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野与融合 ——1949年以来中国教会现象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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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颜新恩
1907年，在上海召开了新教入华百年大会。此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出席大会的有1179人，会中他们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1]而教育便是实现之道。尽管又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决定。因为许多年来华人教会都在收获着当年撒种的结果，同时也在背负着她的重担。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尴尬：大会中竟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教会代表！[2]
“黄金时期”过后，[3]中国教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逼迫。文革十年浩劫，使得教会产生了严重的断代现象。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几乎没有50－60岁的牧师（温州有不少兼职传道）。今天 35－45岁的牧养同工，大多没有被牧养的经历。但是却不断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真实。当然，这也是出于上帝的奥秘旨意。因为“那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4]自1949年以降，在大陆的农村甚至出现了基督徒激增的现象。到了90年代，各个城市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如今中国基督徒究竟有多少，坊间的说法差异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到不容易计算。[5]这与一百年前的景况有着多么鲜明的对比！自然地，我们的挑战也截然不同：不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而是“万民（正在）流归这山”。[6]这不是说，中国的本土宣教业已完成，或说已经没有未得之地，显然不是！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几十（也许几百）个民族的国家而言，几千万的基督徒不过是冰山一角。本土宣教仍然是我们未了的使命。但不可否认，我们目前最焦急的事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神学教育与牧养。而神学教育与牧养需要解决的前提是神学基础。否则，无以教也无以牧。建立整全教会成为当下中国传道人共同的关切之一。这是实践完整的大使命所必须的。[7]有趣的是，这也是1974年（正值中国处于“半封国”的时候）的洛桑（The Lausanne）会议上全球福音派领袖的共识之一。且是洛桑口号的首要元素。[8]进入21世纪的中国教会，她的需要显得异常突出！
“三自”与“家庭”[9]
毫无疑问，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是建国以来中国教会内部最大的焦点之一。[10]本来丰富多元的宗派局面，硬生生地以政治立场一分为二。在当局若干年的努力教育之后，大多基督徒都认为宗派是多余的。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这么认定，无论是三自系统还是家庭点。本文无意要处理关于宗派的观念，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宗派不可避免，也有它的积极意义。顺便一提，三自与家庭不是宗派之间的问题。
首先，“三自”与家庭的对立肇端于政治因素。建国后的“三自运动”虽然沿袭1907年大会的宗旨（促进中国教会本色化），但实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异。后来的三自领导也意识到：它不是本色化，而是处境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教会神学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品。貌似学术的论述，实际上只是政策的变奏——一个基督教版本的政治宣言。这对于以《圣经》为绝对真理的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三自”组织试图以“爱国”的名义作为它的理论筹码。显然，一个基督徒如果连教义的原则都可以牺牲，很难想象，他还会有真正的德行可言！“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一部分基督徒的信念。他们认为，只有忠于《圣经》的信仰，才能带给国民真正的祝福。
中国大部分基督徒都乐于遵守国家法律，但认为教内事务必须保持自主权。因为这并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信仰自由的精神。在不妨碍别人的基础上，主日崇拜、牧师按立、长老选举、神学培训、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等事务应该由（各地）不同的教会（信徒）自行决定。但这些却被三自指控为“反政府”。
