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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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玮书房》-01|庚子年讲义和团
施玮空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四围传媒 ，作者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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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真理，活出自由。遵行祂所吩咐的，作祂的朋友！
·.心是歌中的雅歌，灵是天堂的银笛，身是大地的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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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四围传媒 作者：施玮
编辑：青云
庚子年谈义和团
来自施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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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庚子年写庚子年，作家施玮在封城的洛杉矶，从史料中揭秘义和团仇恨的来源。她说，写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历史中找到个人、群体，还原人性人情，探索人的思维与情绪的深层逻辑，从而理解人的行动作为。因为进入历史才能明白今天，认识仇恨的来源才能化解仇恨，并且避免自己陷入仇恨。
一个准确的心态才开篇崭新的历史。
《施玮书房》授权四围传媒推出系列原创和音频，以飨大家。恳请读者多多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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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施玮直播室，本次是首播，非常不会操作，文科女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作家，本应坐在屋子里专心执笔写作，要面对面地和大家视频，其实我心里是很紧张的。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我们都被关在屋子里的时候，我却要来开直播。原因是我特别盼望身体虽然被关着，但心灵可以走得更远，也特别欢迎你们可以来我这小小书房做客。
这段时间你们、我们，每个人似乎都经历过一段关在屋子里的时间。之前我的心一直在中国，因为很多我的读者朋友都在中国。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事实上每一个出嫁的姑娘，她的心都会在娘家一边吧。
那段时间我就整天看中国的新闻，特别担心武汉、湖北，因为一方面我也是湖北媳妇，一方面湖北也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看南京、看北京、看上海，看到疫情发展到今天，美国竟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似乎倒没有那么紧张了，在家待着就行，所以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这两天我收到很多朋友的问候，问，你怎么样啦？要不要寄口罩啊等等。我其实不出门，所以也不太用的着口罩，就待在家里宅着。这个星期是受难日，我们都看到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但耶稣祂也与我们一同承担这些苦难，因为祂曾经承受过这些苦难。
然而，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看新闻，看微博，我心中最痛最痛的其实并不是生病，也不是经济的困扰，甚至不是死亡。因为死亡没有临到我们个人头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其实每一年死于车祸的、死于意外的，甚至死于疾病的，包括寿终正寝的都有很多人。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有人出生，有人死亡，只是没有临到我们，因此似乎就很遥远。但是这次的疫情却不一样，非常容易传染，使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恐慌，似乎这个死亡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临到自己，而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么，这种时候人心中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心里非常难过的就是我看见了很多的仇恨。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你怎么看？我发现原来大家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现在分隔了。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也很有文化，很有知识，人品也很正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大的人类苦难来临的时候，本该特别相顾相爱，相濡以沫，共抗难关的时候，但却是被分隔，互相仇恨、互相防备、互相阻止。
起初，大家对湖北非常在意。我先生离开湖北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一讲到你是湖北媳妇，很多人都会问你现在是不是在武汉？湖北和武汉两个字会让很多人紧张。之前对从中国过来的人感到紧张，现在，大家又对从国外回去的人很紧张。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
