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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驳《陈鸽论王怡的》
黄益梓 发布于 2017-10-09 18:38:22 投诉 阅读数：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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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论文化使命的必要
332 3关天茶
2017-10-08 19:29
驳《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论文化使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道子
大纲：
一、引言：陈鸽的观点——反对文化使命
二、圣经经文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三、大公教会历史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四、教会实行文化使命的神学观念
五、中国教会反对文化使命的两个原因
1、受西方重洗派影响
（a）、重洗派的特点：
（b）、重洗派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2、受中国文化中偶像崇拜的影响
六、教会不实行文化使命的后果
概要：
在最近一篇《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的文章中，陈鸽牧师提出教会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文化使命是错误的。但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就给所有的人类（包括基督徒）提出了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的任务。在新旧、约里先知们最伟大的传统，就是先知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同时，也执行文化使命；再看西方大公教会的历史，教会与无数的圣徒既执行第一使命，也勇敢的承担了第二使命，改变了西方的文化，使西方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等神学家也教导我们要执行第二使命。但在中国，一部分教会领袖与信徒受西方重洗派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偶像崇拜的浸染，坚决不同意承担文化使命，把文化使命拱手让给外邦人，致使教会受亏损。所以我们对教会、基督徒应不应该执行上帝给我们颁布的文化使命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
一、引言：陈鸽文章的观点——反对文化使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6f962c70102y9b6.html文章网址
在今天政府宗教条例公布和即将施行的时候，网上到处流传一篇文章《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这篇文章好像有高深的神学内涵，观点也很有代表性，表达了中国教会很多领袖、信徒的思想、观点，因此在中国教会影响很大，会误导很多信徒，但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认为是及其错误的，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
总结陈鸽整篇文章的观点一共有4点：
1、教会只有一个使命：福音使命，没有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
2、掌权者是神的用人。所以要顺服他们（罗 13），若我们使用属血气的方法（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多管闲事，自讨苦吃，结果必导致反感与逼迫。
3、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文化使命》注定失败！
4、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
陈鸽还把实行文化使命称为“神权政治”、《重建运动》，他把弗雷姆 John Frame、凯波尔 Abraham Kuyper、鲁斯德尼Rushdoony（1916-2001）、诺斯 North（1942 -）和巴森 Bahnsen（1948-1995）都列为“神权政治”、《重建运动》对象，从批唐崇荣的《文化使命》、提姆凯乐的《恩典城市》、赵天恩的《三化异象》，彭强牧师的教会使命，王志勇牧师的《法治德政》理念神学，最后到王怡牧师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的《神治主义》，认为他们都是彻底错误的。
二、圣经经文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依据与例子
我们要知道陈鸽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首先看他提出第一、二、三点对与不对。针对他反对的文化使命，我们来看文化使命在圣经里的根据：创世纪一章26节：上帝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并且“治理这地”。这就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不单是给外邦人，也是给全体基督徒和教会的，使他们成为神委托他们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地球的好管家。
我们再看圣经经文里关于文化使命的例子：
在出埃及记里，埃及法老奴役、苦害以色列民，摩西违抗法老的命令，要求法老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法老不肯，摩西奉神旨意降下十灾，使法老的军兵淹死在红海里，带着以色列民脱离埃及。在去迦南的路途中，摩西审理百姓的案子，将神的律例、法度教训他们，并从百姓中拣选敬畏神、有才能的人作百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姓……使以民重获自由，奔向那牛奶与蜜之地。
撒母耳记上15章扫罗不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冒着杀头的危险指责扫罗，于是就有后面扫罗的王位被废，由更和神心意的大卫作王。
撒下十一章大卫王犯奸淫、谋杀乌利亚。先知拿单站出来指责大卫王，于是大卫认罪、痛悔。
列王记上十六——十八章以色列君王亚哈与耶洗别侍奉巴力，耶洗别还杀了耶和华众先知，先知以利亚以一己之身对抗他们，并杀了耶洗别手下侍奉巴力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亚哈王和耶洗别用诡计夺了拿伯的生命与葡萄园，先知以利亚站出来指责亚哈，使亚哈自卑、认罪。
在旧约里耶利米因不服王命被人讥笑、毒打、下到监里、掷入井中；但以理不服王命不吃王赐的膳食与酒，不敬拜君王被扔进狮子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不拜皇帝造的金像被扔进火窑里……
在新约里的马可福音六章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施洗约翰站出来指责希律王，为此被斩头。
在使徒行传里，彼得、约翰不服从官长的命令、放胆讲道被送到公会受审，关进监里，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司提反不服从大祭司的命令，传讲神的道被众人石头砸死；雅各因不服王命传讲福音，而被刀杀；保罗因不服王命四处传道被关、被杀……
三、大公教会历史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1）、安波罗修主教要求皇帝悔改：
公元390年，帖撒罗尼迦城的巡抚被杀，罗马皇帝提阿罗修屠杀此城的居民千多人，主教安波罗修指责皇帝滥杀无辜，要求皇帝忏悔，否则停领皇帝圣餐，结果皇帝当面向帖撒罗尼迦城的居民忏悔，并作出補赎。
