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方遭遇西方：沙勿略的远东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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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当东方遭遇西方：沙勿略的远东之行
2017-11-16 马勇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马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大约相当于十五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极大刺激了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明孝宗弘治十年即公元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翌年，达伽玛率领四艘远洋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之卡利卡特，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目标。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即1514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明朝人似乎并不明白他们的来历，于是称“佛朗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以“佛朗机”称呼新来的葡萄牙人，并以为葡萄牙是东南亚马来半岛满刺加的邻国。这显然是沿用了与中国来往关系的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泛指，因为很长一个时期，阿拉伯、土耳其等地都将“法兰克”（Frank）转读为“佛朗机”，泛指欧洲。其实，法兰克只是公元六世纪左右政府法兰西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名称，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
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和西方第一次接触，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只是由于双方政治格局的变动，这种交流已经中断了相当长的岁月。在这些中断了解的年代里，双方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因而葡萄牙人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这次东来，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就具有极端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中西之间中断已久的联系获得了恢复。此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演变，似乎都可以从这次恢复接触中寻找到它的最初起因。
四十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澳门西南大约二十八海里处的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1557年），他们又通过行贿的手段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开始和中国和平通商。毋庸讳言，这些西方人的主观目的并不仅仅局限在通商方面，而是为了在中国和远东掠夺财富，开辟新的殖民地。
踏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亦蜂拥而至。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派别，他们为了弥补因宗教改革而兴起的卡尔文新教所造成的损失，竭力主张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向远东扩展势力，创建新的更大范围的宗教社区。
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在航队和大炮的护送下开往远东，开始了他们向地球的东半部传播“福音”的艰难使命。1541年4月7日（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三月十二日），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启程，前往远东，开始了耶稣会在远东地区传播“福音”的事业。
沙勿略1506年生于西班牙那瓦尔的沙勿略城堡一个显赫的巴斯克名门望族，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沙勿略不仅对财富毫无兴趣，而且对建功立业也没有感觉。当他差不多十九岁的时候，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五年后获硕士学位，开始担任讲师。
在巴黎留学的日子，沙勿略与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同乡依纳爵·罗耀拉合租一处房子。依纳爵追求的是天主的光荣，他常给沙勿略说的一句《圣经》金句是：“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为他有什么益处？”
依纳爵的思想和甘贫乐道的宗教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年轻的沙勿略，沙勿略的思想逐渐改变，终于成为依纳爵的忠实追随者。1534年8月15日，依纳爵·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共同发愿创立耶稣会，他们原本计划前往耶路撒冷，但被教宗保禄三世阻止。
当此时，葡萄牙在国王约翰三世的领导下竭力向外扩张，为了配合这些扩张行动，使新开辟的海外殖民地“基督化”，约翰三世向向罗马教廷请求选派具有才识和责任心的神甫前往葡萄牙海外殖民地传教，建立新的宗教社区。
