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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百年沧桑 秦晖

卢旺达百年沧桑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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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族群对立的起源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1周前


雷梅拉国家英雄墓园



国家英雄墓园所见



基加利市东部雷梅拉山的“国家英雄墓园”,它是缓坡上的一块绿地,其背后就是中国公司承建、即将完工的国家体育馆,视野相当可观。这里埋葬着以卢旺达爱国阵线创始人和军队首任司令弗雷德. 鲁维格马等一批现政府授予最高荣誉的人物。



作为一个小国,这片墓园规模不大,却颇为庄严肃穆。卢旺达至今尚无综合性的国家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几处与传统王国有关的“故宫”及历史遗存也不在基加利这座新城市,这个墓园可以说就是今天卢旺达官方历史叙事的主要体现。无论与大屠杀之前,还是与外界熟知的该国历史图景相比,这套叙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2017年,卢旺达政府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荣誉政策”,把“国家英雄”分为三个等级:





卢旺达“故宫”



最高级别的“Imanzi”英雄,授予那些“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一切为代价,为国家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这个级别的英雄称号目前只授予了一个自然人,就是在“解放战争”(RPF政府对1990-1994年内战的称谓)发动不久就战死在前线的RPF最高司令鲁维格马少校(现在被追授予上将);另外还有一个象征性整体:代表所有为卢旺达而战死的士兵的“无名战士”也获得了这一最高级别殊荣。



第二级的是“Imena”英雄,包括那些“已经证明其一生是对国家的特殊牺牲行为的人”。目前获得该级荣誉的共有5名:



第一名是传统图西人王朝的国王穆塔拉三世-鲁达西格瓦,他是第一个受洗皈依基督教的图西国王,曾经得到比利时殖民当局的支持。但在独立前夕比利时人转而倾向于支持“多数人统治”,即占卢旺达85%人口的胡图族代表,与图西国王开始发生矛盾。1959年,国王患病进入比利时人的医院,不久就以48岁盛年在医院去世。图西人传说他是被比利时人害死的。在今天“前图西人”总统治下,这位国王就成了“捍卫卢旺达传统、反抗比利时殖民”的先驱了。





穆塔拉三世



第二名是穆塔拉三世国王的特别顾问及第一个图西人政党UNAR(卢旺达国民联盟)创始人米歇尔. 卢瓦加萨纳。在殖民末期,卢瓦加萨纳率领UNAR持“保皇-反殖民”立场,主张尽快以君主制政体脱离比利时而独立。但胡图人却要求一段“多数人统治”的自治期,然后以共和制独立。结果比利时人通过“全民公决”支持了后者。1962年卢旺达独立并废除君主制,建立了胡图人“多数统治”的“第一共和国”,在此过程中胡图人与图西人发生严重冲突,即所谓“卢旺达革命”,卢瓦加萨纳因反对第一共和国,于1963年被杀害。



第三名:大屠杀中遇难的胡图族女总理阿加特. 乌维林吉伊玛娜。1993年在阿鲁沙谈判进程中,她作为反对党共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加入胡图族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卢旺达迄今唯一的女总理,也是“胡图族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猎鹰坠落”当晚,她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保护下前往电台欲发表讲话呼吁全国冷静,被胡图激进派的总统卫队所阻止,并与丈夫一起惨遭士兵杀害,当时她年仅40岁。受命保护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10名比利时军人也被虐杀。





胡图族女总理



天主教修女菲力希特. 尼伊蒂杰卡是第四名。大屠杀发生时,她在政府军中担任上校的哥哥派出武装士兵要护送她脱离险境,但她拒绝自己逃生,坚持要与本教区教友、包括图西族教友共命运。最后她护送40多个图西族教民逃往刚果,不幸在路上被激进派民兵拦截并杀害。



