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能识我是故人？——张艺谋电影《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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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能识我是故人？
——张艺谋电影《归来》
石衡潭
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年代发生的悲剧爱情故事，张艺谋却以之来探索人性的永恒之谜——记忆与自我。描写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成功影片不少，曾经构成中国银幕的一道亮丽风景。它们主要是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去反思，否定过去的错误，肯定现在的道路，讴歌患难之中潜藏的人性之美，也鞭挞荒唐岁月迸发的人性之恶。如《天云山传奇》、《伤痕》、《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生活的颤音》、《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
张艺谋显然没有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思维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他也用种种影像、声音、音乐、场面还原了那个时代，如暗夜中长久嘶鸣的蒸汽机车汽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们的旋转腾挪、斑驳老旧过道中堆满杂物的居民楼、电话亭、黄军装、黑雨衣、红袖章等，都让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但其思考的重心却已经变了。
人是什么？自我是如何构成的？记忆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一旦丧失记忆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导演是在引导人们思考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人的自我是靠记忆构建的。记忆把生活中的种种碎片连在一起，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若没有记忆，人就失魂落魄，只能活在当下，而没有过去与未来。人的记忆又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什么都留下，而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珍贵的保存下来，随后，又不断地加工打磨，直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永恒。
冯婉瑜就是这样。由于丈夫陆焉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被监押在劳改农场之中，他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她所拥有的只是关于丈夫中青年时候的记忆：大学教授，博学多才，温文尔雅，懂得外语，会弹钢琴。应该说，最最深刻的记忆是丈夫冒死逃出农场来见她们母女事件，特别是车站天桥上那一幕：他蓬头垢发、衣裳褴褛，面对四周都埋伏着要抓他之人的险恶环境，他却奋不顾身，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不再逃跑，而是朝着她所在的方向飞奔，结果，被众人拦阻扑倒……这是她看到丈夫的最后一幕。她已经将之定格在心中。
当一个人对现实完全绝望时，她会选择活在记忆之中。这是冯婉瑜心因性失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脆弱无依的个体面对无情现实可以选择的最好与最后的防御与反抗方式。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与深度是其他方式所难以比拟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活在记忆之中也意味着心灵之门的关闭，向现实的关闭。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与事不能或很难再进入到她的心灵之中，只有与过去多多少少有关联的才能进去。如过去与同学们一起拍摄的老照片，丈夫曾经弹奏过的《渔光曲》等，就是女儿再次穿上红衣在家中跳起吴清华也是因为陆焉识以前希望女儿跳舞才具有了意义，而且她还是认为跳战士好。
对记忆的坚持是好的，但这样一种对记忆的执着却使记忆或说记忆中的丈夫形象成为了一种偶像。这是不可取的。人的死亡伴随着记忆的终止，反过来，记忆的终止也意味着死亡，即使这个人的肉体生命还在延续。应该说，对于冯婉瑜，在车站天桥那一幕之后，丈夫陆焉识已经死亡了，她自己的真正生命也已经死亡了。死亡使生命定格，死者可能被生者化为偶像。就像周朴园心目中的鲁侍萍。周朴园以为鲁侍萍已经投水自尽，香消玉殒，所以，他将她生前住过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甚至还保留着她当年按时开窗关窗的生活习惯，他要在记忆中将她掌握到永久，但一旦见到并没有死去的鲁侍萍本人，他却惊慌失措，反问她到此何干？冯婉瑜也是这样，她每月5号到车站去迎接记忆中、幻想中的完美丈夫，却不能接受现实中这个陪她慢慢变老的丈夫。冯婉瑜在美化和偶像化丈夫的同时，实际上也美化和偶像化了自己。在对丈夫的无尽盼望与等待中，她早已化作了一尊偶像。人习惯于拜偶像，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外因驱使。这是人性的真相。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一定像他们这样绝对与达到极致，但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倾向，特别是在爱情与婚姻生活中。我们会美化自己的情人与配偶，我们同时在与想象中的以及现实中的他/她生活，我们的欢乐、痛苦可能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相关。感到幸福，可能是由于对方满足了自己的想象；觉得失望，可能是因为对方显示出了真实的面貌。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认识与看清对方，因为我们总是在想象与真实之间对焦不准。
