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崔卫平：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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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是一部离奇古怪的影片。其荒腔走板的程度，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语言。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目前更多的讨论停留在这部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需要回到影片本身，看看它自己是怎么提供的。
暂且称它为一部失忆的影片。这不是指它与当时历史的某种关系，而是指——在该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显得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如果说，在一个时间长度之内完成的影片叙事，是一个能量不断积累与不断释放的过程，积累什么便释放什么，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前后承接的；那么，这部影片所积累起来的东西，与它所释放的东西，主要是南辕北辙的。它所表达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内容，本身是分裂的，无法自圆其说的。
影片开头那一大段，南京城沦陷，侵略军尽显凶恶、残暴，刘烨等人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被驱赶至滚滚长江（这其中问题先不说）。这里积累起来的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仇恨愤慨，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进入了高潮，头脑中的惨景挥之不去。这是影片本身想要告诉人们的。
紧接着进入观众眼帘的，却是另外一批毫不相干的镜头：一些年轻的日本兵在长江边上休闲娱乐，比赛跳高、互相搓背，想吃妈妈做的山药汤，还跳起了民间舞，再辅之以悠闲的日本小调，看上去像是一群前来旅游度假的大学生。当然不排除在战争期间的某些时刻，这些日本兵也可能会是有人性的，但是按照影片本身刚刚传达出来的内容和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的衔接，可以说是自打耳光：刚才那样血腥残暴的屠杀，难道是这些年轻人完成的吗？他们看上去如此活泼、如此健康可爱，如此富有人情味。除了自打耳光外，也是自取其辱。如此具体的规定性情景，并不是纠缠日本人到底有没有人性这种抽象问题的恰当场所。
那个姓唐的汉奸为了自保，向日本人告密，引来了难民营的大灾难，更多的人们被杀，更多的妇女受辱。这么严重的后果，也许姓唐的开始没有想到，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发生了，所造成的破坏之大，可以说他想后悔也无法弥补，想承担也承担不了，因而是难以抹杀、无法原谅的。尽管他的女儿也因此遭祸，他的罪过仍然不能因此而抵消。而影片却处理成他由此走上新生，焕然改头换面。仿佛那么一场突然的遭袭，结果却是为了成全一个汉奸其灵魂的得救，在这之前影片所释放的与后面所承接的能量，如此不对称、不般配。
该片中拉贝先生的形象，基本上是比较难堪的。难民营里惨事不断，日本军想来就来，又是强奸又是随意搜索开枪。拉贝甚至还参与动员让一百名妇女充当慰安妇，影片没有具体说明他如何给人们带来保护。但是，这样一个人，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要拉着他不放、依依不舍？难道是为了让他有理由对着众人下跪，表示他自感有罪？不应该设想座椅上的观众，他们人人都知道拉贝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拉贝为何人是需要通过影片的镜头，一点点交代出来的。顺便地说，该影片对于拉贝的塑造，尤其是与塑造日本人相比，多少给人恩将仇报的感觉。
尤其是那场祭祀是为了什么呢？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优美的舞蹈？这与影片其它部分所传达的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还是游离在外的？影片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能量的积蓄、观众的悲愤是在这里；然而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他们成了影片中首先需要抚慰的对象，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到底是为了什么？
影片结束时老赵与小豆子走在田野上，绽放出纯朴、憨厚、一点不带保留的微笑。但其实老赵的处境及自由，远不仅是角川的宽大为怀，更有姜老师在前面的牺牲。这位八尺大汉在卡车上一再向姜老师哀求：“救我，救我”，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给姜老师带来的危险。人在危难之际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可以理解，不可以的是，姜老师为你掉入虎口最终送掉了性命，你却转身忘得一干二净。你就这么没有记忆力？！或者仅仅是为了记住日本人的好处，让你自由了，你就有理由彻底忘掉你的同胞此前为你做过和付出的？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与这部影片最为根本的那个离奇古怪的立场有关：这个叫做角川的士兵，他在现场的种种错愕与困惑的表情，令他看上去更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初出茅庐的美国大兵，或者一个拿着枪的旅游者，这样的处理与当时整个历史脉络是相悖的
不是说不能表现一个日本士兵的悔罪或拯救，但是影片花了大量笔墨用来表现日军的残暴、残忍，正面提供了南京沦陷的种种惨景，而不是侧面或零星的；角川始终也没有离开他的部队，没有脱下军装，没有拒绝服从命令或消极怠工，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眼前的这场屠杀可以脱掉干系。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要急于让他的灵魂反转得救呢？
尤其是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换一个情景也许更加令人相信一些。说到底，一个日本侵略兵灵魂的得救，难道一定需要中国人亲自插手吗？这件事情是不是交给太阳旗之下的人们更加合适？除了对于侵略者如此细微的体贴，生活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更加要紧一些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类似逻辑混乱的做法，在片中比比皆是。刘烨率先从地上站起来的举动，在具体情景中应该是听从日本人的口令“起立”，去江边赴死；但是影片却将其体态、表情处理为如同听到了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人看得十分困惑，不知所云。难民营里为妓女们剪掉头发，当她们反问“你为什么不剪？”如此一来，仇恨的矛头转而针对难民营的管理者，这又有什么理由呢？我还看到有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当高圆圆声情并茂动员别人当慰安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崇高，那么她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去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如果今后中国电影中，继续出现拿女性的身体当作国家救赎、民族救赎或者其他救赎的工具（拯救男性），像在《色·戒》中也发生的，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有效途径，我就决定以某种方式当一回访民，以此表达我对这类影片永远的抗议。不会是中国的男人们，都更加愿意躲在难民营里，以他们的姐妹们遭受蹂躏，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口粮吧？这之后再给她们加上一个崇高的美名，于是便心安理得，同时恢复了其道德外衣。
需要进一步问《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中，是谁在抵抗？救赎谁？
是那些平民在“抵抗”。对于陆剑雄（刘烨扮演）与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这些普通人，观众既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动机，只知道面对受死与受辱时，他们需要做到慷慨决绝、义无反顾，不能有一丝一毫人性的软弱，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于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留恋，“人性”的空间不是给他们准备的。（看来地震中的范美忠是说对了。）
在拿平民作大面积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去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一点重新表述的余地,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危难放到平头百姓面前，他（她）们只能“我上，我上”。
它的“开放”在于——给强权者（侵华士兵）和腐败者以人性的空间，提升他们的人格，让他们获得救赎。这叫做“让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对待他们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罢了，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因此，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为这些人度身订做的，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
这就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对平民是一种要求，对强权者是另一种要求，这种双重标准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