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闹剧的循环：义和团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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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闹剧的循环：义和团的兴起
2015-11-12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雷颐
来源=《从甲午到辛亥》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一年之间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风暴初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晚清，满族武士
据统计，从19 世纪60 年代到19 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 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 年10 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 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 “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介绍西洋生活方式的时事画报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祇。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与“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德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外销画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
“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做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 月16 日到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 月19 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 月14 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 月7 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 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因为“民气”不可能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可由其完全掌控、“收”“放”自如。当“民气”被煽动起来后，政府想控制其严重越轨、过激行为已很困难，如果强行将其拉回理性、正常轨道，民众极易反过来指责政府软弱、甚至“卖国”！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结果亦肯定是灾难性的。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
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甘肃提督董福祥
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
特别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易“过火”，而官方的支持、甚至仅仅是官方的默许就足令其更加极端，渐失理性控制。但政府总要回归理性，最终要限制民众的过火、极端行为，总要找“下台阶”。可悲的是，义和团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一旦清政府要找“下台阶”，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或默许，民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以为有官方的支持、默许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风口浪尖李鸿章
1900 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而此时，义和团运动正迅速席卷华北大地，一场巨大的政治、社会动荡即将发生。这一切，都使他不能不在狂风巨浪之中身处风口浪尖。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首先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康党的关系。1 月24 日，清廷封时年15 岁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 史称“己亥建储”（因光绪二十五年是己亥年），是顽固派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此谕一出，全国舆论沸腾，一片反对之声，康、梁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对康、梁，李鸿章一方面“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康党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怒而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但李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只有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才“铲祖坟”。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道“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惟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所以康、梁对李虽有种种不满，尤其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派人暗杀李，但后来态度软化，改变了暗杀李的主张。总体上康、梁对李的态度与评价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李鸿章与“革命党”孙中山的关系则更复杂微妙，甚至具有戏剧性。
李鸿章书法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的同时又想与李鸿章合作，策动由李为首，宣布两广独立。孙中山之所以会有争取李鸿章的想法，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他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立（HenryA.Blake）交往非同一般，因此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试探性地对李鸿章表示如李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让孙前来。对此敏感话题，李未开腔，仅略点头。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于1900年6 月11 日与助手杨衢云、郑士良及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从日本横滨出发，于6 月17 日到达香港海面。就在此时，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改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往刘学询公馆会谈。会谈虽从晚10 点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 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发现孙中山为防清政府搜捕，已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这期间，清廷于6 月15 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兼署。接此命令后，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握，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为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清政府中的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如维新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6 月21 日，清廷对外宣战，但得到李鸿章坚决支持、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拒绝执行清廷的“向各国宣战谕旨”，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面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由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一手导演，但盛认为“东南互保”毕竟只是“地方性”安定，此时最迫切的是改变朝廷政策，实现“全局性”安定，而只有李鸿章重新担任“总督之首”和直接参与全局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有可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策”。于是，盛宣怀为李鸿章“官复原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开始出现。7月8 日，慈禧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明显是态度有所变化的信号。虽然李鸿章在7 月12 日尚未得知自己的新职任命，但他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7 月16 日，即启程北上前一天他才得知自己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生性谨慎的他仍决定只北上半步，先到上海观望局势再决定是否最后北上。
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
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清廷不断催李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表示了要李北上的迫切心情，虽未明言，实有要他为“议和”做准备之意。直到7 月初，一直对李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又请人与港督卜力联系，希望他能力促自己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卜力则从英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以后能否继续统一、稳定没有把握，仅希望华南能保持安定局面，因此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李不要北上，留在广州以维持华南稳定。7 月17 日，李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
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第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
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希望，还想借此做最后努力。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李鸿章在香港上岸时，港府还是准备了盛大的仪仗队，并鸣礼炮17 响，以示尊重。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乘船来到香港海面，不放弃与李会面的可能。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李鸿章与醇亲王、善庆合影
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报告说，他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甚至劝他说这个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害之之意。李鸿章则反驳说，此令并非端王签署，确是太后和皇上签署的。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力劝他不要轻易离开北上，但为李鸿章婉言拒绝。相反，李鸿章不仅根本不提与孙中山的合作，反而强调香港总督应禁止颠覆分子以香港为基地、强调威胁香港和广东安定局面的主要因素是香港的“三合会”和其他危险人物，矛头明显指向孙中山。随后的谈话表明，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义和团与清军正在攻打各国驻华使馆。李鸿章显然意识到，如果攻下各国使馆，对清王朝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于此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然而，英国的殖民部却据此认为李鸿章本人“不是不乐意当皇帝”。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着实可疑，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能当皇帝的潜在愿望。
在会谈中，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纽约时报》报道李鸿章访美
总之，此番会谈表明李鸿章现在已毫无与孙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之意。但孙中山的助手、兴中会领导人之一陈少白仍不死心，还是登上了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李而行、也非常热衷此事的刘学询能再三劝说李鸿章改变主意，但刘无奈地对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孙李合作、“两广独立”的计划至此宣告结束。
李鸿章虽然“官复原职”好不得意，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7 月21 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20 日。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7 月28 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8 月7 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8 月11 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 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所谓“菹醢”，是被剁成肉酱。所以有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之诏”。
邮传部尚书岑春煊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鞭长莫及，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8 月15 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 月20 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9 月7 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反而诬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非痛加铲除不可”；9 月8 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9 月15 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作为晚清重臣长达40 年之久的他，很难做出别的选择。他的命运，已很难与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分开。
总之，从1900 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到广东任两广总督，到9 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集其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为他所掘却仍能谅解他，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竟都对他抱有某种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间、应付裕如，足见其对“政治”、权谋的把握可谓“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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