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有国王的共和国

秦晖：有国王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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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有国王的共和国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不仅是英国“光荣革命”没有改朝换代，“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北欧的挪威，本来长期属于丹麦和瑞典这两个“王国”，1905年争取到了独立和民主，却仍愿意找个“虚君”。但挪威人大家都是自由公民，谁为君谁是臣啊？于是只好找到他们刚刚摆脱的瑞典，请瑞典“借”个王子来做我们的国王。瑞典人说你们不是闹分家不愿跟我们过了吗，我们懒得管你们的闲事！



挪威人只好又去找百年前的主人丹麦，丹麦还好，送了个卡尔王子到挪威，成了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挪威人民“忠君不二”，至今仍然拥戴这丹麦人的子孙为王。他当然什么实权也没有，谁都知道挪威就是个民煮国家。但大家还就愿意供着这家帅男俊女作为国家的体面，在庄重而并不过分豪华的王宫中锦衣玉食，无论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去算计他，更不会有人觊觎他的王位。





哈康七世加冕典礼



奥斯陆皇宫



再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亚斯特（960-1386年）和雅盖洛（1386-1668年）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



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的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795）”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国王当选的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



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陷”，因为它的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拉斯基约规插画：国王与参议院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亚细亚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862－1598），期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1547年大公改称沙皇后的统治者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经过15年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16岁的米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全的沙皇砖-制演变，贵族政治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 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志。而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



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全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 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鱼目混珠，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的。而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拉辛在伏尔加河上》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陷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陷民主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陷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陷民主党的计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陷”和民间立-陷派“英国式立-陷”的距离要小。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砖-制政府进行镇压，陷-正进程出现逆转。虽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陷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70多年，终于又走出了极权制度，总体上还算是和平的。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1300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后的民初动乱相比，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



至今20多年来俄罗斯的陷-正民-煮之路坎坷曲折，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但比在中国的仍有不同。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但无疑，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机率。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今天流传甚广的麦迪森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总体上中国的王朝盛世比当时的欧洲繁荣，应该是可信的。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西方的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地区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黑死病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当然，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能同时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明成祖朱棣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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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图：艾森豪威尔



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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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革命”没有改朝换代？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2020-07-08




英国白金汉宫



过去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谓的dynasty中译为“王朝”，西方人也同样把“王朝”英译为dynasty，现在看来这很值得商榷。记得多年前农战史讨论中有人说，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大动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有篇文章就反驳说：改朝换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像英国历史上就有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前后相继，法国也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华洛瓦王朝、波旁王朝新陈代谢等等。这显然就是把他们的dynasty更替和我们的“改朝换代”混为一谈了。



古汉语中的“王朝”一词有褒义，指的是上古“三代”作为“诸侯国”的宗主，尤其是指西周。“王朝”就是周天子的朝廷。那时是没有“汉王朝”、“明王朝”这样的说法的。而周天子的那个“王朝”在“封建”制下延续800多年，与英国从今天可以一直上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一连串dynasty实际属于同一个王系，倒有几分相似，但与“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这样的一个个的dynasty就大不一样了。至于秦以下历“朝”，与西方的dynasty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语中的dynasty，据说词根出自古希腊语，意思就是权力、能力（power, be able to），这个词本身原来并不涉及权力的来源，无论选举的还是世袭的都可以用。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掌权的往往连续来自同一家族，于是这些“权力家族”就被通称为dynasty。像罗马帝国的所谓朱利亚. 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等等。





朱利亚. 克劳迪



这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成私相授受了，但形式上还要经过国会（元老院）选举这一程序。私相授受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可能授给外甥、养子、侍从、甚至是前帝看中的某个“贤人”，即类似中国所谓的禅让，而不一定是儿子，更不一定是嫡长子。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乃至中世纪，世袭已经成为常规，选举的形式也往往没了。国人把这时的dynasty称为王朝似乎已经很像。



但实际上，由于这时的国王其实不过是诸侯的盟主（有点类似周天子），实际权力有限，而且在“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则下，国王实际上只有一些附庸-封臣而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所谓臣民，甚至往往都不怎么征收“皇粮国税”，而主要是靠王室自己的领地（有点类似西周时天子的“王畿千亩”）为生——如果要征税，还要与纳税者开会商量。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下的王统却显得十分稳定，贵族们尽管争权夺利，却对王统无非分之想。传统时代难有王统的更易，近代化中保留王统的机率也很大。



就以英国而论，自1066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号称是经历了诺曼（1066－1154）、金雀花（亦称安茹，1154－1399）、兰开斯特（1399－1461）、约克（1461－1485）、都铎（1485－1603）、斯图亚特（1603－1649，1660－1714）、汉诺威（1714－1901）、萨克森－科堡－哥达（1901－1917）、温莎（1917至今）等一连串“王朝”（即dynasty），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是从征服者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这点从未变过。