还有一个名额为卢旺达西部尼杨格中学6名学生所共享。在大屠杀过去三年后的现政权治下,1997年流亡国外的胡图激进派反政府武装越境袭击了这所中学,这几名学生当场被杀害。据说,当时“匪徒”要他们指认哪些学生是图西人,他们大义凛然地答道:没有什么胡图、图西,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正是大屠杀后新政权推崇的“时代最强音”了。



除了以上两个级别,还有第三级,称为“Ingenzi”英雄,这主要包括仍然活着的英雄人物。但截至目前,当局尚未公布这一级的英雄名单。



RPF的历史叙事



雷梅拉墓园里的主体就是上述前两个等级的6座墓(其中尼杨格中学遇难学生是集体墓)和一座纪念碑——纪念“无名英雄”。这些英雄,涵盖了传统王朝、殖民时代、第一共和国、内战与大屠杀时期,以及现政权治下等近代以来的卢旺达全部历史,反映了卡加梅政府如今正在大力普及的历史观。





国家英雄墓园中的长眠者



相应地,政府还动员学术界推进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历史编纂。2016年由卢旺达国立大学教授比亚纳法舍和鲁塔伊西勒主编的700多页高校教材《卢旺达史》,就是其中的主要成果。但是,这本大厚书的读者有限,像雷梅拉墓园那样的公共设施仍然是民众接受这种历史观的主要途径。



而我们看到这种历史观的主线,实际上仍是图西人与胡图人的斗争,而且是旗帜鲜明的“图西对,胡图错”。图西人从传统国王到当今少年都是对的,而他们都为胡图人(以及据说是袒护胡图人的比利时人)所害。胡图人中当然也有女总理那样的英雄,但其成为英雄的理由似乎就是对图西人的温和,而不是追求独立、民主、妇女解放或普世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等等,即仍然是从胡图-图西对立的视野来评价的。当然,现政权通过这种历史观所希望倡导的价值是“没有什么胡图、图西,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个意义上的“卢旺达人”仍然是由“前图西人”来充当正面代表的——这个国家英雄墓园对此体现得很清楚。



应该说,仅就大屠杀前后时期论,这种立场并不算错。种族灭绝大屠杀挑战了基本人道的底线,其罪恶远非一般所谓专制、奴役、殖民、侵略、男权、腐败……等等可比。揭露、谴责大屠杀,更重要的是实际制止大屠杀,在那个时期无疑高于“追求民主”、“维护主权”、“男女平等”、“环境保护”等其他的诉求。尽管有资料指出当时图西RPF方面也有滥杀与迫害行为,今天的RPF政府也不能说是民主政府,但当时在卢旺达主要的大屠杀无疑是胡图激进派所为,而在国际社会难以直接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最骇人听闻的腥风血雨确实是RPF通过赢得内战的方式来结束的。这个功绩国际上也承认。仅就此而论,否定的或所谓“修正主义”的观点确实很难成立。



而这种情况下的历史叙事由胜利一方来进行,而不是如阿鲁沙协定能落实的话可能会出现的那样,形成一种更中肯更包容和多元的叙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内战结束后25年来,总的来说卡加梅的治国成效还不错,今天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又特别敏感,乃至宪法都明确规定种族问题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这一套叙事也就很少受到质疑。





RPF占领区



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




但是,“历史叙事”毕竟不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视野越出大屠杀前后那个时段,就卢旺达历史的宏观视野和长时段演进看,上述叙事就不能太当真。而从长远看,卢旺达近代化过程中的族群冲突何以发展成大屠杀,如此对立的族群仇恨又如何化解,乃至更一般地讲,在一个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族群矛盾,都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卢旺达虽然是个非洲小国,但它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和反思经验、成就,都是人类的宝贵遗产,研究这些遗产绝不仅仅是卢旺达人的事。



同时,仅就卢旺达本身而言,尽管25年来RPF政府极力迎合世界潮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深层次看,族群矛盾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也不仅仅是取消身份证上的族群一栏、倡导“我们都是卢旺达人”这种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解决的。



