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面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下面的宁可错杀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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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面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下面的宁可错杀一千｜文字狱档
原创： 余少镭 现代聊斋 昨天
满清文字狱高峰期，人人自危，却给那些栽赃诬告者以绝好的机会。
乾隆二十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一个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老干部，只因为三十年前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祸从天降，现安岁静的生活被打回原形。
程䥍(zhì)，字艺农，号秋水。程家原来是安徽人，程䥍的祖上程以忠（这名字跟我一尊敬的师长辈很像，也是安徽人）到江苏淮安做生意，当盐商发了财，就在淮安置业安家。今天淮安的河下古镇，曾有过一座江南名园，叫且园，就是程家的别业，据说有二十二景，比唐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还多两景，可以想象，当年程家的日子有多么的红火。
但是，红火的前提是“红”。皇权时代，商人越有钱越没安全感，后来徽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富可敌国，也得花钱向朝廷买平安，成了著名的“红顶商人”——当然，最后下场也很惨。
程氏发家的时代比胡雪岩早百年，他们当然也懂，不管盛世还是乱世，仅有钱是不够的，所以就花钱捐官，既买个护身符，也可光宗耀祖。
程䥍买官应该是雍正年间的事，先是当了刑部陕西司候选郎中，乾隆二年才转正，正五品，约等于现在司法部分管陕西事务的一个司长，正厅级。程䥍这一当官，果然家族也脸上有光了，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朝廷两次加封其父母及妻子的诰命。
这些，正是商人们渴求的护身符。
程䥍后来告病还乡。可以理解，花钱买个官，原来就是为了保平安，就没有想着全心全意为大清百姓服务，官当到差不多了，就找了个借口，衣锦还乡，颐养天年，过上理想中退休老干部的生活。
老干部的标配之一，就是写诗，这方面程䥍早就有准备了，毕竟，当个商人再有钱，在上层社会里还是觉得低人一等的，能写诗就不一样了。所以，早在康熙年间，程䥍就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秋水诗钞》。前面说了，秋水是他的号，诗意满而溢。
这样的身份，诗里写的什么，猜都能猜出来，正如最早奏报此案的富勒赫折中所说：“伏念程䥍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优游盛世，自当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
这才是老干体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程䥍正是这么想也这么写的。
问题是，文字狱高峰期，你写什么不重要，别人认为你写什么才重要。
乾隆二十年九月，程䥍正在家中“优游盛世”、“歌咏太平”，不料祸从天降，家突然被抄。
前来抄家的，是山阳县知县带领的一帮衙役，抄家的原因，是一个叫赵永德的直隶(河北)人到县里告密，说他发现程䥍的诗集《秋水诗钞》里面有“诽谤悖逆”的内容。常看本专栏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四个字若落实，就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程䥍这一被抄家，《秋水诗钞》的诗本和板片就都被抄走。板片就是按书稿内容排好字粒的底板，其技术支持，就是最具创新精神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
旧时印书用的活字板片
山阳县知县还算有脑子，仔细一看程䥍自己保存的诗集，还有原始板片上的内容，就发现“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符”。讯问赵永德，赵支支吾吾，供说他还有一本完整的《秋水诗钞》刻本，要等到再上一级司法部门正式开审才可以拿出来。
知县再审程䥍，程䥍说出了另一个真相：赵永德将他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构造挟诈”，并伙同一个叫王序东的多次递书或亲自上门，敲诈勒索，程䥍不为所动，赵一伙恼羞成怒，才到县衙门告密。
至此，只要眼睛不被屎糊，都可以判断出，此案就是赵永德勒索未遂栽赃陷害。问题是，程䥍本人虽退休，但也享有一定级别的待遇，涉案情由“事关诽谤悖逆重情”，一个小小知县，即使知道程䥍被坑，也不敢擅自结案，只能将所有“罪证”及供词上报，请上级官员定夺。
哪些上级官员？从文字狱档收录的资料来看，分别是：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江苏巡抚庄有恭、漕运总督瑚宝。江南河道总督是清廷设在江苏淮安的高级官员，从一品或正二品，主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漕运总督则是清廷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也驻节淮安，统有兵权，分管地方行政；而江苏巡抚则是江苏的最高行政长官。
山阳知县的案情通报一发出，以上这三位厅部级官员也赶紧在了解、审理之后，先后写奏折向乾隆汇报。
江苏巡抚管这事还好理解，怎么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也得管这事？不奇怪，前面说过，乾隆治下，思想战线无小事，不管哪级官员，不管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发现苗头，都得第一时间审理并上奏。
统观这三位高级官员的奏折，此案真相大白，确实是赵永德栽赃诬告——程家太有钱了，姓赵的总想敲一笔。
而此事说起来，还跟同一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文字狱大案有关。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此前我们已扒过（详情【传送门】），二月案发，四月胡中藻被“皇恩浩荡”由凌迟改为斩立决，其他手尾，包括株连及抄家没收财产等，到十月底才全部结案，也就是说，程䥍案发生时，胡中藻刚被斩没多久，株连甚广，全国读书人及官员人等，无不战战兢兢。
