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相忱的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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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相忱的一九五七
2016-12-21 《教会》 基督工场
图：袁相忱
口述 / 梁惠珍师母
整理 / 白民
从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起，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意思就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为党和政府提意见”，“三自会”也随之在教会内搞起了“鸣放”。但是，这样看似宽松的形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在一九五七年时突然被另外一个名为“反右”运动的高压政策所取代，几乎所有在前一个运动中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严厉的追究。
就在“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相忱又被宗教事务处叫去和“三自会”的人一起开会。会议由李处长主持，开始的很多天，相忱还是照旧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后来李处长直接点到了相忱的名：“袁相忱，你也该发发言了，怎么老是坐着不说话啊？”相忱回答说：“我不用发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李处长却没有就此放过相忱，他说：“不要害怕嘛，有什么话就敞开了谈，有什么意见也要说出来，没有关系的！”李处长应该看得出来，此前相忱一直都不愿意参加学习，在各种场合也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很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相忱心里的真实想法，或者他还期待着相忱的态度在压力和争取的双重作用下正在有所松动。看相忱还没有说话，李处长就继续鼓励相忱：“没关系的，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你们要多给我们提意见才能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好。不论大家提出什么样的意见都欢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相忱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是你们让我说，那我就说说也无妨。况且他自己的心里已经着实憋闷很久了。
相忱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在会上开口说：“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首先，对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和回教相比，二者同为宗教，但宗教政策却极其不平等，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再有就是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三自的人，这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三自会’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不过是基督教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的。”相忱的话音一落，整个会场的空气马上陷入一片肃静，连先前极力鼓动相忱发言的那位李处长此时也不做声了。这些年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运动的整治，教会上下早已变得噤若寒蝉，甚至那些明白人早就看清了当下的大势，虽然政府表面上还在鼓励人们提意见，但气氛已与“鸣放”之初大不相同，就连官办的“三自会”的人物们都已经三缄其口，相忱却在这时提出如此尖锐的意见。
会议结束的当天，相忱所在那个学习小组的组长王毓华宣布说：“遵照政府的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被划为右派。”随后王毓华又解释说：“右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被划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积极地参加学习，常常反省自己。”这位王毓华其实并非教会的信徒，而是从外面派进教会的“宗教工作者”，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在这次开会中才和她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此后，这人不仅长期在基督教会内活动，甚至还经常往来于包括佛教寺庙在内的各处宗教场所。
在被宣布划为“右派”的当时，相忱并没表示什么。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你想不到吧，从今天起给我戴右派帽子！”听到这话，我不由地心里一动，连忙问他：“有什么处罚吗？”相忱平静地答道：“闭门思过。我真的需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静地反省反省了。”在这以前相忱也曾在外面遇到过困难和压力，但他回家却从不提起那些事，以后也没有讲过类似的话题，只有这一次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望着相忱冷峻的面庞，我知道他此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试炼，心里很为他感到心疼，就轻轻地安慰他说：“戴就戴吧，主没给你戴就行了。”相忱冲我笑了笑，抬手指着自己的头顶，说：“我将来还得升级呢——反革命！”
打从相忱被划为“右派”之时起，街道上的人就开始频繁地光顾福音堂，言谈话语之中无不在转弯抹角地探听我们的口气。“三自会”的人也来过好几次要他继续去参加学习，他都没有去，后来那些人也就不来了。也正是从那时起，相忱不再像以往那样坐在大门口读经，而是改到了后面的屋里。他读经的时间明显比以前更多了，读过以后就长时间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里屋走到外屋，又从外屋走到里屋，一声不吭。走了一阵子，就回去坐下，拿起圣经接着又读，经常一个人读经到深夜。
我看得出相忱的神情和心态和通常不一样，变得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沉思。我知道他有心事，虽然他跟我一个字也不说，我却从他每天的祷告中听出他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这压力本是他所担负不起的，因为我听见他在迫切地向主呼求，迫切地向主交托自己身上的重压。我也尽可能安排好手上的家务事，每天晚上陪着他一同祷告。
相忱已经明白地知道他自己即将要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此时在我们心中涌起的是主在客西马尼园流汗祷告时的景象，门外那恶者的仆役正在走近，我们惟有不住地向主大声祈求：“主啊！你若许就会临到，你若不许就不会临到！愿主的心意成就！”
