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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搞运动也挺吓人的

美国搞运动也挺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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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明:美国搞运动也挺吓人的
原创 2018-03-07 周黎明 大家



中国时间2018年3月5日,《水形物语》击败国人普遍看好的《三块广告牌》,拿下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大奖。在诸多原因中,《水形物语》的政治极端正确(同情左翼、少数族裔、LGBT等各种边缘群体),以及《三块广告牌》骨子里的政治不正确(种族歧视者居然自我救赎)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奖项的得主中,政治正确是一个相当显眼的标志。



《水形物语》海报



《三块广告牌》的女主米尔德雷德

在此三天前,《金钱世界》在中国上映。该片的幕后戏剧性不亚于银幕上的故事:片中扮演爷爷J. 保罗·盖蒂的凯文·史派西去年10月突然爆出性丑闻,片方决定把他的22场戏重新拍摄,换成另一位演员——《音乐之声》中扮演上校的普拉默。



《金钱世界》剧照,普拉默扮演J. 保罗·盖蒂

这让我顿时穿越到2015年。《捉妖记》拍竣后,主演柯震东因吸毒被抓,他的戏份被重拍。不同的是:一,柯震东是男主角,重拍部分多达70%,而影片推迟上映将近半年;二,《捉妖记》最终票房24亿人民币,近7倍于其拍摄成本,而《金钱世界》的北美票房仅5000万美元,跟成本持平。(注:这不等于总收入,更不等于最终利润)

最重要的区别:柯震东版的《捉妖记》在当时不可能拿到上映许可证,而史派西版的《金钱世界》是可以上映的,它的风险来自于观众可能发起的反感或抵制。

那,凯文·史派西究竟犯的是什么事儿?

这得追溯到1986年。当时刚踏进影视圈、仍未成名、年仅26岁的史派西,在一个家庭派对上,将一名14岁少年按倒在床上;少年不从,他气哼哼地走了。这位少年后来也当了演员,并于31年后将此事曝光。史派西回应说,他真的不记得此事了,但他愿意为自己酒后可能有过的不当行为道歉。

如果此事属实,大约相当于我们说的“诱奸或强奸未遂”吧。至于究竟是诱奸还是强奸,可能取决于史派西强迫对方的程度。但在美国,重点在于少年的年龄。14岁属于未成年,别说是不情愿,即便少年心甘情愿,甚至是他主动出击,从法律角度,那个成年人依然会算作强奸。

此事曝光后,又有15人指控史派西性骚扰,包括他在伦敦老维克剧院担任艺术总监期间的下属,以及《纸牌屋》剧组的8个同事。调查仍在进行中,结果尚未公布。



《纸牌屋》中的凯文·史派西

假定这些指控全部属实,凯文·史派西就是我们俗称的“咸猪手”,无论是利用职权还是利用个人魅力,对身边的同仁进行性骚扰。从道德角度,这是不当或可耻的,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

但,这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称职演员么?

诚然,片方有权删除他的所有戏份,用导演的话来说,“我们支付了他酬劳,合同中也没注明他的戏份必须保留”。事实上,在好莱坞,一个角色在剪辑台上被彻底删除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市场角度,担心史派西的坏名声损坏影片的票房,从而选择抛弃他,那也是符合逻辑的。



《金钱世界》中史派西被删掉的戏

真正奇怪的是这种逻辑:因为史派西私德有问题,所以他的表演必须从观众心目中一笔勾销。

而这,恰恰是当下好莱坞的逻辑。这种逻辑跟文革期间封杀艺术家如出一辙——因为你的出身、阶级成分、立场有问题,所以必须剥夺你演电影的权利。

除了史派西,类似情况也正发生在伍迪·艾伦、詹姆斯·弗兰卡等一大批人身上。

就本届奥斯卡而言,去年的影帝凯西·阿弗莱克(《海边的曼彻斯特》)按照传统应该担任本届影后的颁奖人,但因为有女性状告他在拍片期间有类似不当行为,使得他成为“过街老鼠”。他乖乖地主动提出不参加本届颁奖,省却了主办方不给他发邀请的窘境。

知名主持人Ryan Seacrest也受到类似指控,他曾郑重否认,调查仍在进行。当他出现在红毯上主持热身节目时,多位明星刻意躲着他,仿佛他得了瘟疫,会传染。



Ryan Seacrest

即便是获奖人当中,按照好莱坞行业刊物《综艺》(Variety)专栏作家Maureen Ryan的说法:“山姆·洛克威尔赢得了最佳男配角,他在《三块广告牌》里的角色被很多人认为在种族关系方面是有问题的。加里·奥德曼赢了奖,尽管他曾被他妻子指控有家暴。科比·布莱恩特得了一个动画片奖,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十多年前有位女性控告他强奸,他做了和解。他当时发布的一个声明说:‘我现在认识到她觉得她并不同意那场相见。’”

该文接下来的一段写道:“本届颁奖典礼给人模棱两可及自相矛盾的感觉,因为在场观众以及电视观众都知道,要达到真正的包容,以及把所有犯事者全部赶出这个行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换言之,加里·奥德曼、科比·布莱恩特都应该像凯文·史派西那样被驱逐出去,甚至连扮演坏人的山姆·洛克威尔似乎也沾了腥。



