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台湾红色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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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台湾红色警戒｜大象公会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今天
「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的我都能做。」
文｜日飞 刘喜
1946 年 10 月，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光复后的台湾，受到当地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当场欣慰地宣布这是他平生最愉快光荣的一天，「心头真有说不尽的喜悦。」
兴奋之余，蒋介石一番视察后，还留下了「台湾尚无共X之细胞，可称一片干净土」的心得。
此时的蒋多半不会想到，仅仅三年后，不但他本人将在这里度过平生最黑暗的时期，而且这片「干净土」上的不少年轻人也将秘密投身共产党的「细胞」，准备从背后给他致命的一击。
回归祖国初体验
蒋介石的说法，并非单纯出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光复之初，不少本地人对回归祖国怀抱充满热情和期许，令赴台公干的国府官员惊喜不已。
1945 年 10 月，国府外交官邵毓麟赴台参加光复仪式时便发现，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多数人从未做过中国人的台湾人民，欢迎国民政府的热烈程度竟然超过了沦陷不到八年的首都南京同胞。
● 台湾企业家阮朝日，光复当天一路雀跃回家，大喊：「我们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做中国人了！不再做日本人！」他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部门杀害
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并非凭空而来。此前日本殖民当局的治理风格简单粗暴，往往不加掩饰地对「本岛人」（台湾人）和「内地人」（日本人）搞区别对待，甚至在遇到抗争时公然论证歧视政策合理，早已是普通台湾人的心头之痛。
● 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于1920年代发表著名的歧视合理演讲，成为不少原本有志报效天皇的台湾青年的梦醒时分
如今台湾人回归祖国，无疑将与大陆同胞（台语称为「唐山人」）平等做人，自然欢欣鼓舞。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多年向日本殖民者争取而不得的地方自治，现在似乎随着光复有了希望。
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台湾乡绅和知识分子，过去曾经听说过中华民国实行「联省自治」，如今便不免畅想起台湾在其中的美好未来。
● 美国驻台情报人员在 1946 年 3 月的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台湾汉人曾经热切期盼回到中国，期望与中国公民一样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无知，一如中国对于台湾的无知。」
因此，日本投降后，台湾人民立刻表现出了空前的参政热情，组建了政治研究会、台湾政治经济研究会、台湾建设协进会等组织，准备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贡献力量。
他们报效国家的热情和方式，很快便与新祖国发生了冲突。
1945 年 11 月 17 日，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便发布《台湾省人民团体组织暂行办法》，下令所有本地政治团体停止活动，等候审查。
比陈仪更早一步来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则到处宣讲「党外无党、团外无团」的国民党训政理念，以教化急于民主的台湾人民。
● 国民政府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后因「通共」被蒋枪决
除了组党参政之路不通，台湾人要走体制内路线也颇有困难。
在国府看来，台湾本省人长期受日本殖民教育，甚至有二十万人作为皇军战士和军属参战，不但忠诚程度可疑，很多人写中文、讲国语也有困难，对国民政府的公文流程完全陌生，很难胜任中级以上的公务员职务。
到1946年底，外省人在台湾高级文官中比例高达 92.99%，中等文官中也占 72.68%。
余下的中高级官员中，多数也并非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日治时期奔赴大陆、在抗战中与国府深度合作的「半山」人士（半个唐山人）。他们多年远离台湾社会，自成政治集团，具体操作不无两头挑拨从中渔利的嫌疑。
● 著名「半山」人士连横、连震东父子。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报告中认定半山人士离间政府与人民感情：「一面向政府进言『台民奴化』……一面向台胞宣扬『阿山』腐败……」
加入国民党算是少数对台湾人开放的参政渠道之一，但在具体执行中也不无偏差：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本人是客家人，结果党部也稳步发展成近乎客家人团体，本省人反而凤毛麟角。