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的请求符合教廷利益最大化，于是罗马教廷接受这个请求，并将这个请求与罗耀拉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的耶稣会结合起来一并考虑。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任命依纳爵·罗耀拉为第一任会长。并责成依纳爵·罗耀拉负责选派具有才识和责任心的传教士前往葡萄牙殖民地传教。与依纳爵关系极端密切的沙勿略成了第一批的惟一人选，以教皇使者和葡萄牙国王代表的双重身份前往远东地区，既向远东民众特别是在那里的欧侨传播基督福音，又是葡萄牙国王世俗权力的代表，致力于葡萄牙殖民事业的开拓与维护。
1541年4月7日，时值三十五岁生日的沙勿略，随同葡萄牙新任印度总督及一队士兵乘坐圣雅各布伯号航船离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漫长旅途，受尽颠簸、搁浅、瘟疫等无穷无尽的折磨，于1542年5月6日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中心果阿（GOA）。这也是耶稣会首次派人到远东布教，开辟新教区。
根据葡萄牙国王的指示和罗马教廷的命令，沙勿略是耶稣会东方使团的总负责人。可是刚到东方，沙勿略对当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并不知道的太多，但他确实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很快便投身于宗教事业，学习语言，研究当地风俗文化，不辞辛劳为千百万教徒付洗。据他1545年的一封信说，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付洗的人数超过了一万人。他的方法是，当他来到那些要皈依基督的外教人村庄时，他把所有的男人和小孩都聚集在一起，以宣呼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圣名为开始，并让他们作三次十字圣号。接着，组织他们诵读《悔罪经》、《天主十诫》等。更重要的是，沙勿略在两年时间里，将这些祈祷经文都译成当地文字，慢慢地教会当地人诵读。
在东方传教的十年间，沙勿略足迹遍及远东，先后在印度、日本以及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十多个国家为三十余万人信徒付洗。正是因为沙勿略的坚韧奋斗，亚洲许多国家的门户向天主教敞开，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信徒日众，沙勿略由此而被后人誉为“东方布教之勋”、“东方传道之父”。
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勿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这也必然促使他不断设法扩大传教的范围。1546年或1547年，正在马六甲和后来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传教。在那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曾经到过中国的日本青年弥次郎，这个偶然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沙勿略的命运，改写了基督教远征东方的历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
日本青年弥次郎出身于贵族，因失手杀人而出逃在外，一直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神情惶惑不安。沙勿略热情接待了弥次郎，为其讲道，为他受洗，稍后又将他送往印度果阿深造。
到过中国的弥次郎向沙勿略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从而使沙勿略在远东扩大传教范围的想法更加具象，于是去日本传教的规划自然而然地产生，并与弥次郎仔细探讨了在日本开辟教区的可能性。弥次郎认为，日本人不会一开始就接受基督福音，他们会质疑，并要审视宣教者是否言行一致。不过，日本一个由理性主导的民族，只要理由充分，日本人乐于接受任何新的东西，只有他们真的信服你传播的那些道理，他们才会欣然入教。
弥次郎对日本人的描述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沙勿略的宗教狂热。稍事准备，沙勿略偕弥次郎和两位耶稣会神甫于1549年4月搭乘中国商人的帆船，从印度果阿出发前往日本。经过四个月惊险旅行，沙勿略一行于8月15日在日本最南端九洲鹿儿岛即弥次郎的故乡登陆，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本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了基督教在日本人中传播福音的事业。
到日本初期，沙勿略的传教活动还算顺利，至当年底，仅仅不到半年时间，鹿儿岛就有一百五十多人领洗入教，而附近地区还有四百五十多人。这个成绩应该说是非常可观的。
在日本，沙勿略很快发现这里的情形与印度有很大差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要远比印度人复杂得多。沙勿略意识到在印度的经验无法在日本复制，在这里就必须学习日本的语言，研究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人的哲学思想，尊重并尽量采用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写信告诉留在欧洲的同道说，就接触的范围而言，日本人是他迄今发现的最好的国民，甚至相信在异教徒中也许不会找到比日本人更优秀的人。沙勿略强调，日本人很容易接近，一般而言都很善良，没有什么恶意。他们的名誉观念强得叫人吃惊，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的了。他们大部分人相当贫穷，但是不管是不是武士，都不以贫为耻。很多人能阅读书籍，所以日本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领会祈祷文和教理。在日本，盗贼甚少，盗贼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死。沙勿略刻意强调，在他所到过地方，不管是基督教国家，还是非基督教国家，没有比日本更憎恶盗贼。日本给沙勿略留下比较美好的印象。
