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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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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2-01-19 10:44
先向大家抱歉,最近真的太忙了,在上海跑了两周医院,回到北京马不停蹄加了一周的班,新书正在等序言,序言的主人是出了名的拖延症,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当然也是有美好时间的,比如周六加班时在办公室忽然看到的日落,我们把灯关了,所有人在窗前静默着。在那一刻,人在夜幕中显得格外渺小,同样渺小到忽略不计的还有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和遇到的挫折,一瞬间有被治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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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痛痛快快加班到了十点(叹气)。



虽然没有写文章,不会停止的是阅读。中年妇女抽离工作和家庭事务的不二法门是读书,越是忙碌,就越珍惜属于阅读的时间。最近想系统地重新研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之前读过常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也去巴黎寻找过常书鸿的印迹(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曾住在“十六区的巴丁南”,结果找到吐血也没找到,后来请教了巴黎的朋友才知道,其实是十四区的Bartinet);在敦煌,因为特意去三危山瞻仰他的墓,差点延误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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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山上的敦煌人之墓



但我至今不忘的,是他第一次到敦煌写给妻子陈芝秀的信:



芝秀,亲爱的:



你好!



我伏在莫高窟前的一块大石头上给你写这封信。就在写下这行字时,我还是忍不住抬头看看周围,看了又看我还是不相信:是梦中还是真实?我竟真的来到了敦煌?我竟真的来到了千佛洞?



芝秀,先不说别的,光凭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可以说:这一个多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



……我们在巴黎时,不是常常惊叹卢浮宫的辉煌和其他种种历史遗迹给我们的那种“何时才能看得尽”的感慨吗?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就历史的悠久和其包含的文献价值,都可以说一点不逊色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艺术宝库,因而,把敦煌壁画称之为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



芝秀,写到这里,我真想站在三危山上,重复一句徐悲鸿先生说过的话: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这封信我几乎可以背诵了,等我看过了他信里写的“那些建于五代的窟檐斗拱的鲜艳花纹和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像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极具吴道予画风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我更加能感受到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爱人的欣喜若狂。



几年前,我写过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故事,当然是站在常书鸿的立场上。把一辈子献给敦煌的艺术家,却失去了挚爱的妻子,这样的故事,无论讲述多少次,都令人唏嘘。



几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公平的。



我们总是扼腕叹息于陈芝秀离开敦煌这个结果,我们却从来没有问过,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我们一直没有站在她的立场,重新审视这个故事。



不是审视作为常书鸿妻子的陈芝秀,不是审视作为常沙娜母亲的陈芝秀,而是作为陈芝秀的陈芝秀,一个独立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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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暮春,我去了一趟诸暨,那是西施的故乡,也是陈芝秀的。但我是去寻访一家开在次坞老街里的打面店。因为疫情,整条街都空荡荡的,只有巷子深处的打面店轻摇炊烟,远远看到,有安全感。那家店的老板娘刚刚退休,把店交给侄子夫妇打理,朋友有点可惜地说“老太太烧的更好吃。”话音刚落,通往二楼的楼梯吱吱呀呀一阵响,一个老妇人立着,鹤发鸡皮,梳得光溜溜的髻,一双眼却是明亮的,毫无浊气。她有些慵懒的略点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正扭头回去,我上前一步怯问,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烧碗面?



她不响,侄子在旁边帮腔,他们北京来的。楼梯上传来一句,香港来的也不烧。我赶紧接一句,在北京苦煞,没什么好吃的,咸菜肉丝面都吃不到。



太阳透过天窗照过来,髻上的银簪亮闪闪的,伴着楼梯的吱吱呀呀,老太太下了楼,冲我笑笑,走向灶台。她下起面来动作奇快,也不说话,一手炒浇头一手烧面,猪油下的快准狠。上桌时,首先感受到的是烫。吹了又吹,咸菜的鲜,肉丝的嫩,混合着打面的筋道一齐涌进口腔,那一刻,我领教了诸暨的打面,连带着略略领教了诸暨的女人。



一百年前的陈芝秀讲的是否也是这样一口如打面般挺括的诸暨话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她和那打面店老板娘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和怜悯,也有着我们所不知晓的才华。