（2）、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用教权约束皇权，建立近代法律体系：
教权与皇权之争：公元11世纪晚期，西方教会的权力与财产一直被世俗皇帝、贵族所牢牢掌控，他们买卖圣职，使教会腐败。于是克吕尼修道会的主教、修士掀起了一场收回授任权、争取“教会自治、自由”的运动。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坚决不放弃授任权，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开除了亨利的教籍，使亨利被迫在卡诺森城堡的雪地里光着脚跪了三天三夜向教宗求饶……于是终于争取到了教会的自治和自由，教宗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主教、教士职位由教廷任命，约束了皇权的扩张与滥用，制止了教会的腐败，带领教会走出了埃及。
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教廷夺回了任命权后，教宗开启了“罗马教皇体制革命”，教廷建立了一整套近代法律体系，即教会法、教会法庭、皇室法、皇室法庭、庄园法、庄园法庭、商法、商人法庭……整个西方成为法治社会。法治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奠定根基，为后来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启了道路，欧洲就率先从野蛮进入文明。
（3）、自由大宪章：
公元1209年，英国国王约翰横征暴敛引起不满，基督徒的贵族们在兰顿大主教的带领下，不怕杀头、不怕抄家，带着刀剑用武力挟持国王，迫使约翰在兰尼米德（RunnyMede）签署了《大宪章》。使贵族和教会、人民的权利不再受国王的侵犯，开启了欧洲自由的曙光。
（4）、宗教改革：
16世纪，罗马天主教廷堕落、腐化，修士马丁·路德冒着被教廷绝罚、烧死的危险，与加尔文、慈运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廷对此采取武力镇压，新教徒奋起反抗，，组成“新教联盟”的军队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对抗，由此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无数的基督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欧洲为此死亡三分之一的人。结果天主教内部被迫兴起改革，清除了内部的腐败。新教则改革了教会内部的体制，用民主选举的长老制、会众制来替代教廷的任命制度，使教会保持了清正廉洁。
（5）、英国光荣革命：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国王加强了集权统治，议会中的清教徒们站出来抵制，查理一世率领国王的军队讨伐议会中的清教徒。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带领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两次打败了王党的军队，战争共死亡二十万人，查理一世被处死刑，英国宣布为共和国。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专制统治变本加厉，1688年，辉格党和托利党里的新教徒发动光荣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迎接其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到英国来，确立了立宪君主制，继大宪章后进一步把君王的权力这只猛虎关进笼子里，使人民与教会的生命、财产、自由得以继续保持。
（6）、西方的民主宪政：
在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了路易十四、查理一世、腓力二世……这样的“朕即国家”的专制君王和专制国家。于是清教胡格诺派在法国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来反对君王的专制集权；苏格兰教会的领袖卢瑟福出版了《法律为王》一书；新教领袖诺克斯在讲道中抨击对世俗国家或君王的偶像化，号召每个基督徒站出来反抗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欧洲无数个清教徒的牧师在讲坛上对政治国家和君王的崇拜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无数的小册子、传单像雪片一样在空中纷飞，……加尔文改革宗视专制集权如同魔鬼，走到哪里就把民主宪政就推行到那里，这一切最终使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从中世纪的君主制变成近代的民主宪政的体制。它保证了基督徒及所有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使他们不再像在罗马被统治者随便杀戮，让他们从奴隶变成自由民，就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走出来，到达自由的迦南地。使西方社会变成小政府大社会。
(7)、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废除奴隶制度：
在威伯福斯时代（1759-1833），罪恶的奴隶制度正在英国、欧洲与世界各地蔓延。作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威伯福斯与其他七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著名的“克拉朋联盟”，按照陈鸽所批评的“（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与英国的奴隶制度作不屈不饶的抗争。经过50年漫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欧洲大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让成千上万的黑奴获得了自由。
（8）、美国建国：
十七世纪初一批清教徒因不从国教而在英国受到政府逼迫，他们从荷兰乘“五月花号”逃到北美，在船上制定《五月花号公约》。他们在普利茅斯上岸，签署了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订法规等，由此为美国奠定自治政府的基础。这是美国宪法的前身。
但英国政府不允许美洲的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乱征税。于是美国的基督徒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并签署著名的《独立宣言》，基督徒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与英国国王的军队交战，战争持续了八年，美军有50000人伤亡，而英军有20000多人伤亡，战争结果美国军队赢得战争决定性的胜利。1787年，美国各州（当时为13个）代表（大多数是基督徒）在费城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立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9）、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后，在南方实行的是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度，于是北方的教会和基督徒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由此引发了南北战争，参战的有350万人，北方的军队大部分是改革宗的信徒，军官是教会的长老，士兵是教会的信徒，他们为拯救黑奴而愿意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战争造成75万士兵死亡，40万士兵伤残，结果是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
