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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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视野：《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黄华 天涯杂志 2014-12-12
发布时间：2014-12-05 作者:黄华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
作者：黄华，1971年后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一：强送毛泽东像章、语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
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周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周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周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三：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
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 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人们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他们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里来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我和使馆的参赞们都不赞成，因为当时这一群塑像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尽管是在官邸院内，但过往行人隔着栏杆都能看得见，有人还驻足欣赏。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失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有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那时候使馆同志随国内的做法，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手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我也引用小红书的有关段落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总之，各取所需。
红卫兵的行动迅速传染到国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在国外的极左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涉外事件，对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记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馆接到国内的电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驻外使领馆的每个同志都要在这场革命中得到锻炼，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研究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几位同志第一批回国，我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参加革命。使馆约一半人员在何功楷参赞带领下回国参加文革后，使馆较平静，干部情绪也略为稳定一些。
在使馆，我想应该怎样把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去呢?我提议大家用劳动来抒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决定扩建使馆内过小的电影放映室和使馆大门口的收发室，这样，放映新的电影片时，可以多请一些外国朋友来观看。正好这时有自索马里回国的援建施工队的几名技术人员在开罗滞留，便请他们带领使馆人员施工，他们满怀热情投入扩建工作。使馆全体人员也很高兴抽时间参加劳动。不巧的是才干了几天，我在向天花板上抹水泥时，腰痛病犯了，疼痛难忍。我休息了几天后又加入施工队的行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电影厅和收发室扩建工程完成了，室内陈设也焕然一新。全馆同志都赞赏这个宽畅美观的电影厅，收发室也由一大间扩展为两大间，有了回旋余地。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甚至殴打。据说6月间，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求把我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况且，埃及和以色列刚刚发生了六?五战争，有许多事情需要联系交涉。两年后即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催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我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
1967年初，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省市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上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并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落入张春桥、王洪文手中。之后许多省市相继被夺权，只有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交权，这名书记在众多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进行猛烈的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要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数千人的批判陈毅的大会。据说，当时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被周总理严辞驳回。他说，假如你们要揪斗他，我就会躺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胸膛上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卫护战友的赤诚之心和主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
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也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口号:打倒陈毅，大家举手跟着喊。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我说:“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领头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向我施压。我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我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决不举手打倒陈毅。
陈毅同志是1923年的党员，是党和红军的老领导人之一。他于30年代在江西苏区坚持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抗战开始后组建和担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海战役中战功显赫，他随后挥师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任市长。从1954年起，他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到王家坪来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赞赏。日本投降后，我陪同他们乘飞机到黎城，看到他总是那样乐观和幽默，谈笑风生。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开会，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总理来加纳访问，他的大度和机智使加纳人折服。我一直敬爱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一个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极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极坏，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时，从国内又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的有些馆员也要仿效。有一个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会见华侨代表，欢迎你们监督。又有一次，他们要监督我同一个外国朋友的会见，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
四：接线员痛骂苏修头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一提法将世界革命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基本正确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却做了错误的解释，该文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文章牵强附会地认为亚非拉国家是世界的农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进行外交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与北美、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指责，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在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延误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谓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论的同时，极左分子还极力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在否定过去17年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时，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称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同时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外交工作领导干部都成为他们斗争对象。在造反派对外交部严重冲击下，外交部已经不能正常办公，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了。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现伤亡事故。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还以国家名义公开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关系才消除紧张局面。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是缅甸的蒋介石。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一方面，缅甸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为此中国撤走了412名援缅专家;另一方面，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周恩来对此分析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这种现象怀着极大的不满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这样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才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周总理批评造反派制造火烧英代办这样的荒唐事件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共和国总理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扭转了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要求在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毛泽东于1968年5月严厉批评了类似“世界中心——北京”这样惟我独尊、狂妄自大的错误提法，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我国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责，签定了贸易协定，恢复了互派大使;中国改善和加强了同朝鲜的关系，当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入侵朝鲜领海并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时，中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和做法，随后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建交高潮，先后有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经过努力，我国及时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文章来源:黄华《亲历与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