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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被他开启

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被他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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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被他开启 | 宗教改革500周年

原创 2017-10-31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
马丁·路德的一生或许正应了这句经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


五百年前的今天,1517年10月31日,德国东部小城维滕堡,时年34岁的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教堂的大门上,批评教会的一系列堕落罪行,尤其是兜售赎罪券的行为。这一举动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马丁·路德(1483-1546)画像

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提出,张贴论纲这一戏剧性场面很可能是后世叙述的建构,但潜伏已久的对罗马教会的不满确实被路德激发出来,事态的发展也渐渐超出他的控制。各路人马——诸侯、教士、农民,纷纷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起事。《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不到三十年,马丁·路德去世,但燎原之火已被点燃。由路德而起的宗教纠纷演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前身)内战,又进一步扩大为整个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即“三十年战争”。

1817年一幅宗教改革宣传画。注意:直到此时的艺术品中,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仍非路德本人。路德在教堂大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开启宗教改革的戏剧性场面是被历史逐渐建构出来的。

有历史学家统计,德意志各邦国约60%的人口在这场“最惨烈的战争”中丧生。1648年,战争终于平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而世界却早已不再是路德之前的那个世界。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被路德所开启。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诸多根基性的精神与制度,无一不受到宗教改革的重大影响或直接由其塑造。

今年的10月31日,德国将全国放假以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同时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德国福音教会(EKD)为了迎接这个历史性时刻,准备工作甚至从十年前就已开始。


威滕伯格市政厅上的庆祝海报

五百年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反复纪念,1617开始的几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及其他几个路德诞辰日自身都成为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历次宗教改革纪念都是高度政治性的,路德的形象和宗教改革的含义也在这一次次纪念活动中被不断改写、阐释,正如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示。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宗教改革”,早已不仅仅是十六世纪的一个历史片段,而是一座意义之塔,每一层都由某一时代特定的历史阐释构成。这座未完工的塔已搭建了五百年,今日仍在生长之中。

对中国人而言,站在五百年纪念的节点重新审视宗教改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今年1月,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30周年之际,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在谈及为何这样一本谈论“新教伦理”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受到的关注却远超与中国文明问题直接相关的《儒教与道教》时,李猛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更关心的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问题,中国的命运,是放在这一文明的视角中考虑的。”

话语权的争夺

众所周知,宗教改革使得基督教又一次“分裂”了。与上一次形成天主教、东正教“一对一”的东西分裂不同,这次分裂形成了“一对多”的局面(天主教会对各个新教教会)。路德宣称“因信称义”,人们无需教会的中介,每个人可以也应当直接阅读圣经、崇拜上帝。这必然会导致对圣经、教义的多重理解和各式教会的兴起。新教内部不同教派直接的斗争有时并不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来得缓和。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对路德的纪念成为了各派争取话语权的机会。


去年10月31日,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左)与世界路德教会联合会主席约南在瑞典隆德大教堂,参加宗教改革500年纪念活动,教皇呼吁基督徒和解。

1617年,宗教改革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不过这其实并不寻常,因为在此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们都是纪念各自诸侯决意皈依新教的日子或路德的生辰,《九十五条论纲》被提出的日子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1617年正是一个历史关键时期,当时的欧洲因宗教冲突而积攒的矛盾已到达顶点,事实上“三十年战争”正在第二年爆发,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新教各教派为团结民众,显示自己对于改革运动的合法继承,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举行纪念路德的活动。于是《九十五条论纲》发布百周年成为了纪念的理由,后来作为传统延续了下去。