总结：在前面列举的是旧约、新约经文里的例子，也是旧约先知的最伟大的传统，在后面是西方教会的历史，即当君王或掌权的不按上帝的公义统治時，教会、基督徒不是顺服掌权者，而是按照圣经第一原则顺服神不顺服人，不惧怕生命危险起来抗争，并按照上帝的公义原则在地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约束国家、君王权力的罪性。这也开启了世俗社会的对不公不义的君王与法律可以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那么这个伟大的传统是属于教会的第一使命：传福音呢，还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呢？
首先我们看君王的职责：是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即创世纪一章26节：上帝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并且“治理这地”，很明显这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在现实生活中管理、治理这地、这民的任务一般是交给国家、君王，而不是交给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我们打一个比喻，比如一个小区，虽然每个业主都是这个小区的主人，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来管理小区，而是由众人出钱请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而这个物业公司又由一个经理负责管理，他是物业公司的代表。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区的每个业主都应该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顺服在上掌权柄的）。如果物业公司、物业经理是公正、尽心的为众人服务，就如仆人履行了他的职责，这时众人应该顺服公司、经理的管理。如果物业公司、物业经理不是为众人服务，而是在小区里抢劫业主的财产、打人、杀人……这时候小区的每个业主就应该站出来制止他们，并通过陈鸽所批判的“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这样的方法辞退这个物业公司、物业经理，并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再另请一个合格的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西方的基督徒与教会他们这样做了，并且为了防范以后的物管：国家胡作非为，还给物管：国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使物管：国家只能规规矩矩的为业主服务，而不能抢劫人民、为所欲为，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改善国家这个小区的生活环境，使教会与人民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大的物业管理公司，君王就是物业经理。人民把国家委托给君王、朝廷、政府管理，当国家、君王不按上帝的公义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時，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基督徒（包括每一个外邦人），就必须站出来执行上帝给他们的第二使命——文化使命，犹如旧约、新约里的先知，和大公教会里的圣徒们所行的一样。因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但是中国的基督徒在国家、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不但不站出来，反而对其他的站出来的基督徒、教会说些如陈鸽所说的：我们要“无条件顺服掌权者，因为他是神的佣人，这个小区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小区”，“改变小区注定要失败”之类的话，我认为这些基督徒只是如王志勇牧师所说的一些敬虔的、糊涂的懦夫。
四、实行文化使命的神学观点
这里的文化使命必然牵涉到政教关系，因为按照孙中山的定义，政治——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治理众人或公众的事务。管理、治理就涉及到文化使命。那我们来看看西方政教关系的神学观点：
1、奥古斯丁的政教观点在《上帝之城》第四卷4章标题里：“王国没有了正义，与强盗何其相似”。他认为地上国家如果没有上帝的正义、真理的指引，国家就是一个强盗集团。而上帝的真理是由教会传讲，因此国家应该接受教会的指引。在西方国家，法律代表了上帝，国家、君王必须伏在法律之下。奥古斯丁认为“政治国家不是自主的，在制定法律時，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体现它的立法权。因此，国家也必须遵循正义的要求。而正义是一种标准，是先于国家的并且是永恒的。……如果国家的法律不和自然法以及正义和谐一致，那么它们将不成其为法律，而这国家也将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奥古斯丁相信，根据上帝的法律，宗教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政治机构。……奥古斯于从未承认强力的原则高于爱的原则”（注1）
2、托马斯.阿奎那把国家法律按1、2、3、4分为4种等级：
(1)、永恒法 ：上帝的理性、思想具有法的性质，不受时间影响，而是永恒的……；
（2）、神法：是通过启示而得到的，可以在《圣经》中找到；
（3）、自然法：是永恒法专属于人的那部分，是理性被造物对永恒法的分有；
（4）、人为法：指的是各国政府的具体法令，派生于自然法的一般准则。
（在这里，下一级法律如果与上一级法律相抵触，下一级法律自动作废）阿奎那认为“人为法这个概念的深远意义在于：它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法之所以为法仅仅是因为统治者颁布了它，阿奎那认为给一条规则以法的特征的是它的道德维度，它和自然法准则的相符，以及它与道德律的一致。阿奎那采纳了奥古斯丁的“凡是不正义的东西，根本就不像个法的样子”的说法，阿奎那说“如果它在任何一点上偏离了自然法，那么它就不再是法，而是对法的歪曲。”像这样的法当然也就不再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了，而人们有时也遵守它，只是为了防止一种更大的恶。某些法“可能是由于和神的善相违背而是不公正的：这些就是导致偶像崇拜，或者导致和神法相违背的任何别的东西的暴君之法”。他得出结论说：“这种法一定不能遵守，因为……我们更应当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注2）
3、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1599年的拉丁文版本则说：“一个政府如果过度地滥用权力，它就可能丧失公共权力。这样，人民就可以不再服从于它，它的首脑现在只是一名拥有私权利的公民（并且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公民）……”，“斯金纳说加尔文在……著作中‘开始把有关私法的讨论发展成为一个反对和限制暴君的理论’”，“他反复强调说，恰恰为了顺服上帝，我们有权力反抗一个亵渎自己职分的君王”。（注3）
加尔文的继任者泰奥多尔·贝扎说：“每一个政治政府，都是由一种统治者和其臣民在作为第三方和法官的上帝面前宣誓缔结的或默许或明示的圣约或契约形成的。在这种圣约中，人们正确地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特别是在十诫中详细阐明的法律，作为回报，上帝同意保护和祝福这个共同体。统治者同意在这个共同体内实施上帝的政治权威，并且尊重这些高级法，保护人民的权利。人们同意选举统治者和向统洽者请愿以及尊重和服从统治者，只要他们忠于这项立约，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实施上帝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政治意志。如果人们违背了这项政治契约，因而成为罪犯，上帝授权统治者起诉和惩罚他们——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判处他们死刑。但是如果统治者违背了这项政治契约，因而成为暴君，上帝授权人们反抗并解除他们的公职——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判处他们死刑。这种驱逐暴君的权力，并不直接予人民，而是赋予他们的代表——低级长官。按照宪法，他们被要求以有秩序反抗的方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竭尽全力地用战争和革命的方式——组织和引导人民。”（注4）