正因为沙勿略发现日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文明的民族，所以他开始采取更为灵活的传教策略，入乡随俗，利用日本人的习惯去传播福音，扩大教区，增加受洗人数。沙勿略听说日本人大多素食，他就尽量不吃肉。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语，这给他的布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使听众更容易理解教义，沙勿略甚至一度用佛教的“大日如来”替代天主教的“神”。为接近贵族，并在贵族面前与佛教僧侣辩论时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沙勿略常作日本贵族的装扮，显得器宇轩昂，谈吐不凡。沙勿略的这种“适应策略”和重视文化融合的布道方法对以后在远东继续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范礼安、庞迪我等人有重要启迪。
伴随着沙勿略在日本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葡萄牙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稳步增长，两国政府、商人都从中获取很大收益。而且，由于日本此时正处于内乱中，葡萄牙人所带来的先进武器无疑受到了日本领主的欢迎，所以这些日本人对沙勿略在日本传播福音持默许、欢迎，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为沙勿略提供不少传教上的便利。
有支持便有反对。当沙勿略受到一些日本领主欢迎和支持时，他所传播的耶稣会教义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日本佛教僧侣出于利益受损，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对沙勿略的个人人格进行中伤和迫害。与此同时，来自日本民间社会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他们质问沙勿略：如果事情的真相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先人对天主教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岂不是都要堕入地狱？再有，你所宣扬的所谓“真理”，为什么我们日本人的老师就是那更高一级的中国人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呢？
面对日本人的质疑，沙勿略很难回答。所以，沙勿略在日本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他在日本两年多，仅仅使几百人皈依天主教。这个成绩与他刚到日本之初的纪录根本不成比例，更与他在印度时的成绩不能比。
在日本的挫折遭遇引起了沙勿略更深一层的思考，特别是日本人对基督福音质疑的理由，所引据的中国文明与中国经验不仅给沙勿略的传教事业带来了新的启示，而且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每当他与日本人辩论时，后者总是乞求于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在涉及到宗教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时也莫不如此。中国文明对日本人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这一重要发现唤醒了弥次郎当年向他介绍的感性中国，激起了沙勿略更大的传教野心。他以为，既然日本文明来自中国，既然日本人对耶稣会的抵制依据得益于中国文明，那么只要征服中国，只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耶稣会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紧密追随中国的日本以及其他东亚、东南亚乃至南亚国家的异教徒定然会随之归化。沙勿略坚信：“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而且，沙勿略还意外地预感到，文明更为先进的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特殊资质”，相信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一定会比在日本人中间更容易些。这一意外的“发现”、预感膨胀了沙勿略向中国本土传播福音的野心，使他逐步坚定并细化了向中国传教的决心和规划，“为了达到目的，沙勿略不惜借助葡萄牙人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
基于这种判断，沙勿略于1551年11月从日本启程返回印度果阿，开始前往中国传教的准备。沙勿略认为，他将要进行的中国之行不仅肩负着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而且有责任为西方国家特别是葡萄牙打开通过中国的贸易交往大门。于是沙勿略有长函向葡萄牙国王和罗耀拉总会长报告自己中国之行大致规划，大意是说他准备前往中国，觐见中国皇帝，代表葡萄牙国王献礼，并请求中国政府释放违反中国政府规定从事贸易的葡萄牙商人。此外，他准备在中国开始基督福音的传布事业，向中国皇帝和中国人民宣传天主圣意，敦劝中国人民改宗基督。沙勿略在信中请求国王多派经验丰富、意志坚定、学术修养高深、笔谈流利而长于撰述的饱学之士前往东方，共同开辟最具潜力和前景的中国教区。
按照沙勿略的设想，鉴于中国政府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大陆本土的事实和规定，所以要想顺利进入中国从事传教并推动贸易，就应该由官方委派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派遣正式的使节觐见中国皇帝，向中国皇帝当面说明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目的，特别是向中国人说明传播基督福音势必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在获得中国政府首肯后，就可以合法地在中国宣传福音，也可以合法地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对于这样一个外交使团，沙勿略无疑期待成为其中一员，当然更希望是重要一员。
