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ziz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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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7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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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 回忆二哥冯喆
（一）我们的少年时光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生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后随祖父弃官经商，开始接受西式文化教育，先后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出国留学，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获得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博士学位，以及体育硕士学位。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还是学校合唱团的低音组成员。
父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父亲严肃，刚正，耿直，好学不倦；母亲则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两人性格相辅相成，相敬相亲，我们得以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幸福家庭。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家训是很严格的，在日常生活里要求我们重礼仪、重孝道、守规矩，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诸如：“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以及三字经里“融四岁，能让梨”，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诗句，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饭桌上，不管吃中餐西餐，刀叉、筷子和碗都要轻拿轻放，嘴里不能嚼出声音，桌上不准掉米粒，饭碗里更不允许有剩底。父亲还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虽然那时家里仆人不少，但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家中书房里，古今中外的书籍非常多，父亲常要求大哥、二哥去阅读。
记得哥哥们都上了中学时，有个星期天，父亲把他俩叫到身边说，你们都长大了，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冯家孝子的故事。听说是讲故事，我也赖在一边不走。父亲说：“你们的高祖父在清朝时做大官，因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贪官。于是被构陷、迫害打入监牢发配新疆。你们的曾祖，他的儿子随同前往。到新疆后，高祖对曾祖提出要求：回去发奋读书，参加考试，等中举上榜后，再找能主持公道的人重审这起冤案。你们的曾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回到广州苦读中举后，找到了可以为父亲重审冤案的途径，终于使冤案大白。然而当曾祖长途跋涉复返新疆时，高祖已经在狱中去世。他便又千里迢迢，再步行把父亲的遗体和他在狱中所作诗画一并运回广东，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并很快传到了朝廷，光绪大悦，授命封孝子列入《孝子传》。”这可以说是父亲的一次家训，告诫我们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
父亲喜欢我，因为我最小，又是女孩。妈妈疼大哥，因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两头不沾。平日里他总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二哥喜欢小动物。那一年，家中饲养的一只母狗生了窝狗崽，我们兄妹高兴得不行，每人分了一只。二哥对分给他的那只小狗不仅十分疼爱，常省下自己的糖果点心喂狗，还教会了它许多“本领”。而我养的狗崽——“小胖儿”除了被我宠的胖得像个球，其它什么都不会，因而每每在一起时就被比下去。我不依不饶，哭着去告状，二哥又挨顿说，然后高高兴兴地帮助我去训练“小胖儿”。
(二)分忧：挑起家庭的重担
“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国家危难。父亲应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战区主管铁路运输。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走之前，他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噪杂喧嚣，孩子到处跑，我有些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每当他周末从学校回来后，就会被小伙伴们喊去溜冰，我也跟着他们跑来跑去的（我会花样溜冰就是二哥教会的，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然而这一年，家里又遇到了不幸。大哥患了严重的肺病，一年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壳架在一个特制的钢架床上（只在下面开个洞方便排泄）。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战事频仍，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此时辍学在家的二哥几乎一夜间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那天早上，他戴上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憨笑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从此他每天去大哥的房间搞卫生，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要不就给他放唱片，或两人一起欣赏珍藏的邮票、火花。
父亲的钱汇不过来，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药品奇缺且贵。大哥的病要维持，我们也要生活，于是便开始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二哥常紧抱着包袱陪着母亲出入当铺或旧货店。那时家里的开销还能让我念书，二哥除了忙乎家里，还要为我跑学校的事情——交学费，买书，检查功课……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伙伴，看到我们的难处后，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因二哥长得很帅气，又能讲标准的国语，所以一经报考后立刻就被录取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二哥有了收入后，担起了家中的生活重担。
（三）事业的奔波与忙碌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一向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二哥自然要跟过去，我因辍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二哥的工资高一些，全用来养家，我的工资则用于我俩平日里必需的开支。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有时在路边吃点夜宵时，二哥是一定要多分些给我的。
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还为演员安排基本功训练。社里的学习空气很浓，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我二哥和卫禹平同时还学习大提琴演奏艺术，卫是俄国老师教授，二哥则考进上海国立音专。除此，我们还有地下活动，有时戴耘、英郁等地下党员会组织一些演员去陈钟家的亭子间，学习从解放区带来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记不太清，也可能是《论持久战》）。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看我问：“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因为上海房子小，楼道窄，只好从窗户把钢琴吊进房间去。费了这么大劲儿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二哥只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和二哥从小到大一直形影不离，手足之情极深。大哥患病后，二哥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帮助他。后来只是为了生活计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为此而内疚。二哥知道大哥去世对母亲打击最大，从此他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嘘寒问暖。