因此当地上国家、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这时先知、教会就应该站出来发声，指责君王的不义，使他悔改，使人民得以脱离苦难、得以自由。这里先知、教会实行的是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成为神的好管家。
罗马灭亡，蛮族攻城、屠城之时，是罗马的大主教不顾生命危险站出来独自与蛮族首领谈判，使蛮族放弃屠城，保卫了罗马全城的人民生命安全。罗马灭亡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成为无政府管辖的混乱状态，是教廷与各地的主教、教会维系了欧洲社会的秩序，他们收伏蛮族首领，归化他们，保存希腊罗马的学术与知识，使异教文化的西方改变为基督教文化的西方。
当外敌入侵之时，他们又挺身而出，不断的与之顽强的拼死战斗。从伊斯兰教兴起，到在732 年穆斯林从西边占领西班牙，又打到法兰克王国的图尔时候，基督教首领法兰克王国宫相铁锤查理·马特率基督教军队在此迎击、打败他们；1683年9月11日，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从东边进军奥地利，准备占领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出来动员以洛林的查理为首的一支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选侯，和30个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出来迎战穆斯林的大军，教皇并以重金向波兰求助，于是由基督教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率领的波兰-奥地利-德意志基督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帝国军队，获得胜利。这里是欧洲教皇、教会与基督教的国王、贵族、人民不顾生死的浴血奋战，才保卫了欧洲，保卫了基督教教会与信徒、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保证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和发展。
西方基督教教会、基督徒不但内抗强权、外御仇敌，而且他们还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套合符上帝的公义、相对完善的制度，来约束君王、国家的罪性，使上帝的实质正义变为程序正义，使基督教的显性道德进入到隐性道德，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传媒……的各个层面。因为上帝的实质正义有其超越性，基督教的道德有其模糊性、不可确认性与难以操作性，只有把它落实为可确定性、可细节性操作的在地上的制度理性，如法治宪政的程序，才能对集体、国家的罪性进行约束。如：普通法传统，它是英国从“基督教的律法到乡镇的习俗、仪式，再到政治社会的习惯法、不成文法、成文法，到《自由大宪章》、《权利法案》”（注5），最后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是一个“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的法政性转变”（注6）。凯利说：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重心,逐渐从严格的《圣经》和基督信仰意义上的圣约观念,向着更为普遍和世俗化的政治与宪法理论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加尔文主义关于政教关系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注7）这个转变过程就是基督徒的第二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使上帝的“公平在地上如大水滚滚，公义如大水滔滔”。使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幸福的生活，使教会在这块土地上一直自由的敬拜上帝，由此形成一个有教堂的、自由的、健康的、物质、精神极大丰富的开放社会。
结论：
所以总结上面的经文中与大公教会历史中的例子，与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派的观点，再与陈鸽的前三个观点即:“1、教会只有一个使命：福音使命，没有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2、掌权者是神的用人。所以要顺服他们（罗 13），若我们使用属血气的方法（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多管闲事，自讨苦吃，结果必导致反感与逼迫。”3、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文化使命》注定失败！”比较，很明显陈鸽的观点是彻底错误的，不合圣经的教导，不合新、旧约先知传统，不合符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等著名神学家关于政教关系的神学思想，也不合符从天主教到新教的大公教会的一贯传统。特别是陈鸽的第二点，凡是掌权者都是神的用人，逻辑不通，也不合常识、常理，难道大卫王与埃及法老、耶洗别都一样是神的用人吗？面对法老、耶洗别行的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基督徒与教会都要无条件顺服吗？上帝让我们做光做盐，这里不包括政治领域吗？基督信仰只能在私人范畴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吗？文化使命难道只是给外邦人吗？
西方教会不但传福音、拯救灵魂，执行第一使命，也执行上帝给的第二使命：管理、治理这地，在这罪恶的世界中，靠着主的力量，与各种邪恶作斗争，内抗强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外御仇敌：用生命、鲜血抵御穆斯林的进攻与杀戮。保卫了基督教的教会、土地、人民。他们（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他们并不是多管闲事、自讨苦吃，他们的文化使命不是注定失败，而是大获全胜！他们带领教会与整个西方的人民走出埃及，获得自由，并使旧的异教文化得到更新，把不可救药的世界变为健康的、适合于人居住的世界（不是地上天国）。而按照陈鸽的观点，中国基督徒面对世界的邪恶、撒旦的猖獗，只能作敬虔的“懦夫”，束手就擒，连世俗社会的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都不能做！
五、中国教会反对文化使命的两个原因
1、中国教会受西方重洗派影响
陈鸽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教会领袖、信徒的观点，这种观点与西方重洗派的观点相同。西方重洗派也是坚决反对文化使命。中国教会在接受西方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中，受重洗派影响最深。下面，我们把重洗派与正统的宗派比较。
正统的教会特点：
（1）、天主教：讲圣经与圣传，指在圣经以外教会有一个制度性的传承，（使徒的肉身统序）
（2）、宗教改革的两派：加尔文的改革宗、路德宗。他们是唯独圣经，反对在圣经以外还有另一个传统。但对圣经的解释要依赖教会群体解释的传统，他们尊重信经、信条、要义问答的传统。在初代教会爱任纽就说：“圣经的某些地方（很重要的地方）是不能够随便什么人随便解释的，必须要尊重整个大公教会的解释，必须要尊重整个教会历史传统当中形成的解释。”（注8）这派认为如果完全不顾、否定大公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历史，就很容易走偏成为异端，非常危险。