沙勿略的计划得到了印度总督诺洛那、卧亚主教亚蒲开克的赞成和支持。1552年，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准备正式前往中国参拜明朝皇帝。但当是年5月底使团抵达马六甲时，却被驻守在马六甲的长官亚戴德（Alv.d,’Ataide）扣留，正式的外交使团无法成行。不得已，沙勿略只好单独行动，计划通过买通中国商人将其偷渡到中国本土。他甚至设想，尽管他的这种做法将严重违反中国政府的规定，肯定会被作为囚犯关进中国监狱，但他对此毫不畏惧，甚至乐观地认为即便成为囚犯，他依然可以在监狱中向狱友们传播宗教的种子；而一旦当狱友们获释，他们就会在中国人民中间将天主教传播开来。
至于他自己，沙勿略更乐观地认为一旦获释，就要马上投身于传播福音的伟大事业中，宣传有关基督的知识。于是，得到一个异端的帮助而获得成功的想法带给沙勿略美妙的希望、无限的期待和无敌的勇气。
有了这种判断、设想、预见和勇气，沙勿略于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7月和他的惟一伙伴费莱拉修士（Alvaro Fereira）及两位仆人即麻离拔人克利斯多福（Christophus）、中国人安多尼（Antonius），乘坐“圣十字号”冒险进入中国。当年盛夏8月底，沙勿略一行抵达广东香山县附近的上川岛，这里距广州只有三十海里。
上川岛当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进行走私贸易的一个据点，隶属广东新宁县。岛上尚未获得充分开发，除了来岛进行走私贸易的中葡商人外，常驻人口稀少，几乎荒无人烟，而且由于中国政府严厉禁止在岛上建造任何坚实固定的建筑物，所以上川岛只有一片用树叶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条件十分艰苦。
不过，沙勿略的到来还是受到停留在港口内的葡萄牙商人的欢迎，他们在山坡上特地用树枝茅草为沙勿略盖了一个小圣堂，作为他的暂时居所。于是沙勿略在岛上一面继续从事他的传教工作，每日作弥撒，乞求“我主”保佑。另一方面则探听、琢磨怎样才能实现他的理想，顺利或者历经艰辛也能够进入中国大陆。
由于明王朝此时困于倭寇的肆扰，复置浙闽巡视官，严禁通番，更拒绝外国人登陆，通往陆地的每一条道路都被中国军队严密封锁。
沙勿略没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大陆，这迫使他选择非法的途径，而这一点也在他原先的预案中。于是沙勿略与来上川岛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进行私下接触，请求他们用走私的方式将他带往陆地。
到上川岛进行贸易的中国人，大都是文质彬彬的商人。作为个人，他们都敬佩沙勿略对宗教的献身精神，也欢迎他到中国去从事福音传播，但鉴于中国政府的规定，他们又都顾虑重重，没有人敢于冒险带沙勿略前往广州，于是只能拒绝沙勿略的请求。他们对沙勿略解释道：“这件事对于我们的生命财产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若是官府里知道了我们把你带到那里去，他们自然要惩治我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官府。有钱能使鬼推磨。为时不久，有一广州商人答应秘密用一条小船将沙勿略运往广州，这条船上除了船主及其儿子、仆人外，还有其他船员。船主答应让沙勿略在广州的家中藏身三四天，然后视情况，于某一天清晨将沙勿略送至广州城门口。剩下的事情就由沙勿略自己与中国官府联系了。船主的条件是两百个西班牙克鲁扎朵金币。
沙勿略同意了船主的这个要求，并倾其所有向船主预付了定金，双方约定进行偷渡的具体方式，时间定在当年11月下旬。
在等待的日子里，沙勿略又听说有一个西班牙人买了一艘中国商船，将前往暹罗贸易。于是沙勿略又有意跟随这艘商船前往暹罗，然后由那里随进贡使臣进入中国内地，或许可以减少一些风险。然而这个计划也没有实施。
在焦虑与困苦中总算熬到了11月，然而原先约定且付过定金的广州商人却迟迟没有露面，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可以相信，这一结果对沙勿略有着致命的打击，原本积劳成疾的身体日趋衰弱，不久沙勿略被染上一场热病。与沙勿略一同东来的费莱拉修士因身体虚弱实在受不了上川岛的艰苦环境，遂找到一个机会返回一项。在沙勿略的身边现在只有两位仆人相随。他们居住在简陋的茅屋中，饥寒交迫，空前绝望。
11月22日，沙勿略的病情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两位仆人曾一度将其移居至“圣十字号”船上，无奈风浪太大，船身簸动，次日仍回到上川岛上。由于缺医少药，两位仆人面对垂危的沙勿略束手无策，不得已为之放血治疗，以期减少痛苦。不料放血更引起沙勿略病体的痉挛和昏厥。再加上岛上的商船已离开，荒凉的孤岛甚至已经找不到可供充饥的食物。
28日，沙勿略进入弥留状态，已不能言语，亦不识人；12月1日，回光返照，又能谈话。3日黎明前三时许，孤独的沙勿略在上川岛的茅屋圣堂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四十六岁。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本土，但他坚持不懈的努力、韧性、热诚、献身精神猛烈撞击着包括罗明坚、利玛窦等在内的一大批年轻的耶稣会神职人员的心灵，使他们拥有更加坚定的信念，决心追寻沙勿略的足迹，不断撞击中国的大门，相信终有一天能够正式进入中国本土弘扬耶稣会的神圣事业，归化那里的人民。
当沙勿略去世五年后即1557年，葡萄牙人抢占澳门后，耶稣会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他们以澳门为据点，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4月，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任命沙勿略的挚友皮来拉（Diego pereira）为使节，偕同耶稣会士培莱思（Francois perez）出使中国。翌年（1563）7月26日，皮来拉一行自印度果阿抵澳门居住，并向中国方面申请入境。中国方面对他们的动机并不太明了，迁延两年，也没有批准他们的入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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