在一本名为《野火》的民国杭州期刊里,我找到了陈芝秀发表于1927年的一篇小说《颠沛》。因为是连载的,我只看了三期,但只需要看一看其中的文字,我们便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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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其实很简单,大约讲的是家乡遭了兵匪,主人公“我”和祖母一起逃难,寄住在一个破旧的佛寺里。小说里,一位“张先生”把女主安顿在寺庙里,环境十分恶劣,“灰白的床帐,破旧的两张桌椅”,“床前铺着些许稻草”,我读到此处,以为这篇小说创作于陈芝秀到达敦煌期间,没想到,却是1927年。那一年,他们结婚才两年,常书鸿还有一年才会前往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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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2日《时报》刊登了常书鸿赴法留学的消息



一语成谶啊!!



常书鸿和陈芝秀算是表兄妹,但并没有血缘关系,陈芝秀是常书鸿小姑妈的继女,据说,他们在1922年相识,陈芝秀家境不错,她的父亲本来并没有看上常书鸿,最终,还是拗不过一双小儿女的一见钟情,答应了这件婚事,当然也是亲上加亲的意思。以文字的气质来看,陈芝秀和常书鸿一样都是敏感的性情中人。



陈芝秀并不是诸暨城里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也有属于自己的追求。1931年,里昂中法大学有一名官费生回国,张道藩推荐已经是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织物图案科的二年级学生(自费)的陈芝秀成为候补,拿到了留法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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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当时已和常书鸿结婚,在留法学生当中,他们算不上“境遇困苦”,张道藩一直对常书鸿颇为照顾,陈芝秀拿到替补奖学金,应该也来自张道藩的帮忙。



我们很难查到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雕塑,常书鸿因为《梳妆少女》获奖之后,顺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陈芝秀不久也带着女儿迁居巴黎,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1934年,她的雕塑作品流传到了国内,这便是“吕斯百像”和“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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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先生在口述中说,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二陈芝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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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翻阅故纸堆时,又找到了两件,这两件作品都发表在1934年的《艺风》第2卷第八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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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常书鸿的艺术缪斯,常书鸿的获奖作品《病妇》画的就是陈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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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病妇》,1931年法国里昂美术馆收藏



在常沙娜的记忆里,母亲法语讲得很好,打扮入时,会织好看的毛衣,她穿的所有衣服都出自母亲之手。有一次,常沙娜去雕塑教室找妈妈,大家正对着一个裸体女模特做人体雕塑,常沙娜问母亲那女人为什么不穿衣服,妈妈对她说:“因为她的身体好看,我们要塑她的像,就要知道她全身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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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巴黎的常书鸿一家合影



陈芝秀还撮合了王临乙与王合内的中法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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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陈芝秀开始收拾行囊,她买了许多窗帘和床单,不断和女儿常沙娜讲述着他们的未来生活,她说北平艺专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四合院,王合内王临乙将成为他们的邻居,她会把那里布置得比巴黎的家更美,那是陈芝秀的一个梦,这个梦很美,但永远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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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创作的《画家家庭》



1937年夏天,陈芝秀带着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箱子,装着常书鸿的画作和自己的一些小型雕塑作品,带着女儿回国了。即使在现在,一个女人带着女儿和一家三口所有的行李回国,都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重担,但陈芝秀做到了。先行离开的常书鸿为什么没有像陈梦家一样,主动承担携带粗笨行李的任务呢?我们只能理解,他们尚未接受生活的磨砺,常书鸿在夫妻相处时的大男子主义,在这时也许已经初露端倪。



但陈芝秀仍旧是意气风发的,因为她不仅是常书鸿的妻子,更是女雕塑家陈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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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7日的《新闻报》刊登了陈芝秀归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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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能前往北平,因为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很快沦陷了。一家三口在上海见了面,常书鸿对陈芝秀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逃难了。”



他们真的开始逃难,辗转到沅陵,再辗转到贵阳。我采访厐薰琹和丘堤先生的女儿厐壔时,她讲述了自己和常沙娜的第一次见面:“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讲,我一句法语不会讲,我们在庐山的雪地里呆呆站了半小时,我妈叫我们两只‘小戆笃’。”我问她对于陈芝秀的印象,她说:“很时髦,也很温柔,比我妈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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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娜(左)与厐壔、厐均