（a）、重洗派、门诺派……的特点：
（1）、反理性、反智、反文化式的信仰，看重信仰神秘的一面，看重是内心圣灵的印证。正统教会不反理性、反神学、反智、反文化，注意圣灵在内心的感动，更注重真理的建造。
（2）、在解经上，单凭个人的感受，以一种过度主观和灵意化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把个人心里的亮光、私人的解释置于整个基督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传统之上。某些极端的派别由于过于强调圣灵的引导，甚至置圣经于不顾，引出一些乖异的感情作用和道德行为。路德曾批判重洗派说：“这一类扬弃圣经解释传统的倾向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从而建造一个新的巴别塔。”德国诗人有一首诗说：“圣经从此被交给了每一个庸俗人，而且每一个都自以为最能够明白，公众的规则成了公众的猎物，并任凭暴民的处置。”（注9）
（3）、反教会的正统神学。否认教会主要的神学、信经、信条、教义问答。忽视教会对一些重要教义的立场，特别是三位一体和基督论。教会传统被他们认为是敌基督的。重洗派的理论家弗兰克在1530年写道：“愚蠢的安波罗修，愚蠢的奥古斯丁、哲罗姆、格里高利，他们连一个都不认识主，故此愿上帝帮助我，他们也不是上帝派来作教导的，相反，他们全都是敌基督的使徒。”（注10）正统教会重视神学、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也注重信经、信条、教义问答。
（4）、反正统教会建制，反圣职，对教会组织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轻视任何结构、组织，强调个人良心绝对自由。他们认为教会是一群委身、实践主道的基督徒的团契，不应与任何政权联系，也不应受有形的组织所捆缚。他们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却产生奇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正统教会注重、健全教会体制，设立圣职、带领群羊，按秩序而行。
（5）、对外在社会、世界产生敌意与漠视，（因这世界已经病入膏肓、彻底败坏了），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要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拒绝与政府合作，会友最好不与世界来往，拒绝当兵、拒绝纳税或尽其他公民义务，正统教会是不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愿意与政府合作，教会执行第一使命，也执行第二使命——文化更新，在这世界中做光做盐。
（6）、强调成圣，以为信徒可在今生达到完全之境、成为圣洁。正统教会认为信徒在今生只是处于已然未然的状态，只有到达天国才能达到完全。
（7）、与主流教派产生对立，认为大公教会是敌基督。以为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被拣选的、掌握了特殊启示的团体——即由真信徒（完全重生得救的信徒）组成的教会。他们认为神的道早就消失了，真理现在只掌握在他们手里。门诺1521年说：“太阳的光辉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照耀过大地了，然而在最近的日子里，恩慈的伟大的上帝，借着他爱的丰富的宝藏已经再一次的开启了他属天的窗户，并且滴下了他圣言的甘露，以至于大地上像以往一样，出产他公义的绿汁和植物，所接的果子都是献给上主的，并且荣耀他荣耀的可敬的名，上帝的圣言和圣灵再一次从废墟上被兴起来了。”（注11）正统教会承认大公教会，接纳其他宗派。认为地上有形教会是麦子、稗子一起长，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有重生的也有没有重生的，只有天上的无形教会才是真信徒。
（8）、强调信徒必须完全顺服教会，完全顺服政府的权柄。正统教会是完全顺服基督。
（9）、重视信徒浸礼，反对婴儿洗礼。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主流教派主张婴儿洗礼。
（10）、某些极端的重洗派采用凡物公用、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正统教会则坚决反对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坚持保护私有财产权，英国的安立甘宗则把这一条写进信条。正统教会主张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来源于上帝，任何个人、集体都不能夺取。
在一五二五年的莫拉维亚重洗派领袖赫德，主张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行凡物公用，并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1533年，胡特尔成为莫拉维亚的重洗派信徒的牧师，主张共产主义生活，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个单位称为一个“弟兄社区”。直到今天，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及曼尼托巴省仍有上百个“弟兄社区”存在，这也是后来取代重洗派的门诺派的生活模式。
重洗派只按字面解经，所以他们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顶上宣讲，真的变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则遵从耶稣教训不要为衣著、食物忧虑而竟然一丝不挂的四处游荡。他们也极重视末世的预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的便预言主耶稣于主后一五三四年再来，而史特劳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随者马提斯宣布，自己是圣灵派来的先知，是以诺，他任命了12位使徒，其中有莱顿的扬。他们在现今德国西部的明斯特城发动暴乱，统治了该城，所有不信神的人（即拒绝接受洗礼的人）都要被杀死。在马提伊斯于1534年复活节被杀死以后，莱顿的扬像暴君一样统治着明斯特。他自立为“大卫王”，过着奢侈的生活，实行旧约中的一夫多妻制。强迫信徒实践共产主义，更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1535年6月24日，明斯特遭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联合围攻，被攻陷，他们遭到血腥的屠杀。那些追随莱顿的扬的失望之人在巴滕堡的约翰带领下，用武力抢掠教堂，屠杀无辜百姓，认为用武力攻击‘不敬神之人’才能带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因为重洗派走得太偏，天主教与路德、茨温利及加尔文带领的新教都把重洗派定为异端，并联合起来消灭重洗派，荷兰人门诺·西门斯逃到荷兰，组织门诺会，后来移居美国。因为以前的重洗派的暴力革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后来的门诺派即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任何暴力行为，完全顺服教会和政府的权柄，不反抗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门诺派其他的分支分布于德国、法国、瑞士、墨西哥、巴拉圭、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
重洗派的渊源上推到奥古斯丁反对的多纳图派和初代教会的孟他努派。他们在教会历史上都是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铁板打钉钉的。后来经过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后的现代，我们不再把他们看为异端，只是把他们作为极端，仍然接纳他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很多长处，如：他们非常强调过严谨、圣洁的生活，有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宣教极度热诚，他们对大使命看重的程度，改教家常会认为只在使徒时代才具有的，这是使重洗派能传遍世界的一股主要力量。