其次，“三自”与“家庭”的不合是出于神学立场的分野。以吴耀宗、丁光训为代表的“三自运动”思想，一方面受欧美新派神学（Liberal Theology）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继承“本色化”人士的基督教哲学。[11]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否认福音派教义（Evangelic）。主张（神导）进化、圣经有误、人无原罪，否认信心在得救中的意义（普救论）、末世基督降临对世界的毁灭等。而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念几乎都是福音派的（尽管不纯粹）。这一点，同样被“三自”人士诟病为：“过度保守、顽固不化、不合时宜”。可想而知，二者的调和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方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再者，如何看待外国宣教士，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三自运动”的重要内涵之一，便是歇斯底里地与 “洋教”划清界线。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教会自主的需要；也没有人否认有假冒伪善的宣教士“特务”，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有真正为了福音，为了中国的宣教士。戴德生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但“三自”的高层却不惜以牺牲真相为代价，全盘否定西方宣教士的人格与工作。这在家庭教会看来无异乎对先贤的恶意毁谤，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行径。我们要顾念“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同样，我们也要思想“百丈恩流源自西”。[12]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不应该忘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每一个中国基督徒也都应该记念西方宣教士为福音在中国所浇奠的生命[13]。
“三自”这一切的“运动”，遭到以王明道、林献羔为代表的家庭教会领袖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二人不遗余力的笔耕，揭露“三自运动”的真相，指责某些“三自”人士祸害教会的卑鄙行径。[14]他们也因此遭遇了漫长的牢狱之灾。他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家庭教会（领袖）。
中国教会必须自传、自立、自养，这是1907年大会的共识。但“三自”绝不能是淡化《圣经》，继而以弘扬本土文化、适应国情取而代之。也许吴、丁倡导“三自” 其志可嘉，但其做法却不可原谅，无论就内容还是运作方式。[15]基督徒可以接纳被社会称为不良群体的边缘人，但绝不是认同他们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所谓 “同情不同意”。这也适用于我们对待异端的态度。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分辨“三自”组织与基层教会的差异。平心而论，并非所有加入三自的人（哪怕是高层）都一无是处。上帝使一些在人看来似乎信心不足的人，进入三自系统，但正是这些人的教导，坚固了“三自”教会的福音信仰。贾玉铭、杨绍唐便是典型。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两会”创办的神学院的学生，只有少数是忠于“两会”的。而在一些地方的教会则十分“三自”（由地方教会全权处理教务）。他们尽管没有从“巴比伦”出来，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余种”。笔者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受难前祈祷的再次应验。[16]
可喜的是，在祖国的某些地方，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与同工的关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异象上彼此认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工作上彼此委身”。这至少说明了，消除二者之间的张力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17]
海外与本土
随着1949年的解放，中国教会的无数团队也随之解散。在此期间，中国教会的才俊一批又一批涌向海外，香港、台湾、北美是大多数人的向往。但随着1979年的开放，思念故土的“远方亲人”也以各种身份归来。我们认定这其中有上帝的奥妙旨意，但我们也需要“察验”何为“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他们为中国教会带来祝福的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可以这么说，近几十年来，几乎是他们浇灌了上帝在中国的大片禾场，也是他们加给了中国教会某些重担。