陆焉识帮助冯婉瑜恢复记忆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是对偶像的重建，另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寻找。应该说，这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人不是完美无缺，也不能回到从前。陆焉识只能与冯婉瑜也与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寻找自我，等待戈多。也就是用理想的我（老右派）来引导，以现实的我（念信人）来陪伴。对于冯婉瑜来说，她是生活在想象的统一之中；而对于陆焉识而言，则是生活在现实的分裂之中。此情何堪？就如同泰戈尔诗中所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冯婉瑜不能恢复记忆，认识丈夫和自己，除了自觉不自觉的偶像崇拜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软弱或者说罪性没有明确的认识。在天桥事件之后，她受到极大的刺激，思想行为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应该说，她在两件事上是存在过错的。一件事是把女儿赶出家门，不让她再回来。如果说，基于一时气愤，或者说出于管教的目的，让女儿暂时离开，是可以理解的，但长年如此，不肯原谅，那就过了。就像她女儿所说的：“她什么都忘了，就记得我的不好。“当然，后来，陆焉识借着自己的信帮她解开了这个心结，她也欣然接受了。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隐蔽，就是那个并没有露面的方师傅。大概他是文革中的一个小领导，冯婉瑜害怕丈夫被枪毙，多次找他求过情。他可能借着这个机会欺负过她甚至占过她的便宜，不然，她不会在已经请进家门的陆焉识试图给她盖被子时表现得如此激烈。这当然是她作为女性的软弱，但这种软弱以及惧怕之中也包含着罪错。她没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错，承认，悔改并且胜过之，而是讳莫如深地将之包藏起来。这样，它就成为了拦阻她认识自己的一座顽固的暗堡，甚至她丈夫陆焉识也没能帮助她突破，反而也是在这里被炸得人仰马翻，畏而却步。
说到底，这是一场认识的悲剧。人靠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真正认识他人；他也不能建立真正的完整性，而只能建立自我眼中的完整性。尤其是人带着严重的罪而又不自知与承认的时候。人的完整性只能靠完美而永恒的他者才能建立起来，也就是只能靠神才能建立起来，神才是惟一完美而永恒的他者。“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7）“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人对自我的建立有三个维度，或者说通过三种美德——信望爱。信所主要对应的是过去，爱所主要对应的是现在，望所主要对应的是未来。只有通过对神的信望爱，才能建立真实的自我。反观电影，冯婉瑜对过去的相信是盲目的，对未来的盼望是虚幻的，所以，她面对现实中的丈夫不能有爱。陆焉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受这种分裂，并且陪伴她活在这种分裂之中，因为他也没有对神坚定的信望爱。“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7:9）[1]
陆焉识帮助妻子恢复记忆的努力也可以视为对神寻找人的隐喻。神满怀热爱与期待地寻找人，希望人认识自己，投入自己的怀抱，但是人囿于自己的视野、经验与才智，就是不能认识他。就像老约翰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5）“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9-11）“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3:19-21）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隐喻。陆焉识并不是神，他也不认识神。真正的神寻找人，也将信望爱的恩典赐给人。神的恩典人无法抗拒。
冯婉瑜和陆焉识都生活在记忆之中，也就是活在过去之中，准确地说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只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无意识，一个有意识。他们都把过去凝固化了，偶像化了。其实，过去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突破的力量还在于对神的信望爱。我们说，信望爱好像对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三个维度。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在神那里，并没有过去未来现在的区分；在他那里，永远是现在。因此，人寻找人，认识神，就是永远站在神的面前。人不能固守过去，也不能紧握现在，更不能妄想未来。那么，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使徒保罗早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神对每个人的心意每天都是新的，人也必须以新的心与态度来加以回应。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原来的我，而只有随着神的旨意而不断更新的我。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在真理被发现之前，真理居于自身之内；当真理被发现之时，真理更新我们。”[2]而神会把每一个这样的 “我”，放在他永恒的记忆之中。
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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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古斯丁所依据的七十士译本译为：“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理解。”
[2] 奥古斯丁《论真宗教》，转引自周伟驰《记忆与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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