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罗之子》，或集中营里的信仰微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jsaS4PiLoiD24%2B#rd
《扫罗之子》，或集中营里的信仰微光︱张闳
2017-03-16 张闳 迦南牧客
我要谈论的是电影《扫罗之子》（Saul fia）。
之所以称其为《扫罗之子》，而不是如中文媒体所通译的《索尔之子》，乃是要显明这部电影的犹太教神学含义。这也就意味着，在我看来，必须将其纳入到犹太教神学背景当中，方可对这部电影的精神含义作出有效的阐释。
它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伦理剧，也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剧，乃是一部有关苦难与救赎的宗教剧。
《扫罗之子》，
或集中营里的信仰微光
文 / 张闳（文化批评家、作家、文学博士）
全文约48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
正如中文媒体将Saul译作“索尔”一样，只是转记了声音上的表面的相似性，近乎一个随意的、无关紧要的符号，而切断了这个名字漫长而又深邃的历史连续性。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但同时也是一位有缺陷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国王。人民希望他能够带领整个族群走向兴盛，但他却常常被自己的褊狭、软弱和血气的冲动所支配，没有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族群的境况也因之起起落落、摇摆不定，直到神所喜悦的伟大的大卫王出现。
关于纳粹时期犹太人的苦难题材的电影，《扫罗之子》算不上最深刻和最具艺术性的一部，但它却是很特别的一部。以色列人被奴役，并非在纳粹时期才有。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几乎就是一个“被掳”的历史，一个奴役与解放相交织的历史。在埃及，在巴比伦，他们都曾经历过任人宰割的日子。但纳粹时期，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历史上屡次被奴役的状态的又一次循环，不只是一次新的苦难，而是一次异常的苦难，一次终极的苦难，仿佛末日的提前来临。他们的这种生存的终极状态由毒气室和焚尸炉构成。
仿佛末日的提前来临。他们将要面临一次“最终解决”。
《扫罗之子》讲述的是匈牙利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生活。与一般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不同，《扫罗之子》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的犹太人群体——所谓“特遣队”，也就是那些在集中营做劳工，专门负责清理受害犹太人的遗物和骨灰。他们在受害者进毒气室之前，负责搜检受害者的贵重物品，在受害者的尸体上拔除金牙，推送尸体进焚尸炉，以及清理焚尸炉里的骨灰。因为这一工作的需要，他们得以暂缓被处死。也就是说，他们比自己多数同胞要活得更长久一些。当然，正如卡夫卡在《诉讼》结尾处所说的，他们的耻辱将更长久地存留于人间。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工头，甚至还获得了某种特权，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行动自由，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而只负责监工和清点人数，等等。但这种侥幸并不能改变他们最终也要走向焚烧炉的命运。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也有秘密联络准备起义的，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并通过向外界求援，而得到自我解放。他们如同罗马时代的马加比起义及其后来的“奋锐党”人。
集中营生活，是世界生活的极端化。而人类世界的极端化生存处境就是地狱。在这个地狱般的空间里，观众们不难看到，这些犹太人跟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犹太人大不相同，他们跟敬虔、谨严之类的品质无关，也听不到他们的哀怨和祷告。在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信靠、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慈爱，甚至，连绝望也看不到。那里是一派虚空，是昏暗、混沌的深渊。电影镜头所表现出来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形。身处苦难深渊，犹太人，至少是所谓“特遣队”的犹太人却没有仰望耶和华，甚至连仰望的意识也都谈不上。看来，即便是犹太人自身，他们的宗教意识及其历史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切断，或陷于遗忘的迷雾当中。
犹太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若是没有痛苦与敬虔相混合的情感状态，犹太人就不成其为犹太人。然而，漫长的流离生活，长期被主流文化压制和边缘化的处境，犹太人社群面临着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和文化同化的压力。19世纪以来的犹太人，其“犹太意识”已是日益稀薄。19世纪末的犹太精英意识到这一文化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试图重建犹太教信仰，哈西德主义和卡巴拉主义的兴盛，体现了他们的这一努力。但在普通犹太人那里，要看到这一文化重建的结果，仍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形下，犹太人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默默忍受，苟且偷生（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奋起反抗，自我拯救（事实证明这也是不可能的）。
