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列维到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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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列维到霍梅尼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前天
1976-1979年，威廉·赫·沙利文出任美国驻伊朗大使，全程见证了伊朗革命的爆发。沙利文在卸任后著有回忆录《出使伊朗》，意在反思卡特政府的伊朗政策（政出多门、前后摇摆）。这部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手的资料，是了解伊朗政治变迁不得多得的好书。
在中文网络，有一张照片流传颇广，即上世纪70年代德黑兰大学的女学生。她们衣着品味入时，和同期的西方女性毫无二致，与今天戴头巾、着罩袍的伊朗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因此，不免令人唏嘘。大家不解的是，一个看似“欣欣向荣”的世俗化国家为何忽然掉头，建立了神权国家。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黑色革命”，伊朗经历了什么？这部回忆录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
一、激进的改革，可能召唤出激进的保守派
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威权主义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有着现代化愿景的独裁者。他以土耳其的凯末尔为榜样，试图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白色革命”。这一愿望不可以说不美好，但他政治经验不足，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度，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反抗。沙利文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改革所激起的不满：
首先是什叶派教士阶层的不满。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国教，在伊朗人民中占统治地位。什叶派教士阶层是巴列维在国内最大的、最有组织力的反对派。巴列维决意推行土地改革计划，这不仅触及世俗大地主的封建地产，而且也触及宗教基金会拥有的土地，后者实际上是什叶派领导集团赖以获得岁入的某种托管地。很明显，如果能接管这些土地并把它们分配给农民，那就剥夺了什叶教派领导集团独立的经济来源，从而使他们不得不依靠信徒缴纳的什一税和国王的施舍过日子。精明的神职人员看穿了这一点，他们采取行动抵制政府的这一行动。抵抗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便是霍梅尼。
其次是工人的不满。巴列维政府制定了宏大的工业化计划，这些计划显然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于是，很多农村人涌入城市谋生。但是，这些年轻的工人面对世俗化、西方化的城市文明变得迷茫、完全不知所措。自己经济拮据，加上政府官员奢华的生活，难免让他们愤愤不平。沙利文观察到，这些人不适应而且看不惯城市中流行的西方化的习俗。进一步说，他们在陌生的都市环境里找不到归属感。相反，让他们真正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是清真寺。他们每星期五晚上都去清真寺。他们熟悉这种、并且是在这种气氛中长大的。他们背诵祷文并聆听布道。而大部分清真寺在布道时使用的是霍梅尼的布道录音。
第三是学生。学生们将巴列维谴责为掠夺人民财富、扼杀人民政治、宗教和文化要求的暴君。在美国，伊朗留学生的抗议尤其激烈，并得到美国青年的声援，这使得许多美国选民改变了对伊朗国王的看法。（选民的态度对卡特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是早年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大部分是在穆罕默德·摩萨台政权统治下曾经昙花一现的社会民主党残余分子。总的来说，他们在西方受过教育，自称是西方所说的那种自由派。
另外，随着反对国王政权的势力日益增长，这种反对情绪在中产阶级中也迅速蔓延开来。
沙利文说，大多数观察家认为，1978年初春出现的骚动，似乎是保守的传统伊斯兰社会（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向西方化现代社会（主要以工业为基础）前进太快，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认为贪污腐败、社会脱节以及宗教势力的抵抗是造成社会骚动的主要原因。
外交使团的结论是，国王遇到了麻烦，他的经济计划以及他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在政治上造成困难，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但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开始了。
社会骚动并不必然演化为革命。其中，巴列维本人的性格、能力扮演了重要作用。
二、巴列维的致命缺陷：优柔寡断