在贵阳,他们遭遇了日军的空袭,陈芝秀抱着女儿钻到餐桌底下,那是她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躲在桌子底下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常沙娜



他们的艺术作品和陈芝秀从巴黎购置的窗帘床单都化作灰烬,但常书鸿在法国获奖的奖牌居然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陈芝秀在这次轰炸后受到了巨大刺激,她常常木呆呆的跪在那里,看见火就害怕。朋友推荐她去了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她和闺密王合内一起在那里受洗入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了信仰,她又渐渐地恢复了,女儿常沙娜说,她用云南的蓝印花布做了一套别致的旗袍,母亲又漂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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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说抗战时期的大学,第一个想起的是西南联大。但国立艺专可以看做艺术院校的西南联大,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一路从长沙迁往昆明。国立艺专内部矛盾重重,“杭州艺专”派的林风眠半夜出走,学生们认为,这是“北平艺专”派的厐薰琹和常书鸿等教授联名要求林风眠辞职造成的。常书鸿在学生当中的口碑不算好,在丁天缺的回忆里,吴大羽曾经称赞过常书鸿的画作,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偷偷说常书鸿的画“令人作呕”。我猜测这也许是因为他刚刚回国,和学生接触不多,性格又不算亲切和蔼。他甚至曾经被学生推搡推下楼梯:



住在隔壁的常书鸿不知头里,出门想看个究竟,正好被某同学揪住,猛力一推,竟从楼梯口直滚去,幸亏楼梯上多是同学,挡住,没跌到底。尤其常书鸿好像老于此道,当同学揪住他时,先把他那副眼镜捏在手上,免得一起遭殃。——丁天缺,顾镜遗梦



为了解决国立艺专的矛盾,教育部派“柏林三杰”之一的滕固担任校长。滕固上任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之后,宣布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教,陈芝秀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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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的故事相当唏嘘,开除掉陈芝秀的他也许想不到,自己的英年早逝和太太毒打大有关系(见吴宓日记)。



西南联大驻扎在了昆明,国立艺专则因为滕固校长的去世而再次迁移,这次的地点是重庆。到达重庆后,新任校长吕凤子解聘了常书鸿。此时,教育部成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去担任秘书,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凤凰山安了家,1941年7月,他们的儿子常嘉陵出生,这是他们难得的平静时光,也仅仅持续了两年。



我仿佛曾在浙博看到常书鸿的题为《重庆凤凰山即景》的作品,旁边一个大叔不解说,这明明是农家生活,怎么农妇还穿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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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常书鸿创作的《重庆凤凰山即景》,画面中,陈芝秀抱着嘉陵看兔子、王合内养兔子、沙娜喂鸡、公用的厨房、李家珍带着子女上山、王合内养的宠物狗Loly。



穿旗袍的女人,是陈芝秀。这个习惯,她一直保持到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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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常书鸿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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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常书鸿并不是最初的人选。于右任一开始想到的人选是在敦煌的张大千,李廷华的《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里记述,张以“自由惯了”婉谢。比常书鸿更为合适的人选是当时和张大千同时到达敦煌、也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过雕塑的王子云,王子云所在的考察团在敦煌活动期间,曾经给教育部写过要求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书由艺术教育委员会处理,此时的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常书鸿: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由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子云任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常书鸿和王子云没有私人矛盾,他们在法国早已相识,在国立艺专,常书鸿任大专部主任,王子云任中专部主任。王子云反对常书鸿任主任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专业搞油画的,对敦煌的雕塑艺术还是外行。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常书鸿坚持要让妻子陈芝秀带着孩子一起去那么艰苦的敦煌,他明明可以像之前那样,自己先去那里筹备,等情况安稳之后再接妻女(就像他之前在法国和回国后做的那样)。因为他知道,虽然自己热爱敦煌,但学习油画的自己,确实在业务专业上非常需要一个雕塑家,王子云的离开,使得陈芝秀的加入更为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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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



陈芝秀对于前往敦煌毫无概念,在巴黎时,她听常书鸿讲过敦煌的雕塑,但觉得这离自己太远了,她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梦,“想想而已”。