看不到信靠、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慈爱，甚至，连绝望也看不到。
面对集中营，人的理性和尊严显得不堪一击。人性被彻底摧毁，只留下原始本能：生存。更为吊诡的是，现代国社党的这一疯狂的手段，同时又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这是人类靠着自身理性而走向危机的严酷证据。他们在制造人间天堂的过程中，为自身制造了更为真实的地狱。
在地狱之中，人能做什么呢？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依靠本能而生存。人的行动皆出自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人服从于其求生本能而存在着，但实际上却是在迈向死亡。从进入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死亡，即便他尚未进入毒气室和焚尸炉，他也早已死亡，剩下来的是一具行尸走肉。另一方面，他们的反抗的价值也很可疑。与其他受凌辱的民族的反抗不同，作为一个族群，犹太人的反抗显得尤为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支撑。即便反抗成功，他们依旧无处可去。对于犹太人而言，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面积更大的“集中营”而已。他们依旧无法作为一个国度而得胜，无法赢得一个可度量的物理空间。他们的得胜，唯一可以凭的，只有族群的精神性的和属灵的层面。若是在这些层面未能获胜的话，他们乃是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扫罗在地狱般的集中营里，也像个局外人。但他不是存在主义者。直到一位男孩的死，扫罗的生命状况方得以改变。男孩的死点燃了扫罗内部业已熄灭的属灵余烬。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葬礼”成为扫罗接下来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他存在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刚刚死去的儿子举行一个符合犹太教教义的葬礼仪式。为此，他必须寻找一位合格的拉比。他对四周的苦难麻木不仁，对同胞们的反抗计划也无动于衷。他的全部行动都集中在寻找拉比上。可是，他竟找不到。要么是不合格，要么是拒绝承担拉比职责。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一位，竟是假冒的。最终，他不但未能如愿为死者举行葬礼，他自己以及他的同伴们也都成为死者，并且不会有人来为他们举行葬礼。
男孩的死点燃了扫罗内部业已熄灭的属灵余烬。
从人类一般立场看，他所做的看上去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为。不仅自私自利，甚至还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他在四处奔波寻找拉比的时候，将起义者让他转交的爆炸物给弄丢了，导致起义行动的威力大大受损。为了一位已经死去的男孩的葬礼，是否值得投入自己的生命安全，乃至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然而问题是，计算行动是否“值得”的伦理学，必要将伦理问题引向其反面。我们这些集中营之外非犹太族裔的人，可以有非常多的理由认为扫罗的行动不仅是徒劳的，同时更是无益的。他应该彻底放弃这一行动，进而加入到抗争的行列当中去。一旦进入到这种“会计伦理”逻辑，精神及属灵的考量，必要退后。
集中营“特遣队”里行尸走肉一般地活着的犹太人，心中似乎没有上帝，他们对得救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样，那些装备起义的犹太人，心中同样没有上帝。他们打算依靠人自身（自己或他人）的行动来拯救。人们很希望看到一场真正的英雄悲剧，希望看到爆发一场蓄谋已久的伟大起义，让那一包被扫罗遗失了的正义炸药，把邪恶的集中营炸个粉碎。
一场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战斗，哪怕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悲剧的结局仍可以激发幸存者的正义感，并给人们带来净化与升华的美学体验。这是人本主义者所能够理解。然而没有。这一切也没有发生。从根本上说，人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从集中营、焚尸炉建立起来的那一天起，就彻底失败了。虽然也会有某一场起义可能成功，但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建立起来的正义已经失败了。靠着侥幸、靠着偶然性来获得的成功，并不能挽救这种失败。正义靠的不是偶然性。
根据一般伦理学原则，扫罗的行动毫无意义。
没有上帝的公义，人世的公义也就不存在。在人世间，没有什么能保证公义，这一点，犹太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清楚。正因为看不到获救的迹象，才需要上帝。不然，人们只需要自己或他人。上帝恰恰是在人类完全没有了指望的境况下，需要单单仰望的存在。在没有希望的时刻，上帝才与仰望他的人同在。无神论者来判断是否有上帝，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进而，从根本上说，上帝完全不是一个“有或者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这些受造物能否相信和能否感受到其存在的问题。只要人类还在打算按照自己的理性和力量行事，上帝就隐匿不见。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上帝的隐匿特质”（God being hidden features），我们就无法理解犹太人的信仰及其苦难历史，也无法真正理解上帝。
