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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在夏日的丁香:上海滩最后的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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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在夏日的丁香:上海滩最后的风华

淳子  群学书院  8月22日



穆丽娟老人(1917-2020)


穆丽娟女儿大宝说:姆妈那天剥好了虾去找猫,猫躲在里间的床底下。她弯下腰喂食,中心失衡,摔倒在地,直呼骨头痛。邻居给止痛片,无济于事。送长征医院后,髙燒四十度。住了两个星期,吵着要回家。出院第二天下午就仙逝了。享年103岁。

每次去穆丽娟阿姨那里,她必得留饭,主菜基本不变的:鸽子汤,咸水虾,清蒸鳜鱼,时令蔬菜。五斗橱上永远有鲜花。告辞时,总要拥抱,总说,也许下次你来,我就不在了…

楼梯陡,她便站在阳台上,挥手,飞吻,

每每如此…

——淳子



一朵丁香,在夏日坠落
文 | 淳子
来源 | 淳子咖啡(ID:zuojiachunzi)
本文系作家淳子2012年写下的旧文



穆丽娟婚纱照(1936年)


近日,沪上103岁的老人穆丽娟女士逝世,享年103岁。 穆丽娟多为人知的身份,一是诗人戴望舒(1905-1950)的妻子,二是现代著名作家穆时英(1912-1940)的妹妹。

1935年,戴望舒因为失恋,情绪低落到低点。穆时英把自己年仅18岁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认识。穆丽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当时刚刚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

当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仿佛就见到了他笔下《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风清露愁的姑娘,穆丽娟的古典俊美,让他暂时忘却了施绛年带给她的苦痛。1935年冬,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由青年诗人徐迟担任傧相。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3岁的戴望舒。

由于年龄阅历差距,婚后戴望舒与穆丽娟夫妇感情逐渐疏远。1940年6月穆时英在上海遇刺,同年冬至,穆母病逝于上海。穆丽娟得知后于1940年底离港回沪,翌年与戴望舒正式离婚。

穆丽娟的第二任丈夫是《宇宙风》的主编周黎庵(1916-2003)一直陪伴她到2003年。

此后,和穆丽娟老人相依为命的是她所养的一只虎斑猫,和她形影不离。“它就像是我的老先生(周黎庵)还在我身边,一直陪伴着我。”




初冬。

在窗下写穆时英,越写疑云越多。惴惴不安的给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打电话。我说:“穆阿姨,请你吃饭,中餐还是西餐您定。”

穆丽娟阿姨那边道:“不要出去吃,我在家里请你吃饭,我年纪大了,弄不动了,就做点家常菜。”

怎么敢惊动九十五岁的人?坚决不同意。

那边,穆丽娟柔声道:“不用客气,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的。”

我赶紧道:“好呀,好呀。”

随即约好时间,雷打不动。



红砖石库门房子。后门,厨房里进去,上得二楼。这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好的两间屋子,朝南,双阳台,南北通透。邻居家的一只白猫,赶也赶不走,因为这里阳光独好。

地板还是最初的美国枕木,被勤勉地刷洗出了白木芯子。五斗柜上,一把红色康乃馨,还来不及放入花瓶。

穆丽娟沏了龙井茶,摆出了三样干果。保姆进来问:“汤里可要放黑木耳?”又有邻居过来探视,看来人缘很好。

开饭了。功德林的素鸭,白斩鸡,青豆虾仁,清蒸鳜鱼,素什锦,蛋饺木耳汤。和所有的上海人家一样,一桌子的菜,可还是一叠声的抱歉道,不好意思,小菜不好,怠慢了,怠慢了。

后来知道,这一桌菜的食材,都是95岁的穆丽娟,一早起来,去菜场买来的。



穆丽娟(右)与淳子(中)

边吃着,边说着,穆丽鹃指挥保姆按照顺序,一道一道的上菜,一旁的取暖器,送出丝丝的温暖。一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福建保姆道:“你们好像在采访?”

