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1925年“苏俄仇友”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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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1925年“苏俄仇友”大讨论
Original: 李新宇 东方历史评论 Today
撰文：李新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25年秋，正当国民革命兴起之际，《晨报副刊》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讨论。那场发生在历史转换到来之际的大讨论，显示了知识界的各种矛盾和困惑，同时也显示了某种清醒。虽然其中论争的具体问题似乎已成过去，但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现代化之路的挫折，认识这个过程中知识界的迷惑、清醒及其作用，却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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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副》主编徐志摩
众所周知，《晨报》是一家大报，《晨报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全国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晨报原名《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创办者是声名卓著的汤化龙和梁启超。在其创刊伊始，李大钊曾做过编辑主任，并且为创刊号写下了著名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晨报副刊》创刊时，也由李大钊主持。再后来，孙伏园接手，他不像李那样热衷于主义宣传，而是致力于思想启蒙，同时不忘趣味，加之他与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情谊，聚集了包括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等一帮文坛高手，因而把《晨报副刊》办的有声有色。孙伏园辞职之后，《晨报副刊》一直缺少主编。直到1925年徐志摩访欧归来，才由徐志摩接管。
徐志摩
徐志摩接管《晨报副刊》，曾有这样的说明：他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是想办一份《理想月刊》，后来有了新月社，就想办《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却都因为自己“心不定”而没有办成。《晨报》很早就曾邀他去办副刊，但他没有答应。直到1925年3月，他要到欧洲游历，《晨报》老板陈博生等不肯放他走，他才承诺说只要放他去欧洲，回来就给他们办副刊。所以，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只好上任了。
徐志摩于10月1日在《晨报副刊》亮相。在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他透露说：他曾与陈博生相约，副刊既然让他来办，办成什么样子，要完全由他说了算。“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同时声明：“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然后，他展示了自己拥有的作者队伍：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金龙荪、傅斯年、罗家伦、姚茫父、余越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振声、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张歆海、陶孟和、江绍源、沈性仁、凌叔华……一串长长的名单，并且对各自的特长做了简要介绍。此外，他还介绍了“新近的作者”沈从文、焦菊隐、钟天心等。徐志摩的人脉是一流的，这大概没有人怀疑。也正因为这样，晨报老板才抓住他不放，要他来做这个主编。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
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掌管《晨报副刊》之时，正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之际，他本人的诗名如日中天。然而，《晨报副刊》却没有以诗歌引人注目，而是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和关于国家何去何从的大问题震惊了中国。接管《晨报副刊》不到一个星期，徐志摩就发起了“赤白仇友”的大讨论。
关于这场讨论，大半个世纪以来没有研究。尤其是大陆，大多数徐志摩的传记也不提及。然而，只要我们翻一翻当年的《晨报》，就会知道，那是多么重大的一场讨论。
讨论的起因是陈启修的一篇文章。1925年10月6日，晨报《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翻阅旧报刊可见，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学“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客士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发表演讲的有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还有陈启修。1922年12月，陈启修到欧洲考察，第二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俄，陈启修成了列宁的崇拜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曾经代表中国留学生去为列宁守灵。回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只要了解以上情况，就不难知道陈启修的立场和观点。他的文章是为苏俄辩护的。之所以要写文章为苏俄辩护，原因却值得一说。那就是自从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以后，苏联虽然成功地掌控了国民党人，并且让中共也加入了国民党，从而通过国民党的力量在中国点燃了“反帝”的怒火，并使许多青年具有了亲俄倾向。但是，也有一些人对苏俄很不信任，而且把苏俄也看作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相比较，他们把前者称为“白色帝国主义”，而把苏俄称之为“赤色帝国主义”。陈启修的文章，目的在于抵消这种思想的影响，使人们更进一步地把苏俄当作朋友。所以，他言说的核心，首先是要说明苏俄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修的思维有点混乱，问题没想明白，所以言说也有点词不达意。想说的意思是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而是友不是敌，文章的标题却写成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无论答案是有还是没有，都离主旨甚远。不过，人们读他的文章，仍然不难看出他要表达的意思：苏俄不是帝国主义，不要把苏俄当敌人。
