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六四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事实上,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搜集政治对手与政敌的资料,如果认为对他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公开场合中的大吵,例如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隐约预示了苏俄的清算斗争: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有时还真的血溅五步。一八五○年,马克思恶声恶气地大骂维利希(August von Willich),气得维利希要找他决斗。尽管马克思以前与人决斗过,但他说「不想与普鲁士的官员打打闹闹」,不过他不会阻止他的年轻助理施拉姆代替他,虽然施拉姆这辈子还没用过手枪,但维利希可是个神枪手。结果施拉姆受了伤,而维利希这次决斗的助手是极为奸诈的铁绶(Gustav Techow),他是马克思的同伙,但燕妮看穿此人因而极为憎恶;铁绶杀害过不只一个革命同伴,后来因为谋杀警官而被吊死。只要能配合他的计谋,马克思本人并不排斥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在一八四九年对普鲁士政府的声言中,他语带威胁:「我们铁面无情,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次年,他在日耳曼地区散发的〈行动计划〉中,特别鼓动暴民使用武力:「我们非但不能反对所谓的暴行,这些人民复仇的榜样所对抗的是带给我们可恨记忆的可恨个人与公共建筑,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榜样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伸出援手。」有时候,他也愿意支持暗杀行动,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一八七八年,当马克思得到有人在菩提树大道谋刺威廉一世失败的消息时,在场的一位革命同志寇巴列夫斯基记得马克思当时大发脾气,「不断咒骂这个没有完成其恐怖行动的恐怖分子」。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不过,马克思当然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不管是不是暴力革命——因此,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也就总是带着一种坚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书中许多段落都令人有怀带怒意而写的印象。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所感受、其书中所散发的暴力。
一八六○年,燕妮染上天花,失去她仅存的容貌;从那时起,一直到一八八一年死去,她慢慢退居马克思生活的幕后,成了一个疲惫、梦幻破灭的女人,小小的恩惠便能令她感激不已,像是从当铺赎回她的银饰、一幢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一八五六年,感谢恩格斯,这个家庭得以离开苏活区(Soho,译注:伦敦的夜总会聚集区),搬到哈佛斯塔山(Haverstock Hill)葛拉夫顿街九号的一幢租屋;九年后,又要感谢恩格斯,他们找到更好的房子,在梅特兰公园路(Mait1and Park Road)上。从那时起,他们的仆人不曾少于两个。马克思开始养成每天早上读《泰晤士报》的习惯,还被选入当地的教区委员会。每逢晴朗的星期天,他就隆重其事地带领家人外出散步,他亲自领头大步,后面跟着妻子、女儿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