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之文字事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518ae01938f784fe#rd
作者：边云波
编 者 按
本文摘选自边云波前辈所出新书《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该书内容包括边云波前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陆教会史的回忆，其繁体版已在海外出版，简体版可点击
http://blog.sina.com.cn/u/5545830347浏览，也可以直接点击下方原文链接浏览。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问她说：“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1]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以后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事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事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
中国家庭教会在经过大患难之后，果然被神复兴起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
《教会》杂志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