不过，比起参政自治梦想的破灭，更让光复的喜悦难以持续的还是外省来台军政官员的施政表现，常让刚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错愕不安。
干净土的痛苦
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体验，从一开始就不算正面：1945 年 10 月，第一批赴台国军刚登陆基隆，便以其挑着扁担、吊着锅子被褥的邋遢军容，令列队欢迎的台湾民众吃惊不已。
陈仪到任行政长官后，更是在第一次广播演讲中就呼吁来台公务员「不偷懒，不撒谎，不揩油」，令本地民众顿时心生不详的预感。
● 1945年10月17日，国军第70军官兵搭乘美军战车登陆舰抵达台湾，军容惫懒的他们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
现实很快证明陈仪的告诫并非无的放矢，不但在没收日人资产的问题上，国府不时上演多个部门彼此争抢的不堪场面；基层兵痞的不良表现，也给台湾人留下了多年挥之不去的印象。
在台湾人后来对「蒋介石带来这批人」的回忆中，后者不但屡次犯下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公然「把国家财产当战利品」，而且还搞出了不少正常社会难得见到的邪门景象，如「地方警察向法院警察开枪」。
除了基层人员素质不堪，国府本身也不乏魔幻招数，例如在台湾接收初期，国民党当局曾向一些本地流氓浪人提供赏金，请他们协助维持秩序、查抄资产；结果混乱时期一过，又突然将这些接收功臣一网打尽，判处苦役甚至死刑。
这种特殊的治理技巧，令尚未撤离台湾的日军人士都发出感叹：「此种中国警察当局的巧妙，实日本警察所不及。」
● 光复后的台湾警察
等到蒋介石赴台视察时，台湾人对国府已经牢骚满腹。1946 年 3 月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建成后，很快沦为市民上访中心，结果与陈仪政府关系搞僵，自嘲为「不受欢迎的目击者」。
不过，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工作也并非完全错乱。在光复初期，蒋介石的「干净土」一说，便并非凭空猜测。
台湾本地虽然远不是没有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在殖民当局的强力压制下早已势单力薄，尽管光复后重新活跃起来，但也全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视线之内。
● 1931年，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岛内共产党势力趋近于零
1947 年初警备总部用以指导监控工作的《各县市奸党分子名册》中，不但将日治时期参与过台湾共产党等组织的左翼人士悉数列入，连刚刚化名潜入台湾不久、尚未大举开展工作的第一批中共人员都榜上有名。
而且，这一时期延安派来的地下党人，本来也不太让国府操心。他们 1946 年进入台湾后，工作效率长期低下，第一年只发展得七十多位地下成员，基本没有造成破坏的能力。
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台湾这片「干净土」确实名不虚传。长期以来，中共在这里的积累都约等于零。
愤怒的台湾
抗战爆发前，中共基本未把台湾考虑到中国革命的范围里，最多只将「福建的台湾人」跟「满洲的朝鲜人」、「北方的蒙古人」并列为工作对象，较少关注台湾本岛的共产主义运动。
● 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认为「福建的台湾人」对革命有重大意义。图为六大会址
台湾本地的左翼思想系自日本舶来，1920 年代预备成立的台湾党组织，也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被拟定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结果，台共还没有筹组成立，上级日本共产党就已惨遭当局一网打尽，台湾左翼青年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台湾留学生们临危受命，开始建党大业。1928 年 4 月 15 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组织关系隶属日共，实际由中共代为领导。
● 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旧址——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金神甫照相馆」二楼
这些党员很快遭遇了和日本上级相似的问题，建党仅十天后，他们即被日本警察清剿，主要党员纷纷被捕并遣送回岛。
其中的一位建党干部蔡孝乾，因为未出席「一大」而幸免被捕，从此进入苏区，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成为老资格的延安干部。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府将光复台湾列为志在必得的目标，中共也开始考虑自己在台湾的发展。
1946 年，蔡孝乾被中共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书记派回台湾，任务便是从零开始，在台湾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
● 光复后中共派出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然而，这个任务对蔡来说，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他流亡大陆已有十八年，在台湾的社会关系几乎完全局限于蛰伏多年、成员早已纷纷改行的老台共分子及外围人员，难以在素人中从头发展新党员。
至于台共的老同志，又并不适合深度参与省工委的地下活动。他们的身份众人皆知，光复后又纷纷活跃起来，早已是国民党的重点监控对象，对于地下党而言更多意味着危险。