（b）、重洗派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重洗派在中国一些教会有巨大的影响，中国49年前最有名的两个教会领袖倪柝声、敬奠瀛就是学重洗派的。
倪柝声当年学英国重洗派弟兄会，在中国建立了小群教会。小群教会认为整个大公教会（世界的、中国的教会）都腐败了，它的传统都是错的，只有我们这一小群是对的，只有我们在持守真理，只有我们才能得救，我们要重新恢复一个上帝的教会。李长受的口号就是要恢复，叫主恢复。他们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认为“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他们反对西方教会的一切建制，却建立了中国文化中最糟糕的家长制。他们反宗派，却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宗派，他们反权威，小群认为不应该有“特权职位”，所以都称兄弟姐妹，却树立了最高的权威——倪柝声的代理基督的权柄，并“将其神圣化（神话化）”，对倪柝声的代理权柄，正确的要绝对顺服，不正确的也要绝对顺服，“将整个信仰系统系于倪柝声个人之上”（注12）。无论是教会论神学，还是圣礼神学，小群教会都演化出一整套完全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方式。倪柝声在神学上的“三元观彻底贬低人的理性与意志的作用，以致简化的二元对立的属灵话语和思想……这些神学思想会否产生轻视道德罪恶、破坏人的道德意志和能力，即使人更难防范道德性的试探等副作用”（注13）当倪柝声在道德和经济上都跌倒，被政府抓捕之时，而小群教会的整个信仰系统就垮掉了，教会大量同工、信徒叛教，羊群离散。
如今聚会所自称在全球有2400个会堂，其中六百多个在台湾，美国国内的几百处，其它在海外。不可否认聚会所可能是华人所创立的教派中，在非华人环境中宣教成果最好的一个。如今中国境内、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他的神学对中国基督徒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敬奠瀛也是学习重洗派，耶稣家庭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耶稣家庭从1921年到1952年，共持续了30年时间，分布地域达到9个省份的127个地方，参与的信徒数以千计。
耶稣家庭不设牧师，而代之以“家长”、“老人”敬奠瀛为最高的权威，由两位男性与两位女性同工：陈碧玺（后成为敬的妻子）、左顺真（后成为敬的情人）（注14）管理。凡参加耶稣家庭的信徒必须变卖一切，“撇下”家庭、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把所有的财产、知识甚至人身全部都献给大家庭，知识分子的文凭也要烧毁。耶稣家庭建立起与世俗社会分立的社区，杜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成员在生活上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原有的小家庭均被拆散，按性别和年龄分别住集体宿舍，已婚夫妇分住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部门劳动和生活，由家长安排夫妇同居的日子。40岁以上的夫妻放弃同房权利。在家中夫妇见面不能有亲密的表示。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集体的照管下从婴儿室、幼稚班到道学班中成长。孩子和父母之间,也没有亲情交流。信徒从上学读书（只能上到小学）到干什么活都由家长包办。未婚青年的婚姻由左顺真安排，她和青年男女为婚事向神祈祷，寻求异梦异象。从1942年—1951年，马庄老家共有216对结婚，其中211对是以"异梦"婚配的。为了防止信徒逃跑，左顺真也经常将各方面悬殊很大的男女，如知识分子与文盲，或者相貌年龄有很大差距的男女撮合在一起。家庭对信徒还采取“家法”体罚。
耶稣家庭的神学属于灵恩派（五旬节派），其敬拜活动富于情绪性，祷告时大声哭喊，并带有许多形体动作，注重“说方言”。敬奠瀛本人就每次祷告必哭，每早晨晨更后，各人作见证，报告自己所见的“异象”、“异梦”……
从耶稣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学重洗派已经从极端快走到异端了。（注15）
就连在大逼迫中信仰最清楚、立场最坚定不屈的王明道的教会也受重洗派的影响。王明道在教会路线上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的信徒一定要等到聚会三年，并被确认重生得救后才能受洗。他的聚会没有诗班，没有牧师，不搞募捐，不传奉献袋。也不庆祝圣诞节，他认为庆祝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不参加社会关怀，不参加教会的合一运动。他说：“信仰不是为改革社会而存在，甚至不是为改革个人以至社会得以进步而存在，信仰是一种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他的神学取向造成信徒与社会的疏离”（注16）
中国还有很多教会都是属于灵恩派的，灵恩派的宗派也源自重洗派。
中国不少教会（包括基要派）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堕落的人类创造的，在魔鬼的势力之下，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都是人的或人写的东西，人的东西都是错的，他们将文化视为属魔鬼的范畴。他们用上帝特殊启示取代上帝的普遍启示，认为只要学习这本圣经，其他的文化知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医学、数学、科技……知识都可以不需要了，把圣经当作百科全书。因此教会信徒群体文化基础薄弱，又缺乏神学思辨能力，这样基督教就很容易变成落后、愚昧的民间宗教或迷信。而且他们不按照大公教会传统来解释圣经，忽略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每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亮光解释圣经。每个人的亮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于是产生信仰上的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引起神学上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中国农村的一些教会成为异端泛滥的地方。
因此中国许多教会坚决反对文化使命，而在选择西方基督教各大宗派時，必然选择和我们的文化内在因素相近的属于支流的极端教派——重洗派，而不是选择西方主流教会的大宗派，这样西方教会的一些偏差在中国就更加严重。
2、受中国文化中偶像崇拜的影响
中国大部分教会坚决反对文化使命最重要的原因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基督教传播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必然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本土色彩的基督教。中国文化是另一种埃及文化，而其中的偶像崇拜甚至比埃及文化更甚。中国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在中国长大，从小接受这种文化的教育，在骨子里、血液里流淌的都是这个文化，他们信了基督以后，有些基督徒就把这种文化带进教会里。这种文化在教会里的表现：
（1）、拜国家、君王这个偶像：