她对于丈夫的决定非常不解,常沙娜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凤凰山的生活刚刚稳定,千辛万苦才过了两天安生日子,现在为什么要去甘肃。



妈妈也对我说:“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我听了很奇怪:“什么?住窑洞?什么叫窑洞?人就住在洞里?”为这事我还去问过我的小学老师:“老师,听说甘肃人住窑洞?”老师的回答很肯定:“对啊,在西北都是住窑洞的。”我就回来向妈妈证实:“是这样,西北都住窑洞。”妈妈问:“住窑洞你去吗?”我说:“我不去。”爸爸解释说敦煌那里不住窑洞,可是我更相信老师的说法。——常沙娜



她对闺蜜王合内说了另一个理由,她的信仰问题——



那里是佛教的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考虑到信仰在大轰炸之后给予陈芝秀的抚慰,她的这种痛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是矫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



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1943年深秋,她抱着两岁的儿子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常沙娜则和父亲坐在卡车后面的箱子上,一家四口从重庆前往敦煌。



作为母亲,作为妻子,她妥协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巨大的牺牲,在这之前,她一次次抛弃了自己的事业,一次次为家庭默默做着贡献,常书鸿大约以为,这一次也不例外。



但凡事总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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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陈芝秀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常书鸿不让她穿棉旗袍,说“这样上车下车不方便,你看人家都没有这样的”。取而代之的是老羊皮大衣,陈芝秀表示太难看,但因为太冷,只好穿上。



一到兰州,她就跑去教堂找神父忏悔,坦言自己不愿意去敦煌。兰州的神父是法国人,劝慰她让她做出牺牲。这给了她短暂的安慰,然而,敦煌没有天主教堂。



第一顿饭,是一碗面一碗盐一碗醋,常书鸿兴奋地问陈芝秀,你看到了吗,那是九层楼,那是千佛洞。陈芝秀没有说话,只是抱紧儿子,不让他受到寒风刺骨的侵蚀。



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常沙娜



她最后的倔强,是抹口红,因为这,敦煌当地人管这个女人叫“妖精”。



幸好还有艺术,作为一个雕塑家,她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研究所的年轻人一起进洞临摹,她的脸色渐渐好看了一些。



她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每日早晚在圣母像前做祷告。常书鸿和她吵了架,她就跪着两手交叉捶胸说:“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常书鸿的脾气很大,这当然是因为作为艺术家要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这种重压之下,有情绪可以理解,但把情绪带回家庭,使得这对夫妇的感情岌岌可危:



他回到家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压抑下来的种种不快发泄到妈妈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爸爸只顾发泄,妈妈也不让步,那段时间我对家里生活的印象就是他们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妈妈受不了了,说:“那就离!”爸爸也说:“你走吧,你滚蛋吧!”“那好,我们离婚,你写!”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爸爸在气头上可能也写过离婚书之类的字据,为以后的事埋下了伏笔。——常沙娜



所以,我认为赵忠清的到来,不过是压垮陈芝秀和常书鸿婚姻的最后一根羽毛。和常书鸿相比,赵忠清显然更为在乎陈芝秀的感受,他和她是诸暨老乡,她发愁于儿子体弱多病,他就去打黄羊,他倾听她的一切抱怨。



出轨当然不对,但我要说,即便没有出轨,陈芝秀注定是要出走的。



因为她并不是朱安,她虽然一直以温柔和能干示人,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自我。



一个女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哪怕她成了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就活该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吗?我想,陈芝秀的心里,不止一次这样呐喊着,她不是西施,她是塞纳河畔的女儿。



1945年4月,乍暖还寒。陈芝秀对丈夫说,自己有妇科病,想要去兰州检查身体。常书鸿不以为意,还问她,需要沙娜陪你吗?



她回答:不用了,我去一下就回来。



临走时,大家还宰了一头羊欢送她。走了数日,有人给常书鸿看一封情书,才知道,并不是看病。



而是私奔。



赵忠清和她私奔了。



常书鸿疯了。他骑着一匹枣红马连夜飞驰,马不停蹄赶到安西。找遍了所有的车站旅馆,见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女人?”