人人都知道：中国教会的贫乏是历史的原因。即使她贫乏的存在，也是海外教会不可替代的。尽管与海外教会相比，中国教会还很幼稚，在信仰的理解、事工的运作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海外华人教会由于得天独厚，既继承了中华教会精良传统，又不断吸收了欧美新思潮。这使得他们的眼界大大超过了勉强维持信仰的大陆教会。天经地义地，中国教会应该接受他们的进步观念。但是，他们的艰难是必须跨越真理与文化的鸿沟。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文化却只能是欣赏与参考，否则便是侵略。如果说，海外大部分基督徒所传的纯正福音是中国的需要，那他们关于建造教会、牧养的理念与方法就不是中国所必需的。中国基督徒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经历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萧条。被红色文化熏陶了几十年不可能不受影响，尤其在思维上。对海外教会而言，这是完全阙如的经验。这带来了对话的困难。因此，当海外传道人教导沉淀几十年的中国教会传统时，固然有坚定、丰富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的作用，同时也带给他们包袱。因为，经过疯狂的无神论运动洗礼的那一代中国人，许多中国封建的文化（吃人的礼教）被洗得一干二净。[18]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信仰得很纯粹。既没有民间宗教的搅扰，也没有中国教会传统的包袱。但正是一些海外人士，重新将十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教会的某些人的遗传植入大陆新兴的教会之中。[19]从某个角度而言，磨难是上帝的手对中国教会的洁净，无论在社会文化上，还是在教会文化上。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教会都缺乏深度的反思与忏悔。有些原本是逃到海外的人，美其名曰海外宣教，今天又堂而皇之自诩为上帝为中国预备的奇兵；而新兴的大陆教会领袖则沉醉在教会增长的气息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信上帝在21世纪，可能将神州的未得之地赐给他的百姓。但我们需要迫切的反省：是不是像四十年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一样，虽然进入迦南，但却并不比死在旷野的人长进！
海外华人教会对大陆的关注，往往聚焦在政治与经济的层面上。自然地，中国基督徒因为政治压迫，贫穷而受苦便成了这几十年主旋律。他们也许是为了配合事工的缘故，常常请人去讲受苦的见证。许多诗歌好像都是唱给国外的人听的。的确，中国教会近百年的道路甚是曲折。但这也是一个诱惑。因为它给了中国基督徒一个信号：强调受苦，会在海外取得成功。不断在国际涌现的“未来时殉道士”，使得中国教会常常处于尴尬境地，而海外教会也正在自食其苦果。[20]
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头一批（1949年后出去的）海外基督徒的时代局限的原因，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上帝却已经兴起第二波的海外华人基督徒。那就是1989 年后，许多到了北美后信主的大陆知识分子。他们的皈依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因为相对上一代，他们无疑更接近中国。但在对政治、文化的关切上，笔者吃惊地发现：他们与中国竟如此遥远。在他们的讲章与著作中，几乎没有阅读中国当代作品的迹象。某些人对中国基督徒的讲道，很多时候可以用自言自语来形容。他们与中国的社会、大学的基督教研究严重脱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颇有影响），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经验。甚至对信仰的理解也无非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往往和他们的国家梦有关。殊不知，大陆考试与面试早已冲淡了许多同胞的国家情怀。而中国教会也逐渐地告别听故事的童年。反倒是许多从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归来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神学使命。[21]他们正在成为新一代基督教研究的中流砥柱。
无论是1949年后出去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是1989年后出去的一代，他们与本土的关系，已经十分微妙。我想在未来的日子，以毫不忌讳的态度进行广泛的对话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有效地合作，也许才是更加现实的做法。
传统与革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不断出现，被不少人看为是近半个世纪后的又一次转型期（Reform）。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的改变都会有阵痛。中国教会也不例外，我们所面对的是新老二代传道人交替的纠缠。[22]他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判断都大相径庭。
老一代传道人对年轻一代的最常见批判，是不谦卑。因为不接受他们的遗传。年轻人缺乏他们的属灵经验，比如为主受苦的经历。只有“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这个批评有它的中肯之处，也有它的勉强之处。特定时期的为主受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如果年轻一代丧失了信仰的勇气，确实是可悲的。谦卑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年轻一代。但对谦卑的理解也是两代人的差异之一。何况这个批评对谁都合适。事实上，两代人张力的背后是对不同传统的继承。
入华的宣教士主要来自英美，中国教会到目前为止所受的影响也主要来自英语世界。但二战过后，西方教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由于49年后的封闭环境，即使是后来英语世界的新成果，国内教会也无法共享。（海外华人教会与我们重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因此，老一代传道人除了在经验上更加丰富外，在理解圣经的方式及神学思想方面并无明显的更新。几乎人人的信息都拷贝自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与贾玉铭，以及别的教会领袖。[23]除了极个别在此之前以外。[24]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不是说今天已经有某人的高度超过了他们，但至少已经更进了一步。不同的解经路线便是其最关键的对比。