前面谈到君王、领袖不过是国家这大的物业公司的经理。但在中国，因为没有上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国家、君王当成上帝，人民对之三叩九拜，并国家的官员当成衣食父母。几千年来“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论这个国家、君王是公正、善良、邪恶、残暴，人民都是绝对顺服。这种对国家、君王崇拜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当我们信了上帝，部分基督徒就把它带到教会，因此这些信徒在教会完全顺服教会、敬拜耶稣，在社会完全顺服君王、敬拜国家、领袖。而不是完全敬拜、顺服基督。在爱国、爱教之间，爱国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即使在现今法老即将大规模的逼迫教会之时，连陈鸽这样具有很深的神学修养、德高望重的牧师也错把法老当成神的佣人，要求教会无条件的顺服。而没有像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那样认识到国家、君王也是罪人，当君王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時，教会应按第一原则：顺服神而不顺服人。
（2）、拒绝第二使命：
在中国，因为没有教会的真理的指引与约束，国家、君王的罪性无限扩展，导致苛政猛于虎，人民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所以中国教会认为“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并因此对外在社会、世界产生敌意与漠视，想与之隔离。既然我们的生活环境这么糟糕，那么教会为什么不像西方教会那样去改善它，执行上帝颁布的文化使命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天道变人道，人道变治道，治理、管理这地的任务是交托给外邦君王，君王、法老在中国不是公众的仆人，而是人间上帝。谁想要当摩西，那可是谋反罪、渎神罪、杀头罪，满门抄斩灭十族的罪呀！因此教会对于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对法老颁布的任何条例不敢有任何怀疑（那是妄议朝政），更不敢想去抗争、改变这个偶像崇拜的世界，对文化基督化谈虎色变。所以中国教会坚决拒绝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3）、教义被扭曲、教会被掌控：
在东方、在中国，因为教会拒不承担上帝颁布的第二使命：治理、管理这地这民，把这个任务全交给外邦人和外邦人的君王。因此在东方、在中国没有大卫王、君士坦丁、克洛维、查理曼大帝、历代教宗、忏悔者爱德华、华盛顿、林肯……这样的君王按上帝的真理来统治百姓。东方的统治者都是异教的独裁者——法老，这些独裁者——法老成为人间的上帝，掌握了每一个臣民的生杀大权，臣民只是他的奴隶，基督徒与教会只有依靠异教统治者的恩准、仰赖统治者的鼻息生活，这就产生极大的弊病：
(a)、教义被歪曲：教会要生存下去，就要迎合埃及法老或耶洗别的胃口，因此教义必须被扭曲，以此来符合法老或耶洗别的标准。如把基督教的第二原则：顺服在上掌权者当成第一原则，而忘记基督教第一原则：顺服神不顺服人。于是这地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了至高的上帝，对之必须绝对顺服，天上的上帝反而变成了第二位，国家、君王被放在耶稣之上。这样的教义犯了摩西的第一、二诫。
(b)、教会被操控：东方教会（以前的亚洲教会、现在中国的三自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主教长（三自协会的主席）由异教独裁者任命、操控，使教会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因此教会被操控，教义被扭曲变形，就如盐失了味，被扔进田里……
(c)、即使教会不被杀戮，但长期处于被统治者打压、被隔离的地下状况，神职人员得不到正规的培训，教会与教会之间互不来往，以致异端四起，这样的教会自然会消亡。
（4）、反理性、反智、反文化：
在中国，君王要成为全能、永恒、圣洁的上帝，只有用商君的办法：愚民、弱民、贫民、辱民来治理百姓。而整个社会的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中的反理性、反智、反文化的色彩就特别多。那么，偏重于理性色彩的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自然被忽略。许多教会不按照大公教会传统来解释圣经，看重信仰神秘主义的一面，每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亮光解释圣经，每个人的亮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于是产生信仰上的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引起神学上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中国农村的一些教会成为异端泛滥的地方。
正如一些教会认为文化使命上帝是只给外邦人的，普遍启示也是只给外邦人的，我们只要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们只执行第一使命。他们用上帝特殊启示取代上帝的普遍启示，认为只要学习这本圣经，其他的文化知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医学、数学、科技……知识都可以不需要了，把圣经当作百科全书。因此这些教会信徒群体文化基础薄弱，又缺乏神学思辨能力，这样基督教就很容易变成落后、愚昧的民间宗教或迷信，无法与正规的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相抗衡，自然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处于边缘状态。因为处于弱势，就把主流文化中偶像崇拜因素糅合进来，成为宗教混合主义或变了质的基督教，这样的基督教自身出了问题，缺乏力量自然被淘汰，
（5）、在今生得以完全、进入天国：
因为中国文化不能战胜死亡，中国人只有地上的一个世界和短暂的今生，没有永恒和永生，任何事情只能在今生完成。所以中国某些教会把正统教义的“信徒只有到达天国才能达到完全”，变成信徒可在今生就达到完全。把正统教义的天上天国变成地上的天国。因中国人的最后盼望：大同社会、共产主义只能在地上完成。于是中国某些极端的教会如耶稣家庭，就学习重洗派地上天国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地上建天国。49年后中国无数的教会、基督徒都怀着为主做工的火热激情投入到世俗社会地上天国建设的运动之中，直到最后教会被消灭也没有明白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教会的反理性、反神学、反文化……色彩，许多的教会过去不能识别地上天国与天上天国的区别，现在不能识别国内的各种思潮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哪些是合符基督教思想的，哪些是反基督教的。对这些主义，要么是一概反对、敌视，要么是照单全收、好坏不分、倾情投入。所以他们既火热的传福音，也火热的加入到反基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红色思潮）、反基运动（反帝爱国、地上天国运动）中去，直到自己被消灭，因此，这正应了何西阿书四章6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6）、轻视组织结构：
统治者为了使人民永远是一盘散沙，国家必须消灭一切组织，包括产生组织的思想。因此中国人对组织永远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轻视任何结构、组织。所以中国教会不要西方正统教会的改革宗的长老制、浸信会的会众制、安立甘宗的主教制，只要家长制。而家长制，一旦领袖犯错误，很难自我纠正。而西方的正统教会的建制却可以进行教会内部自我调节、自我改善，即使教会内部犯了错误，也可以不断的自洁，将教会的错误及时修正过来，如教皇革命、宗教改革，教会经过自我改革后发展壮大，在西方、在全世界所向无敌。
家长制的另一后果就是整个教会的安危系于领袖一身，一旦领袖被抓，教会就消失了。
因为中国教会错误的神学思想与自身带有的偶像崇拜因素，49年后，国家号召成立三自，解散家庭教会，于是中国教会的84万基督徒齐解甲，只有几个是男儿！1968年地面教会消失。
道子二 楼主
2017-10-08 21:09
3楼
六、教会不实行文化使命的结果：
