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后共产党国家的国民比以前有更多机会旅游;2012年,他们去国外旅游将近1.7亿人次。在国内,他们居住在更大的公寓中:自1991年以来,捷克共和国的人均居住空间扩展了99%,亚美尼亚扩展了85%,俄罗斯是39%。有赖于大规模的住房私有化规划,住房自有率激增至世界范围内的最高点。人们的饮食水平也一直在改善。在出版相关统计数据的九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七个,水果和蔬菜消费增长迅猛。比如,2011年,乌克兰人的蔬菜消费量和水果消费量较二十年前分别增加了58%和47%。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经历了医学研究者2008年在《欧洲流行病学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上描述的情形:在消费者开始用植物油替代动物脂肪之后,“冠心病可能在以被观察到的最快速度减少”。
一些数字可以解释真相。运用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译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下设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成立于1997年)编制的最常用政权评价指标“政体指数”,我们将不同国家置于从0(代表绝对专制)到100(代表最强形式的民主政体)的标尺中。1988年,东欧阵营国家排名在5(阿尔巴尼亚)到40(匈牙利)之间,平均得分是20,这一得分接近于埃及和伊朗的等级。考虑到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共产党国家凸显出一种反常的威权主义特点。1989-1991年革命之后,该地区平均得分迅速提高,2013年达到76分。如今,考虑到其收入水平,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平均而言确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自由。六个得分最高的国家已可与德国和美国并驾齐驱。
对上述经济后果上的差异,一个一再出现的解释是,在一些国家,官员们因其太过激烈地推进改革反而损害了经济表现。依据这样的逻辑,更缓慢、更有条不紊的改革手段会令其他国家实现更成功的转型。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2002年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认为,“渐进主义政策短期内造成的痛楚少一些,从长远来讲会造就更加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局面以及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一解释迎合了前苏联阵营中那些其特权受到自由化政策威胁的人士,以及西方世界中不信赖市场力量的人士。但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到1990年代中期,真心诚意着手改革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已优于那些推迟改革的国家。
对相关数据的简单评估支持这一结论。为衡量改革的进度,我们利用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指标,对这些指标进行调整,用来为每个国家的年度表现打分,评分从零到100,依据其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做出。我们将那些在其转型头三年中提升超过40分的国家称作“激进改革国家”。九个国家符合这一基准: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我们称那些得分上升25到40分的国家为“渐进改革国家”,得分上升少于25分的为“缓慢改革国家”。
【译按:本文第一作者安德烈·施莱弗生于1961年,系俄罗斯裔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间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著有:Privatizing Russia(与他人合著, 1995)、The Grabbing Hand(与他人合著, 1998;中文本题为《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2004)、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与他人合著,2000) 、A Normal Country: Russia after Communism(2005)、The Failure of Judges and the Rise of Regulators(2012)。第二作者丹尼尔•特瑞斯曼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专注于政治学、俄罗斯政治经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近著为The Return: Russia’s Journey from Gorbachev to Medvedev(2011)。】 作者: kelly_y_chen 时间: 2015-1-23 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