而且，此时的台湾省工委，本来也没有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迅速扩大组织——中共军队此时还在遥远的北方，国民政府也没有迁往台北的打算，台湾地下党员暂时还没有多少重大的地下工作可做。
● 1947 年 3 月 7 日，中共驻京人员董必武等返回延安，张治中到场送行。3 天后，国军开始进攻延安
就在此时，天时地利人和却忽然站在了省工委一边，使得他们有机会从一个几乎不敢公开活动的小组织，迅速变成了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必须全力打击的重要力量。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突然在台北爆发，并在几天内蔓延至全岛。国军和本省人的激烈冲突，造成了台湾人与国民政府的尖锐对立。
● 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倒地的普通民众
国民政府立刻归咎于中共煽动台民，而台湾风起云涌的抗争运动本来也是地下党开展地下工作的良好时机。但当时的省工委太过弱小，虽然成员积极参与抗争，但要领导运动却并不容易。
蔡孝乾本人直到被国民党逮捕、投诚并招供大批同志后，仍然坚称自己当初「实在起不了整个领导作用」。
● 反共大佬、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也就二二八事件表态：「我们件件事都说是共产党，到台湾去还得领护照，台湾有什么共产党？」
蔡孝乾在台共中的老同志，倒确实在二二八事件中有神勇表现。特别是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谢雪红，在台中组织领导民兵武装「二七部队」与国军冲突，成为事件中武装抗争的代表人物。
不过，谢雪红虽然是老台共的核心党员，但与省工委的关系却只能说若即若离——她既深知自己目标太大，同时作为坚定的本地老革命又对蔡孝乾之流缺乏好感。
蔡氏当年跑路中共苏区后，她还亲自主持台共会议，以「贪生怕死」罪名将其开除出党。
谢对蔡的这一评价堪称一针见血，蔡孝乾不但在二二八期间表现远不如老同志般勇武，而且在事件逐渐平息之后仍然谨慎不减当年，认为局势凶险，党组织不宜活动。省工委因此暂时停止工作，直到下半年才逐渐恢复。
而在此时，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台湾左翼老同志，都已经为了人身安全的考虑，在二二八事件后纷纷逃离台湾。乍看上去，蔡孝乾在台湾搞地下党的主要渠道，也已经随着二二八而破坏殆尽了。
● 谢雪红等人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后来北上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政协。后批斗成右派，1970年逝于北京。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蒋经国同年访美时遭遇台湾留学生行刺，由此产生的「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之问，被认为是蒋上台后许多举措的起源
不过，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洗礼，台湾人也普遍对国民政府伤透了感情，一年半以前光复的喜悦如今荡然无存，愤怒情绪则与日俱增。
一度寄望参政的台湾老一代精英，如今深感震撼，从此大批退出了公共领域。
● 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战后初期曾热烈欢迎国民政府，结果在二二八事件中九死一生。据他的儿子、后来的台独巨头彭明敏回忆，父亲当时甚至「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
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1915-1930年间出生、接受了完整的日本「国家奉仕主义」教育而被称为「战争世代」的台版昭和热血青年，则有不少人将在激愤中作出另外一种选择。
他们成为了省工委新的群众基础。
● 电影《悲情城市》中二二八死难者在监狱中写给家人的遗书
昭和男儿入党记
1948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正式宣告夺取全中国的决心。与此同时，国共双方都开始意识到，台湾或许将成为国府的最后阵地。
台湾地下党因此变得重要起来——要负担起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台的重任，省工委现有的规模显然远远不够。
刚借着二二八的东风提高了一点工作效率的蔡孝乾等前线干部，不久便被召集到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会议上，最终得出结论：为了尽快扩大台湾地下党的规模，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应以台人治台的口号来号召台湾人民。」
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建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此时便以其极能激发想象力的名称，成为了省工委吸引台湾人民的重要窗口。
● 地下党重镇基隆中学
这套对症下药的话术，很快在党员招募工作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到了 1949 年底，省工委的组织已经「遍及全省各阶层各城镇」，蔡孝乾的报告中称，已发展「党员两千人，群众五万人」。
台湾解严多年后，当年的省工委党员接受学者访问时，被问到他们心目中台湾解放后的美好未来，经常出现的答案便是「台湾人可以自己管理台湾人」。
这些愿意为颠覆国民政府作出贡献的地下党员，多数都是在日本殖民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昭和一代青年，与内地党员往往有明显差别。