例如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死后无嗣，他的堂妹玛蒂尔达作为诺曼王室的唯一合法后裔，嫁给了封地在法国的安茹伯爵格奥弗里，其子继位为英王，就成了安茹“王朝”的首王亨利二世。而安茹伯爵以金雀花为徽章，安茹王朝因而也叫金雀花王朝。该王朝的末王理查二世承袭祖父之位后，因“独断专行”引起臣下不满，他们乘他去爱尔兰时支持其堂兄（太上王的另一孙子）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称亨利四世，这就算开始了“兰开斯特王朝”。





诺曼王朝徽章





金雀花王朝徽章



不久那位太上王的又一个孙子约克公爵起而争位，并一度取得优势，这就是“约克王朝”。而兰开斯特王室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公主卡特琳改嫁威尔士贵族欧文. 都铎，其孙子又娶了约克王室的公主伊丽莎白，于是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竞争的支派又重新合流，新王亨利七世以都铎家族的纹章为王徽，就算建立了“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的末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临终时指定亨利七世女儿玛格丽特公主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婚姻所产生的后裔詹姆士一世继位，王徽也改用了斯图亚特家族的纹章，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建立。这个倒霉的王朝碰到了英国革命，一度被共和派推翻，11年后又“复辟”，但复辟后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信天主教而被革命后英国的新教人民罢黜，人民请来他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夫婿荷兰亲王威廉作为夫妇“双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但这一“革命”并未导致“改朝换代”。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尽管实质上已经是虚君共和、议会民主，形式上却不仅有国王，而且连王徽都没改，今天各国都要确定国徽，其渊源就是中世纪的封爵纹章，最高封主即国王的纹章就是所谓王徽。与历史上王室女性夫婿继位后就改以夫家族徽为王徽从而开始“新王朝”的习惯不同，威廉夫妇尽管政治（宗教）立场与先王不同，却仍沿用妻家的（即先王的）纹章，也就是延续了斯图亚特王朝。





斯图亚特王朝徽章



直到1714年，由于安妮女王无嗣，王位改由斯图亚特王室公主索菲亚和她的德国新教徒丈夫、汉诺威选帝侯的儿子乔治一世继承，并换用了汉诺威的王徽，于是出现了“汉诺威王朝”。而这个“王朝”的末王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的象征、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想象，两场“革命”都没有“改朝换代”，而风平浪静、作为英国历史辉煌顶点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竟是个“王朝末世”——这个英国历史上如此声名显赫的伟大女王、在位长达64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君主，如果按中国人的“王朝”概念，“光荣的女王”却应该算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





维多利亚女王



不是吗？汉诺威王朝就是在她手中“灭亡”的：由于她的丈夫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因此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后就改用了父亲家的纹章，于是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由于这个王朝名称来自德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成为敌国，王室为了显示民族立场废除了萨克森的称呼，改用时任国王乔治五世继位前温莎公爵的纹章。于是英国又出现了延续至今的“温莎王朝”。





温莎王朝的徽章



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近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不在乎“外来的”国王，但另一方面，这些“异族”国王必须多少传承原来王室的血缘成分，绝不轻易中断这种血缘的“王统”。尽管王室也有内乱，有王位的争夺，包括像兰开斯特家与约克家争斗导致的“红白玫瑰战争”那样的大混乱，但这一切始终都是征服者威廉后裔这个王系内部的事，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外人”从来就不会参与。





玫瑰战争



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样的事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统的中断和改易，除非发生来自异族的征服才有可能，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统帅的诺曼人入侵，消灭了土著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王国，又如更早时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不过像这样的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已经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的更替，即黄宗羲所谓的“亡天下”，而不仅是“亡国”了。



不过除了1066年以前那几次“亡天下”，那里似乎也无国可亡。更多的情况下上述“改朝换代”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像“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有谁记得她是“汉诺威王朝”的“亡国之君”？



笔者曾经问过几个学历史的英国留学生：贵国最近几次“改朝换代”在什么时候？皆曰不知。又问：1901年（汉诺威王朝终结）、1917年（温莎王朝开始）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答曰：1901年？我们在同布尔人打仗，1917年那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问：我说的是英国国内。答曰：国内？没什么事啊？他们没人会想起那两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那也的确不是什么事。



总之在英国人的传统中，国王这美差就是那家人干的，别人没那个命，想都别想。那家人的事大家都很感兴趣：从戴安娜的车祸到威廉王子的婚礼，以至于威廉的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出生都会成为热点话题。但我们各家各户的事他家管不着，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他家也不能管。即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国人也不会有像我国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






威廉王子的婚礼



但另一方面，我国帝王那种权势他们也是闻所未闻。今天的“虚君”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年的“实君”也实不到哪里去，连征税那样的事也要跟纳税人商量过才可以征。所以“改朝换代”在他们那里算不上什么事。一千年来英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都与“鼎革之际”无关。



英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黑死病曾经导致英国人死去三分之一，“封建”时代的英国对外有过百年战争，内部有过玫瑰战争，后来革命中还处死过国王，发生过内战，但那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关系。暴力的英国革命与和平的光荣革命都没有导致改朝换代，包括仅仅是更换王徽这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成为这种革命或动乱的结果。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 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





瓦特. 泰勒起义



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与砖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