那个时期理解圣经的方法，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寓意法（allegoric），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寓意法的随意性，同一段经文可以被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教义。[25]老一辈的同工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它的弊端，但已难以调整。因为如何理解圣经的方法业已成为习惯。何况强调字义（literary）解经的挑战非比寻常。既要了解历史文化，又要掌握文学方法。最大的困难当来自对原文的要求（这也是新一代的最大瓶颈）。可以理解，对于受教育不多，又没有书籍的一代，我们不能要求什么！但这不足以成为拒绝接受新思想的理由。任何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新一代传道人同样需要有自知之明。紧要的是，能知道自己的时代使命。这不正是中国教会日夜祈祷兴起时代工人的含义吗？！
任何人的理解过程都有其前设。加达默尔（Gadamer）睿智地指出，我们对结果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理解过程[26]（我们需要格外警醒）。同理，解经方式的不同是缘于神学传统的不同。字义解经的原则建立，只有在肯定理性的基础上才可能。自始至终都要求解经者对个人经验、感观及想象力保持相当的克制。很不幸的是，中国教会近几十年十分反理性。解经方式虽然比较浪漫，但信仰框架十分牢固。这一点与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相似！差别在于：奥氏继承了他之前东西方教父的精华，而中国的牧师只是继承了敬虔派和时代论的部分思想而已。因此，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是不足够的。20世纪后半叶西方（尤其是美国）以改革宗神学为主体的神学思考，是新一代传道人主要的影响所在。这基本上要归功于唐崇荣（刚好是中国教会缺失的一代）讲座的启蒙。唐牧师对华人教会的尖锐批判，刺激了大陆无数年轻传道人对传统的反思。
改革宗神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上帝的主权。无论在救恩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因此，基督徒被呼召在任何时代中荣耀上帝，不仅在道德范围，也在公共领域。所谓“文化使命”，不是厌弃、逃避这个世代，而是介入其中。但老一代基督徒却恰恰相反，把世代拱手让给世人。因为他们导师们的精神也是如此。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几乎没有传道人对这些事发出积极的回应！在“非基运动”期间，参与辩论的基督徒更是寥寥无几，甚至是无神论者在替基督教说话！等尘埃落定后，才有一些人做出回应，而且还是新派人士。[27]另外，许多人对改革宗浓烈的“郁金香”（TULIP）[28]气味过敏。因为改革宗容不得半点人本主义。
老一代强调传统，新一代也强调传统。[29]只是对传统的界定差距甚远。老一代注重的是那一代的经验传统（experiential tradition），新一代既然没有什么经验，[30]只好追溯更深远的神学传统（Catholic tradition）。毕竟阅读能力是新生代的优势。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前辈们的某些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普遍地，我们这一代不具有那种“舍己”、“不以性命为念”的福音热情。有些人不仅不鉴察，还自诩有知识涵养，不容易像农民那样冲动。这简直是对保罗的恶毒讽刺！其次，新一代的传道人严重缺乏灵修生活，在祷告上尤其苍白。“他们甚至不渴慕祷告，也不知道该如何花半小时与神在一起！”[31]还有更根本的一点，就是新一代传道人好像很博学，却对圣经没下多少功夫。这与前辈们截然相反。当然也不是没有一些例外。[32]新一代传道人的过分自信是另一个现实的难题。“不是倚靠势力、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33]，这是我们需要时时谨记的金句！
神学的不同，必然使从真理认知延伸而来的异象（Vision）有分歧，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两代人尽管在抽象的原则上大同小异，但在异象具体内容的把握上却不尽相同。
冬天里，农民最重要的工作是保存种子。在中国教会经历“寒冬”的岁月，保存信仰的种子，成了那一代传道人的共同异象。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侍奉是何等成功！信仰的灯不仅没有熄灭，反而点燃神州大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21世纪的中国将熊熊燃烧！我们也深信这是上帝使用他们、悦纳他们的明证。
1979 年，随着改革春风的吹拂，大陆沿海城市逐渐开放，中国教会也迎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也许在人看来，到目前也远不是“百鸟鸣啼、百花开放”的盛景，但她生机勃勃。“生机”主要来自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对上帝国的梦想，基督福音在此时代的机会，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期待，以及为此跃跃欲试的热心（尽管很幼稚）。他们（应该是我们）认定这时代会是世纪的转折[34]，中国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那是主基督的时代。[35]因此，新时代，新异象！这当然不是说老一代没有做出任何时代性的回应，但毕竟时代已不属于他们。
