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潘汉年背后的女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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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潘汉年背后的女地下党
祝华新 党报旧闻 2015-04-05
197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做结肠癌手术。手术前，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问有什么事需要交代，陈云只谈了一件事：潘汉年案件需要复查！
中共隐蔽战线最出色的特工潘汉年，1955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上突然被捕。起因是1954年饶漱石倒台，莫名其妙地牵扯到潘汉年的部下扬帆及当年与汪伪的联络人胡均鹤，等到1955年初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主动把历史问题讲清楚，潘汉年终于下决心和盘托出抗战时期被“挟持”到南京面见过汪精卫这块心病。虽然中共高层一直有打入日伪内部的指示精神，虽然与汪精卫并无不妥谈话，但与头号“大汉奸”的会见，终究是潘汉年一生的污点。
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大怒，立下断语“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而且当天就作出了逮捕的决定。公安部长罗瑞卿带着便衣来到潘汉年下榻的北京饭店，把他直接投入监狱。等待潘汉年的，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三项骇人听闻的罪名。
陈云早在上世纪30年代做过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是潘汉年的前任。他深知，潘汉年案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潘汉年个人，还关系到整个隐蔽战线的冤假错案平反问题。
董慧：我就做囚徒的妻子
潘汉年的第二任妻子董慧，香港商会会长、道亨银行商的千金小姐，1938年加入共产党，出于一腔爱国热情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在马列学院与同学江青同住一个房间。在延安，董慧爱上了风度翩翩的潘汉年，尽管他大自己12岁，并且另有家室。如愿以偿成为潘汉年的妻子后，董慧义无反顾地陪伴潘汉年颠沛流离，分担地下工作的风险，还用银行家父亲的钱资助党。
在董慧的陪伴下，从中共首脑、莫斯科共产国际，到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汪伪特务头目、侵华日军大佐，从海派文人到前朝遗老、当今权贵子弟，从外国牧师到中国黑社会地痞流氓，潘汉年周旋其间，与盘根错节的各方政治力量觥筹交错，纵横捭阖，不动声色地搜集到一件件战略情报，巧夺天工地结成一个个策略联盟。从新四军反日军扫荡，策动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到解放后接管大上海；从上海沦陷时安排知名人士离沪、香港沦陷时解救文化名流脱险，到新中国开国大典前护送民主党派要员北上参加新政协……夫妇俩在秘密战线，为中共建政，立下汗马功劳。
解放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风云突变，潘汉年落难。董慧与丈夫关在同一座监狱6年却不能见面。潘汉年被判无期徒刑、押解农场改造时，组织上告诉董慧，她自己可以释放、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去香港探亲，条件是必须与潘汉年解除婚约。董慧拒绝了，她平静地告诉党：
如果将汉年流放到农场改造，我就做流放者的妻子。如果将他囚禁一辈子，我就做囚徒的妻子，陪他坐牢。
董慧陪伴丈夫，从功德林监狱到秦城监狱，从京郊农场到湖南省公安厅洣江劳改茶场，在缧绁之中苟延残喘。
1963年潘汉年曾被短暂“假释”，住在北京南郊一个农场，夫妇俩可以进城走动。慑于政治压力，夫妇俩不愿意“连累”别人，而过去的熟人朋友这时候也避之惟恐不及。但解放前知识沙龙“二流堂”堂主唐瑜是个例外。每到星期天，潘董夫妇进城就到唐瑜家做客。可以想象，这样的欢聚给潘董夫妇悲苦的心灵带来多大的慰藉！
“文革”狂风骤雨将至，潘汉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罪证的情况下，又被判了无期徒刑。董慧进城跟老友作别。唐瑜1983年初在人民日报谈潘汉年的文章《哀思和忆念》补遗中，提到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潘董在唐瑜家中有时遇到另一对老友孙师毅、丽敏夫妇，董慧在送给他们家小孩的饼干盒中放了一张告别纸条：
“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不知是自己粗心，还是董慧怕唐瑜伤心，在送给唐瑜小孩的饼干盒内没有发现同样的字条。很多年后，唐瑜还记得跟董慧最后晤面时的“冷漠表情”，“现在想来，有一种凛然挺身上刑场的神态；我在想着阿董咬紧下唇为潘砌坟修碑时的倔强英姿”。
潘汉年生命中的最后2年，以一个劳改犯之身，在湘赣边界井冈山下的一个劳改茶场度过。
钟叔河先生1983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回忆在湖南茶场与潘汉年的偶遇。钟叔河因为“右派”和攻击“文化大革命”，领刑十年。听说来了两个“特殊犯人”，被安顿在场部废弃了的澡堂子里。
老太婆白发垂耳，形容略现凄清而颇矜持。老头躯体微伛，面目清癯，却显出一种安详的神态。和老头同时运来的有许多书籍、几支钓竿和一台电视机（到茶场后很快就拿去“维修”了）。
据说政府发给这两个“特殊犯人”的生活费用并不少，而老两口自理生活的能力却非常差：
“老家伙拿了个鸡，左割右割。鸡没有割死，鸡血倒抹了一脸。那么大的反革命，却杀不死一只鸡。”
“老太婆把一条鱼囫囵放在锅里煮。鱼肉、鱼肠、鱼粪、鱼胆煮成一锅汤，全都倒掉了。”
在茶场，董慧拖着狱中被打断的一条腿，外出要拄拐棍或坐轮椅。每天清晨和薄暮，潘汉年推着妻子外出散步，晚上就在平房住所里轻轻絮语。茶场派去照料潘汉年夫妇生活的同事，从这对苦命夫妻的谈话中，好几回听见了“延安”两个字。
潘汉年没来得及等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住院检查时才发现，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1977年4月14日去世。