有人说,看见过,但早就走掉了。



他继续往玉门追去,最终,从马上摔下来。被戈壁滩上找石油的专家和敦煌的老工人窦占彪发现,这才救了回来,昏迷了三天三夜。



常书鸿说,他后来听人讲,兰州报纸上,陈芝秀刊登了宣布和常书鸿脱离关系的声明。



在这场婚姻悲剧里,两个人都是失败者,也都是肇事者。人人都责备陈芝秀丢下丈夫,丢下一双儿女。但常书鸿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在遇到困难时,甚至拿妻子做出气筒,这些都是陈芝秀出走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是称职的;作为丈夫,他却是不合格的。如果当年在回国之前,夫妇俩能够做更多的沟通;在敦煌的岁月里,夫妇之间能够多多互相体谅,这场出走的悲剧,还会发生吗?



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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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到重庆后沙娜和爸爸常书鸿、弟弟嘉陵合影



常书鸿不再提陈芝秀的名字。儿子常嘉陵天天哭着喊着,到处找妈妈。14岁的少女常沙娜,默默承担肩负起了照顾爸爸和弟弟的重任。厐壔先生和我说,在重庆,丘堤曾经让厐壔帮着照看过常书鸿的儿子常嘉陵,“他特别皮,一来就打碎了我的一个镇纸,天天又要爬窗户去看汽车,简直就是野人。” 厐壔心里气呼呼的,给常沙娜写信说:“快来把你的弟弟带走吧,这是你的弟弟,又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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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左),常嘉陵(右);常嘉陵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卡车司机



在重庆,常沙娜在干妈王合内面前提起陈芝秀的时候,用的称呼是“贱女人”,这是跟她的父亲学的。王合内抱着沙娜哭起来,说:



你不要骂,你妈妈很苦。



丘堤曾经和丈夫厐薰琹说,书鸿太过分了,敦煌那样的环境,小孩子不能出去读书,出路在哪里?



后来他们和爸爸说话时我听见几句,他们埋怨爸爸:“书鸿你做得太绝了!”爸爸说:“不是这样,走的是她呀!我没有办法,是她对不起我,对不起沙娜和嘉陵!你们太不理解我了,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敦煌,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们又说:“你对她关照得太少了!”爸爸听了这话,没有吭声。——常沙娜



既然常书鸿也认为敦煌的生活“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一下陈芝秀在敦煌的生活呢?更何况,她不仅要每天进洞临摹,还要照顾一双儿女,既然如此,何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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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就这样消失了,无论是在历史里,还是在艺术家们的讲述里。



这种消失,可以理解成是她的主动切割,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们都不来往了。



直到1964年,赴美留学归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大伯问她:“你要不要见一下妈妈?”



这一年,常沙娜33岁。她和妈妈,已经整整分别了19年。



眼前是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实在无法与当年谈笑风生的巴黎时髦女性联系在一起。



陈芝秀和赵忠清从兰州辗转回到了杭州,在此定居。很奇怪,赵忠清作为国民党军官,却没有在1949年带陈芝秀去台湾,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选择?解放之后,赵忠清被判入狱,很快在监狱里病殁。成为反革命家属的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生下一子,为了生活,她当起了佣人(有一位读者曾经给我留言,她看了陈芝秀的照片,非常怀疑自己家里的老保姆就是陈芝秀,但她只知道她姓陈,是诸暨人)。



母女俩的见面,没有拥抱,没有眼泪,陈芝秀只是反复说:



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常沙娜瞒着父亲每个月给母亲寄钱,母亲写的回信是:“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信里没有别的话,只反复絮叨,汇报这些钱的用途,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



信上的字写得很差很差,常沙娜说,她记忆中妈妈的字是很好看的。



为了保持自我而出走的这个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自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



她终于成为自己少女时代的小说里写的那个女主人公,哀怜而自伤,而渐渐的,连哀怜也没有了,麻木地沉浸在痛苦的大海里,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幸福。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文革”期间,常书鸿成为敦煌第一反革命。他和李承仙所生的儿子常嘉煌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我曾经看到过敦煌研究所一份外调材料,“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曾跑到杭州,逼迫和诱使陈芝秀揭发父亲当年的“罪行”,但陈芝秀一句有损于父亲的话都没讲。——常嘉煌,父亲的敦煌悲欢梦