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上贴《九十五条论纲》的画像

最开始是由加尔文宗而非路德宗,提出了要在这一年纪念的想法。很多路德宗神学家本来对此颇有疑义,然而加尔文宗即已抢先,路德宗也不得不在这一年同期举行纪念仪式,以免丧失历史阐释的主动权,这一行为了得到了政治势力即新教诸侯的大力支持。有意思的是,新教的举动逼迫天主教会也不得不在1617年有所作为。因为认为新教“逆党”僭用了“jubilee”(禧年,天主教定期纪念及大赦的年份)的概念,教皇保罗五世宣布1617年为特殊的“jubilee”,特别增设禧年庆典以显示正统所在。而按照原定安排,下一个“jubilee”本来应该到1625年才举办。

时局一旦平息,对纪念活动的热衷也骤然降低。“三十年战争”之后,加尔文宗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了合法地位,对路德在维滕堡的事迹便不再有兴趣。当又一个百年纪念1717年来临时,纪念活动基本局限于路德宗内部。

1817年是一个重要转折,对宗教改革的纪念再次复兴。正是在这一时期,宗教改革才渐渐被赋予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历史作用”,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进步”运动。

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三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也被以一种“现代”的眼光进行审视。对权威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多元信仰共存、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铺垫,成为了宗教改革的新内涵。某种意义上,马丁·路德被“歪曲”了。卡尔·马克思曾对马丁·路德有经典的论断:“他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深刻揭示了马丁·路德的原始动机,即复兴宗教才是他的本意,只不过这在十九世纪被很多人有意地遗忘。世俗性意义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性意义。

同样在十九世纪,路德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1817年11月3日的一场纪念宗教改革的演讲中,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对参与抗议拿破仑游行的学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神圣罗马帝国正是在不久以前的1806年因拿破仑的攻势而解体。当普鲁士承担起形塑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任时,宗教改革运动及马丁·路德成为了重要的民族主义精神资源。1883年,德皇威廉一世下令国内全体新教教会庆祝马丁·路德诞辰四百周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造成的分裂状态一度使德意志民族在统一的道路上更加艰难,但他此时已成为了民族主义的象征。


1917年的一张宣传画,路德(左)与俾斯麦并列,他们在这一时期都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重要资源

马丁·路德在二十世纪

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德国历史的进程,马丁·路德的形象发生了数次反转。第三帝国时期,马丁·路德被和希特勒并称为“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二战之后,在反思一切传统的浪潮中,马丁·路德又被重新审视。


1933年10月31日,法西斯政权下的德国教会庆祝路德日。法西斯旗帜上的DC为Deutsche Christen缩写(German Christians)

更具戏剧性的是马丁·路德在东德(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短短几十年之中,他经历了“阶级敌人”到“民族英雄”的身份转变,数次周年纪念成为了推动这一话语叙述逻辑变化的契机。

在东德,对宗教改革的纪念从来是一件大事,并且是官方行为,变化的是路德的形象。东德早期,宗教改革被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评价,相比于神学观点,“阶级立场”更被看重。很不幸,路德在这方面相当“反动”。

1524年,德国爆发农民战争。这场反抗贵族和教会压迫的农民起义直接由宗教改革运动所激发,农民也对马丁·路德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盟友,领导人民反抗强权。然而马丁·路德让他们失望了。他严厉斥责暴动的农民,将其称为“失去理智的疯狗”。马丁·路德与庇护他的贵族结为同盟,而贵族们最终用武力平息了起义。这种态度,既出自路德自身对革命的消极看法,也因为他不得不考虑自身处境,配合贵族的立场。

正因如此,马丁·路德在东德的前二十年被定性为“王公贵族的走狗”(Fürstenknecht)和“屠杀农民的刽子手”(Bauernschlächter)——这两个词出自恩格斯。对宗教改革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进行,只不过主角变为了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宗教改革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