开放以后，百废待兴。在文革中坚持、幸存下来的牧者，首要的工作就是召聚信徒，重新成立教会。既无法顾及神学，也无法开展宣教。[36]多年从事社会工作后，牧师们也需要时间来操练，以恢复荒废多年的教牧恩赐。千头万绪，教会的体制也无从谈起。而在城市中，90年后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工作，基本上是宣教，以及为认信者施洗，建立教会。由于规模偏小，所以一般在牧养辅导上投入更多。而新一代更关心的则是教育、文字（网络）事工、艺术、慈善，不断探求各种多元化的布道方法。并且锐意进取，希望能改变很长时间里都是 “未受割礼”者作为基督教研究主流的尴尬局面。[37]老一代传道人无论是布道，还是造就信徒，主要是借福音聚会与培灵（奋兴）会；新一代的方式则是主日学与小组。崇拜仪式上，老一代的风格是严肃庄重，新一代则随意的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老一代主要是透过主日布道与植堂，新一代则更强调差传。从对象而言，老一代的乡村传道人所服侍的是基层群体，新一代的则是在校大学生及中上层群体。因此，产生两代之间异象的不同，是完全正常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老的一代不排除有过于固执的守旧，但新一代也需要避免过度激进的盲点。就如中国发展的过度迅速，我们也将为太多（可知与不可知）的不幸埋单。足为我辈明鉴！
不同的神学前提加上对时代的不同判断所产生的教会治理理念的不同也许是目前存在于两代之间最复杂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教会的同工没少分家，表面上的原因往往是为坚持某一条“真理”，实际上，人性的因素才是根本问题！
教会治理既不像教义神学那样可以较明确地界定，也不像异象那样有具体事工的运作，而且比后二者更难于保持纯洁，因为它牵涉到利益。老一代有人准备掌权到“至死忠心”，新一代则急于要“夺回教会的主动权”。[38]
往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就会熏陶出什么样的教会领袖。在中国政治历史传统和当前政治环境的潜移默化下，中国传道人下意识地都会有独裁的倾向。虽然民主在中国的呼声很高，但国人一直未具备民主的素质。民主口号常常不过是个人欲望的幌子。许多人竭力鼓吹民主，一旦上位，不久便“圣化”为“基督的代言人”（即教皇）。不过，有一点事实不可忽视：教会治理的民主化不可抗拒，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从文化历史角度看，“德先生”（democracy）深入中国人心已过百年，在中国，自由主义也已蔚然成风。而秉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归主后，必然会在教会中推进民主的体制。另外，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氛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督徒的观念。毕竟没有人不喜欢对自己权利的肯定。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有改革宗神学倾向的人，几乎都会选择配套的长老会治理模式。何况，在许多人看来，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美国都是全球最重要的榜样。我们当然不否认美国经验的重要，但中国教会的出路，似乎不是简单地拷贝美国主义所能解决。从另一个角度看，90年后城市教会的第一代传道人，不少受韩国教会的影响，在治理教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普遍带有“韩版”民主的烙印（主任牧师权力集中）。十几年来，教会产生的问题已经足以显明它的水土不服。城市新一代传道人的觉醒与反思，也与他们推崇“英美版”的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如果说，教会治理民主化已经成为中国多数传道人的共识，那么，如何民主化很可能是教会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生产之苦。中国教会呼唤健全的政治神学！
除此之外，在中国城市教会中，几乎都有校园团契与传统教会的共融问题。这既涉及教会观，也涉及后现代文化处境中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问题。
后记
一篇短文，概括半个世纪的教会，笔者深知这不是明智的作法。其中所涉及的人事，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迫于无奈，只好从简。如果因此伤害或得罪某些人，尽管这绝非作者的本意，但本人必须致歉。看在基督的份上，请求各位宽恕在下的鲁莽。恳愿上帝记念大家的美德。笔者的初衷是：透过毫不忌讳的态度，坦诚面对中国教会的内忧外患。如果有幸得到各位的支持与参与，谁能否认这不是中国教会史上一段“弟兄相爱”的佳话呢？！
[1] 孙原 “先于2007的回顾”
http://www.godoor.net/text/history/zhjh21.htm。
[2]佚名《中国教会史》 第三部‘福音三临’第四章 “宣教策略再认识”。
[3] 指1920－1940年。
[4] 诗篇121：4。
[5] 宗教局官员在非公开场合的说法是1.2亿，7－8千万是比较普遍的说法。
[6] 《以赛亚书》53：1，2：2。
[7] 根据马太福音28章18－20节的教导，大使命虽然只有一个，却包含三重内涵：差传布道（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建立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之施洗）、真理教导（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行）。第三方面是大陆目前最紧缺的。