苏俄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陈启修的理由是：帝国主义的特征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苏俄恰恰资本匮乏，所以称苏俄为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他说：“苏联用尽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国去宣传共产主义，到各被压迫民族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事实。这事实是根据他们信仰和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己利害打算而来的，是他们的自卫手段，是他们的生存策略。我们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异，那末我们尽可反对他，称他为赤色革命主义或赤色共产主义。但是决不能称为赤色帝国主义。”陈氏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文章的关键，是反对把苏俄当成敌人。在1925年，“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敌人的标签，陈启修要为苏俄揭掉这个标签。
时隔两天，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在10月8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陈启修进行了批驳。徐志摩显然赞同张奚若的见解，因而立即在《晨报副刊》上予以发表，并由此发起了大讨论。
10月10日，主持晨报《社会周刊》的刘勉己交给徐志摩一篇题为《应怎样对苏俄》的文章。刘勉己的观点看似持中，但对苏俄的态度却非常明确，表示不认同。他指出：“我个人信念上不是赞成共产主义，尤其反对赤色的共产主义”；“对于赤色的苏俄，我虽然从科学上没有判决他为‘有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信念，然而从政治外交方面上认为苏俄对外所惯行的暴力手段，和国家利益冲突时，（这时期确到了）我们为战略起见，也不妨大呼‘赤祸’，乃至‘赤色帝国主义祸’”。
徐志摩因而写下了《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文中指出，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积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他甚至说：“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枝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不及。”由此，我们不难品味出他发动这场讨论的用意。他希望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用他们的理智指点中国现实的迷津；“希望少数有思想力的人有胆量认清眼前的事实，独立的从头想一个透彻”；“就只单纯的理想与信心可以灵感我们到救度我们自身伟大的事业。我恨的是糊涂的头脑，它是个偾事的专家；我敬爱的是锐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法的神剑。中国人灵魂是完全没有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脑筋，有多少真的思想力……”。
10月15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开辟“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专栏，进一步展开了讨论。在当天的专栏中，陈均说：“现在一般人喊赤色的帝国主义，名称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所指的问题有没有又是一个问题。三个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学者所下的帝国主义的定义尚且各各不同，普通人对于帝国主义见解的混乱可想而知了。老实说，中国有许多人对于帝国主义是当作侵略主义的别号。……任何名称皆非无因而发，若苏俄并没有任何不满意的举动施诸中国，中国人亦何至大起恶感，甚至主张亲俄的国民党人亦有发其悲痛的言论？”他举出的事实是：“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逮捕华人……”，陈均还指出：
苏俄名为工人专政，实则是党一党专政；名为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实则愚弄、压迫劳动者；名为扶助弱小民族，实则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
在徐志摩编发的来稿中，还有一篇署名陈翔的文章《友乎？仇也》，文章简明扼要，见解清晰：“我认为苏俄之对于我们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帝国主义者今日侵略吾国，算是各尽其能事。然而借友华之名而施侵华之实的苏俄，又何肯松其压迫，使我们国人翻身一下呢？”作为证据，陈翔写道：
（一）经济侵略——苏俄口口声声道：扶助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但其行为，则大背驰。外蒙之俄国银行，横然设立，以东印度公司之形式，明目张胆地侵略，毫不让帝国主义者一步。即此一例，余可要概见。蒙古之俄人经济势力，咄咄逼人，直使我们卧榻之旁，要容俄大爷鼾睡。
（二）政治的侵略——苏俄以共产标榜于世，口口声声，以扶助劳工为任。孰知道这就是他政治侵略的张本。……我们试看广东的政局，真可痛心疾首！现时俄国人，居然做起军官，这非苏俄宣传之丰功，侵略中国政治之伟绩吗？受卢布的朋友们，苏俄做中国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呢！你们可曾知道？
（三）文化的侵略——什么良心、廉耻，受卢布的朋友们，都抛诸九天云外了。他们甘愿人格破产，做苏俄的走狗。月受二十元，就可卖身，摇尾迎客，反首噬主人，这是多么奇怪！但是这些人，看来可恶，实民可怜。他们忘却国家，受人愚弄，都是苏联的捣鬼。苏俄之文化侵略，实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每年不惜费巨万卢布，由莫斯科运来，将青年良心之苗压倒，腐蚀我们经几许心血栽培的爱国性，可恶而直可杀！同胞们，英日之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国仇，苏俄……也是我们的国仇。
（四）治外法权之侵略——苏俄侵略我国，可谓驾英日帝国主义者而上之。治外法权，是任何独立国家之驻外使节所应享的。然而苏俄——貌亲善实侵略的苏俄，竟横然毫无理由的探围我国在俄使馆，要捕馆员……
……我老实告诉你们受卢布的朋友，苏俄于中国，仇也，非友也，别再昏迷！