我道:“对呀,是采访。你好福气,在这样的人家服务。穆阿姨一家都是传奇的人物。”

保姆受到鼓励,去里间拿出厚厚的相册道:“难怪哦,个个都长得好美。”一张一张翻阅:
——穆丽娟与戴望舒的结婚照。



——穆丽娟与第一个女儿的合影。



——香港别墅前,和作家、画家叶灵风之妻赵克臻的合影。一件素色的旗袍,肋骨三角区一朵镂花。穆丽娟灿烂的笑,下意识的用手去遮拦,恣肆里,留下上海淑女的克制。

——少妇穆丽娟,发髻间一朵绒线白花儿。嘴儿轻轻的抿着,眼角划过一丝忧伤。这是在服孝,为母亲,为哥哥穆时英。这一年,穆丽娟站立在人生的悬崖边,她跳上船,离开香港,永远的告别了与诗人戴望舒的婚姻。
撤了杯盘,端上水果。穆丽娟拿一把剪刀,在桔瓣的腰枝部位破一个十字,一左一右,轻轻一扯,桔子的衣钵滑落,桔瓤花朵一般破墙而出,汁水茂盛。她这样一瓣一瓣的吃桔子,好比小女子绣花,一点也不着急。

着什么急呢?都是好日子,不着急的,慢慢过。她这一生,细细抖落,不见尘埃,满是晶莹剔透的珍珠子。

她出生富裕人家,杨柳细腰,婀娜恬静,生性纯良,哥哥穆时英是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第一任丈夫是家喻户晓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第二任丈夫是才子型学者周黎庵,从小在才子佳人的沙龙里闲庭信步,改朝换代中,福人天象,不曾吃得半点艰苦,都说她这一生赚的。

继续看相册。随口问着: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哪一家照相馆?谁陪你去的?为什么和戴望舒离婚呀?穆时英是在哪里被人暗杀的?

她是,一点不夹缠,一概道:不记得了,想不起来了。

1935年4月,戴望舒从法国返回上海,与刘呐鸥、穆时英两家同住在一所洋楼里。房子是刘呐鸥的。他似乎很慷慨,租金也不收。刘呐鸥的兴趣从出版、文学转向电影。他把资金投入电影公司。穆丽娟在报纸上看见电影公司招聘演员的广告,去美发店,按照时尚画报,烫了好莱坞的明星头,换上旗袍,在照相馆拍了颇有阮玲玉架式的风格照,按照地址寄出去。没有下文,久了,也就忘了。



一天,上楼去刘呐鸥家玩,刘呐鸥夫人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照片,笑吟吟的还给她。原来,她报考的正是刘呐鸥的电影公司。他们看见穆丽娟的照片,征求了穆丽娟母亲的意见。母亲自然不同意。于是穆丽娟的一个少女明星梦就被锁进了抽屉。

此时,戴望舒相恋八年的未婚妻施绛年已经另有所爱,他处在失恋的绝望癫狂之中。大家都很同情他,尤其是好友穆时英,想把他从伤痛中拉回生活正轨。握着酒杯,穆时英说:“你不要灰心,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给你搭搭桥。”

经过大哥的介绍,穆小妹认识了这位有才气的大哥哥。当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仿佛就见到了他笔下《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风清露愁的姑娘,丽娟的古典俊美和单纯,让他忘却了施绛年带给她的苦痛。

1935年冬,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诗人徐迟担任傧相。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3岁的戴望舒。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结婚照上,戴望舒庄重大方,娇小的丽娟幸福地依靠在他身边,堪称一对璧人。