紧张的情绪还情有可原，但仇恨就毫无道理。在微博上、微信上、网络上有很多的那些帖子都是如此，充满了暴怒与仇恨，不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当我们因为一种惧怕，因为一种好像所谓的正义感，不把人当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丧失了为人的尊严和良知，失去了心里面当有的悲悯。
施玮解析义和团仇恨洋人之因
这一年我正好在写1900年山西的义和团，义和团是始于山东。这一两年研究这些历史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义和团他们是愚昧无知，凶神恶煞。另外一种我们从小所受的教导就是义和团都是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是两个极端，互相不能接受，也不能通融，然而都觉得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
包括对传教士的认识也存在两个极端，可能有的基督徒们觉得传教士是殉道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但是在中国，包括我自己，过去学到的都觉得传教士就是西方列强的一支部队。，我们基本上都是把人分成一群，一个团体。传教士、中国人、外国人、湖北人、美国人，都是这样来分。但是当我来查考这些史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义和团和我们其实没什么差别。
我们看一张照片。你看这一张有点发黄的，是天津义和团，他们是去集会。如果你不看他们手中所拿的刀，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些朴实的农民去赶集。
你看旁边这张义和团就好像面露凶狠，马上要杀人的样子。那么是什么样的仇恨，将很普通的人，变成了暴徒，变成了义和团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使中国人当时会生出仇恨来？而且这个仇恨又充满正义感？我来讲几点。
1.礼仪之争
从文化角度上来讲，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国文化，中心意识造成了排外。士阶层，知识分子的排外，认为周围都是蛮夷，所以有非常强烈的排外感。其实对比现在来看清朝，当时他们并不那么闭关锁国。在万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有很多开放的地方。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传天主教，不禁止教民祭祖，教徒数十万。后来，1645-1742年之间有罗马教庭因着这么多年辩论是否禁祭祖一事，产生礼仪之争。一派觉得那是一个世俗文化，是一个礼仪。另外一派觉得祭祖祭孔是拜偶像。所以整个争论过程一直延续到康熙执政年间。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他有没有受过洗并不知道，但他写过很多关于耶稣的诗，他也写过《生命的至保》这样一篇文章，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康熙的十架颂》
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鞑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埃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今天正好是受难周，我们来读这首诗。最后这一句「七言一毕万灵啼」，我就为十架七言的每一言都写过一首诗。最近这一个星期会在微信上转发，是胡正军先生为朗诵的。在此时的苦难中，当我想到这位神也是与我们共同在苦难中的时候，救主在十字架上最忧心的是什么？就像康熙所写的，门徒的背叛。诗中写万灵啼，其实并不是人们都在啼哭，而是都在看笑话。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从高喊着「和撒那」变成了仇恨地高喊「钉死他」。为什么？
其实义和团的存在性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都盼望得着拯救，当我们得不到拯救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替罪羊。
当时犹太人他们也是觉得得不着拯救，他们希望有一个王，就是他们自古盼望的弥赛亚来帮他们推翻罗马政府。今天其实在疫情中我们就希望出来一个大人物，马上帮我们研制出药品，止息瘟疫。不帮助我们的，就是与我们有仇！或者，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人或团体，甚至是物，来承担罪责。
当时中国的义和团他们将这个仇恨嫁祸给了外国人，找他们作替罪羊。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诛。他们就流传很多谣言来污蔑洋人，大多是非常不可信的，但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大灾之年惹怒上天的罪责。到1900年，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谣言四起，到6月份更是不得了了。义和团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5月份、6月份，到7、8月份基本上就结束了。
2.文化矛盾
1899-1900年的大灾，灾年流民，结社保家，抢劫教堂和教民（富户）。大灾中，很多人流离失所，他们没有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很多的强盗。因为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就去抢，这也是时局乱象。
今年疫情在美国初起，我们最怕的也就是疫情爆发以后有抢劫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当时民众他们就搞社团，练拳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结社。因为结起社，好像彼此就比较有安全感。所以结社练拳在当时就非常流行。