相忱照旧每天早起祷告，照旧每天读经灵修，照旧每周带领聚会和查经。为了使众弟兄姊妹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站立得稳，相忱有意识地带领大家把面前的形势放在圣经当中加以查考，着重讲论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工人等题目。他在神的话语中，向大家指明：“基督是教会的头，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和‘三自会’以及任何个人等等都不是教会的头。现在政府设立的宗教事务局通过‘三自会’来管理一切的宗教事务，我们有真信仰，是不能加入他们的。这是出于教会应当为主持守圣洁，不参加政治的缘故，并不是出于对政府或党有什么不满。政治和宗教是两码事，爱国和加入‘三自会’也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在一起。信徒以公民的个人身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做什么。教会不是人民团体，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
很多次聚会结束后，都有信徒关心地提醒相忱：“袁先生，您以后还是稍微小心一点，今天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很陌生的人。”相忱当然很感激大家的好意，但他却反过来安慰众人说：“没关系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给陌生的人，只要他想来听，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圣经上的，有些人正是因为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所以才会走偏了。”其实最近聚会当中突然多出的那些个陌生人，相忱自己肯定也看到了，就连十七岁的福音都发现总有几个脚上穿蓝色胶鞋[1]的人在大门外徘徊，不时地朝福音堂里张望。对于这一切，相忱全不在意，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家里都是平静如常。
国庆节过后，有消息说王明道先生夫妇和前年一道被捕的人已经陆续被放了出来，其中也有杨津广弟兄。之后不久，我在一位信徒家里听到了王先生自白书的录音，王先生在讲话中承认自己此前的言行是“借着宗教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还表示要“感谢政府的教育帮助，……带领信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等等。听声音和与语调，那确实很像是王先生的讲话。我回来立刻把刚才听到的告诉给相忱，但出乎我意外的是相忱对此表现得很平静，看来这一切事他早就知道了。听我说完，相忱坐在那里凝神思忖了良久，才略微地摇摇头，缓缓地说出：“恐怕不真。”以后相忱再没有提起过王先生自白书的话题，也没有去探望王先生或找人打听他们的消息，我也没有见到有被释放出来的人这时来福音堂找过相忱。
转眼已经进入了这一年的秋天。一天中午，相忱午睡起来，端着一杯水坐在桌子旁边，边喝边对我说：“我们两个还没有去长城玩过呢，这两天天气正好，我们去一趟长城吧。”我刚收拾好厨房，正要出门去街道上开会，没顾上多想就回答他说：“要不以后再去吧，我还要赶时间给孩子们做棉衣呢。”相忱看着我，诚恳地说：“你陪我去吧！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带你出去玩过呢！”我很诧异相忱怎么会突然生出这个想法，就问他：“一天这么忙，我真觉得时间不够用，怎么你现在倒有玩的心了？”相忱仍然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就要离开家了，以后说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我怔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轻轻地朝相忱点了点头。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就这样在沉默中彼此对望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相忱和我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有关出去玩的提议似乎被逐渐淡忘了。一天晚上，我收拾好所有的家务回到我们的屋里，相忱还没睡，正躺在床上给爱湖讲圣经故事。我们住的这三间房子，当中一间是客厅，相忱和我带着三个小一点的孩子住在左手这间，福音他们三个大孩子跟着婆婆住在右边那间。相忱最喜爱六岁的小女儿爱湖，带着她和自己一起睡在一张床上。相忱见我进来，故意笑呵呵地对身边的爱湖说：“赶明儿咱们上颐和园玩去，上万寿山啊！”又转过来对着我说：“说去颐和园一直也没去成，我真是亏欠！这次咱们都去吧，连孩子一起带着。”相忱此时重提要出去玩的建议，让我再次想起他几天前曾说起自己将要离开家的话，于是就含糊地答应道：“哪有时间呀！”说来全家人能出去玩玩当然好，可一想起相忱的话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像隐隐地生怕他的预见真的会成为现实。
快到年底的一天，忽然隔壁看守公用电话的老太太喊我的名字：“袁婶儿，电话。”我连忙赶过去，来电话的是一位宗教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要我和婆婆两个人明天上午九点钟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要找我们谈话，并且反复地强调这次谈话很要紧，要求我们务必要去。
放下电话，我慢慢地走回家。想了想，先进到婆婆的屋里，对她说：“宗教处李处长找咱们，不知道什么事，您和我一起去吧。”老人一脸疑惑地问我：“用得着我去吗？”我说：“处长说要您也去。”婆婆轻轻地哦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会是什么事呢？”婆婆年轻时上过学，是有文化的人，可以读书看报，在教会的姊妹们中间也常有交通，以前相忱一切的事情包括拒绝参加政治学习和被划为“右派”等等，她都知道。我和婆婆商量好，暂时不把李处长召见的事情告诉相忱，我们娘俩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再说。
从接过那个电话之后，我脑海中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想——李处长找我们是什么事呢？既然李处长亲自找我们谈就一定是有事，而且还要婆婆一起去，可见这不是一般的事！我可以想到一定是关于相忱的事，已经有那么多人被捕了，只剩下相忱……整个晚上，我都是在一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一边不住地向着神祷告：“主啊，我把这事交托给你，求你为我们保守！”相忱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安，家里的气氛还是和往常一模一样。
我收拾好回到屋里的时候，相忱和孩子们已经睡了。这时我的身体劳累，而灵里却是比往常更加警醒，即将到来的压力驱使我来到神的面前，急切地向他祷告，我求问主：“主啊，明天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是不是相忱的事啊？我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事呢？”主的灵带领我思想起从一九四一年在成安直至今天我们所遭遇的各样患难，和主在患难中给我们的诸般恩典和保守，主的话语临到我——“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3-5）在主的恩典中，我已经从最初被动地承受患难，学会了把今天所遇到的完全地向主交托——“主啊，一切都交托给你！相信我们眼前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我久久地向主祷告，不住地向主诉说。大约两三点钟的样子，对面床上的相忱醒了，看我还在祷告，抬起头问我：“你还不睡觉啊？”我说“我祷告呢。”相忱没有说什么，就又睡着了。我望着熟睡的相忱，心里真如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般的伤痛，默默地向主大声呼求：“主啊，倘若这是你的杯，就求你让我们喝下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听从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就这样成就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一早，我和婆婆一起出门去，临走时我告诉相忱：“我跟着老太太，我们出去有点事。”到这时相忱依然全无察觉。一路上，我和婆婆都没有说话，经过昨天祷告中向主的交托，我已经有了轻松的感受，可还是免不了在心里翻涌着这样那样的猜测，忍不住去想，等一下会有什么事呢？虽然知道肯定是为了相忱的事，可他们会怎么说呢？