1979年,常沙娜把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住在南京的干妈马光璇,她的丈夫吕斯百在浩劫中服毒自尽。马光璇直接要了陈芝秀的地址,给她写信,约定要去杭州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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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吕斯百和马光璇



是陈芝秀答应了马光璇的这次会面?还是马光璇单方面执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马光璇兴冲冲赶到杭州时,得知了一个消息,就在前一天,陈芝秀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干妈沮丧得不得了,记不清她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告诉我:“沙娜,我没见到你妈妈,太遗憾了,真没想到她突然间就走了,还没看见我就走了!她的儿子和她后来的丈夫说,她太激动了,突然间猝死!”——常沙娜



我理解她的死亡,命运已经给了这个女人太多太多太多的重负,她要如何回望?她怎么敢?怎么能?怎么可以?她曾经那样切断了过往,在杭州,她明明有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在国立艺专一起被滕固开除的刘开渠的妻子),她却从来没有去找过她,因为她决意切断的,是和常书鸿一起的所有细节。



但她不知道,她切断不了,因为她最美好的时光,也是和常书鸿在一起的,那些巴黎的照片可以证明,她的雕塑作品可以证明,她曾经有多幸福,现在就有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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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她最后一次抗争。也许,对于陈芝秀来说,只有死亡,才能脱离所有的苦难。



陈芝秀去世之后一两个月,常沙娜和父亲以及继母李承仙一起应井上靖的邀请去日本访问,她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常书鸿,常书鸿小声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然后,他便陷入了沉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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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与第二任妻子李承仙的婚纱照



在《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一书中,池田大作曾经这样问常书鸿:



池田问:“如果您能转世,您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常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假如真能转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



如果真能转世,陈芝秀还选择做陈芝秀吗?她还会在去杭州相亲时,爱上那个继母娘家的小哥哥吗?她还会选择离开敦煌吗?



她也许会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不相信转世。



但我们永远听不到她的回答了,我们只知道,在一百年前,一个叫陈芝秀的女雕塑家,曾经真切地活过,快乐过,痛苦过,而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妻子,她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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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图片来自《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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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书鸿,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 常书鸿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2、常书鸿、池田大作,敦煌的光彩 : 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人民日报 2011-3

3、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 常沙娜人生回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9-25

4、高尔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11-03

5、丁天缺,顾镜遗梦: 丁天缺自传,天马出版公司2005

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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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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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岛主
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叫陈芝秀,对她的认识大都是跟常书鸿绑定在一起的:

早年跟和常书鸿留学法国里昂,学习雕塑,本来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常书鸿决定回国奔赴敦煌之后,她也一起到了敦煌,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离开.....等等

但抛开她和常书鸿的联系,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她的资料非常少,但还是有一些保存下来了,希望能对她有些了解:

~图1-3,是她,常书鸿,常沙娜的照片。

~图4: 陈芝秀等留法学生的录取信息:

“案查里昂中法大学官费生徐陟业经回国,尚未派人递补。兹准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孙
佩苍函略开:“以女生陈芝秀学业优良, 境遇困苦,遂决议以该生递补缺额。”

她当时留法是递补上去的,学习很好,但家庭困苦。

~图5:里昂中法大学官费生派遣办法,里面有:
陈芝秀资格
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织物图案科第二年级学生

可知她最早去法国学织物图案。

~另外,在《艺风》1934 年第 2 卷第 8 期,有一篇她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

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
芝秀
个性比较强一点的从事于艺术的人,自己背负着创造的使命, 孤独的一个人在那里努力追求人生的意态,时代给予我们的印象,就是要先集合了一个团体,定了宗旨,有了名目,然后三三四四去分工合作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中国, 所谓砂粒一般坚强的中国个人主义的性格, 只是漂浮在风海的浪潮
中,从来也不会实现过“聚沙成塔”的那一回故事。总是猜忌和仇恨,大家都在个人立场上找自己追求的对象: 结果是中国二三十年来的新艺术运动,养活了几个首领,造成了无数的徒生。 时而提倡国画,时而提倡洋画,时而提倡中东合璧或中西合璧的画派。

像这样二三十年来过去的道路, 我们的前导所余留下来的痕迹, 使我们不敢再偏循
了个己的私意, 向那阻塞了的前方孤独的唱自己的歌,描自己的像。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是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 我们需要一个和调的空气。