《三个广告牌》中山姆·洛克威尔扮演狄克森

如果该文作者的意见被广泛采纳,那要法律做什么?法律的前提是疑罪从无,你得经过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才能被定性为罪犯,否则,只是怀疑和调查对象。

其次,仅就性侵或性骚扰来说,每个案子的严重程度有天壤之别。有些是赤裸裸的性侵,有些是施加压力进行性交易,有些是调戏,有些是揩油,占点小便宜,甚至有些属于热情过度,介于有意无意之间。这里面有犯法的,有违反职业道德的,有举止不当的,有无知的(比如过于长久地握住对方的手)。

这波性骚扰丑闻,源于哈维·韦恩斯坦遭到《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揭露。哈维的行径,是性骚扰中最为恶劣的。他的做法是把女演员叫到他下榻的酒店房间,声称要谈工作,然后身穿浴袍,要对方为他按摩,帮他打飞机,或者看他洗澡。他的潜台词一点也不“潜“——你满足我的性欲,我才考虑给你演戏的机会。



哈维·韦恩斯坦

这是最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换取下属的性服务。

哈维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30年,我在十多年前隔着一个太平洋就听说过,但好像跟他共事的人最痛恨他的,主要还不是性骚扰,而是他的凶悍。或许,他性骚扰的对象主要限于年轻美貌的女性,而喝斥的范围就更广了吧。

那些女性受害者没有早早站出来,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们害怕遭到他的报复。但媒体拖了这么久才挖出这个公开的秘密,本身就说明了这种事往往是用来攻击政敌的,而哈维恰恰跟白左属于同一阵营,因而,美国媒体多少有点投鼠忌器的担忧。而好莱坞同行真的不知道他的恶行么?整个好莱坞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从来没断过,但整个行业似乎一直默认,甚至纵容。

好莱坞及美国“白左”在面对性骚扰以及其他议题上,给人的感觉并不真诚。首先,他们选择议题往往是双重标准,好像是在追捧时尚,只有热门话题才是重要的。比如,性骚扰这回成了他们的热点,但性别歧视反映在片酬上,却鲜少有人出来说话。还是拿《金钱世界》举例。马克·沃尔伯格为九天的重拍收了150万美元,比米歇尔·威廉姆斯的全部片酬(62.5万美元)还要多。论演技、论颜值,威廉姆斯胜过沃尔伯格,论戏份、论知名度,两人相差无几,但沃尔伯格就能拿到500万片酬。



《金钱世界》中米歇尔·威廉姆斯扮演盖尔·哈里斯

凭什么?就因为他是男的?

好莱坞另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少数族裔的机会,理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黑人,为什么美国电影里的黑人不够多。所以近年来黑人角色越来越多。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亚洲人占全球人口六成呢,他们银幕上能有多大体现?

性骚扰固然可恶,但好莱坞式的谴责性骚扰更令人恐怖。说好听一点,是矫枉过正;说严重一点,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像《综艺》那样的媒体几乎到了大字报的程度,一度铺天盖地的各种“表态”,问每一位演员怎么看待这事儿,如果对方不是旗帜鲜明地谴责哈维,那他就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替代史派西的普拉默被要求评价史派西事件,他说了一句“我为他感到悲哀”(sad),就被视为同情史派西,吓得他再也不敢出声。

诚然,遭到性侵或各种不公待遇的人确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但是,如果你在跟哈维等人共事时并没有看到听到什么,你总不能顺着公众的想象去杜撰吧。

《弗里达》的监制兼主演萨尔玛·海耶克在一篇长文里,细述了哈维出品该片的种种细节,包括对她的性要求,对影片加入性描写的要求,以及各种霸道和跋扈。但她也提及,哈维“有时也是一个幽默可爱的人”。

从极端者的视角,这句话足以证明海耶克的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居然在一个恶魔身上能找到人性的一面。这跟咱们的电影里坏人不许昂首挺胸是一个套路。

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发起的反运动,从某种角度是有意义的唱反调。在骚扰和正常表达爱慕之间,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模糊区。如果把这个区全部划入性骚扰,那么,整个西方社会的举止行为就得重新定义,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浪漫和调情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失业。(确实,这个区域里也有真正的性骚扰,不可低估,但恐怕得分别判断。)



凯瑟琳·德纳芙(右)

如果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控告某人性骚扰,未经调查,便在大众舆论的法庭里给他定罪,让他成为丧家犬,那么,这个权力迟早会被滥用。最早揭露哈维·韦恩斯坦的两位《纽约时报》女记者就看到了这一点,她们说,如今有些媒体已经不加调查、不去收集各种佐证和旁证,便把某个性骚扰指控当做事实加以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也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操守。

形象地说,法制精神要求宁可错放过一万个,也不能错杀一个无辜者;而现在的氛围是,宁可错判一万,也不能放过一个性罪犯。

第8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影片中,有一部丹麦影片,叫做《狩猎》,讲述一个幼儿园男教师,被诬陷性侵一名幼儿。即便法庭认为证据不足,而且事情得到了澄清,但在公众眼里,他永远无法洗清自己。

搁在今年,估计这片也会被视为政治极端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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