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R.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岗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岗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可看John Byron&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VI)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S.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