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火点火，以爱爱人
——记近现代历史名人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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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爱，亦惟有凭着爱的力量方能生生不已……
文/包兆会
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浚，安徽歙县人，因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故改名为行知。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平民教育运动早期的领导者、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晓庄实验学校校长。
陶行知先后创办过晓庄学院、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他主张全民教育，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在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曾创作《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初识爱的信仰
陶行知在基督教方面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
1904年前后，陶行知的父亲从受聘地离职返乡，在那段时间染上鸦片，稍后在朋友章觉甫牧师的影响下信奉基督教，成为内地会耶稣堂会员，并因基督信仰戒除了烟瘾。内地会在歙县设立耶稣堂，并附设崇一学堂。
陶行知15岁时，其母在“崇一学堂”帮佣，他经常去那里帮母亲做事，被学校校长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唐进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在崇一学堂毕业后，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会在南京所办的汇文书院博习馆（即预科）。次年，汇文书院合并宏育书院更名为金陵大学，他从汇文书院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
从1908年17岁左右，陶行知便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一直到1912年年底，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他才决定信奉基督教。1910年，陶行知成为金陵大学首届文科学生。在金陵大学时期，陶行知曾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笔，并专攻王阳明学说，同时对基督教真理进行深入探讨。
1912年间，金陵大学青年会设立了20个查经班，每班以5人为限，轮流主领，陶行知参加了当时的查经班，并用康奈尔大学詹克教授编的《耶稣生平与教导的社会与政治含义》作为小组查经的研习本。詹克在书中强调本着爱，为服务他人而牺牲的基督信仰实践，这种“爱人如己”的教训正是让陶行知决定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也是他日后行事为人和从事教育事业的基本态度。
痛恶己之伪善
年底，在一次宗教聚会中，金陵大学共有50位学生决志成为基督信徒，陶行知是其中的一位。是年12月21日，陶行知用英文撰写了《金陵大学学生陶文浚的信仰见证》。
在信仰见证中，他说：“4年多以来，耶稣基督与撒旦在我内心中争战，要夺取我这一颗心，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很仔细地讨论基督哪些教导是重要的，但我必须指出，就是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该信仰见证现存于金陵大学基督教活动资料1912-1923年“教职员及学生的基督徒面貌”栏目。
1913年初，基督教青年会布道家艾迪与穆德到中国14个城市巡回布道，陶行知在南京布道会上再次承认耶稣是救主。艾迪在金陵大学发表演讲时，由陶行知担任翻译。该年暑假，陶行知写成了《伪君子篇》，反省自己伪善的本相，认识到人人皆“伪善”：“读至耶稣责法利赛徒守旧俗假冒为善一节，恍然自失曰：‘吾从前所为得无为法利赛乎？’……又痛自深恨曰：‘吾从前所为，得无为贼乎？’自后乃痛恶己之为伪，视为伪之我如贼，如法利赛人。”
让全国人受教育
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在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硕士学位。翌年夏天，他参加青年会在日内瓦湖畔的夏令会，立志投身于中国教育和社会政治发展，把“传教的精神”转化到教育事业当中，因此，他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学博士。
同年，他的父亲去世，长子陶宏出生，他一时陷入经济窘境，只好利用余暇时间打工、撰文、讲演等。因无钱继续读书，陶行知于1917年提前回国。在归国的轮船上，他再次立志要“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回国之初，他加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他辞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此校已于1921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投身于全国性的教育发展计划。
他一生把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献身精神贯穿在教育实践中，做到热心行事，勇毅不屈，无私无我，渴望“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奉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业余时间，他还参与教会的教育机构工作，担任过青年会全国秘书或委员，中华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会首任委员。
《教务杂志》在1926年10月号曾发表以中国国家重建为题的社论，当中提及基督教所做的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推动平民教育，二是推动基督教的本色化。在这两项基督教在20年代所推动的中国国家重建运动，陶行知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以传教心办教育
1930年，为庆贺晓庄学校成立3周年，陶行知写了《晓庄三岁告同志书》：“一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这爱，便是一个晓庄；一百万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了这爱，便是一个百万晓庄。……晓庄生于爱，亦惟有凭着爱的力量方能生生不已啊。” 陶行知如此言，亦如此行，他去南京晓庄开荒耕地，和学生一起创建学校。
1931年，他去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拉着“小先生”普及文化。基督的爱让陶行知愿意放下大学教授安逸的生活，甘心乐意地走向农村，走向底层。在他的感召下，当时北京的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在自己家或图书馆中办起了各种“平民读书处”，以方便各处的家属、仆役、邻居就近到“读书处”读书识字学文化。
陶行知实行“小先生制”，即非专业教师可以担任《平民千字课》的导师，要人传人，一传一，刚学会《平民千字课》的人就可以把知道的传给别人，发挥“即知即传”的策略。这种平民教育的推动方式，很像把基督徒传福音的热心，转移到推动平民教育上。难怪他的同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称他“有传教的精神”。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无疑受其宗教信念的影响，但在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上，他与当时传教士和教会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虽就读于多所教会学校，却认为教会在中小学阶段向学生传教不妥，这不是因为基督教与中国人有冲突，而是充分考虑到学生思想还处在未成熟期。他还认为，平民教育要面向全民，而不是为了服务教会或某一主义。
1946年7月25日，他因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以生活实践信仰
陶行知弃象牙塔如破屋，布衣草履，甘与平民为伍，并为他们服务，一生投身于教育救国。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个民族的普及教育运动，他先后谢绝了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的聘任邀请，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陶行知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与主流和正统的标准有差别。
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没有资料显示陶行知曾受过洗，或参与过教会崇拜等传统礼仪。这与他接触的基督徒基本属于社会福音派和自由派有关。
他先入汇文书院，后入金陵大学学习，接触到几位自由派教育传教士，包括包文、亨克、司徒雷登，以及青年会国际干事艾迪和穆德。这些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所介绍的耶稣，是一位本着爱、服务，以至为人牺牲而成为基督的耶稣。他们所重视的，不是要人接受一套既定的基督教信仰和礼仪，而是强调基督信仰在个人职业和日常具体生活中的应用和实践，倡导活出耶稣的牺牲与奉献的精神。
终其一生，陶行知活出了这种以世俗关怀为核心的基督教，他所重视的是在真实生活中表达基督的博爱和牺牲。他并非完全不参与教会组织，从1912年到他逝世为止，他一生都与青年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他来说，参与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会议和社会事务，以及通过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服务行动，就是基督信仰的实践和礼仪。青年会成为他一生中与之联系最紧密的信仰群体。
陶行知家中客房的墙上挂着一张耶稣像，表达了他对耶稣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景仰。
“以火点火，以爱爱人，服膺基督，诚心事神”，这是陶行知生前写给青年会资深工作者黄次咸的赞辞，这似乎也可以成为陶行知先生自己一生用教育服侍平民、活出基督精神的写照。
作者为基督徒人文学者，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