尤其是卢旺达作为一个小国,两大主要族群都是跨境的,甚至两族多数人口都在境外。当年的RPF本身就起源于乌干达境内的图西人难民群,而RPF的胜利又使两百万胡图人逃亡国外,他们至今都对卢旺达国内的稳定造成挑战。



尽管卡加梅为此曾经两度出兵国外,试图铲除境外的反对派,为此招致不少批评,但也未能完全遂愿。更不用说布隆迪这个原来与卢旺达同为一体的邻国,族群结构乃至人口比例几乎完全一样,而那里的族群矛盾远未解决,国家也并不安定。在没有发生“卢旺达式大屠杀”和一方全胜的情况下,“没有胡图,没有图西,大家都是(由前图西人代表的)布隆迪人”式的解决方案显然在那里是不可行的。而大湖地区诸国政治的互相影响又一向很大,这也不能不对卢旺达国内的历史叙事造成挑战。



在上述历史叙事中,大屠杀之罪和平息大屠杀之功不应该有太大的异议,最容易招致质疑的是对大屠杀以前久远历史中图西-胡图关系的描绘以及把图西国王、图西政党领袖定为国家英雄的说法。



族源异同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国际上过去对历史上胡图人和图西人关系的由来虽然一直有争论,但主流描述可以概括为:两者“文化相近、族源不同、体貌有异、地位悬殊、矛盾很大”。而新政权如今的描述,则可以表达为“文化相近、族源一致、贫富不同、殖民挑拨、矛盾激化。”



按过去的主流描述,占人口85%的胡图族系出尼格罗人种班图类型,历史上进入卢旺达更早,主要从事农耕。而占人口14%的图西族系出尼格罗人种苏丹类型,进入卢旺达较晚,是游牧部落。这就是“族源不同”。过去无论国际通行的非洲史著作,还是《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及我国学者编写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等中外主要工具书,都是这样说的。



按这种描述,图西人进入卢旺达-布隆迪地区后,压倒先到的胡图人,在政治上成为统治族群,经济上也拥有绝大部分耕地(由胡图人耕种)、牧地和牲畜,而人口居多数的胡图人则成为弱势的被统治者。有人把这一过程描述得类似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游牧部族对农耕部族的征服,有人则认为这种状态基本是和平发生,而非武力征服。如今的RPF史观甚至认为当初班图黑人进入时并无两族之分,也没有先来后到之说,胡图图西之别只是同源黑人中后来发生分化的结果,此即“族源一致”说。



而无论族源一致与否,在有了胡图、图西之别后直到独立之前,政治上就是图西人统治胡图人,但在文化上,少数族图西人则接受了多数族胡图人的语言和宗教(包括殖民前的传统宗教和殖民后传入的基督教),这就是“文化相近”。这样的描述使人想到中国的“满清”:少数满族入关后统治了占国人绝大多数的汉族,但满族本身却“汉化”了(汉人在清代也有一定程度的“满化”,如男人留辫),如果不是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满汉本身如今是没有多少“文化(语言、宗教)”差别的。



但尽管有文化融合与精英吸纳现象,清代满汉的不平等仍是无可否认的。卢旺达也可想而知,那里在前殖民时代已经存在图西人统治胡图人的传统王朝,那时也很难说有什么两族平等可言——今天的RPF史观也没说那时就平等,只是说图西人国王,比如穆塔拉三世,都是很仁慈的。



进入殖民时期后,无论德国还是比利时又都采取“利用传统,间接统治”的方式,继续扶植图西人王朝统治胡图人——直到临近独立时才改变。因此,殖民时期的图西-胡图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更加不平等了——按照RPF政府和今日国际上一些主张“传统无限好,万恶皆殖民”的“文化左派”(过去曾被看做国粹右派)之说,殖民者“以黑治黑”,加剧了对胡图人的压迫,加深了(有人甚至认为是制造了)族群撕裂。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既认为图西王朝是善良的,胡图人受压迫只能怪比利时人。然而他们同时又怪比利时“以黑治黑”,即承认比利时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其压迫是假手图西人进行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假如图西国王那么善良,比利时人是如何假手他来虐待胡图人的呢?反过来说,有如此善良的图西人王朝,比利时人通过他们来管理胡图人难道不是一种“次优”(如果不殖民算是“最优”的话)选择吗?难道让“殖民强盗”直接统治(如西班牙人在拉美),或者靠胡图“刁民”管制“善良的图西人”来实现间接统治,反倒更好?