[8]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9] “三自”指自养、自治、自传。最早是在外国宣教士大会上提出的宣教与神学教育策略（1907），49后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则是一种宗教政策。后来与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
“家庭（教会）”指1949年后不加入“三自”，保持独立运作的教会，1979年后是拒绝经“两会”认定，由宗教部门登记的聚会场所。这些教会早期都是在弟兄姐妹家里，故称“家庭教会”。现在，很多教会已经不是在人家里举行崇拜，所以有人提议改为“独立教会”。
[10] 在1957年－1977年，所有坚持聚会的基督徒不分宗派背景，也不分“三自”与“家庭”，称“合一”教会。在某些地方如今还沿用此名。
[11] 尤以吴雷川及入狱前的赵紫宸为重。
[12] 康熙《基督死》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源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13]“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8）。
[14] 王明道《五十年来》，林献羔《“三”》。
[15] 在内容上，削足适履，更改纯正福音；运作上依附政权。
[16]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17：15－17）。
[17] 笔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试图以人为的方式融解二者的差异，那都是对先辈为此受苦的讽刺。但我们同时也必须十分警醒地分辨圣灵的工作，以谦卑的心，“竭力持守祂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1）。
[18]在过去，这是福音的最大拦阻，也是教会极其难以分别为圣的原因。但近年来中国社会有死灰复燃的现象。须格外留意。
[19] 这不是说，中国本土完全没有“残余”，但海外基督徒却唤醒了她的记忆。
[20] 很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祷告、诗歌充满了倾诉与哀叹。如果要哀叹应该是50、70年代的基督徒才更合理！因为他们受苦更多。奇怪的是，那时候的圣徒充满感恩与喜乐，很多人只字不提苦难；而现代人却常常无病呻吟。纵然有一些苦又何足挂齿！现在，很多海外人士也感到难以招架。
[21] 不自觉，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
[22] 老一代在某些地区指服侍年代在1949－1979年的教会领袖（温州，1979年后很难划分），在河南则是指1979后建立教会的传道人，有些地方却是 1990年后开辟教会的第一代传道人（如北京）。
[23] 那时，许多人常常为得到一部贾玉铭或倪柝声的著作而欣喜若狂！
[24] 温州的陈加荣弟兄在文革期间就开始研究改革宗神学，自学希腊文，以字义法解释圣经。尤为难得！他的灵性特征是近几十年教会历史的缩影。他十分短暂而又少为人知的一生，将会有长久和广泛的果效。笔者的心愿之一，就是能对他作一些更深入的总结。可惜，至今时间、心力皆不济。
[25] 倪柝声认为凡过了红海到旷野的人都得救，而温州有一位（甚有影响）传道人则认为死在旷野的都不得救。前者以埃及为地狱，后者以迦南为天堂。关于得救稳固与否的争论曾引发中国教会的巨大裂变。
[26] 参《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Gadamer）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27] 杨天宏，《民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人民出版社，2005。
[28]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头个字母缩写。
Total Depravity人类完全堕落
Unconditional Election神无条件拣选
Limited Atonement 限定救赎
Irresistible Grace不可抗拒的恩典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圣徒永蒙保守
[29]因为新一代中国牧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我们更担忧的是继承太少。
[30] 许多人在年轻时都会抨击经验论，到了老年恐怕又是另一副嘴脸。
[31] 慕安德烈《不祷告的罪》，网络版第一章。
[32] 如灵恩派（在这一点上，笔者十分欣赏他们，但愿他们“疯狂是为了基督”）。小群也是其中之一，但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更新。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聚会所传道人，他们的思想都未比倪柝声进步（似乎不敢）。哪怕是反思都少有。
[33] 《撒迦利亚书》4：6。
[34] 天下第一湾（参考大会手册的封面图片）。
[35] 《启示录》11：15，本节经文被亨德尔（Handel）用在弥赛亚神曲的《哈里路亚》中。而在近年的中国教会中《哈里路亚》是热演的曲目之一，这在50 年代以来从未有过，不无深意。
[36] 除了只有少数1957年后始终坚持聚会的地方。“两会”在80年代初开始恢复神学院招生。
[37] 90年后中国的大学逐渐开始研究基督教，但由于教会无力参与（因为备受创痛），结果出现了常常是非基督徒代为基督教神学发言。还一度极其流行“文化基督徒”的说法。
[38] 据说是加尔文语，笔者只在一次会上听到，未见到原著的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