闵采尔被印上东德的五马克钞票,大街被以闵采尔命名,关于闵采尔的传记电影和一系列文艺作品也相继推出。新的英雄诞生了。


东德五马克钞票,钞票上人物为宗教改革时期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

不过,马丁·路德并没有经历太长的压抑,很快就被恢复了历史地位。随着柏林墙建立等一系列事件,东西德的较量日渐深入。东德官方意识到,他们不能浪费宗教改革这一巨大的历史资源,这是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道统”之所在,而真正继承宗教改革就不可能完全抛弃马丁·路德。东德官方为宗教改革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间找到了联系:宗教改革被定性为“早期资本主义革命”(frühbürgerliche Revolution),而这是进一步共产革命发生的必要过渡步骤,因而有其“进步性”。

一系列巧合使得纪念活动意味深长地具有了双重意味:1967年,同时是宗教改革450周年和十月革命50周年;1983年,同时是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和马克思去世100周年。1967年的庆祝活动上,马丁·路德的肖像和闵采尔、列宁、瓦尔特·乌布里希(时任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肖像被同时挂上了维滕堡的街头。1983年,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亲任马丁·路德纪念活动总指挥,高调宣布:“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自此,马丁·路德重新成为了全体德国人的英雄。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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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500周年︱《九十五条论纲》辨讹
马万利(大连理工大学)
2017-10-30 14:17  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夜,德意志的天主教教士、维滕堡大学神学教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给主教阿尔伯特写信,寄去一篇神学论纲,标题为“马丁·路德关于赎罪券力量与效用的抗辩”。路德的论纲列举了95个神学论题,后人习惯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中文又作《九十五条信纲》)。
一石激起千层浪,正是这份《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欧洲近代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宗教改革。但是,或许正由于其突出的历史地位,后人在这部文献以及相关的历史要素上附会了很多神秘化、神化的叙事。
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的教堂的大门上,以示抗议的决心和欢迎辩论的自信心。这种说法子虚乌有,一个习惯于常识思维的人会看出其中的破绽。试想,九十五条,用拉丁文写,即便每条只有几句话,也应该是一篇长文,教堂大门有多大面积,能钉得上吗?还有,为什么要钉,而不是贴——如果是钉,那可能是用牛皮纸或者羊皮纸写的,如果是贴,可能是用普通白纸写的?最后,不管是动物皮纸还是植物纤维纸,是钉还是贴,日晒雨淋,它维持了多久,有没有人前来拜读,有没有人“揭榜”,又有没有人站岗守护?更主要的,路德会天天守在教堂大门旁,等待他人前来辩论吗?
这些质疑难免八卦之嫌,但或许能够引领我们探寻真相。故事的真正版本很简单,但其背后的宗教与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

纽伦堡版《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
在大约公元500年至1500年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教义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指南,教会担负着引领精神生活、指导世俗生计的责任,教堂是信众的精神和肉体归宿,宗教仪式是善男信女的日常。1054年基督教遭遇第一次大分裂,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主要在欧洲西部,其最高权力机构多数时期驻扎在罗马。罗马教廷将欧洲划分为若干大教区,在每个大教区建设大教堂,任命大主教治理,很多大主教身着红色教袍,称“红衣大主教”。但是,或许正因为地位显赫,天主教会日益腐败。到15世纪,上至教皇下至牧师,都存在普遍的生活放荡。越来越多的教职由文盲充任,教士不忠于自己的职守,兼职和旷职现象愈益普遍。各级教士贪婪成性,为了敛财,甚至出售和出租宗教场所。
中世纪的欧洲有统一的宗教权威,却没有统一的世俗权力。在基督教信仰的“大屋顶”下,各地君主把持一方。到15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凭借古罗马帝国的名号,对欧洲众多地区声称拥有统辖权,是名义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但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以德意志为主体。德意志是一个封建的君主国家,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伯爵、美茵茨大主教等拥有庞大的领地,并作为“选帝侯”轮流占据德意志君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号。维滕堡是萨克森邦国内的一个自由城市,有高度的自治权。19世纪中期俾斯麦统一之前,“德意志”这个称谓的政治意义还不如地理意义,以至于德国近代历史学家F.席勒感叹:“德意志国,它在哪里?我找不到它。”
教会腐败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出售“赎罪券”。赎罪券(indulgence)本意为赦免,是基督教最初的正统教义之一。天主教罗马教廷宣称,耶稣与圣徒的血组成充沛的“善功”,天主教会可用以赎免人子的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证明过赎罪券的神学正当性。14世纪初,教皇克莱蒙六世宣称,赎罪券是教会的“宝藏”,可颁发给参加朝圣、善功或十字军东征的人。到路德时代,赎罪券被进一步泛化。教皇列奥十世出生于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热衷于赞助艺术。为筹集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款项,他发售“赎罪券”。列奥十世称,信徒即便没有善功,只需认购赎罪券,也可以洗清原罪,灵魂得救,而出售赎罪券的教士可获得三分之一所得。这明摆着是在骗人钱财,而且手段并不高明,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日复一日忍受繁琐教规约束的人来说,购买赎罪券无疑是一条通向天堂的捷径。

