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二十四城记》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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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三八红旗手”吕丽萍举着输液瓶，走过停放飞机的坝子，找厂里的干部。一种巨大的乡愁开始占据我。想起张楚那首《造飞机的工厂》，“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心里就忧伤起来了。
原本说，贾樟柯要和大家分享“我在工厂长大”。但年轻人一多，这话题就罩不住了。我母亲是针织厂的，厂里人嗓门都大。小时候，我整天整天被带到厂里。妈妈建议厂长弄了个图书室，结果大部分的书，可能只有我看过。我一遍遍去每个车间串门，看每一道印染工序，听军队一样的纺织机开始轰鸣。觉得机器的力量是迷人的力量。但满眼望去，尽是女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仅次于婚姻的结合。直到今天，每当我看见女司机开公交车，就立刻被拖回了小时候。
一个50年代从沈阳迁到成都的军工企业，420厂，和隔城相望的132厂，两个庞大的城外之城，几乎改变了成都的气质。但这不是贾樟柯的重心。尽管陈建斌的讲述，提到420与“地方”的冲突。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里，都经历了南下成都的优越感，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失丧。那掌控机器的阳刚力量，如今在练歌时软绵绵唱起的《国际歌》，又如何在市场的往来中，退回了劳力者治于人的困境。
420厂与成都是貌合神离的。前者代表了革命叙事的远大前程，它的荣耀、优越与衰落，与这座自古以来远离庙堂和一切宏伟叙事的，充满着世俗气息、市井味道和文学品质的城市，就如纺织女工与织布机的结合，甚至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情仇。因为电影是站在420厂的本位上去记录，因此贾樟柯来成都，就如当年420厂来成都一样，“成都”仍然沦为一个暧昧的概念。就像席间，三五人高谈阔论，末了，有人才问，那个谁，你叫什么名字。
只当吕丽萍讲到，1960年大饥荒时，420厂的工人干部，仍然每月三斤猪肉。成都的苦难，才从420厂缅怀辉煌的一个缝隙中，露了出来。两年前，四川出版了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证实在大饥荒中，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00万-1000万。观影时，我也为那些鲜活的工厂移民，在时代变迁中所承受的代价，几次流泪。但单单听到这一段讲述时，我心里的忧伤、痛苦，像被世上最锋利的针刺过，无以复加，难以表述。
在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怨恨，和对420厂的冷漠。一个在大饥荒中每月吃三斤猪肉的人，怎么能够面对这座他们曾经瞧不起的城市，一味叙述而今的辗转与难处呢。难道不是咒诅临到了这群被卷入宏伟叙事的人吗。难道不是天道循环吗，使徒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不要欺负仆人，因为你们和他们有一个主同在天上，因为“神不偏待人”。人一辈子，岂能两头都真，两头都占呢。
连带对贾樟柯，也生出一种偏见。这电影尽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延伸着纪录片风格。但和《三峡好人》相比，最大变化是以一种精致的方式，恢复了《站台》中的那种抒情性。默片风格的黑屏，无数定格的人物特写，加上女诗人翟永明的加入，将成都这座城市的阴柔气质，以诗歌体的形式，带入了420厂拆迁的机器声中。
而我不满的也是这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贾樟柯是当前唯一一位导演，能同时得到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左派知识分子认可和赞许的。他对时代的关切，何去何从，影响着他的艺术品质。但恰恰是倾向于左翼知识分子的那一面，使贾樟柯的叙事，开始少了许多明亮的思想，和流畅的叙事。如果未来难以描述，乡愁越来越浓，也不是坏事。但电影较弱的部分不在怀念，而在当代。
影片有三层断裂，一是420厂与成都之间的，一是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一是上一代工人与80后子弟之间的。前两层都增添了某种张力，第三层是一个真正的缺陷。上一代的故事多么抒情、真实和细腻，新一代的故事就有多么单薄和概念化。无论导演或演员，都没能抓住这一代的情怀。如果贾樟柯开始丧失描述当代的能力，就没有贾樟柯了。这或者是某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思路使然。许多欧洲电影大师，一生的死结，就是陷在左翼情结里不能自拔。
就像我，陷在一种地方主义的怨恨中不能自拔一样。甚至后来的故事，都很难更深的打动我了。我低头祷告，为自己的怨恨，和突然刚硬起来的心，感到震惊。在一种很私人的意义上，我感谢这部电影。因为导演没有顾及一个成都右翼知识分子的情结，只是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劳动”及“劳动者”，之于这个时代的痕迹和意义。却意想不到地，刺中我心中一个最深的营垒。几年来，当我慢慢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以为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惠慈爱，使我不再会对他人充满恨意。但某一个时刻，就是黑暗的时刻；正如某一个时刻，也是恩典的时刻。
最终，当银幕上打出欧阳江河的诗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我开始尊敬贾樟柯的叙事。当两个420的工人搭肩坐着，面对镜头，一个用手指头去惹另一个，那面庞生动不已，胜过一切表演。无论革命的叙事还是市场的往来，无论往日的420厂还是今天的成都，“劳动”的最生动的意义，其实都被遮蔽了。劳动成为苦难的源泉，权利的载体；劳动成为对性别的消磨，对财富的屈服。惟独，劳动没有成为彼此相爱的方式。劳动的美好，在这两个劳动者脸上，转瞬即逝。
贾樟柯说，我的梦想，就是让劳动者的脸庞，每一个毛孔，都在黑暗的电影院，投射在巨大的银幕上。其实，这片子不是乡愁，而是礼赞。对我来说，也终于不是论断，而是医治。
只是万夏的诗歌被改编，用在片末，说“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还是轻浮和文艺得令人羞愧。我坚持认为，柏桦的末世气质，更接近贾樟柯和他镜头中的当代。我也更喜欢万夏原诗中的颓废与尖刻，“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因为在一个不断劳动的时代，劳动已经腐朽，劳动者失去了生动的脸庞。
200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