抗战胜利后，各地的艺术工作者纷纷返回上海重组了新的上海剧艺社，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接连拍摄了《鸾凤怨》《十步芳草》《龙凤花烛》《忆江南》《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党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家人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电影圈里十分活跃，除了拍电影，还组织参加“读书会”，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1949年9月间为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左派电影界要排练演出腰鼓大秧歌，指派二哥来组织编导。由于他的努力，大家热情高涨，后来这套节目还在内地演出。广州解放后，他们又于1950年1月组织了“回穗劳军团”。文艺界由司马文森、洪遒、齐闻韶等带队。读书会的成员，除了少数有拍戏任务不能分身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除了全套综合节目外，还表演了7个短剧，包括二哥与卢珏编导的《起义前后》。
（四）兄长、孝子
1950年，二哥因工作需要再从香港回上海，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从报上及他寄给家里的信中得到一点信息。二哥在信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即使拍《淮上人家》时，他在淮河农村被传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丢掉性命一事，也对家里只字不提。要知道那时医学对血吸虫病还没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那次与二哥同时染病的还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后来得知当时对他们三人最后的抢救方法是将水银注射进血管以杀死虫害。虽然二哥被侥幸救活，但由于水银极强的毒性，还是导致了他内脏被部分切除。而那两位战士却没有被抢救过来。1962年我去上海医病住院，见他第一面就责问，他却轻松一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又不是医生，告诉你有什么用，白让你为我担惊受怕。”
那次我住院期间，二哥当时正好没拍戏在准备剧本，所以那段时间他天天来医院陪我，每次来都像从前父亲出差回家时那样，给我带一件小玩意或我爱吃的小点心，一来就坐在我床头边，不许我起床，挨得近近地跟我聊天儿。在这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60元人民币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不知二哥是怎么节省下来给我的，这一生我们之间深厚的兄妹情谊，是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
出院后，我回到了紧张繁忙的香港，工作中，只知道二哥调去四川成都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又被借调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我马上写信通报二哥，他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当我遵嘱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早早等候在站台上了。
一个月后在二哥周详的安排下，我们的好朋友陈静波把我叫去，然后拿出二哥写给我的信，二哥请他在不影响我工作和情绪的情况下交给我。然而这信却使我如坠冰窟，原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诫我要正确对待，并提出他的计划，分析母亲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够，如在广州治病，二哥有能力找最好的医生，请人服侍照顾好母亲，并保证他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还说要请我允许他负责母亲在去世前这几个月的一切，并让我尽快办理母亲的单程回乡证。
事也凑巧，此时正值“文革”前夕，所有借调外地的人员必须返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当我把母亲的单程回乡证送到广州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动身返回成都。二哥一见我就先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在一起，鼓励她安心养病（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患肺癌），我点头允诺。可是见到母亲比两个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尽管作了心理准备，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在母亲的视线之外给我打手语，使眼色，用其他话语打岔掩饰过去。就这样，我强忍悲痛，强装笑脸，陪了母亲数天，尽一个女儿的最后孝心。待他们必须登车离去时，我望着他们，心里明白，此一去就是我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她。同时，当时的二哥，其政治上与生活上的打击已经连番而至，他都忍受着不往外吐露而一心照顾母亲。目送火车远去，我一个人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忍不住失声痛哭。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亲的亲笔信，说二哥经常背她去看病，说她吃药后不那么痛了，相信自己很快会好的。那些天二哥几乎一两天有一封信，报告母亲病情。十个月后……二哥来信告诉我说：医生说母亲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数天。同时告诉我，母亲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费车钱，二哥说他会很好地送母亲最后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两封电报，告知母亲已去世。最令我感动的是二哥在火葬场陪伴着母亲的遗体，等待入火化炉时写给我的那封信，字里行间表达了儿子对母亲无尽的孝与爱，同时还以兄妹情谊告诫我要节哀，保重身体。
“写这信时我正在火葬场等待遗体焚化……骨灰将装在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内，安放在家里，我要永远陪伴母亲。”读完这封信后，我已泣不成声，既是为母女之情，更是为二哥的这般孝道！足以告慰冯氏家族的列祖列宗了。
（五）永远的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以后就再没有了音信（曾寄过两封信给他，也没收到回信）。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断了音信，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报纸上频频出现许多文化人、名演员被“解放”，得平反，却查不到“冯吉吉”的名字。我预感不好，接连给峨眉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写信并托国内的亲戚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却都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给港澳办主任廖公写信，向他求助，这信是托人面交的，这才很快收到当时负责文艺界平反工作的刘厚生同志复函，嘱我直接给四川省委书记写信。我纳闷，有什么严重问题要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我写的信还未寄出，突然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通知，打开一看，只觉得血往头上冲，我呆在那里半天才清醒过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通知书上要我去成都，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冯吉吉同志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仪式。我所盼望的怎么是这么个结果？简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纸黑字打印的，是由组织正式送给我的。我回到家佯装没事，向父亲谎称出差，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成都。平反昭雪会上说的是：冯吉吉是在1969年6月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说他是因长期被关押挨批斗，被诬陷及过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自缢而死。可是据当时和二哥同住“牛棚”的好友和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事实真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冯吉吉是被打死的！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见报以后，我收到许多关心、热爱他的观众给我的慰问信，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厂转来。有的观众在信上说，冯吉吉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胜利重逢》《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的英雄形象里。有两位小妹妹还写诗纪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为泥土，
哺育着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树，
你在永恒的天穹下，
永远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儿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40年后的回忆，你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你还是那么帅气英俊、那样真诚质朴，一如你小时向我走来时，嘴角上那弯我再熟悉不过的笑靥。你那亲切的微笑，向我走来……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