“国王万岁”



贫富之别,还是族群之别?



显然,把卢旺达历史上的族群对立仅仅归咎于“殖民者的挑拨”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一个公认的现象是:独立前强势而少数的图西人与弱势而多数的胡图人很不平等,并因此积累了怨恨。过去的主流叙事和今天的RPF叙事的分歧,除了只怪比利时人还是兼怪图西王朝外,再一个就是这种不平等究竟是种族之别,还是“阶级”即贫富之别?



过去的说法认为他们是一前一后分别进入大湖地区的两个族群。图西与胡图尽管都是黑人(尼格罗人种),但有苏丹(或曰含米特、库什特)类型与班图类型之别。据说图西人肤色较浅,身材较高,脸型也有特点。近年人类学盛行基因分析,一些学者也指出图西人与胡图人存在着基因区别。当然,由于他们政治上分别为统治族群与被统治族群,经济上有贫富之别也是自然的。



但是,RPF政府如今倾向于认为图西-胡图的不同并非族系的区别,而就是“贫富之别”。据说,所谓图西人就是拥有很多牲畜者,胡图人如果拥有了很多牲畜,可能会被接纳为“荣誉图西人”,而图西人如果失去了牲畜变穷了,也会被看成实际的胡图人。



然而,即便在RPF的叙事中,其实也涉及不少两族体貌有异的事例,如谴责胡图激进派大屠杀时,说他们见到肤色较浅而高个的人就杀等等。我曾问“卢旺达人”朋友,穷人富人何以会有这样的体征区别,有个朋友说“图西”富人喝牛奶较多,而“胡图”农民喝奶少,日久就可能出现体貌之别。而更多的朋友则归罪于“比利时殖民者”,他们说比利时人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上注明是胡图或是图西,这样就把本来可以流动的贫富之别固定化了,图西-胡图间的通婚减少,久而久之,“殖民者就把本来不大的贫富差异深化成了种族矛盾”。为此,RPF执政后就废除了身份证上的族群记录,从此“大家都是卢旺达人”了。



我也认为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后,废除身份证上的族群区别以表明“大家都是卢旺达人”的确是卡加梅执政下一项很好的改革。而用“贫富之别”来逐渐淡化“种族之别”,增加身份的流动性,以适于讨价还价的“左-右”经济诉求,来冲淡没法计量也难以妥协的族群诉求,这是化解种族对立、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



但是,“努力方向”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直接说历史上卢旺达根本就没有族群矛盾而只有“贫富之别”,或者说即便有族群对立,也全是殖民者的罪过,是很难成立的。



即便殖民统治导致土著居民贫富的固定化会逐渐造成“种族”区别,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像拉美的西班牙殖民那样长达300年,或许会因经济、社会地位悬殊的长期影响导致可遗传的体征改变。但卢旺达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比利时殖民卢旺达的时间只有40余年,而经常被指为固化了族群区别的身份证制度更是1935年实行的,尽管这确实是弊政,但到独立时为止,这个制度推行不过20多年。这样短的时间内会把穷人与富人变成体征有异的两个“种族”,也令人难以置信。





卢旺达的新身份证



殖民主义当然是历史上糟糕的一页,没有人会为它“翻案”。在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时期,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殖民者,作为一种正义斗争的动员方式,也是无可非议的。但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25章,以及他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几篇文章就会知道,即便是对殖民主义谴责最力、把殖民掠夺看成“从头到脚滴满血和肮脏”的这位革命家,也不会主张“传统无限好,万恶皆殖民”。