10月22日，徐志摩又另开专栏《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编发的文章仍然是讨论苏俄仇友问题。他为这组文章写了《前言——记者声明》，其中再次说到这种讨论的意义：“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
作为副刊的主编，他对自己所做的事非常清楚。国共合作之后，两党共同宣传苏俄，使一大群年轻人以为苏俄就是人类的天堂，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徐志摩想通过讨论而让更多的人能够明辨是非。
1925年11月3日，他刊发刘侃元的文章，为之撰写了前言。刘侃元是主张学俄国的，而且很简单：中国完全变成苏俄，就可以让列强在我们面前低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至于内政，刘侃元主张实行共产，像苏俄一样把全国人民的私有财产收归国有。他认为这一条也好办，无须流血，原因是中国人历来性格温驯，一声令下就可以了。徐志摩写道：“只要中央政府宣言一切财产收归国有，我们就赶上了‘学成了’苏俄，从此天下太平再没事了？……不，刘先生，你理想中和平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是梦，太是梦了。”他认为，中国要走那一步，必然要“泅过血池”。同时，他继续强调：如果革中国命的是孙文，最值得当心的，就是“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徐志摩编稿是完全自主的，他说：本副刊选稿是我个人的特权与责任。如果哪一天晨报主人干涉，他就辞职，“因为我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他选稿的标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独立的”和“忠实的”两点。考察他编发的文章，大多不以苏俄为友，换句话说，大多不是陈启修的支持者，而是张奚若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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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的张奚若
考察这场讨论，参加者真不少，除了陈、张两位破题者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张荣福、胡石青等不少名流。
然而，要找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要找最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是要数张奚若和他的几篇论文。
张奚若
在其开始，面对陈启修的见解，张奚若抛开帝国主义是否有赤白之分的问题，抛开苏俄是否帝国主义的问题，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苏俄是友还敌。在张奚若看来，苏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他指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敌人绝不止一种。这是稍通人情谙历史的人都承认的话，用不着特别解释。帝国主义者，用不着问，固然是我们的敌人，……假共产之名，为自己的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知识寡弱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
面对苏俄不是帝国主义的说法，他退一步指出：“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于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为什么苏俄对中国的危害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大？张奚若说：
帝国主义的国家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的口头禅，苏联竟然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
10月22日，张奚若又发表了《联俄与反对共产》。从该文可见，当时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见解：一是要联俄，所以不反对共产，国民党左派基本是这种态度。二是反对共产，所以反对联俄，国家主义者和倾向欧美的人大多是这种意见。三是说联俄是外交问题，反共产是内政问题，二者不应相混，可以联俄而反对共产。
张奚若明确表示他反对在中国共产，至于联俄，他说自己是极力赞成的，只是他与一般赞成者不同，他的联俄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只要苏俄不在中国内政上捣乱”。
张奚若的文章没有满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表态，而是深入分析了苏俄对中国的用心。他指出：要让苏俄不在中国内政上捣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中国不发生苏俄那样的革命，苏俄对中国的原则就是“永远利乱不利治”；只要改变中国的计划得不到实现，它就永远不希望中国安定，而是希望中国越乱越好。因为中国越乱，他就越有机可乘。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苏俄除了给中国捣乱，别无他法。对此，张奚若分析说：
苏俄对于中国内政何以利乱不利治？说来原甚简单；他因要争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达到全世界劳动革命的目的计，不能不与拦他马头、截他去路的帝国主义者闹一个你死我活。但同时他独自一人却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几个帮手。不过环顾四围，资本主义的势力布满全球，谁又能作他的帮手，谁又能永远做他诚心的帮手？现在被压迫的各弱小民族吗？不是。因为这些弱小民族虽一时因特别利害关系能受他的驱遣，但毕竟也都是些头脑很旧而且战斗力很薄弱的国家。头脑既旧，战斗力又薄弱，引为帮手，有何大益？然则完全放弃了吗？那自然又不行。因为与其抛弃这些弱小民族使自己依旧没有帮手，不如赤化他们还有为自己多少增些实力。这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依的私利政策，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仁义道德在内。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实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问题。策略固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均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地扰乱或捣毁。
因为如此，所以不但现在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秩序他要攻击要捣乱（这两个我们自己自然也应攻击，也不愿长久维持），就是比现在好上一千倍一万倍一万万倍，只要不是苏俄共产党所要的政府或秩序，那他一定也是要推翻要捣毁的。