人们常常把独裁者和杀伐果决的政治强人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个误解。专制王朝的开创者固然都是狠角，这个毫无疑问，不过，巴列维是个妥妥的“国王二代”，他继承了父亲的绝对权力，却没有继承父亲的魄力和手腕。
沙利文做过多年的大使，他声称和各种“铁腕人物”打过交道。在他看来，巴列维有一种致命的优柔寡断，在危机中缺乏信心。读回忆录，我们不免有同感，在危急时刻，巴列维还指望着卡特政府帮自己决断。
当然，这种优柔寡断可能也有苦衷。巴列维晚年染上重疾，自觉不久于人世。他认为，可以用武力把不同政见者压制下来，只要他还在王位上，那些人就不能抬头。但是，再过几年，他大概就得把王位传给儿子，他恐怕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后，年轻的王储无法继续靠军队来维持统治。因此，他必须迅速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以便在他退出舞台后能够帮助他的王朝延续下去。
这是他在妥协和镇压之间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切都被外界看在眼里，不论是外交使节还是巴列维政府的高官都认为这种优柔寡断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历史上，威权政府在权力稳固之际，无意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政治历练不足的反对派同样缺少妥协精神。一旦遇到统治危机，威权政府的妥协又被视为软弱或不可信的诈术，而不被反对派接受。显然，巴列维政府也不例外。
沙利文说，现在回头看来，国王所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无法阻挡这场革命。事实上，到了他被迫考虑那些措施的时候，革命的潮流已势不可挡。而且反对派一看到他愿意作出妥协，便得寸进尺，提高要价，断定他非输光不可。至于霍梅尼等人，他们的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非要把巴列维政权搞垮不可。
三、“靠不住的”卡特政府
沙利文对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虽然没有多少怨言，不过，在文末，他也委婉地表示，“我对当今总统在出现危机时的判断力缺乏信心。”对于卡特政府，沙利文大使可就不那么客气，他点名批评了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责他固执狂妄，越俎代庖。
实际上，卡特政府主打“人权外交”。这使得巴列维政权成为卡特政府的烫手山芋。在70年代，巴列维政权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从地缘位置、国家利益上看，一个亲美的伊朗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卡特的人权政策又使得他们不愿意支持巴列维采取强硬手段对待反对派。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巴列维的优柔寡断，结果可想而知。
令沙利文不解的是，即便美国政府认为巴列维政权不堪扶植，那至少应该早点与革命政权接触，保证过渡阶段的顺利，尽可能维持一个不反美的新政权，但是，卡特政府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事实上，卡特政府在放弃巴列维政权后，又不顾伊朗新政权的反对，邀请巴列维赴美流亡。结果落得两头不讨好。
鉴于此，沙利文以辞职抗议。国务院打算委派去其他国家担任大使。由于对卡特在危机时刻的判断力不抱信心，他婉拒了。结果如他所料，“卡特政府仍因袭它那套误事的办事方法，布热津斯基的狂妄野心未稍收敛，对伊朗局势的认识一误再误，这一切终于导致1979年11月扣押美国使馆人员作质事件，使我国蒙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今天的伊美困境，何尝不是卡特政府的遗产。
四、霍梅尼的政策深得人心
相对而言，沙利文对霍梅尼着墨较少，按照他的说法，美国大使馆和什叶派高层始终没建立起信任关系。不过，他也谈到了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倾向。
沙利文说，面对巴列维政权的打压，什叶教派并不认为自己被政府采取的行动彻底摧垮了。相反，多年来，他们开始用《古兰经》的语言和教导形成一套政治理论。这些什叶教派知识分子在阿里·沙里亚著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试图把《古兰经》里的名言训条变成现代政府应当遵守的信条守则。一些最极端的分子甚至结成恐怖组织，决心反对国家世俗化，并为伊斯兰的神圣地位而战斗。
霍梅尼为伊朗人民的转型痛苦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正如沙利文所说的那样，霍梅尼“责骂巴列维王朝推行的世俗主义、西方化和现代化措施，把伊朗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归咎于国王采取的行动。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全都是国王的过失，如果你要解决你的问题，那么，就要打倒国王、打倒巴列维王朝。”在人心汹汹之际，和解妥协的政策往往被视为缓不济急，甚至是“政治不正确”。很明显，霍梅尼的策略俘获了伊朗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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