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希望工程的人被谁改变？——2001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龚文辉，12年后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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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新微信newjingjie#人物#龚文辉，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被报道后使无数失学儿童命运扭转，因此当选南方周末2001年度人物。“那是我的软弱，并不是我的荣誉，我陷在虚荣中，还投过自己好几票，但神没有离弃我。”之后他关掉公司移民美国又要去非洲，一个被认为推动中国改变的人怎样走出无法改变自己的软弱与沮丧？
编者按：又逢岁末，正值众多媒体争相盘点2013年年度人物之时，《境界》记者事隔12年后竟然在美国遇到了2001年《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当年他的经历还被《南方周末》列为中国当年十大新闻之一，亲耳听闻这位曾经改变了希望工程的人，讲述自己是如何苦苦寻找人生的希望，一个被认为推动中国改变的人怎样陷入无法改变自己的软弱与沮丧之中，又是怎样寻得信仰、来到美国，并放弃经营成功的公司就读神学院的传奇经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全家5口人即将在2014年离开美国的舒适环境，去非洲做宣教士！
改变希望工程的人被谁改变？
——2001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龚文辉，12年后今何在
口述：龚文辉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刘阳
时任《南方周末》记者的翟明磊，2001年在题为《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的文章中，报道了上海民营企业科洋公司总经理龚文辉，在得知自己捐助的希望工程学生大部分没有收到钱后，自费去四川宣汉山区调查的经历。
他与同事日夜兼程，骑摩托在山区驰行600公里，终于查明17个孩子中只有3人收到捐款，而孩子们的8封来信全部是假的。《南方周末》记者据此分两批奔赴山区调查，剥开层层假相，弄清作假手法，将真相披露。龚文辉也因为改变了希望工程的捐助方式，使成千上万的失学儿童得到最有效的帮助，而当选2001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文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幕场景是龚文辉找到在假信中自称接受了希望工程的捐助的小李勤——
“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无数读者因此而被感动。时隔12年后，当年的年度人物，改变希望工程的龚文辉，如何回忆昔日这桩轰动新闻的细节？而他自己，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伏，做出与大多数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那是我的软弱，不是我的荣誉
坐在对面的龚文辉，是这样对《境界》记者讲述当年“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事件的：
“我接受基督信仰后，开始通过希望工程资助湖南、四川一些付不起学费的穷困生，资助者可以跟这些被资助的学生取得直接联系。这些学生每年甚至每个学期都会给你写信，汇报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件很怪的事情，我收到小孩子从不同地方寄来的信，但邮票和信封却是一样的，寄出的日期也差不多相同。我感到很纳闷，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打电话过去，对方答复没有问题。心里还是不安，后来便和一个同事一起去四川宣汉县了解情况。我们支持的25个学生，找到了差不多20家，发现这些孩子家里的确都非常穷，但大部分学生都没有拿到钱。那些信都是假的。
有一个女孩，叫向兰菊，她的妈妈下肢瘫痪，我们找到她家，她全身匍匐在地，两手穿着两只破烂胶鞋从农田里爬回来，11岁的兰菊与另外一个弟弟和妹妹全部失学在家做农活，兰菊已经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上学了。我说我们在半个月之前还收到过她写的信，信里说：“……我这学期考试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家庭的帮助。我没有什么礼物，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不gu负你们的一片苦心。”信中“辜负”的“辜”用拼音写出，字完全是小孩的笔迹。她一看，说这不是她写的。其他孩子的情况大同小异。捐款被具体操作的人贪污，信是他们写好后让其他小孩抄写的。我当时心里有许多感慨，在那里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被他们这种凄惨的景况所刺痛。