这个时候他们就用传帖，现在是传微信。当时传帖，主要就讲到洋鬼子不奉行我们儒家的道，是他们造成了上天不落雨等自然灾害。
当时有很多走方郎中，特别是乡下郎中给人医病。那时西人传教士也给很多中国人治病疗伤，西药很有效。于是他们就传说是传教士用人的心、人的眼珠来炼制的。今天你听到这些都会觉得好像很是不可思议。
甚至包括西方人他们收养婴儿，办孤儿院；收留女子，开办女校等，义和团都传说是把人骗进去制成药；还说黄纸剪了作法就能变成军队，还说收买了很多乞丐，让他们去到各个村子井中投毒。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心里，那就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相信这些巫术，他们也惯行这些巫术。特别是处于灾难之际，中国有个习惯，就是要唱大戏，祭河神什么的，但是教民他们都不参加。因为基督教不会去祭拜这些神，也不允许交鬼作法。
这个时候，就有了文化矛盾。意大利和中国都是家族性文化，所以利马窦是比较能理解中国拜祖先的文化。但是从康熙被耶稣感动写诗到禁教，中国人开始不喜欢基督教了。这个文化矛盾是在早期康熙年代，就因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信教民众祭祖祭孔，而且对康熙派去使者的回信也非常不礼貌遗留下的难处。所以康熙后来下令，除了利马窦这种传法，其他的都不能传，但并不是说整个基督教都不能传。
1840和1858年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加入了强行保护传教。允许在开放口岸传教，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心里是有排斥的。但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主要开办的就是戒烟局，特别是种植罂粟的山西。清廷惧怕外国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为教民讼告，先是贫弱者，后也有刁民借势。1899年《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三月宣布主教和护理主教的品位，原本是为求教士不干涉诉讼，却等于给了教士们官职。1900年二月《亿万中华》报道上海传教士联会（基督新教）全票同意，拒绝接爱任何中国政府颁发之官方头衔，这也是内地会的做法。
也不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有什么问题，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他们从西方过来，他们很相信诉讼，而在中国当时并不是这样，官府的审判并不公平。当时有很多很穷苦的人受欺负，实在被欺负得不行了，就叫传教士帮他们去打官司，经常就打赢了。于是某些刁民也利用信教的机会，让传教士帮他们打官司。传教士打官司并没有想别的，就是想保护教民，但那时候的清朝政府他们很怕洋人，所以就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民众不敢恨官府，就恨洋人。
当时有种说法，清朝政府怕洋人，洋人怕民众，民众怕官府。就这样一个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渐渐就产生了矛盾，并且矛盾越来越大。但传教士并不是一个整体，当时有内地会和基督新教的不同国家与差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是清廷和天主教形成了一个条例，那就是根据在教会里面的职位高低，给你列一个好像跟清朝相等的这种职位，然后你就能见巡抚啊、见督察什么的。本来是为了平息官司，但反而提高了传教士的职位。
3.堂庙之争
还有一个就是天主教当时非常在意的就是建教堂。山东义和团起于冠县梨园屯的玉皇庙，当时象征着中国特色。什么特色呢？前殿供着玉皇大帝，后殿是太上老君、孔圣人、如来佛。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和平共处，所有的菩萨所有的神都来保佑我们，如果基督教也加入进来，大家就都愿意了。但是，基督教是一神论，所以无法与中国的多神共处一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庙全荒了，以后他们就要卖掉。一些教民去把这个庙买下来，献给了天主教。天主教公会在此建一个教堂，但村民就不干了，非要把这个教堂给拆了，重新建庙。教会是拆了庙建堂，村民是拆堂再建庙。现在我就挺能理解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村民觉得我虽然可以卖给你，但这地方是庙，就不能建教堂。但人家信基督的怎么可能买来建庙呢！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契约，你卖给我了，那我就有这个自由随便建什么？所以这个官司打了很久。多久？从1864年一直打到1895年，打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清朝的官兵来帮忙解决！就是驻兵在梨园屯，保护了洋人建的教堂。冠县十八魁阎书勤等人就去和附近河南沙柳寨赵三多联合，赵三多一系的梅花拳那时已经改称为义和拳，当时是要「灭满兴汉，反清复明」。后来毓贤改称义和团。1897年他们杀回梨园屯「亮拳」摆场子。
4、仇恨的盲点：《义和团运动史》
将人群分为外国人、中国人、教民、清政府官员，其中都是不一样的。集体意识忽略个人，容易产生仇恨，失丧基本的人性良心。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义和团运动史》，第1次出版是在1931年。在这本书里有一段文言文，对我很有启发。
教民中有持枪杀人的，名义上是信基督教的；包括传教士他们有持枪开枪的；也有坚定信仰慷慨就义的，就是有枪也不打的；也有逃了的，躲到深山里面去的。在逃亡中有病死的，也有被勒索的，还有被绑票的。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坚定信仰，当时有一些吃教的，害怕的，这个时候就纷纷自动退教、出教。但也有一些人的亲人因信教死了，他们又继续去信教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大患难面前表现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整体的价值观地来代替个人。