正是在胡中藻案“鼓励”下，赵永德等人有了灵感，才设局向程䥍敲诈勒索。
为什么是程䥍？除了程家富甲一方外，程䥍跟胡中藻一样，都是退休老干部（胡中藻曾当过广西学政及陕西学政），一样喜欢写诗，既然胡诗中能查出那么多“悖逆讥讪”之语，程䥍的诗集肯定也不那么干净。
赵永德就跟王序东等人串谋，先从《秋水诗钞》中深挖敏感词，没想到，程䥍根正苗红，一心向大清，整本诗集，不管用谐音、拆字等手法，愣是找不出一个“违碍字眼”。
这难不倒姓赵的，找不到就造呗，风声鹤唳的时候，只要稍微一要挟，有钱人还不都得乖乖花钱买命？于是，赵永德就真的将程䥍的诗改头换面，本来没有的诗题，也给安上，比如《避世吟》，单这个题目，就可以要他老命——你想，如今太平盛世，人人都在卷起袖子建设大清，你一个沐浴皇恩的前官员，居然想“避世”，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造好之后，赵永德就派人拿着这些“罪证”，三番四次上门要挟，最后，赵永德还说自己是旗人，来江南办大案的，各种明示暗示，反正就是要程䥍破财消灾。
姓赵，还是旗人，这身份吓不死人也能把人吓尿。没想到，程䥍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反正就是认为自己没写反诗，不受要挟，几次都把来人斥回。这下子，赵永德恼羞成怒，索性就到县衙门告密了。反正，案子一审，我钱拿不到，你不死也要剥层皮。
那么，既然从县到市、省，各级官员都看出此案明显是栽赃诬告，为什么还是不敢结案，非要推给乾隆呢？
很简单，事涉“悖逆”，案比天大，不管是悖逆还是栽赃，都得由皇帝来定夺。再说，万一《秋水诗钞》真有另一个刻本呢。要知道，有些诗人对自己原版诗作不满意，毁板重排也是有可能的嘛。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乾隆还真放下屠刀了。在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的奏折上，他批了现在成为网红的三个字，“知道了”；在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奏折上，他详批了：“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并究其系何旗、何以行至彼，据实速奏。”在漕运总督瑚宝的奏折上，他批了“已有旨了”。
六天之后，乾隆即下旨，对此案定性：
朕阅程䥍抄刻诗册肤浅，本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谦（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
翻过来就是：程䥍的诗写得极烂（根本不能跟朕比），但诗写得差，是学术问题，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只不过是钱多无脑，想求个虚名才出诗集。这事明显是赵永德敲诈不成才栽赃诬陷，富勒赫被他利用了，小题大做上奏。
因为赵永德供述他是受到胡中藻案启发才去讹诈程䥍的，乾隆又在谕旨中趁机为自己洗白：
从前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就是说，胡中藻该死，因为他是吃皇粮的，竟然心怀怨望，写了很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显示的诗文，送给很多人，造成极坏影响，不杀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被他带坏了。但程䥍不一样，他被人诬告，动他，就是在“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这么一来，将会助长不法之徒诬告之风，然后你们动不动就奏上来，巨细无遗，等到厘清案情平反昭雪，得浪费多少行政资源。所以，此风断不可长。
最后乾隆一锤定音：程䥍无罪开释，“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搞笑的是，因为乾隆在庄有恭的奏折上批了对赵永德要“究其系何旗、何以得至彼”，庄有恭便重点讯问赵永德的旗籍问题，最后赵供称，他根本就不是旗人，而且，讹诈程䥍，最初的起因是赵永德有一朋友叫王世凡，跟程䥍有私仇，是他看到胡中藻事发，来了灵感，才从北京跑到淮安，勾结赵永德设局诬陷的。
为什么要查是不是旗人？一来，赵永德以姓赵的旗人身份吓诈程䥍，所以乾隆也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旗人，哪一旗的，这很重要，因为是不是旗人，就是不是“自家人”，量刑也不一样。
单看乾隆这道谕旨，是不是一个妥妥的明君形象，如他自己标榜的，“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呵呵，只说一个事实：同一年，除了人头滚滚的胡中藻案，还有六月发生的刘裕后《大江滂》书案，一个因为父亲在水中溺毙而得了精神病的读书人，出了一本纪念父亲的书，书中有“讥刺朝廷之语，悖逆猖狂不法已极”，最后被“杖毙于市”，就是当众活活打死；年底，又有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山东德州一秀才，爱朝廷爱到发疯，脑洞大开，写了一本《霹雳神策》，讲怎么制造炮火的，想为国家贡献一分力量，结果虽然没被处死，却以“巧言令色希求进用”罪名，痛打四十大板，然后把秀才身份革除，真是不死也被剥层皮。
在《庄有恭奏赵永德供非旗人折》的最后，乾隆还朱批道：“知道了，此必待朕谕而后敢如是办理，可谓不知朕意，亦不识大臣之体矣，可愧！”
这样的小事，也得等我下旨才去办，实在太不了解我了，也太没有大局观了，你好意思吗？
问题是，庄有恭等官员是因为不了解乾隆才这么办案的吗？恰恰相反，是因为太了解了，从乾隆十六年开始，乾隆对每一桩文字狱都是从严从重，“不可放过一个”，不少官员还因为办案不力被他轻则训斥、重则撤职查办，这么一来，一发现“悖逆”嫌疑的文字，谁敢不往死里整？
总之，程䥍算是意外捡了一条命。这意外，有可能是因为他诗写得烂，让乾隆这位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有了优越感；也有可能，他诗中全是老干体，除了歌功颂德，就是对现安岁静的赞美，让乾隆爽翻了天。
不难想象，程䥍被无罪释放，肯定忙不迭的感激皇帝圣明、皇恩浩荡。但他怎么可能想到，把他的诗和远方给毁了、让他差点人头落地的罪魁祸首，不是知县、巡抚、总督，甚至不是那些诬陷的小人，而是乾隆。没有他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官员们的“宁可错杀一千”。
（引文全部出自《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二辑《程䥍<秋水诗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