来到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处，一经工作人员的通报，李处长亲自从门里迎出来，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握手。李处长有五十多岁，中等个儿，按照当时干部的标准，齐整地穿着一身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这位李处长过去长期主管北京市的宗教工作，教会内的人大都熟悉他，相忱就曾和他打过不少次交道，我也常听相忱讲起过他，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位领导。
李处长把我和婆婆引进他的办公室，请我们落座以后就开门见山地首先对我说：“我找你们来是有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悬崖勒马，赶快向政府靠拢，不然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地劝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们怎么办呢？”李处长的态度虽然和蔼，可在我听来他的话真犹如字字千钧。说到这里，李处长的态度开始严肃起来，继续说道：“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他的话锋陡然一转，“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么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们也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着瞧！”这一阵的疾风暴雨扫过之后，李处长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重新露出和蔼的笑容对我说：“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的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作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
和我谈完以后，李处长又转向婆婆，把刚才对我所谈的意思再对婆婆讲了一遍，只是态度上更加客气。他说：“老太太，我知道您就这么一个儿子，您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您怎么生活呀？您回去要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啊。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谈话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其间一直是李处长在对我们讲话，我和婆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握手道别时，我才对李处长说：“好吧，我回去照着您的意思，原本跟他说。”李处长非常严肃地最后叮嘱我们：“你们要好好地做他的工作，把他的思想打通了。别固执己见！”
从宗教事务处出来，一路上我和婆婆谁都没有说什么。李处长刚才的态度虽然还是很和平，话语中并不直接带有丝毫的恐吓威胁，但整个谈话的指向却相当明确，那就是相忱之前没有和王先生他们一道被捕，并不表示政府已经放过了我们；相反，如果相忱不立刻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弦更张，完全靠拢政府，等待他的也将是同样的结果。快要到家的时候，我和婆婆商量要不要把李处长和我们谈话的事告诉相忱，婆婆说：“还是告诉他吧。”这也正和我的想法。经过了昨天在彻夜祷告中向主的交托，此时我的心里并没有感到焦急，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把这件事传达给相忱，我相信相忱一定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因为我相信主已经命定了要相忱走上这条他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我对主说：“主啊！倘若这是你的旨意，就求主教相忱遵行。只求主的旨意成就在相忱的身上！”
我和婆婆回到家时已经快到中午时分，我先要赶着做全家的午饭。饭后，几个大孩子都去上学了，小的也睡午觉了，我才来到相忱身边。这天相忱并没有照通常的习惯午睡，而是独自坐在桌边看书，好像正在那里专心地等候着我。
看着相忱，我心里哽咽着一时说不出话。相忱抬头看见我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我说：“李处长今天找我和妈去谈话了。”相忱一下子怔住了，眼睛盯住我，问：“谈什么？”我回答他说：“要我们劝你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相忱马上又追问一句：“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相忱的目光缓缓地从我的眼前挪开，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和妈都去了吗？”我还是点点头。相忱不再我问什么，眼光重新落回到面前的书面上，一动也不动。不知什么时候，婆婆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这时她对自己的儿子说：“人家说的对不对，你自己好好考虑。如果对，你就照着做，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相忱抬头望了望母亲，目光还是回到自己面前的书桌上。我们三个人都不再说话，周围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和心跳都能清晰地听到。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如同滚滚而过的春雷，打碎了包裹着我们的寂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参加就是不参加，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和婆婆一前一后地从屋里退出来。我听见婆婆微微地叹了口气，轻声地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她自己说：“他有主心骨，是不听劝的人。谁劝他也不会听。”
我们没有回复李处长，政府和“三自会”的人也没再找过我们。大概因为他们以前只看到相忱没有像王明道先生那样站出来与“三自会”进行论战，也不参与和联络他人，所以就多留了相忱两年。可是他们只看到了相忱表面上并不激烈，却不知道他的心里是多么坚定，已经作好了被捕甚至殉道的预备。他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永远浇奠在神的祭坛上。
[1] 当时警察的标准制服。
本文转自《教会》杂志2009年01月号（总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