张奚若又解释说，只有乱到极致，才会有人心思治，只有乱得不成样子，对于治的方式才不再多想，中国人才能接受苏联的那些制度。如果安定，秩序良好，那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但苏联的计划就泡汤了。他说：“我们应该十二万分佩服他的聪明，一百二十万分崇拜他的能干。但是为我们中国计，又该怎样呢？……似乎不应该不做声的让苏俄在我们的内政上任意捣乱”。
由此不难看到，那时的张奚若，是维护民国政府的，是希望中国稳定而不希望这种稳定被别有用心者破坏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联俄；只要爱国，就不能联俄。
在这场讨论中，张奚若无疑是主将之一。他曾经计划写这一系列文章：《共产主义在中国》，《告苏俄》、《告共产党》、《告国民党》等，但后来并未完全写出来。
3
《晨报》馆被焚事件
讨论从10月6日开始，到11月29日晨报馆被放火焚毁，只进行了50余天，共发表文章近50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它激怒了亲俄的一些人。来自苏俄的主义容不得不同声音，辩论中无力取胜，就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手段。于是，晨报馆终于被烧毁。
1925年11月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发动北京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进行了一场“首都革命”。这次运动由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和陈启修领导，参与者除了青年学生以外，还有工人、车夫等劳动群众。朱家骅、陈启修，当时的身份都是国民党员，而陈启修则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因此，这次“首都革命”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革命从28日开始，到29日结束，进行了两天，第一天有三万多人，第二天达到五万左右。28日下午1时，国民大会在神武门举行，主席是朱家骅，大会提出的宗旨是“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会后即组织群众游行，前往执政府，去迫使段祺瑞下台。游行队伍以红旗前导，旗上写有“首都革命”的字样，走在前面的工人和学生则手持木棒作为武器。他们沿途高呼口号，主要内容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建设民众政府”、“驱逐段祺瑞”。第一天游行的高潮，是捣毁了教育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等人的家，并且纵火烧了员警总监朱深的住宅。章士钊事后曾写过一篇《寒家再毁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述：下午五时许，千余群众团团围住章宅，然后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其处理诸物，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
11月29日下午继续开国民大会，这次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仍然是朱家骅，陈启修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立即解散段祺瑞政府，交由国民制裁；解散关税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惩办卖国贼，查封其财产，然后由国民通缉并公判……大会之后，照例是示威游行。因内部左右两派的激烈内讧，秩序大乱，朱家骅只好宣布解散。然而，群众并未解散，而是分成不同的队伍各行其是，其中一支前去袭击了晨报馆。据上海《民国日报》11月30日报道：“昨日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
《晨报》报馆被焚，是一个大事件。因为这是民国建立之后十几年未有过的，也是任何军阀都不敢干的。因此，火烧报馆的一受到知识界相当普遍的谴责。
任鸿隽于事发第二天给胡适写信，报告京中情形，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
汤尔和说：“京中状况狞恶可怖，白昼纵火烧报馆，此是何等景象？章行严纵犯弥天大罪，亦不应放火烧之。”“朱骝先平时颇谨饬，亦中风狂。是足见非稍稍读书，有相当修养者，无不从风而靡，人心如此，可畏哉。”
著名学者燕树棠在《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一文中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
作为知识界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陈独秀的争论。晨报馆被烧之后，胡适表示谴责，陈独秀说：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当时胡适是什么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五六天之后，胡适致信陈独秀：
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然，这是使我很诧异的态度。
由此可见，当时的胡适，的确不大明白陈独秀领导的党。正因为这样，才有第二年他与徐志摩的争论。不过，胡适接下来对陈独秀的诘问，却值得铭记：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这几年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
劫难之后，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报副刊》恢复之后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并且表示：“我生平经历虽不深，可是人事浮浅的变异轻易也骇不了我，吓不倒我。我就自恨天生力量不够大，理智不够锐，感情不够烈，笔力不够强，但相当内心的平衡，我希冀，总还可以保持。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的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
然而，关于“苏俄仇友”的讨论却终于没能继续下去。
接下来，则是青年知识界更大面积的变化，带着对现实的不满，一些青年更加向往苏俄指导下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进而纷纷奔赴广州，去投奔他们梦中的光明。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种种政治力量的谋划，由于政府的失察和决策失误，终于酿成“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成为历史的重要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