● 标准昭和男儿、至晚年仍推崇武士道精神的李登辉，曾于1947 年加入共产党
在文化爱好、乃至生活语言方面，省工委党员与大陆党员的差别更加普遍。出身屏东的省工委成员钟浩东英勇就义时，狱友齐唱他喜爱的日语歌曲《幌马车之歌》送别。
省工委动员人入党的过程中，不但往往双方都以日语对话，而且内容也带有日式历史漫画的奇妙气氛：
昭和男儿志愿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并不稀奇：这一代台湾青年在学生时代往往遭到过系统的「皇民炼成」教育，即使对神道教信仰、大东亚战争等具体内容心怀抗拒，但「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奋勇斗争」这样的热血观念却早已潜移默化于心。
由于台湾终究未获解放，这些党员直到覆灭都几乎从未亲身浸淫过真正的内地党文化，不但学习中文共运书刊难免觉得不如日文好懂，就连上刑场喊的口号也是稍显怪异的「台湾民主万岁」、「中国民族万岁」、「毛泽东万岁」，不懂得对万岁人士不宜直呼其名。
在台湾地下党员的人数越滚越多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如自由落体般丧失大陆。
解放军节节胜利、离台湾越来越近的消息，迅速地通过党组织传到地下党员们耳中，他们期待已久的决战时刻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大江大海1949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宣示美国退出中国内战，等待国共之间决出最后的胜利者。1950 年 1 月，杜鲁门总统又公开宣布不会防卫台湾。
国民政府解散、蒋介石赴美流亡，都已经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后续安排。
台湾自此陷入最危险的境地，中华民国随时面临彻底覆灭的威胁。
虽然解放军 1949 年 10 月下旬对金门的攻势遭遇挫败，但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台海会进入持久僵持。局势一目了然，只要所需舰船到位，台海战争将随时爆发。
为了配合解放军对国府的最后一击，省工委开始了在台湾的全面部署。他们首先到处搜集台湾各个港口的地形、水文资料，以及台湾驻军的各种情况，包括中级军官们的地址，以便发宣传品策反。
为了配合解放军攻台作战，蔡孝乾还着力于发动铁路局、邮电局、汽车司机的地下组织，以在战争爆发时扼死国民党交通，配合解放军运输登岸部队入城。
● 省工委的同志们已扯好了做五星红旗的红布
然而，地下党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密集，解放军大军却总是苦盼不至。
国府在竭力部署军队防御解放军的同时，也开始在岛内大举剿灭潜伏的地下党，「白色恐怖」的高潮自此揭幕。
1949 年 8 月，基隆市委会、高雄市委会陆续被破坏，1950 年初则连省级委员也纷纷被捕，省工委遭到第一拨严重打击。
到了 4 月，省工委书记、台湾地下党的缔造者蔡孝乾也第三次被捕，并彻底交代了他手中的情况，甚至连带招供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是中共间谍。
● 吴石与聂曦、朱谌之、陈宝仓等四名「匪谍」在死刑行刑前写遗嘱
中共地下工作者们的英勇故事，不但在国民党报纸上遭到严词批判，有时还被《钮司》等本地媒体写成色情小说体裁的报道，向普罗大众宣传反谍。
更致命的打击则来自美国，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政策，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空做了一大堆准备的台湾地下党，从此再也没有了与解放军配合作战的指望。
余下的中共在台「细胞」，则在此后被国民党当局逐一猎杀殆尽。根据白色恐怖相关研究，从 1950-1954年间，共有7267人牵涉进「叛乱/匪谍」类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省工委和台盟。省工委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台湾加入中共的本省籍人士，其中多数都是 1920 年后出生的年轻人。
● 苗栗山区下山投降的中共党人宣誓效忠国民党政府
昭和男儿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最后一击，至此终于彻底熄灭。而最初点燃他们怒火的二二八事件，则在今后几十年间成为台湾人不可言说的超级禁忌。
后来成为大陆政协委员的老台共党员苏新，以其记述二二八历史的著作《愤怒的台湾》，向不少动员戡乱时代偷读禁书的台湾本土青年普及了那段恐怖的往事。这些读者中，不乏有人走上与苏新相反的道路。
不过，在岛内活动、协助解放台湾的设想，并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灭绝。
2017年1月1日，南投建筑商魏明仁便在通过法律拍卖途径巧占的禅寺上方升起中国国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准备迎接组织的到来。
● 魏明仁表示：「台湾生活非常痛苦，希望把二水这个基地作为井冈山基地，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解放台湾，收复国土。」
本文大量材料参考自陈翠莲的著作《重构二二八：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和林邑轩的论文《来自彼岸的红色浪潮：从意义中介视角重构战后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动》，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