潘汉年病逝后，国内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1978年5月，董慧的弟弟、弟妹受旅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亲人的共同委托，从香港赶到湖南看望董慧。弟弟流着泪，恳请姐姐跟自己回香港治病养老：
人生一世，兄弟姐妹一场，我们得尽点责任。姐姐，同我们去吧。
董慧缓缓而坚定地摇摇头，说：
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你们的情意，我心领了。我不能离开，因为你姐夫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不能让他沉冤莫白，有污一世英名呀！
弟弟、弟妹只好含泪而去。
北京的好消息相继传到湖南劳改茶场：党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董慧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勉撑病体，不断给“文革”后复出的潘汉年老战友写信，泣血呼吁为丈夫平反冤案。因为神经过于紧张，董慧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农场同事听见老太太半夜凄凉的喊叫：
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
有时候大白天，董慧也像以前老潘还在的时候那样絮絮叨叨说些话，尔后痛不欲生地哭泣，直到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1979年春节刚过，董慧血压急剧上升，脑溢血抢救无效。这位曾经的香港阔小姐，追随丈夫而去。临终时身边只有一只丝绒玩具狗相伴，还是兄弟从海外探监时带给她的。
关露：阳光找不到她身上
潘汉年落难，连累了一批当年与他一道受党派遣做日伪情报工作、与他一道牺牲个人名节的“地下党”，如抗战前谋刺亲日派汪精卫而名动全国的热血青年华克之，与范长江一道发起“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报人恽逸群。还有一位30年代“中国前进的女诗人”关露。
关露很早就在左翼文坛上展露才华。从她为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撰写的主题歌《春天里》，可以想见当年关露春天般的天真活泼、意气风发：
春天里来百花香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为了吃来为了穿
昼夜都要忙
没有钱也得吃碗饭
也得住间房
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关露1932年秘密入党，遵照叶剑英签署的中共南方局电报指示，被安插到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身边，做潘汉年的内线。潘汉年当时叮嘱关露说：
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党交待的难堪的任务，回到上海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后来又奉命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去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为党搜集日本情报，而不惜自己沦落为可耻的“汉奸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不仅不能载誉归队，等待她的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惩办汉奸通缉令。中共不想暴露当初与日伪间的秘密联系，没有出面澄清关露的真实身分，只是把她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冷藏”起来。关露在根据地街头遇到上海来的爱国青年，被当众骂为“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当时的新四军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整风运动中，她被拘留审查，一直到潘汉年到新四军去，为她作了证明，陈毅为她写了批示，才重新获得自由。
关露在抗战胜利后曾给《新华日报》投递诗作，却被要求更换一个名字才能发表。党内同志劝她：
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关露听了，失声痛哭。
更大的打击等着关露。她与抗战前的老朋友王炳南重逢，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热度。王炳南当时是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正在参加国共谈判。据说邓颖超知道他与关露的情感纠葛后，赶到机场截住准备去见关露的王炳南。邓大姐语重心长地说：
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服从党，给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件事给关露致命的一击，在失去爱人的那一刻，当年的浪漫诗人就已灵魂出窍、精神死亡。剩下的躯壳，还要不断受到组织上的羞辱和摔打。从解放前的整风运动，到解放后的反胡风、潘汉年案、“反右”、“文革”，每次她都在劫难逃，被捕四次、坐牢十余年。
1957年那次出狱后，电影局没有给她分配具体工作，却动员她退休。关露听话地办了退休手续，在北京郊区香山租了房子住下来，那一年她刚满五十岁。在香山，她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党的女儿刘丽珊》。小说还没出版，1967年又因潘汉年案件牵连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又度过了8年漫长的岁月，留有《秦城诗钞》11首，诸如：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直到1982年，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纸通知《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党终于公开澄清当初委派她到上海做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但这迟到的坦白，对阅尽世态炎凉的关露已经无关痛痒。这年冬天，满头白发、周身病痛的关露在陋室中，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死去（一说吞安眠药自杀），枕边惟有一只塑料娃娃相伴。谁还记得当年《十字街头》那个春天般的姑娘，谁还记得那首欢快的电影主题歌《春天里》：
贫穷不是从天降
生铁久炼也成钢
只要努力向前进
哪怕高山把路挡
遇见了一位好姑娘
天真的好姑娘