然而，我们依然要追问的是：在集中营里，上帝还在吗？上帝在哪里呢？在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刻，那位曾经拣选他们，并带领他们的上帝，如今又在哪里呢？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犹太学者Ignaz Maybaum认为，大屠杀是替代赎罪的终极形式。犹太民族成为代替人类遭受毁灭性的惩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是人类的罪的替罪羔羊。”不错，扫罗的行动几乎是毫无结果的，并且也很难计量其价值。但是，唯有扫罗的行动，是出自超越于本能之上的动因。他所持守的却是一个族群的精神价值核心的一部分。鉴于这个族群是神所拣选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人类的精神价值核心的一部分。
可是，葬礼意味着什么？人们需要一场葬礼吗？尤其是在集中营这种地方？并且，人们需要一场为一位身份可疑的男孩所举行的葬礼吗？德里达将哀悼解释为“记忆”试图抵达“自我”的努力，将缺失的“他者”内在化并加以保存的努力。在此路径中，记忆遭遇的多义性歧途，构成了我们与时间和自身及他者生命的复杂关系。但在扫罗这里，没有“自我”，甚至连“他者”都没有。因此，不仅是没有德里达所说的“真实的哀悼”，连“虚假的”哀悼都谈不上。同时，扫罗的哀悼，也不是指向记忆、自我认知、他者化……等等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而是指向那个更为隐匿的某物。而扫罗不惜一切代价所要追寻的那个“隐匿”，只能是隐匿的上帝，显明上帝之隐匿性的可能性。这是一根牵动深埋在犹太人意识深处的族群记忆及其“犹太意识”的阿里阿德涅线头。虽然隐约难辨，但却是唯一的线头。一旦被抽动，全部的记忆团块就有可能被伸展。
虽然隐约难辨，但却是唯一的线头。
哀悼不仅是信仰的起源，也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最为根本的希望所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哀悼并不仅仅是一种诉诸于情感和情绪的哀悼，不只是一种属血气的仪式，而是属灵的仪式，是吁求与神同在、与神同哀的仪式。没有神的同在的哀悼，就没有属灵的意义。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必须要有掌握灵界权柄的神职人员，诸如拉比、祭司之类的赞美和祈祷，才能够与神联结。男孩之死，是一丝微弱的光，含义不明的光，但仍是一种光亮，烛照了集中营的昏暗。扫罗未必很清楚他所持守的究竟意义何在，至少他没有陈明。但他的行动的意义无可置疑超越了集中营，超越了集中营内外的全部行动，也超越了人类固有的恐惧和自我肯定。也唯有这种超越了环境、超越了世界的行动，才具有了凌驾于物质与精神之上的属灵含义。
在扫罗所处的空间里——根本看不到天父上帝存在的位置。因此，我们并不能夸大扫罗行动的价值。但依靠一点点对葬仪的固执要求，来维持与神之间脆弱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联系，维持作为犹太人的神学认知，也是在维持这个族群的意识中残存的一线信仰之光。从被杀死在手术台上的儿子身上，扫罗看到了某种他不曾看到的东西。这是一种逆向的寻求，从地狱开始的逆向寻求，而且，在地狱中，也只能逆向寻求。正是因为死，生的意义才被显明出来。扫罗的行动，见证了在地狱中，信仰是如何萌芽的。对死亡的敬畏和哀悼，是信仰的重要的心理原始驱动力。
正是因为死，生的意义才被显明出来。
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透过犹太人的遭遇，得以看见人处于生死攸关的“洞穴”中，在毫无盼望的末后日子里，所能够依凭和仰望的事物何在。而且，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只是因为有了那些绝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今天，我们有幸得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不会改变。犹太教士、神学家Emil Fackenheim在谈到“大屠杀神学”所面临的挑战时，总结道：“永远不要对上帝绝望，至少我们在希特勒死后，赢得了胜利。”以色列国的建立，就是一个确据。“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21:45）
影片最后，在扫罗的幻觉中出现了一位男孩，像是扫罗的儿子的复活。尽管犹太教教义在“复活”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普遍认为，先知常常以复活的方式重返人间，并预示着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是否将以孩子的形象出现？这在犹太人那里，却并非太有把握的事。导演的设计显示出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小孩以他的沉默和逃离，离开了死亡的现场，逃亡者并没有得到拯救。作为犹太人，导演依然只是站在“旧约神学”立场上来理解对于拯救，理解对弥赛亚的盼望。但在基督教的“新约神学”早已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判断——救赎不是出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之子”，而是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之子”（大卫的后裔）。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个诞生在伯利恒客栈马槽里的婴孩，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的弥赛亚。他将作为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的全部罪孽，为人类成就了挽回祭。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绝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