陈鸽说的第四点：“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这观点对与不对，我们先来看看亚洲，因为东方教会大部分是只执行第一使命，传福音及其火热，但拒绝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在莫菲特的《亚洲基督教史》中我们看到教会始自亚洲，亚洲有首个教会中心，首栋已知的教会建筑物；首份新约翻译；首个基督教国家；首个基督教君王。到二世纪末，基督教已传至美索不达米亚，再到远处的大夏（及现今的北阿富汗）。到第五世纪已传到波斯那些亚洲中心地带的土耳其民族、及中亚游牧民族所在的大草原及都库什山脉。到了七世纪，波斯教团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世界的尽头——中国唐朝的首都。
再往亚洲的南方，到公元340年通往印度的路上到处都有教区与修道院，从巴沙拉到里维达沙，再到印度的圣多马修道院，再沿波斯湾南下到黑岛修道院，再到索科特拉岛。
1206年蒙古的成杰思汗征服了中国，福音再次沿着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基督教在亚洲发展如日方中，达到顶峰。从公元一、二世纪开始，亚洲教会发动的全球宣教活动，西方要到十三世纪才可以媲美，那时亚洲涅斯多留教会对其行使权力的地区、范围比罗马、君士坦丁堡还要多，因此东方基督教比西方基督教地盘更广，人数更多，而且亚洲的信徒也比西方更坚贞不屈。
但亚洲的基督教教会与信徒只传福音，不承担第二使命，把治理、管理这地、这民的任务交给外邦人，于是基督教会的生存要仰赖当政的统治者的鼻息而生活。首先是亚洲教会的最高首领主教长是由异教君王任命和操控。
在亚洲，当独裁者比较宽宏大量时，基督教就得以发展壮大，当统治者对基督教产生敌意时，就对基督教大开杀戒，基督徒的肉体被除灭，教会随之消失。因此亚洲基督徒经受了最大的迫害，远远超过早期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
公元339年波斯王朝杀戮基督徒，波斯教会中心西流基泰西封的主教及其继任人被残酷杀害，西门的两个妹妹被锯成两半，五名主教、一百名教士被斩首，约有十九万基督徒被害。
公元439年，瓦拉兰五世迫害基督教，亚美尼亚的主教长与基督徒被屠杀。之后屠杀基尔库克总主教区，共有十五万三千名信徒与十名主教被杀。
……
公元14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残暴的贴木儿占领了这些地区，处心积虑屠杀基督徒。他攻下格鲁吉亚，以锁链捆绑基督徒国君和王室成员。攻下基督教重镇士美拿，他亲自指挥对基督徒的屠杀，他的战士有条不紊的收集基督徒的首级作纪念。攻下黑海的塔纳城，基督徒不是被杀就是作奴隶。他的军队途经之处，城市被焚、血流成河、头颅堆积成山。他使整片亚洲大陆上的教会、教堂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范围由中国的西垂覆盖至位于爱琴海上士每拿的基督教要塞、甚至远及印度的德里。从此喜马拉雅山以北、整个亚洲区域成为穆斯林和汉人的天下。亚洲教会因此而消亡。（注释17）直到现在，这些地区全都成为伊斯兰教统治的区域，基督教很难再传进这些地区，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基督教的大本营。
再看俄罗斯，自公元998年俄罗斯大公信奉基督教后，东正教成为国教，东正教信仰偏重于神秘主义，反理性、反西方的经院哲学，进而形成弥赛亚传统和圣愚传统。因此也是反对文化使命。东正教造就了很多圣徒，但因拒绝文化使命，就形成了新教神学家尼布尔所说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虽然从沙皇到贵族、再到社会的最底层，产生了无数敬虔的东正教徒，但俄罗斯国家却产生了最黑暗、最没有人性的的农奴制度。而且整个东正教教会被君王所操控，教会成为为国家、君王服务的工具。因此18、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纷纷起来推翻黑暗的农奴制度，最后导致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举消灭了地面上近千年之久的东正教会，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东正教会才重新恢复，但至今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光景。
再看中国，从公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到现今，基督教曾四度入华,先后经历了唐、元、明末清初以及近代初期四个传播时段，近一千多年了。但与基督宗教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壮大不同，基督教在华的经历可谓是命途多舛。基督宗教四次传入，四次被消灭，最近的一次是1968年，地面教会被整体消灭。
再看西方教会，他们执行上帝的第一使命，把福音传遍西方，同时也执行第二使命：文化使命，他们内抗强权、外御仇敌，归化蛮族、改变异教文化，建立制度、健全法律、使其文化基督化。因此从初代教会开始建立到现在，他们从来不曾被消灭过，虽然现在西方无神论兴起，但教会至今仍然屹立不动。
总结亚洲教会被消灭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鸽说的第四点：“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是不正确的，如果教会只执行第一使命：传福音，不执行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使命——文化更新，不但不能带来社会进步、文化更新，反而是教义被扭曲，教会被消灭，我们就会一再重蹈亚洲教会失败的复撤。
结论：
第一使命、第二使命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是要我们基督徒与教会认真去执行的，中国教会必须向西方教会学习，不但要执行第一使命，也要执行文化使命，把我们这个偶像崇拜的异教文化基督化。中国教会还要剔骨疗血，把我们自身中的很多崇拜偶像的因素清除干净，回归大公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中健康的一员。神把他造的这个宇宙交托给我们管理，我们中国教会要真正成为神的好管家。
注释：
（注1）《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美）撤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著124——125页。
（注2）《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美）撤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著163页
（注3）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47页
（注4）《权利的变革：早期加尔文教中的法律、宗教和人权》8页
（注5）（引自《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134、135页）
（注6）引自沈阳《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144页
（注7）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63页
（注8）（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9）（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0）（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1）（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2）（梁家麟《倪柝声的升迁荣黜》95页）。
（注13）（梁家麟《倪柝声的升迁荣黜》95页）
（注14）《敬奠瀛、左顺真的交代材料》，1952年6月25日
（注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7144845?fr=aladdin
（注16）
http://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wmd.htm
（注17）引自莫菲特的《亚洲基督教史》，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中心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