不用悲，不用伤
人生好比上战场
身体健，气力壮
努力来干一场
身体健，气力壮
大家努力干一场
关露这个“天真的好姑娘”，曾经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发誓跟着党“大家努力干一场”，谁料想最后竟是孤身一人凄凉弃世。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闻讯悲愤地说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王莹：被“第一夫人”封杀
阳光照不到当年的战士身上，这几乎成了很多“地下党”解放后的宿命。
王莹，早年在上海击败江青出演话剧《赛金花》主角。而江青“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赛金花》导演于伶语），终于在解放后让王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莹15岁入党，因主演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名噪上海滩。她不仅演出话剧和电影，还有清新隽永的散文、游记和影评见诸报端。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1933年加入中共的“地下党”，虽然已有妻室，也是王莹忠实的“追星族”。
周恩来和白崇禧都大度包容了谢和赓与王莹的感情纠葛。1942年受周恩来委派，谢和赓与王莹联袂赴美，宣传中国抗战，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黑人歌星罗伯逊夫妇、留美作家林语堂等相得甚欢。连罗斯福总统也摇着特制的手摇车来到剧场，与总统夫人和副总统一道，观看了王莹演出的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姐姐寄来的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及登有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在1950年2月22日跟王莹正式结婚。
1955年，王莹陪伴谢和庚回到新中国。以他量在旧中国、在美国展露的卓越才华，本应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奈这一年潘汉年案发，当年的“地下党”都人心惶惶。谢和赓被安排到《世界知识》杂志做编辑，王莹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2年后，在“大鸣大放”的“阳谋”中，谢和庚不知轻重地建议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对人民开放，理由是：
在1925年段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结果，中南海开放不成，谢和赓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埋头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树砸倒，腰部受重伤，勉强拣回一条性命。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出面干预，谢和赓才得以重返北京。
从丈夫发配北大荒之日起，王莹就知趣地辞别原单位，把家搬到远离首都喧嚣的香山狼见沟，极少与老朋友来往。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便餐，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并鼓励她不要消沉，好好写作。
然而，“文革”狂潮中，1967年，江青授意一伙造反派挥舞着木棒钢鞭，扑到狼见沟，不由分说将谢和赓、王莹夫妇抓走，以“美国特务”的罪名，双双投进秦城监狱。谢和赓和王莹被分别关押，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一关就是整整8年！
江青亲自下令红卫兵抄王莹的家，王莹家中的许多珍贵物品都被当作“四旧”毁掉了，其中就有江青耿耿于怀的与王莹的合影十余张。
谢和赓在秦城狱中两耳失聪。1975年春，周恩来指示将谢和赓释放，安排治疗。恢复自由的谢和赓，迫不及待想带上妻子回家，却收到了一张写着王莹囚号“6742”的死亡通知单，原来王莹已在1年前被迫害致死，死前已经瘫痪在床！
当谢和赓回到香山狼见沟寓所时，已经不会说话，不会哭笑，成天只能目光呆滞地看着他和王莹的合影。当年风流倜傥、机敏过人的机要秘书，形同废人。
“地下党”的遭遇，涉及政治伦理
潘汉年的落难，涉及政党政治伦理。在解放前，潘汉年每次对国民党和日伪的出手试探，都隐隐牵连着中共首脑的政治企图，体现着共产党在夹缝中奋力求生的顽强意志和灵活手腕。但因为这些尝试与台面上公开的政治宣示意旨不合，只能心照不宣。功成不会被大肆宣扬，事泄当然会翻脸不认人。
作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迫于压力在潘汉年判决书上签了字。曾经与潘汉年在秘密战线生死与共的很多老战友，保持着难堪的沉默。倒是跟他长期感情不和的前妻许玉文，以一个家庭妇女的没遮没拦，为前夫鸣不平：
老潘做了这许多年革命工作，做错些事是难免的，哪里能算反革命？共产党样样都好，只是翻脸无情，没有调查清楚，便大张旗鼓不惜牺牲人，虽多年老同志也不在乎！
周恩来煞费苦心，嘱咐上海“中央特科”出身的李克农，于1955年4月29日给中央提交了一份有关潘汉年案的报告，提出了潘案的五大有力反证。“文革”后，陈云主持的中纪委正是从李克农的这份报告入手，解开了潘汉年尸骨上的枷锁。
李克农1961年病重，知道来日无多，郑重提出：
“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同时也可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夏衍等人的回忆文章，为潘汉年、董慧、关露、王莹辩诬。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推动下，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此前的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宣布：“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这些秘密战线的情女幽魂，为了革命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美丽的生命，而且是个人和家庭的清白声誉。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旗帜下，她们被岁月遮蔽和玷污的冰清玉洁，终于走到了灿烂的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