木刻画 出售赎罪券
神圣罗马帝国向来是罗马教廷的重要财源地,德意志被戏称为“教皇的奶牛”。列奥十世许诺勃兰登堡教区红衣大主教、美因茨的选帝侯和主教阿尔伯特,可截留一半出售赎罪券所得。阿尔伯特找到了经验丰富的教士约翰·特策尔,此人早在1503年就开始受命兜售赎罪券。特策尔以托钵僧行事,到维滕堡出售赎罪券,布道称“钱币入箱叮当响,灵魂即刻升天堂”。他进一步宣称活人可以替死人购买赎罪券,还大胆出售未加教廷圣印的赎罪券。特策尔收获颇丰,直到遭遇路德的反击。
马丁·路德出生于萨克森,1512年29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萨克森教区神甫,并获得萨克森邦国内维滕堡大学神学教职(该校现与哈雷大学合并,称“马丁·路德大学”)。路德是虔诚的基督徒,谙熟并笃行天主教的各种教规,发愿终身不娶,矢志于传播上帝的福音。一次,路德读到《圣经》中保罗“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训诫时,顿觉彻悟。他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认为信众不需要通过教士,甚至也不需要借助祈祷、忏悔等宗教仪式,只需要凭着内心的信仰,就能够感知上帝。这样一来,教会成为救赎过程中的外在甚至多余的机构,而赎罪券更是骗人的把戏。
为了驳斥特策尔关于赎罪券的谬论,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摘录如下:
奉主耶稣基督之圣名,出于探求真理、启迪众生之需,神父并艺术及神圣之学学者、维滕堡大学常任讲者马丁·路德拟就如下论题发起公共辩论,并希望不能参加辩论者提出书面意见。阿门。
01. 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4:17),他是希望信徒们终身都不忘记悔改。
05. 教皇没有赦免罪的意志和权力,他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力或教会法典对人施加的惩罚。
08. 教会法典的悔罪条例只适用于活人,而不适用于死者。
28. 当钱币掉到箱中“叮当”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益和贪欲;至于代祷能否起作用,完全靠上帝的意志。
35. 鼓吹说购买赎罪券后就不必受炼狱之苦,亦无必要忏悔,不符合基督之教导。
45. 人若看见弟兄困苦却不施加援助,反用将钱用于购买赎罪券,他能得到的,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
62. 关于上帝的荣耀与恩典的神圣福音才是教会的真正宝藏。
86. 教皇是当今富翁中的富翁,敌过古时大富豪克里沙士,那他为什么要用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是自己掏腰包去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
在当时,提出论纲是神学家的特权,围绕论纲进行辩论是通行的神学学术研讨方式。如果想发起一场辩论,惯常的做法是,神学家提出论题,让大学出版社印制并公开张贴。在维滕堡,大学当局要求论纲在每一座教堂张贴。在1516至1521年间,路德在维滕堡共准备了20套论纲供公开辩论,《九十五条论纲》是其中的一套。比路德更早,后来成为路德好友和新教徒领袖的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写过“151条论纲”,落款日期是1516年9月16日。1517年4月,卡尔施塔特又写了一套论纲,其神学观点比路德更激进。卡尔施塔特直接将这套论纲贴在了维滕堡最大的教堂“万圣大教堂”的大门上,当时这座教堂正举办“圣物展”。
路德比卡尔施塔特温和,也更加谦卑。在公开论纲之前,他先将论纲寄给身居美因茨的阿尔伯特主教,因为后者不仅是自己的教阶上级,而且是赎罪券在本地的发售人。路德希望获得阿尔伯特的认同后再公开张贴。在信中,路德提醒阿尔伯特警惕有人以他的名义,将信众带离福音。路德在信中没有谴责赎罪券及相关教义,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担忧:在某些教士的鼓吹下,信众会误解赎罪券的意义,相信任何罪都可以通过赎罪券得到宽恕,惩罚得到豁免。