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五六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后仍然贫弱不振、国政混乱,这与其统治者把一切弊病归咎于过去的殖民者而不知自省、甚至在“反殖民”的名义下滥施暴政很有关系。卢旺达独立后的胡图政府就是如此,如今的RPF政府确实干得不错,但从长远看,历史的教训若不能正确汲取,隐忧仍是难以免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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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yingyinc 于 2019-8-29 17: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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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走火入魔的“革命”(一)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4天前




【卢旺达百年沧桑系列】



       卢旺达的“封建传统”



胡图与图西的族源异同姑且不论,在西方人到来前两者的上下尊卑已经形成,这是没有问题的。



按照如今主流叙事和RPF叙事共认的说法,在殖民者到来前的传统时代,图西人王国与胡图人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三种制度之上:



第一种叫乌布哈克(Ubuhake),即以牛为基础的奴役。按主流叙事,具有畜牧传统的图西人对牛的重视远甚于土地,主要以牛,而非以土地为私有财产;而按RPF叙事,图西人干脆就是以“拥有很多牛”来定义的。据说成为一个图西人的条件就是有牛10头以上,达不到10头就被看做“事实上的胡图人”,而胡图人如果有牛超过10头,则被视为“荣誉图西人”。





直到今天,牛仍然是卢旺达农民的重要财产



这种叙事意在强调图西与胡图并非固化的两个种族,而是有对流机制的贫富之别。但无论把图西看作一个种族还是看作一个“阶级”,两种叙事都指出传统卢旺达的牛基本为图西人所有,则是没有疑问的。而从事农耕的胡图人要用牛,就只能依附于有牛的图西人,成为其“牛奴”,向其纳粮当差。这就是所谓的乌布哈克。



第二种叫乌布勒特瓦(uburetwa),即以土地为基础的奴役。传统卢旺达土地属于国有或图西朝廷所有,并非私有财产。国王把部分土地分封给图西贵族使用,部分由朝廷直接掌控,无论分封的还是国家直接掌控的,耕种者都是胡图农民。他们也要因耕种一小块土地而向国王或贵族纳粮当差,类似于佃农或农奴,这就是乌布勒特瓦。





关于乌布勒特瓦的资料



而无论乌布哈克还是乌布勒特瓦,都使胡图农民与图西贵族间形成了从属或依附关系。主流叙事通常就称其为“封建的”或“主人-附庸”间的关系。它们又被统称为伊基钦基(igikingi),这就是第三种关系。



在这三种关系中,今天的RPF史观比较重视乌布哈克,因为牛作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这就使图西人有了卖掉牛而地位下降、胡图人因买入牛而地位上升的“阶层流动性”。但是,不少学者也指出土地实际上更为重要,尤其是不仅作为农地的乌布勒特瓦成为奴役胡图人的手段,作为私产的牛也需要配套的牧地才能持有,而牧地却和农地同样属于“国有”,只能分封不能买卖。这就使通过牛的买卖实现“贫富对流”的机率大打折扣。



实际上,这种只能分封不能买卖的“领地”制度在很多前近代文明、包括西方典型中世纪时代都是造成社会等级差别悬殊而且固化的原因。近代西方不但自由主义者反感这种制度,左派(尤其是大骂“亚细亚土地国有”的马克思)对此也更为厌恶。然而,当今世界的一个古怪现象就是许多人往往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把“前现代”与“后现代”混为一谈,把“前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混淆起来。



在非洲,这类思想由于可以发掘出“前殖民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而尤为盛行。坦桑尼亚尼雷尔宣传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卢旺达的RPF在国内国际政策上与坦桑差异非常大,但出于“实用主义”也喜欢这么说。于是,如今的RPF叙事对土地问题要么不予重视,认为土地既然不是法定私有财产,就与“贫富之别”无关。要么则干脆把图西王国的“土地国有”视为一种“共产主义”因素,希望以此博得西方左派的好评。尤其在独立后30多年的胡图人统治下,由于胡图农民在摆脱图西王国和殖民者后就视土地为自己的财产,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在国际政治中也亲西反苏,因此甚至一些西方人也认为胡图政府是“右派”、乃至反共、专制而且种族主义的“极右派”,图西RPF却被视为“社会民主党人”。