1939年,抗日战争最严峻的时刻,上海面临沦陷,戴望舒带着妻女乘船到香港。穆丽娟说:
香港的日子,是慵懒悠闲的。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戴望舒命名这栋房子‘林泉居’。山间有瀑布,还有菜圃,闲暇时,戴望舒喜欢栽种瓜果。
那是一段鸳鸯蝴蝶、如花美眷的日子。
婚后我不管家务,一切有保姆代劳。一个保姆负责煮饭,另一个负责带孩子。实在无聊,就学学英语,和徐迟的爱人陈松一起出去看电影,逛街。三十年代的中国,富家女子都是不工作的,所以只能自己找娱乐项目。来港的施蛰存住在我家,我就顺便向他请教一点古文,也练练书法陶冶情操。都是为了消磨时光。当时由于上海战乱,很多文艺术界的人到了香港,林泉居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叶浅予等人都经常造访我家。

我们一直和平共处,他主管一切。没有外界所传说的纠纷和第三者。离婚理由是性格不合。我想,性格不合是年龄差距造成的,他比我大13岁。戴望舒喜欢窝在书房看书,写作,很少和我说话。

做了母亲的穆丽娟逐渐有了自我独立的意识,“我成熟了,他还是当我小孩子看待。连零用钱都不放心给我。我提出他每月应该要给我一些零用钱,他每月才给我30块钱。”她觉得自己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丈夫海尔茂自认能搞定妻子的小脾气,但再天真的娜拉也有长大的一天。穆丽娟对戴望舒说:“你再压迫我,我就和你离婚。”戴望舒不信,以为是女孩子的任性。

终于,一根导火线彻底引燃了摇摇欲坠的感情危机——1940年6月,穆时英被刺杀身亡,由于政见不同,戴望舒不许穆丽娟回沪奔丧。

哥哥是他们的媒人,在戴望舒最失意潦倒的时刻帮助、收留、拯救过他,并且将自己美丽的妹妹作为解药奉献给他,而戴望舒在穆家最困厄的时刻,表现的却如此绝情,令穆丽娟匪夷所思,亦心生怨尤。穆时英被暗杀,母亲深感绝望,求生的欲望了无。几个月后,随着儿子的魂魄也去了阴间。



上海的亲戚拍电报,请穆丽娟速归。

怎料,戴望舒扣下了电报。浑然不觉的穆丽娟身着大红旗袍,去找叶灵风之妻赵克臻搓麻将。赵克臻以姐妹的身份,婉转提醒穆丽娟,服丧期间穿红戴绿是不孝之道理。

穆丽娟一时愕然。

回到家里,她怔怔的望着戴望舒。在逼视的眼神下,戴望舒说出了实情,但是依旧不同意穆丽娟回上海。诗人能写出《雨巷》如此幽雅美丽的诗句,却没有能力去经营一段悠长的婚姻。

曾经雾里看花的穆丽娟,一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明白了这个婚姻。她自己做主,找了一间当铺,当掉了母亲给她的一枚翡翠胸针,买了船票带着女儿决绝的回到上海。戴望舒在《示长女》一诗中道:“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1940年12月,戴望舒在苦求穆丽娟无果后,写下了留给妻子的绝命书,服毒自杀,被朋友所救。不久,穆丽娟通过律师办理了分居协议。戴望舒先后寄出了两本日记和婚后无数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的相册,“丽娟,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不要忘记我们。”穆丽娟始终没有回复。

1943年1月戴望舒寄出了离婚契约。

穆丽娟说:“我们离婚的原因就是性格不适合。”



讲到第二任丈夫周黎庵,穆丽娟浅笑里,有真实的幸福感。照片中的周黎庵,英俊魁梧,一米八十,职业律师,一支雪茄衔在指间,长衫或者西服,都有电影明星的范儿。

周黎庵是戴望舒夫妇的好友,17岁开始写作,文采出众,时任《宇宙风》等杂志编辑。周黎庵主编的《古今》杂志,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早期作品。1952年,在国际饭店的旋转门,周黎庵遇见胡兰成,彼此装作不认识。为的是避嫌。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曾问:“你当初怎么答应到《古今》去做编辑?”(《古今》的背景与汪伪政权有关)周黎庵说:“我们的身份暴露了,日本人限令我们去报到,否则被处置。我怕死嘛。”周黎庵不回避那段历史。

