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来的香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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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二百年来的香港教会
原创 2017-07-03 邢福增 基督工场
一八四二
愈来愈相信，香港是一处很奇特的地方。她曾经是英国（United Kingdom）的殖民地，但却跟其他殖民地有不同的结局——回归母体。她现在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在“一国两制”这前所未有的构想下，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特区”。我们不能不承认，香港的故事，总是跟中国的故事纠缠不清，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金句”：“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好。”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却道出中国与香港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在检视香港教会的历史时，“中国”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素。
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与上述的“中国”因素同样不可分割。1807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远涉重洋来到广州，揭开了近代欧、美来华传教运动的序幕。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并割让香港岛予英国。香港岛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英国占领时人口也不过五千多人，英国选择香港，完全是为了配合进入中国的政策。1842年改写了香港的历史，新安县边陲一隅自此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前哨站。
如果香港这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中国”，那么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摆脱这种“进入中国”的氛围。笔者曾指出，打从1842至1949年间，根本不存在独立意义的“香港教会”。我们必须从“华南教区”的视野及脉络来认识基督教在香港地区的发展。香港是欧、美差会进入中国或华南地区传教的踏脚石或后勤基地，并逐渐发展成为差会在华南教区下的一个基地（station）。不夸张地说，差会对香港的重视（从投放宣教资源的角度观之），肯定比不上华南其他地区。有传教士甚至认为香港不是中国，亦有传教士解释为何所属差会在香港发展会强差人意，原因是差会的既定方针是“进入中国”。直至香港沦陷前夕，香港信徒的人数，大约不会超过一万人。以当时163万人口计算，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仅0.6%而已。1
一九四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这年亦是香港基督教历史发展的分水岭。
五十年代，政局变化为在华传教运动划上句号。原来隶属于华南教区的香港教会，与国内教会的关系也无法维持，具独立意义的“香港教会”于焉形成。同时，许多原来并没有在香港开展事工的差会及传教士，也撤至香港。当他们目睹大量中国难民滞港，决定在此开展新的事工，延续其对华宣教的使命。香港教会于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宗派局面。
五十年代是香港教会的增长及跃进时代。有传教士统计，1955年香港共有188家堂会，信徒5.3万人。三年后，调查指教会增至294家，信徒人数为7.4万人，信徒的增长率为38.6%。到1962年，教会数目为344家，信徒更突破十万大关，多达11.2万。与1955年相比，信徒增加了111.7%，平均每年有15.9%的增长率。以1962年本港352万人口计算，基督徒占总人口的3.18%。五十年代基督教在香港的增长，绝对是空前绝后。
毋庸置疑，“中国”因素对战后香港教会的增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大量宣教资源撤至香港外，因着中国解放，超过一百万的难民涌入，激化了本地社会原有的种种问题。由于基督教能够迅速回应本地社会的各种需要，不仅促成了香港教会史上的增长与跃进，更大大纾解了香港社会的危机。香港基督教在香港的教育及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建立的深厚基础，便是在五十年代以后奠定的。
五十年代同时是香港教会神学教育及文字事工的突破期。神学教育方面，从国内南下在港复校或新成立的院校（不计短期的平信徒训练学校），到五十年代末共有14家，有关数目在六十年代后更进一步增加。此外，国内的出版机构迁港，也促成了本地文字工作的蓬勃发展。香港一跃而成为华人神学教育及文字工作的重镇，其服侍的对象，扩展至东南亚以至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2
七十年代以后，基督教进一步参与本地社会服务，特别在教育及福利服务上，与香港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基督教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实体。3同时，教会亦紧随政府发展新市镇的步伐，积极投入植堂工作。不过，由于信徒增长未能追上人口增幅，增长率呈现放缓的趋势。
一九九七
1997年7月1日，英国结束在香港155年的统治，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其实，早于八十年代初，香港社会已经无法回避“九七”的社会事实。
针对港人的忧虑，中央政府作出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并且在《基本法》中重申维持原有的制度。香港教会对“九七”的最大困扰，是原有的宗教自由能否维持，以及中央会否限制基督教在教育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参与，藉此削减教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我们可见，《基本法》第141条“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的条款，正是回应宗教界人士的恐惧。
回归的挑战亦激发了香港教会及信徒对中国的关爱。许多宗派、堂会、机构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国的事工。香港基督教对中国的承担，在普世华人教会中，肯定占有极其重要的角色。
弔诡地，回归八年，香港人发现，原来为了稳定民心的“不变”，不一定能够适切新的时代需要，某些“不变”的承诺，反倒成为死守现状、反对变革的藉口。
对香港基督教而言，“九七”前各种的恐惧均“幸运”地没有应验，但这却不代表香港教会得以在平坦的道路上发展。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于1999年公布的普查，揭示出香港教会在堂会数目增加的同时，信徒人数下滑的“负增长”警号。4此外，香港基督教一直赖以自豪的教育及福利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又因为特区政府的政策调整，而面对进退失据的困局。随着政府在社会服务及教育方面推行的改革，以及改变资助的方式，教会与政府间的张力越益明显。同时，随着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也得检讨今后香港教会在中国事工上的位置。
时代处境的转变，要求我们能够与时俱进。昔日教会的发展模式，曾有的贡献，并不必然地代表今后仍具效用。香港基督教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除了三年零八个月外（编注：指日本曾占领香港3年零8个月），我们没有经历战乱，在普世华人教会发展中，享受了不同的机遇，积累了许多的资源。我们该如何拓展神的国度？如果我们仍然沉醉于昔日的光辉岁月，而没有作全面的反省，当外在环境进一步改变时，就会好像五个愚拙的童女般，在大门关上时才赫然醒觉，便为时已晚了。
注：
1.详参邢福增：“1949年前香港教会的发展──宏观历史的考察（1842-1949）”，氏着：《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导论》（香港：建道神学院，2004年），第1至30页。
2.详参邢福增：“延续与断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导论》，第81至183页。
3.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会角色：历史的回顾”，赵崇明编：《当教会遇上政治──政治实践的神学反省》（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第41至42页。
4.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编：《廿一世纪教会牧养与挑战──九九香港教会普查报告及回应》（香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02年），第9至13页。
作者：邢福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香港建道神学院副教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本文为作者发表于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