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东欧的“犬儒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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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东欧的“犬儒化”阶段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二战后东欧被按照“莫洛托夫计划”进行苏式改造，使它们变成了“地理上移动的苏联复制品”。不管原来的基础条件如何，统统强制搞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私人企业，取缔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和实行计划分配。
到1948年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工业的84%、罗马尼亚工业的85%、保加利亚工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了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会被送去劳-改，在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以这样的罪名遭到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东欧人的压抑情绪可想而知。
1953年STL去世，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同年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闻风而动。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效应下的连锁反应，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改革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出笼，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1956年和1968年，波、匈、捷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克宫明确指出，阵营国家只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想要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
1956年，匈牙利街头被毁的苏联坦克
捷共领导人姆莱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反苏式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人扶植的“莫斯科傀儡”的“合法性”严重失缺，靠坦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只能暂时控制局面，那些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无法“咸鱼翻身”获得原谅，于是他们不得不调整策略，在严控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民间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他们企图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造成的民族创伤。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外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逐渐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
赫鲁晓夫楼
到19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各国靠借债收买人心，谁都不去考虑“击鼓传花”的最后接棒者，“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波兰在盖莱克阶段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在1970年代初波兰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著名。到19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
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剧变后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于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东欧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从“螺丝钉”到消费者
一时间东欧处在“土豆烧牛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Communist Party发生了转型，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它从倡导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
1986年罗马尼亚街头排队领取食用油的人民
上层丢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追求，抛弃了清教徒式的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剥落，统治者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他们对理想、初衷许诺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只对政权本身表现出贪婪。体制的“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开始了“洋葱从心里烂”的过程。
正如持-不-同-证件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STL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一种流行的统治手段，官员们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波兰产小汽车
过去当局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则希望国民成为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这样容易用物质来消解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猪圈里的猪”。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从此不但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容易让人沉醉于偏安苟且的物质追求，所以执政者也时不时出台些需要“叩谢皇恩式的福利”政策。
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目标。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
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就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19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
卡达尔·亚诺什
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非常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只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的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Communist Party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加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收买”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犬儒化阶段”。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
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福利是需要自由作交换的。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脑袋撞不破墙壁”
但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为什么会有犬儒化的局面。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
匈牙利事件后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200万）的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
在和平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靠庞大的强力部门和军警宪特来维持运转。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最好办法是把专-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态度的转变并不是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而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的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
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上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
米兰·昆德拉
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
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
埃米尔·齐奥朗漫画像
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承受能力，“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