“穆时英、戴望舒他们写东西要琢磨推敲很久,写写停停,但是周黎庵下笔如有神助,流水一样,一气呵成。”穆丽娟如斯评价第二任丈夫。她爱他。

当周黎庵前来提亲时,穆丽娟只觉得面前的这个人,高大的如一堵墙,温暖如一袭皮草大衣,从头裹到脚。她想,这个人大约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了。周黎庵是长子,执意要娶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父母是介意的,结婚当天,以缺席来表达立场。穆丽娟道:“我只想和他(周黎庵)在一起。别的,我不管”。



1949年以后,穆丽娟告别了居家太太闲适的生活,在出版社做校对勘订。她曾经为了打发时光而随意学学的法语、俄语,都成了金砖,一时令人刮目。周黎庵老了,病了,不愿意去医院,躺在床上,一本唐诗相伴。时常的,拉着她穆丽娟的手道:你随便点一首诗,我背给你听。穆丽娟点一首,他背一首,一字一词都不错。他最后的时光,就是这样消磨的。

“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穆丽娟道。保姆从卧房里又捧出来一本照相册来道:“知道你们要来,太太早早就把照相本子从柜子里拿出来了。”



照相册里,许多空白页。文革中,穆丽娟害怕旧事惹祸,把可以烧的都烧了,一点也不缠绵。只留下自己的。确认自己干干净净,与任何党派、任何思潮都没有关联,读中学的时候,她便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读圣贤书,文文雅雅待人待事,人前人后,从不招惹是非。因为美,因为功课好,外班的同学下课后,特地跑到她所在的教室围观,一时称为校花。

如今,这朵校花的箴言是:忘记苦难,记住幸福。





THE END




淳子的这本书是“用脚写成的”,她从未停歇过追逐张爱玲的足迹。上海、香港、东京、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淳子二十多年,考察、研究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本书是由一串地址和号码组成的张爱玲的情史,这里的情史,不单单是指张爱玲的爱情史,还包括她对自己的父亲、母亲、继母、姑姑、弟弟,也包括她对苏青、夏志清等极少数朋友的情感。通过张爱玲对身边亲人和朋友的态度勾勒出张爱玲独特的性格,这种性格也铸就了张爱玲独特的人生。


后记 | 似这般死磕的淳子
约淳子见面。

其时,她写张爱玲的新书正付梓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她坐定。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举起手,要了一杯加奶加糖的美式咖啡。

她自嘲道:“我是把咖啡当甜品的。”

又道:“原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舞厅,八十年代,我们常来这里跳舞。还举办过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记者奖。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还有一个小卖部,有卖美国骆驼牌香烟,买了送男友。”

她似乎并不期待我会有回应。

她轻轻一笑:“张爱玲说过,我回不去了。是的,回不去了。”

说完这句台词(我个人觉得她说话的方式,有时很富有舞台感),她又抱歉道:“不好意思,一说张爱玲,我就失控。”

我忙道:“今天的主题就是张爱玲呢!”

我抛出问题:张爱玲已然是显学了,写她的书满坑满谷。你的书有优势?

淳子嫣然一笑道:“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写张爱玲的专著。我只是蜻蜓点水。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比较崇尚享乐主义。可是读了几本书后,就生气了,发现错误太多,并且大多是常识性的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出于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心一横,就开始了我个人的史无前例的一种写作:不到山穷水尽,绝不罢手,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说:比如……

淳子道,比如,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是依据历史上郑苹如刺杀汉奸丁默邨创作的。

史料中,暗杀地点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一家皮草店。

当时,静安寺路有两家著名的皮草商号,一家为西比利亚皮草店(The Siberian Fur Store)——总店:静安寺路1172—1174号,分店:静安寺路1151号和霞飞路895号,为上海最大的外侨商号之一,公认的上流皮货名店,职工多达百人以上,业主兼经理为著名毛皮专家、俄罗斯人克列巴诺夫。

另一家为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The First Siberian Furriers),在静安寺路1135-1137号。

也就是说,同一个街区,存在三家带有‘西比利亚’名称的皮草店。哪一个是刺杀案现场呢?