RPF史观还强调乌布哈克给胡图人造成的负担并不沉重,而且还有温情脉脉的保护色彩,这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但也说不上多么特别。事实上在小共同体本位的熟人社会中,“封建依附关系”具有束缚和“保护”的双重功能,这在中世纪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



近代化转型需要突破这种束缚,但未必一定要把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变成冷酷无情的你死我活、“谁战胜谁”。尤其是,如果瓦解小共同体后在原子化状态下建立起冷酷的大一统极权政治,那就更是倒行逆施了。不幸的是,后来胡图人的“革命”就走上了这么一条通往大屠杀之路。         



至迟在大约15世纪至独立前,卢旺达和布隆迪社会就处在这种少数图西人统治多数胡图人的“封建”秩序中。而殖民主义的因素更使问题变得复杂化。





图西族公主



“间接治理”的利弊



在殖民地时期,比利时对卢旺达的统治有其明显的特点。




首先,比利时人经营卢旺达不仅只有40多年,而且当时已是世界殖民史的晚期,在20世纪的时代潮流下,“原始积累”时期的许多太恶劣的做法,如奴隶制、大庄园与矿山劳役制等已经行不通。何况卢旺达并无大型矿藏,多山的条件也不适宜发展大庄园。比属时期虽然也把咖啡、茶叶、除虫菊等经济作物连同配套的物流业引进了卢旺达,但也多是农户种植、比利时商人收购,类似于“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就是这种方式也并不普及,卢旺达当时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牧经济,殖民者能够获得的利益其实非常有限。





印在卢旺达法郎上的茶园



其次,比利时经营卢旺达尽管也属于殖民主义,但与通常的“殖民地”、“海外省”和“保护国”、乃至比利时自己在非洲的主要殖民地比属刚果都不同,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协约国成员于东非战场与英国联手打败德国后,是作为国际联盟“委托”管理卢旺达的,“二战”后又改为联合国托管,这种国际“托管地”受国际社会影响较大,而比利时在西方主要殖民宗主国中实力又最小,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



因此,在“反殖民”话语中,比利时在卢旺达受到的批判并不是推行奴隶制、劳役制、矿山掠夺之类。比利时的主要“殖民罪恶”,其实就是所谓的“以黑治黑”。



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对于没有多少油水的卢旺达,比利时人主要就是通过维护传统秩序、支持传统的图西人国王(姆瓦米)统治其以胡图人为主的臣民,以维持卢旺达属于比利时势力范围。经济上的“剥削”主要也是通过图西国王政权,利用其对土地的控制,强制农户(以胡图族为主)划出部分土地种经济作物,供以比利时人为主的外商收购,并向国王纳税当差。在这过程中出面的主要就是图西统治者,而不是比利时人自己。这一切加上政治上图西人对胡图人的统治,说“以黑治黑”加剧了胡图-图西矛盾,并非没有道理。





“以黑治黑”



不过,如今RPF政权极力宣称图西王朝仁慈,而我们也知道像拉美那样殖民者直接掠夺土地经营大庄园奴役土著的恶果,所以平心而论,这种“顺应传统”的间接治理也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而且应该说,图西人也确实是个善于学习的群体,按过去的主流叙述,他们本是晚来的游牧部落,但在成为统治者后如同“满族汉化”一样,很快学会了农耕者的语言和文化——如今“晚来游牧部落”已是“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不过称赞图西人善于学习,今天还是很“正确”的——而在殖民时期,他们的“西化”也领先一步,国王带头皈依基督教,中上层普遍受过西式教育,应该说其总体文化水平是高于胡图人的。因此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图西人,在知识分子、军队、政府公务员等现代群体中却占有绝对多数。