然而荆棘已蔓延中原, 淤塞的溪流早已涸干, 在中国那个大混乱的几乎为呕吐了的
残羹冷汤香烟洋菜那一类恶化了的臭东西充塞了的自然中,求调和的空气是如何的艰难!我们于是乎见到一个人能力的薄弱, 希望我们的同路人来共同建设我们未来的事业。

1934年的陈芝秀才24岁,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 另外,上海《新闻报》1937 年 7 月 27 日第 12 版刊登《留法名雕塑家陈芝秀女士返国》,其中提到:
留法名雕塑家陈芝秀女士返国
法雕塑家陈芝秀女士, 于十八年由浙江教育厅选派赴法, 首在法国国立里昂美术
学校毕业后、 又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科,为东方女子正式考入该校之第一人。从名雕刻师雪卡及台加笃等学习, 为彼邦师友所赞许, 曾先后出品里昂及巴黎沙龙获得不少好评。 前年曾以《女孩铜像》得法国教育部美术司长于依司门氏之称许, 今岁应驻英中国大使郭泰祺之请,为总理造铜像,该像为孔特使去英时所见,深为赞许,特另出巨资以为嘉奖, 并指定该像永存伦敦驻英使馆总理蒙难纪念室, 兹闻陈女士因受国立北平艺专之聘,于上月乘琴拉宾起程法国,昨日已安抵
上海,亲友闻讯均到埠欢迎。

这条体现了陈芝秀的专业水平很高, 而且“应驻英中国大使,为总理造像”,在业内已经很有名气了,前途一片光明。

~图6-9,是仅有的一些她的雕塑作品的照片。

1951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敦煌大展,这也是敦煌在新中国的首次露面,展览非常成功,反响非常大。 参展作品中,就有4件陈芝秀的雕塑,可惜没有照片,但可以想见水平可以。

一位很有才华,很有主见的女子,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她离开敦煌后,消息甚少,只知道晚年生活很拮据,也没有成为艺术家。  

令人惋惜。

参考:《民国留法女雕塑家陈芝秀的几则史料》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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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敦煌少女”常沙娜:还想再去看一看莫高窟
原创 倪伟 中国新闻周刊 2023-07-11 07:02 发表于北京
图片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

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

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

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

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图片
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居里的书不多,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房间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常书鸿自传》,书页上搁着老花镜。客厅的茶几上,也是常书鸿的书,下面压着一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她重复了两遍书名,若有所思——“召唤,怎么召唤呢?”
“我很喜欢回忆。”她说。活到92岁,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从抗战到解放……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图片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图/受访者提供
法语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发里,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眼里满是慈祥。
沙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佛首艺术品,一米多高,慈眉善目地俯视着屋里的人。这是前几年从红庙北里的旧居带来的,常沙娜对佛教艺术很熟悉,连声夸好看。硬要从沙发起身,点亮天花板上的一圈射灯,佛像就笼罩在了光晕之下,如一圈佛光。
此时阳光猛烈,屋内明亮,灯光其实并没有起多大效果。她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的楼里,院子里养着两条狗,小区管理森严,十分寂静,有保姆照顾她的起居,儿子时常来看她,她很满意这个住所。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现在,她已经一时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件往事。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有一天,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树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专程来到夏令营,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来很多年,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图片1986年6月,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1978年,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母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当他发现时,竭尽全力追赶,结果晕倒在沙漠中,被一位寻找油矿的地质学家救起。他后来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在回忆录中,常书鸿曾猜测过陈芝秀离开敦煌的另一个原因。
抗战中,常书鸿一家在贵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落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顶上。当时常书鸿正在医院探望病人,躲过一劫,陈芝秀和常沙娜从旅馆废墟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母女二人被贵阳天主堂收容,精神受到刺激的陈芝秀开始信仰天主教。“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
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图片常沙娜与“和平鸽”头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蓝素明觉得,常书鸿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抗战结束后,八年战争一结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纷纷回家,常书鸿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两个工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敦煌研究所一直也并不看重,上下无着,此时他如果也一走了之、回到城市,是人之常情。但他扛了下来,回重庆到处“化缘”,几个月后,当他重返敦煌时,带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装着几个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涅槃重生了。“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我看他回忆录里写到这段,都要流泪。”蓝素明说。
陪着父亲经历过这一切,常沙娜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和信服的。“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说,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常书鸿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爸爸都有规划的”。
现在在家里的墙上和书架上,最多的照片依然是常书鸿的。几本常书鸿的传记她翻来覆去地重读,在90多岁的年纪上,她将自己最多的时间依然交给了父亲。
图片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图/受访者提供