回来以后，我的同事就写了一封信把情况告诉了《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很想去采访，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人真是很软弱，当媒体要介入的时候，我不敢说是有神的爱、有神的感动去做这件事，但这些确实是因为神的感动才做的，当时却不敢为信仰作见证。后来，《南方周末》把这件事在头版刊登了，中央也很重视，甚至请我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那时候虽然想到人不能被这些名声所捆绑，但还是不敢说出实情。特别是到了年底，《南方周末》把这件事情列为中国当年十大新闻之一，我也被选评为年度人物。那并不是我人生最风光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已经非常软弱、虚荣，还为自己投过好几票。我把这当作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但神并没有离弃我，而是用他恩典的手扶持我，让我经历软弱后可以成长。
后来中央电视台来公司采访我，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我的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神的爱。但电视台一个字也没有报道出来。”
我曾与死亡为伴
重新检索当年《南方周末》的报道，文章用一句话解释了龚文辉行为背后的逻辑，他“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
《境界》更有兴趣探究，这一句话背后的龚文辉，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他的特殊感情究竟特殊在哪里——
“我出生于湖南一个贫穷偏僻的村庄，封闭的山沟里没有电灯，没有马路。主食是红薯丝，衣服是母亲用棉线织的粗布，挨饿受冻是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内容。村里好些家庭连盐都买不起，我家更惨，因为父亲三十七岁的时候劳累过度，卧床不起，没有钱也没有医疗保险，拖了三年之后不治而死。身后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三岁。我排在中间，那一天刚好八岁生日。
父亲过世后，家里为了还债连住的四间小泥房也被迫拆掉两间去卖，尽管值不了200元钱。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吃上一顿白米饭，能真正吃饱。后来因为舅舅的资助，才不至于辍学。
直到上高中，我才第一次坐汽车进县城，走了好几里山路，看到汽车，激动得不得了。进了县城，看到火车，更是兴奋，有时甚至逃课去看火车。
中学毕业后，靠在城里的姐夫找关系，我得到一份在建筑工地上搬水泥的工作，成为一个农民工。两包共两百多斤重的水泥要一趟一趟搬到三、四层高的楼房，那时我体重才一百多斤。我还拉过板车、洗过石灰。石灰水有很强的腐蚀性，常常渗入胶鞋腐蚀脚，简单的包扎后马上就得继续工作，但包扎很快又被腐蚀，就只能忍着，血滴直往外冒。冬天，十多个民工睡在简易的工棚里，四面寒风；夏天就睡在工地上、马路边，蚊虫嗡嗡作伴。
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工地的卵石上，望着满天的星星，想什么时候能有城里人的户口而不用露宿街头？还有一次，我拖着板车进城拉货，从一间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玻璃门里渗出来的冷气让我感觉特别凉快，我又想，什么时候能在这样的房间呆上一个小时我一定会很满足！
1985年端午节，我人生第二次经历死亡。当时我和工友一起沿着京广铁路线挖地沟，铺通信电缆。睡在隔壁床的同伴干完活，就去铁路对面的水沟洗衣服，回来时不小心被火车撞上，一个活生生的小伙子刹那间就变得血肉模糊。我和另外一个民工把他从火车底下拖出来，大喊：“快！快！快找医生！”他颅骨被火车撞破，脑浆都流出来了，人在车底下已打了几个转，全身都糊着机油与血，左脚也断成两截，只剩下一块皮连着，嘴巴动了两下，就断了气。
我和工友把尸体抬到河边，洗净又找来纱布包扎，然后等待政府和施工单位的处理。铁路部门没有任何赔偿，施工单位也不给任何补偿，因为他是民工，没有身份。最后象征性给了二百元，当时买个木头棺材需要五百元钱。
大家凑钱买了棺材，把他的尸体送回老家。他家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一个三岁的小孩，老婆肚子里怀着一个就要生产。看到这些，我明白做民工绝没有出路，我下决心回去读书，改变命运。
与死神再次擦肩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不再为户口发愁。1988年暑假，为了体验过去的民工经历，我找到三位民工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岳阳郊区云溪的一个采石场。工作是将山上的岩石炸开，然后一块一块抬到大卡车上。
开工前雇主先和我们签“生死合同”，也就是说，死人事故常有发生，后果自负。有一天干得正顺手的时候，我心里非常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去城里的姐姐家。同伴很不高兴，因为工地上四人一组，三个人没法干活。离开采石场去姐姐家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坐公交车回来的时候，把装日记本的书包忘在车上，等公交车回来，我找到书包，赶回工地，已经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就在这一个多小时里，干活的地方塌方了，上百吨的石头从五六米高的地方落下，响声震天。同伴因为我的缺席无法工作，所以一个也没有罹难。这时候四个人都害怕起来，决定辞工走人。