中国的教民里有脱教的，也有在这种关键时候就是危难逼迫时入教的，这样的人也有。而且我看见第一个死的卜克斯，就是1899年12月份，是他的死引发了整个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我们后来称为1900年教案。他其实也愿意拿出钱来赎命的。他的故事以后再讲，很有意思，他24岁，你会觉得整个过程都不可思议。其实是告诉我们，所有的教民也都是不一样的，传教士也是不一样的。义和团的拳民虽然很多都是暴徒，但其中也有坚信民族主义，而且觉得要和西方人同归于尽的，也有这样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就能看到罪性的盲点。
总结
清廷怂恿义和团杀了洋人，最后又杀了他们，给洋人一个交代。包括毓贤这些官员，将来我都会在这本书中写出来。你们会看见人类的命运和历史，和个人生命之间的关系真是可叹。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结果，我们就看见虽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我们觉得自己非常正义，为了某种理念，为着这种信仰，心里已经不再柔软，失去了怜悯，充满了恨。那这个，其实我们就不再是人，我们会看别人也不是人，而是一个数据，而是一个群体。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人。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以一己为中心来思考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出恶来，我们自以为执着坚强的善，有的时候正是让我们可以义无反顾杀人的恶。当然还有一种人不是真善，而是借着一种理念为幌子，来行自己的私欲。所以义和团中很多人是为了抢劫，不是为了杀人，是在抢劫的过程中杀人。义和团本不在乎是灭清还是扶清，「爱国」的一已之「善」可以让他们在抢劫和杀人剖心时，心安理得。不把人当人时，自己也会变成非人状态。毓贤也是，以后会讲他杀人和被杀的故事，以及给我们的启迪。
写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从历史中找到个人、群体，还原人性人情，探索人的思维与情绪的深层逻辑，从而理解人的行动，进入历史才能明白今天，认识仇恨的来源才能化解仇恨，并且避免自己陷入仇恨。
我们在庚子年讲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避免落在仇恨之中。
答疑解惑
问题1：「老师，能否讲一下义和团在山西的初期发展？」
其实山西的初期发展，我跟你说历史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山西原来风平浪静，没有多少义和团，虽然有练拳的，但是很少，因为义和团原来在山东。是毓贤后来被罢免了，他离开之前杀了朱红登，还杀了本明和尚，这个故事我要留着下次讲。杀了他们俩，然后他就去北京了，以为要受罚，但是后面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是朝廷里面的事，他没有受罚。
但是义和团受到袁世凯，就是山东新巡抚袁世凯的剿灭。义和团就逃，逃到直隶也就是河南。他们正四处逃，没处去的时候，知道毓贤去山西当巡抚了，是3月份说的，4月份去的，然后义和团就有一个号召：都去山西。这就是后来山西为什么杀传教士甚至杀教民杀的特别厉害的原因。因为很多义和团不是当地人，当地人和这些传教士等于是生活在一起，有的被看过病，有的也得过帮助，相处都比较好，至少是把他们当人。
有些外来的义和团拳民，他们没地方待就要抢劫，他们杀人也无所谓。所以当你不把人当人的时候特别容易愤恨。山西的传教士当时都安安静静待着，因为觉得没什么事，后来山西和北京天津这边沿海城市断了邮路，就不知道外面消息了。
问题2：「庚子年是不是总是会出大事？」
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我的写作了，庚子年是否总会出大事？原来我写作是想从比如《叛教者》我写的是一九三几年、四几年，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是往前写，写《宋尚节》，是一九二几年到一九四几年；宋尚节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回到中国，1920年到美国来留学，我把他整个美国留学生活都写出来了。然后一直写到1944年他归天家，正好就接上了。然后我就要写这个1900年的。因为宋尚节也是1901年出生的。好几个中国教会的重要人物都是这个时候出生的。1900年作为种子，而殉道的那些宣教士，所以我要写义和团1900年庚子年。
今年写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大的灾难，我就想，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义和团；1960年我虽然没生出来，听说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都没饭吃，我也看了好多书。然后2020年，如果把每一本都写出来，就可以把它写成了庚子年系列。这特别能代表中国，整个苦难深重的文化，以及整个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过程，以及基督教教会在其中的作用和建立，包括怎样成长和被逼迫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好，就回答到这，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个星期五，我们会讲宋尚节。43万字的《献祭者——宋尚节传记》，我去年已经写完，今年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出版，出版以后，今年或者明年初我就会出版《庚子年1900山西》。
只有最珍贵、珍惜的好朋友才能进我的书房。走进我的书房，就让我们一同来研究，一同来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