我先在《申报》上找信息。

《申报》第一次报道的标题为:《暴徒四人  狙击汽车》:“静安寺路1104弄,昨晚六时二十分许,该弄内驶出黑牌汽车一辆,斯时路旁预伏暴徒四人,瞥见该号汽车疾驶外出,内有二匪袖出盒枪,开放狙击。”

第二次报道是在1939年12月23日,标题是《枪击汽车案真相至今未明》。记者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枪击事件,背后可能有更大的秘密,但是真相未卜。这两则报道都提到了上海静安寺路,21日傍晚6点20分左右,有一辆汽车从1104弄里面驶出,被狙击,但没有成功。

《申报》这两则报道说的就是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事件。但没有刺杀具体方位。

1939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申报》又一次报道公共租界巡捕房继续侦查这个案件,标题是《枪击汽车案继续侦查》,文中说,“但未有目击者能做相符报告”。

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猎人和猎物之间,都只保持极端的沉默。

淳子拿出手机,给我看从《申报》上拍下来的照片。

那么,刺杀到底发生在哪一家皮草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年指挥刺杀行动的是中统上海站站长、中将陈彬。淳子采访到陈彬的女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建伟。

施教授指认是西比利亚皮草店。但给出的门牌号码是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

施教授解释,当时,陈彬刚从香港调任上海不久,为隐秘,刺客也从广东调遣。外地人哪里知道静安寺路上有三家皮货店。所以在回忆资料里只说是西比利亚皮草店,再细问,便茫然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了南京市档案馆所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其中有丁默邨受审所有的案卷。案卷中,郑苹如弟弟代表他母亲提出了诉讼。诉讼中关键的一段:“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陈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办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比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

1949年以后,道路、门牌、店名悉数更改,更为确认制造了困难。

我拿着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区图,一栋一栋的房子数过去,房子一栋也没有少。于是,我再将旧号码与新号码一一对应。其中,静安寺路1151号已是咖啡馆了。

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后,移居至静安寺路1081弄重华公寓8号2楼。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在相距不远的1137号,正对着戈登路(江宁路),与审讯笔录所描述的位置相符,这是其一;其二,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后易主中国人。郑苹如大约不会引诱丁默邨去语言交流有困难的俄国人的商店。

综合分析,我比较倾向第一西比利亚皮草店为刺杀现场。若此,1947年,张爱玲便是居住在当年的刺杀现场了。

淳子语势温婉,字正腔圆,条分缕析,到底曾是电台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

她又说起如何在美国寻找张爱玲英译《海上花列传》的手稿,如何在哈佛大学寻找张爱玲孤本的过程。

我道:“你觉得你是一个死磕的人吗?”

她道:“我是记者出身,这是职业本能。”

淳子的语言很有画面感,我仿佛看见她,穿着有气垫的跑鞋,穿梭在纽约的地下铁、洛杉矶的公交车站、旧金山的有轨电车上;仿佛跟随她,埋首在图书馆、档案室、各种各色的文件中;我想起女作家石磊对淳子的勾勒:

“伊讲,那是读城的一种方式。话给伊讲到这个地步,便另是一片天地了。想想上海是何其难懂的一座华城,人在其中,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头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昨天以及前天。

“而淳子终于在某一日心愿得逞,从宋以朗手里求得《小团圆》手稿的复印全本,书稿里夹着张爱玲手绘旗袍尺寸和式样的裁剪图,以及闺蜜邝文美穿旗袍的签名照,伊喜不自胜抱着十四公斤的书,心里规划着张爱玲的书稿,不觉步步生莲走下山来。我只乱想,彼时彼刻,淳子的脚上,是否亦踏着一双龙飞凤舞的平金绣花鞋,沿着张爱玲的路线一路寻过去?”

我忽然觉得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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