中午正是工厂下班的高峰期，沿着马路从采石场往汽车站走，我远远落在同伴后面。突然，一辆拖着满满一车石头的大货车开过来，从身边擦过差点把我卷进去。回头一看，完全失控的货车接连撞倒骑自行车的人，最后撞在路边一棵大梧桐树上停了下来。树几乎被连根撞起，马路上几十米的路面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同一天里两次遭遇死亡，我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没有死？冥冥之中，肯定有股力量在保守着我，也许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某种力量的计划安排之中。”
从民工到老板
大学里我一直是优秀学生，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又辅修了化工、计算机为第二、第三专业。我有一个信念：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然而原本保送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却因为八九期间去过北京而被取消，我愤而进入一家外资公司做电子工程师，两年后转为销售工程师，最后部门合并被裁员后我决定自己开公司。当时还没有私营企业，我用自己的聪明，借科委的名义变通了一下，营业执照很快便拿到了手。1994年公司法出台，我的公司便名副其实地成了第一批私营企业，很快我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一切都在变，我有了自己的汽车、房子，还去了新马泰、澳洲、欧洲、美国旅游度假，人家说刺激、好玩的地方我都去过。1999年初，我又过五关、斩六将，通过层层考试，踌躇满志地成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xecutive MBA学员。我想创造自己的事业，我要把我的公司打入财富五百强，我决心做中国的比尔·盖茨。
我很得意靠自己走过来的每一步路。生活却一天一天地腐败，除了拼命工作，其余的时间大都在酒桌、牌桌或是歌舞厅里。回家只是为了睡觉，通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候干脆就不回家。孩子看到我感到陌生，不肯叫我爸爸，我也无所谓，反正是我生的。太太常常找我麻烦，她不理解男人的事业，我也不跟女人计较。
但有时候心里也难免困惑：我小时候做梦所盼望的白米饭，现在不仅吃上了，而且还经常去五星级宾馆吃，去世界各地吃。可大都吃得不愉快，因为花钱要买的服务没买到，常跟服务员和经理吵，吃起来并不比小时候的红薯丝香。商场上的策略及各种人际关系让我绞尽脑汁睡不好觉，躺在有空调、席梦丝的床上，一会儿觉得空调太冷，一会儿又感觉太热；一会儿觉得床铺太软、腰痛；一会儿又觉得床板太硬、背痛。常常翻来复去，彻夜不眠。做民工时哪有这样？！为什么当这一切都加倍得到后，人还是不幸福，却烦愁更多？于是我将眼光定睛在未来更大的成功上，每天继续我的拼命与应酬，人变得越来越自私固执、自以为是。
生命的转弯
1999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美国出差。我计划了六天时间，飞机上两天，留下四天拜访洛杉矶的合作伙伴并去丹佛见一个朋友。这位丹佛的朋友只在电话联系过，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业务联络。但不知为什么我会在这么紧张的时间里排上这个行程，在飞往丹佛的途中，我一直怀疑我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
这位朋友更让我尴尬，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你老远从中国来，在这么紧的时间里来看我，我很感谢，但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因为我们在准备一个布道会，如果你不介意，请你也参加。”我当时真觉得滑稽，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什么神仙，我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靠自己打拼过来的。但我也很希奇：美国这么一个讲文明、讲科学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愚昧，还信上帝？竟然连那些博士也是这样，一定是精神无所寄托。不管怎么说，出于对朋友的尊重，我就去了。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有一位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在看顾我们的每一天。我才知道金钱、学历带不来平安，身份与地位也带不来平安！人在罪的捆绑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以往自己做过的许多恶事一幕一幕在眼前显现，我痛哭自己的污秽，生命得到完全的释放。
回到家中，我告诉太太说：“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的我已经死掉了，新生命在我里面。”太太很不以为然，因为我曾伤透了她的心，每次当她决定要与我离婚时，我都表示悔改，但常常旧病复发。所以她甩给我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理解她的痛苦，我需要加倍付出。当太太看到我真的发生改变后，也开始寻求信仰。第二年，太太和女儿都信主受洗。
