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不懂夜的黑：《弹道》
王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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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仁爱路，转进一个弄巷。有一家“阿才的店”，是党外运动时名噪一时的窝子。施明德和陈水扁，当年都是熟客。1987年解禁时，老板阿华在这里开业，几十个平米，无数人在这里浇过胸中块垒。有新闻说，今年夏天，这家老字号就要被阿凡达了。
台湾20年的历史，有一半都从这里出发，充满了有理想、有预谋的荷尔蒙。几年前，我应邀去东吴大学。晚间，一群绿营的青年干部，拉扯与会者，到阿才的店。吃过的菜大多忘了，只有一道“常堕落”，不可能忘。就是大肠、四季豆加猪肉。这家店和川菜大概有渊源，就是下水用得很多。四川的火锅，喜欢吃“下水”，意思是各种动物内脏。我的痛风，就是早年内脏吃多了。但四川话骂人阴损毒辣，也说，你下水吃多了？
下水，以往都是穷人的吃头。早年的民进党人，不富，所以吃下水。吃多了，就“常堕落”。这个悲剧，其实是全人类的。陈水扁的故事，如果只是半截的坏蛋，台湾就白出了个阿扁。施明德也在这里吃过下水，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更在圣经世界观的眼光下看，其实陈水扁就是施明德，施明德就是陈水扁。
其实国民党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就是国民党。
再说下去，就要挨骂了：其实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那个晚上，我很奢侈的，回到了历史现场。墙上，贴着“小心匪谍”，“隔墙有耳”。对面，挂着民进党诸侯的题字。饭桌上，几个党中央的少壮派，朝气蓬勃，对时局挥斥方遒，对自己的党哀其不争，几至流泪。我仿佛看见青年陈水扁，坐在当年的同侪中，何等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把酒一饮，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调查局密探，就在后面，悄悄拿笔记字，回去交差。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颠了多少次倒，翻了多少回梢，依然跳不出魔鬼的手掌心。民主的意思，是对独裁者的拦阻，却不是对反抗者的加冕。权利的意思，是阻拦国家用强制手段干预个人选择，不是赋予个人选择的德性。选择的意思，是要死要活都可以。从个人主义的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好像列侬唱的，“Let me be”（别管我啦）。但从普世主义的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往往也是“Go to hell”（下地狱吧）。
台湾之子，两颗子弹的故事，最大的教训，是叫人知道，民主是好东西，而好东西是更好的东西的敌人。制度一定有好坏，好制度通常可以减缓“常堕落”的速度。但民主和权利本身，在伦理上是一个中性概念。反对独裁，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自古以来，反抗独裁的人，却往往因为被反抗者在伦理上的破产，而在德性上被虚假注资，从一个仅仅有正当理由的反对者，升值为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伦理英雄”。
人类波动最大的股市，是在公共领域买壳上市的道德观。看一个人的道德行情，不是看他对妻子如何温存，是看他激扬文字的檄文。我在多年前，曾希望自己是小施明德，其实只是小陈水扁。当我无法抑制的、对最亲的人扔出冷言冷语；过后五分钟，我又不可抑制的，想起了整个国家的苦难。我忍不住想，刚才和我吵架的那个妇人，是多么庸俗啊。因她竟然不理解自己的丈夫，心里装的都是“中国怎么办”这种伟大命题。
按我菲薄的经验，我以为，吴淑珍女士在婚姻、人生中忍受的伤害有多深，她在第一夫人的地位上对金钱的贪心就有多深。其实她不是嫌钱少，而是嫌爱少。按我有限的洞见，陈水扁先生在婚姻、人生中遭遇的谎言有多深，他在寡人的宝座上对金钱的贪心也就有多深。他也不是嫌钱太少，是嫌真正的尊重太少。
政治心理学，可能比政治哲学更重要。有个牧师说，“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危机。民主的威力，只配打倒独裁。但缺乏爱与尊重的男女，却可能败坏整个政权。
我略为惆怅，因为影院里，看片的人竟然不多。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国内公映的、民主制下的阴谋论影片，或者第一部关于民主选举的国语片。华人世界，要拍这样一部片子，代价之高，必须等一个政权垮台，等一个政权点头，还要等一个政权望风。这是倾国之片，胜过倾城之恋。对我们而言，甚至可以假惺惺的模仿张爱玲，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这部电影，所以一个陈水扁倾覆了”。
台湾不珍惜民主，刘家昌不珍惜台湾。我们不珍惜电影。一旦错过这片子，要等下一个政权的垮台，又不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了。
2008年，陈水扁一倒，刘家昌就拍了此片。风格紧凑，中规中矩，社会纪实加香港电影的桥段，若不是少了几分两岸三地、周吴郑王的历史感，其实很像导演当年轰动一时的《五亿探长雷洛传》。但影片最大的肤浅，是忘了那家“阿才的店”。忘了这一票人，当年慷慨歌燕市的少年情怀。导演的党派与政治色彩过浓，将陈水扁的黑枪，一路简化为全然败坏的阴谋。国民党的道德形象，无形中又买壳上市。其实，电影描述“大老板”一路买凶杀人的凶残，并不像民进党，反像极了当年国民党对民进党人的所为。
其实，导演是把民主制下的贪渎，和威权制下的残忍，集中在一个品牌上了。历史一旦被简化，人性就必然被美化。因为历史的最低目的，就是为人性的复杂与堕落，提供一个细细展开的舞台。就像肥皂剧必须拍满一百集，让开始闹着看不懂的人无话可说。换言之，若不是人性的罪恶如此罄竹难书，历史就用不着这么漫长。
也可能，因为我在“阿才的店”吃过“常堕落”。所以剧中秉持正义的警察，末了“红衫军”天下围攻的宏伟场面，都不能使我像画外音一样，觉得人类有希望。因为比这些更勇敢的反抗，广场、法庭，监狱，绿岛的小夜曲，当年来“阿才的店”喝酒的人们，都一一承受过。这一切磨难，在公众眼里，通常是道德上的优良资产。事实证明，却成为受害者上台后堕落的加速器。
枪击案的吊诡意义，就在这里。为什么一旦有人挨了枪，就会成为“伦理英雄”？为什么蓝营必须咬定枪击是自导自演，为什么绿营的民众，非要把阿扁比作十字架上的耶稣？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答案很简单。如果基督没有为世人死过，那么谁为我们死一次，谁就是我们的救主；如果基督已经为世人死了。那么谁宣称他要为我们死，谁就是敌基督。
201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