后被乡亲们赶跑。去了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大多中文姓陶。我问母亲，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一位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到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她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中国最好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我此刻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英美两国的贵格会救护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受惠最多的中国人，连我这个经他们之手来到这世上的人，几乎都已忘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
陆川在影片和一些访谈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人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式的反感，或商业性的回避。对一个感恩太少、而非太多的民族来说，如一位网友感叹，中国人的不知感恩，和日本人的不知悔改，其实一样可耻。我寻思，陆川的心理，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的皇上党国的戴德，混在一起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期待《拉贝日记》，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种怜悯，超越在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稍微失望。
我怕的是，反过来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上，就是文学。
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要好过辛德勒了。他是基督徒，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是纳粹党员，也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具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混合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张纯如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而在拉贝日记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卐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是很难平衡。因为我们里面的情意结，尚未解开。拉贝的妻子朵拉，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若非她亲口所说，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我相信拉贝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移开，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回望面包和恩典的来源。
2009-5-4成都华西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