美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林徽因肺病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梁思成身体也不好,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林徽因在装饰艺术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将宫廷里使用的工艺,用在老百姓家里的灯座、托盘、果盒等日用品里。她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莫高窟的图案用在景泰蓝上。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跨进工艺美术行业。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
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古代艺术,而她做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为外交活动做国礼,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设计者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人们才知道,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她对名气不在乎,但对名声就不一样了。艺术家吕斯百和马光璇夫妇是常书鸿终身挚友,也是常沙娜的干爸干妈,他们没有孩子,临终前将遗产都留给了她。她动议在工艺美院设立一个吕斯百奖学金,院务会上全票通过,但推进不顺利,甚至还传出过流言。常沙娜生气极了,拿回了钱,用这笔钱将干爸干妈的灵骨从南京移到北京安葬。
常沙娜是个很有魄力的院长。在她任上,曾有政策允许艺术类院校附中的学生可以不参加文化课高考,以高中成绩作为入学参考,但她认为搞艺术必须有文化基础,坚决不在工艺美院执行这项政策,报考工艺美院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此举引发强烈抵触。当时,常沙娜的儿子正准备报考工艺美院,很多双眼睛盯着,最终他顺利通过了高考。常沙娜罕见地给蓝素明写了封信,很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宽慰,“我理解她的兴奋总要有个出口,就写给了我,但她也没有说得太具体。”
中央工艺美院倾注了常沙娜的半生心血。但到了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对于“工艺”之名的抹去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工艺美院区别于一般美术学院的特色。2011年,位于北京光华路上的工艺美院旧址被拆除,她呼吁保留旧址、建立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声音,也被推土机淹没。
原址上,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每次从那条路经过,她都“含着眼泪扭过头,不忍再看”。
故乡
自从常沙娜当了工艺美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以后,蓝素明就不再去打搅她。但常沙娜的丈夫崔泰山去世的时候,蓝素明去看过老师一次,当时院子里安静极了,家中似乎无人,她从门缝里塞进去了一张纸条,安慰老师节哀。后来,常沙娜告诉她,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休息一天,是靠工作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亲人一个一个逝去了,父亲常书鸿去世于1994年,后来,干妈也离开了,最后,是比她小10岁的弟弟。
常沙娜退休以后,蓝素明与老师才开始频繁见面,也真正了解了老师。在她眼里,常沙娜心里存不住事儿,有事儿就要说出来,然后就过去了。这种性格或许帮助她化解了很多苦痛,“周围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去,她好像都很平静地接受下来了。”
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生于法国,6岁时回到中国,12岁时到达敦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蓝素明说,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她总说,我就是敦煌人。”蓝素明说。
常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五六年前,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陈设简陋,土炕、书桌、木柜,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如今,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那天站在屋子中央,常沙娜却突然用法语对柯孟德说:“我在里昂过得很幸福。”接着说了一句:“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这句话深深印在柯孟德脑中。“她说回中国之后,我的生活没有里昂那么幸福。”坐在常沙娜住所客厅的沙发里,他对记者说,“你现在很难问出她的心里话,她要说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都用法语说。”
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每次她唱起幼儿园学的童谣,她都满脸幸福和平静。
这天下午,柯孟德再次去了敦煌。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了几位以敦煌为题材的画家。
“我问他们怎么去啊?他们说坐飞机4个小时就到了。”常沙娜说,“我说那我试试看嘛,有机会,我最后再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
其实敦煌的机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她去过了很多很多次。但她的回忆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需要坐卡车、坐驴车、骑骆驼去莫高窟的年代,那个爸爸、妈妈和弟弟都在身边的年代。
发于2023.7.10总第109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92岁的常沙娜:“敦煌少女”的记忆宫殿
记者:倪伟
编辑:杨时旸

运营编辑:马晓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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