但在生意场中，无须讳言，有太多的罪恶。当时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最普遍的做法是利用特区政策获得优惠，其实就是花5－8％的费用（有时甚至更低），买17％的增值税发票。2000年初，我决定公司不再用“特区政策”，据实报税。那一年公司比往年多交了一百多万元的税。成本增高让我们的业务似乎一下子没有了竞争优势，而且，我们决定不再在酒桌上谈业务，也流失了许多客户，也有员工因为操作困难而去了有“优势”的公司。但到年底一算，我发现：员工的业务能力有了特别的长进，公司增加了许多不在酒桌上谈业务而是做正经事的直接用户与代理商，最终那一年的营业额与利润比往年还高！更有意思的是，一年半后，也就是2001年7月，突然税务大清查，公司所有的账和发票都被拿去。我们的账没有任何问题，而同行里有被罚款的，有被迫关门的。还有一个朋友听到消息就逃到国外，到现在也不敢回去。”
正是在2000年那段时间，龚文辉开始通过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50名贫困儿童。
随后的 2001年，就发生了《南方周末》记者报道的《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的故事。龚文辉也因此被评为当年的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放下生意，读神学
尽管龚文辉乐意用钱帮助穷人，但他渐渐发现，只给钱并不一定能帮到他们。他们需要生命的彻底改变，就象他自己经历过的一样。他克制不住地想要与人分享他的所得。
2003年10月，龚文辉申请来到美国神学院进修。2008年5月，他顺利完成神学院硕士学位的学习，之后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华人留学生，锻炼自己，同时寻求人生的方向。
2010年的6月，龚文辉在网上看到吴元国牧师的经历：一个曾经混黑社会、吸毒、坐牢的台湾人，出狱后去南非做生意，被当地人跳票倒账十多万美金。绝望之中，他买了一把枪，要和跳票的南非人同归于尽时遇到来南非宣教的传道人，接受了基督信仰。这位传道人与他相处几年后，心脏病突发，客死南非。他被深深触动，放下生意场上的一切，也成为一位宣教士。
就在文辉深受感动之际，吴牧师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能否为他来美国联络一个接待住宿的家庭。文辉拦截了这一工作，将吴牧师夫妇安排在自己家中。
谈起那次会面，他对《境界》记者说：
“巧的很，吴牧师的太太慧玲是我的同乡，湖南人，而且也姓龚！我带着他们各处讲述在非洲的故事，我听过几遍还是会被感动得落泪。我有些害怕了：神是不是要我们去非洲？我妻子最怕看见流血，我怕听见枪声，非洲那么乱，难道神要我们去那个有枪杀、甚至要流血的地方？我不敢细想下去。”
“后来，我和妻子应邀去伦敦参加内地会的年度大会。会上，我们再次被激励。当年，神放在内地会的发起人戴德生心里的那种宣教激情，再次回荡在我们里面：‘假如我有千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为他所做，永嫌不够；为我救主，尽献仍缺！’
大会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主题——为非洲的华人。因着中非贸易的加强，2011年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商人、学生、政府公派人员、建造业劳工）进入非洲。正规途径加上非法移民，估计约有200万人，这些人无法背井离乡在非洲打拼，封闭在华人的小圈子里无法融入当地，难免辛苦寂寞，一些人更成为妓院、赌场的常客，心灵无处安放。我们被这样的信息所触动，于是计划去非洲看一看。
2014，去非洲！
在10天的行程里，我们在吴元国牧师的帮助下，去了南非华人集中的主要城市，拜访了100多位华人（竟然绝大多数是非法移民），参观他们的公司、工厂、饭店、商铺，探访他们的家庭，甚至去医院看望刚生产的母亲与婴儿。
那里的治安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人大都会分享他们来南非遭遇土匪用枪要挟、被抢劫的事。我们在那里精心准备了一个夏令会，在短短三天的营会里，就有一辆汽车被砸、一家店铺被打劫。难怪当地有一句口头禅：“没有被打劫，不算来过南非。”而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国家中，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我不得不问：神要我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去到这样的环境吗？
在访问中，我认识了一位叫陈碧金的女士。2007年9月，她与丈夫翁先生搬入南非不久，刚开始一个服装店生意的时候，丈夫被黑人劫匪开枪打中两枪，成为植物人。多方求医无效，去年10月离世。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当地的华人教会在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手扶持这个家庭。她认真学习经营店铺生意，一边担起丈夫医疗看护费用的责任，一边照顾好儿子，与婆家和睦相处，转而帮助其他人。当临别时我问她有什么需要时，她说：这里有许许多多面临各种艰难的中国人，最大的需要是心灵的空虚和缺乏安全感。
结束了10天的南非行，我没有遭枪击与抢劫，但我的心里却七上八下。回到家中，我与太太和孩子们分享非洲的见闻，同样读神学院的大女儿瑾也很激动。我突然明白：孩子是神的，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神将他们托付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于是，我们开始申请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2012年6月顺利通过了申请，待一切准备妥当，2014年夏天，我们全家就将搬往非洲，在那片大陆上与我的骨肉同胞一起迎接每一天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