而这又反过来使比利时人更愿意与他们打交道——现在有人说,比利时人“亲图西”是因为种族主义歧视,他们看中“肤色较浅”的图西人而不是肤色更深的胡图人,就是“仇黑”心理的体现。其实持这种心理的人当然有,但就算并无种族主义考虑,从实用出发觉得文化水平高些的人更便于合作,也不奇怪吧。



“顺应传统”的负面



总之,当时白人的“亲图西政策”确实存在。而这就造成了“顺应传统,以黑治黑”的负面效果。



在这方面,西方知识界“反殖民话语”的演变也值得反思。过去在19世纪,“反殖民”的主流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进步主义”潮流,他们基于普世人道主义立场谴责西方殖民者对土著以强凌弱的暴行,但是对土著传统中的专-制与落后绝无好感,正如他们对当时与历史上西方本国的各种专-制也严厉抨击一样。他们反殖民、反专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而不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立场。





电影《卢旺达大饭店》情节



但是到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各国已无反专-制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公似乎也一度在“福利国家”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时候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自我批判主流就转向了“文化批判”,而“反殖民”话语也越来越具有文化多元主义乃至文化相对论色彩。



当年的“国粹右派”变成了如今的“文化左派”,殖民制度的主要罪恶似乎已经不是它在普世意义上的不人道,而是所谓“西方价值观”对土著传统的破坏。“传统无限好,万恶皆殖民”之说盛行。大屠杀、奴隶制似乎在西方入侵以前从不存在,而人道主义、废奴主义也与西方无关。甚至在殖民制度已经崩溃半个多世纪后,有人却把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看作是“西方价值”对本土文化的威胁,是“新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体现,仿佛当年的反殖民运动就不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似的!



流风所及,很多人一谈及殖民之弊就说是破坏传统,其实,很多殖民地的弊政之一,乃至主要的弊政,恰恰是白人基于形而下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基于什么“西方价值观”)没有积极改变当地传统所致。例如,很多人在痛斥英国殖民时,都提到印度殖民时代的饥荒,却很少人注意到当时“保留传统”最多、最不“西化”的土邦、土王统治地区,饥荒现象通常要比英国人直接治理地区严重。



卢旺达也有这个现象。就在现今RPF政府树为“国家英雄”的“仁慈国王”穆塔拉三世统治下,卢旺达恰恰遭遇了近代史上著名的1941—1945年大饥荒(1943-44年最严重)。



在这次史称为“卢扎加育拉”的悲惨饥荒中,当时约200万人口的卢旺达-乌隆迪有3.6-5万人悲惨地饿死,20万饥民逃离家乡。分析饥荒原因,除了旱灾因素外,今天的“反殖民”话语经常提到比利时人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粮供应而横征暴敛,还提到国王参与赈济。其实,当时赈济的主力还是殖民当局与教会,而那场大旱并不局限于小小的卢旺达,刚果东北部同样有灾情。而大量卢旺达饥民恰恰是从假手图西国王间接统治的卢旺达,逃往比利时人直接治理的刚果。





卢扎加育拉”大饥荒



这当然不会妨碍我们批判殖民主义,甚至也不应该推出一般性结论说殖民者直接治理一定比间接治理好。如前所述,当年西班牙人对拉美的直接治理就很残暴,比利时人在刚果做的坏事也不少。




一般地说,20世纪中叶的殖民治理比“原始积累”时代温和,是普世性人权进步的结果,正如欧洲宗主国本国的治理在这期间也有巨大进步一样,很多土著国家的治理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这未必就是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的不同。但假如某些土著治理的人权进步比宗主国的人权进步慢许多,间接治理的弊病就会比较凸显。“卢扎加育拉”灾难就是如此,天灾与殖民当然对这场灾难有部分责任,但要说图西朝廷有多么仁慈,也是一种讽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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