至于路德选择在万圣节前夜将信寄出,目前没有文献能够提供解释。实际上,10月31日是一种源于远古欧洲、近似于“鬼节”(Halloween)的节日。后来,为匡正信仰,天主教会把后一天即11月1日定为“天下圣徒之日” (All Hallow’s Day),即“万圣节”。今天,西方习惯将10月31日称为万圣节前夜,在这个夜里举办各种活动以迎接万圣节的到来。我们不妨推测,路德在万圣节前夜寄出论纲,含有祛魅归宗的用意。
阿尔伯特可能在11月底才收到路德寄来的论纲。他认为路德的论纲充满了异端邪说。他没有按照惯例将路德的论纲印制张贴,而是要求美因茨大学的神学家们发表意见,并将论纲寄往罗马,请示教皇明断。可以推测,正是经过阿尔伯特和神学家们之手,路德的论纲被流传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印刷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上,欧洲的书籍是由抄写工用墨水在羊皮或牛皮纸上书写而成,少数时候也书写在纤维纸上。11世纪,中国人提出了活字印刷的理念,但由于材料与工艺的限制,直到19世纪,中国的大多数书籍仍然通过雕版印刷而成。历史上,中国的重金属冶炼技术比较先进;15世纪,德意志的合金工艺发达。大约1436年,德意志工匠古腾堡冶炼出一种硬度适当的铅合金,可用于制作活字,实现了活字印刷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在此基础上,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有了这种印刷机,书籍复制速度空前提高。4位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能够印制3000张纸(单面),平均每张纸所需时间为15-20秒。最初的机器印刷品多为宗教作品,包括赎罪券。古腾堡印制的1,300多页的《42行圣经》据信是历史上第一本机印圣经。新的印刷术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控制,市民不再限于到教堂聆听布道,他们可以自己阅读《圣经》。不夸张地说,印刷术对于马丁·路德《九十五条信纲》的传播以及新教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被视为与新航路开辟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件。

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复制品,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森市国际印刷博物馆。
有了机器印刷,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半个月内传遍德意志,在一个月内传遍欧洲。人们惊呼它是天使播撒下来的。拉丁文的论纲在巴塞尔被翻印成4页的手册,在莱比锡和纽伦堡以海报的形式张贴。是年末,纽伦堡的神学家卡斯帕·奴蔡尔将其翻译成德文。论纲的广泛传播使路德陷入一场又一场书面或当面辩论。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辩论超越了当时通行的学术范式,预示自己面临教职乃至人身的危险。路德后来说,如果知道事情的走向,他不会发起这个争论。
美因茨大学的神学家建议阿尔伯特禁止路德发表反对赎罪券的布道。特策尔要求将路德作为异教徒处以火刑,次年,他还以辩驳路德的文章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神学家“无为者”康拉德写了106条论纲反驳路德,这篇论纲被印制800份送到维滕堡出售,但被维滕堡大学的学生截获并烧毁。神学家约翰·艾克写信给路德,辱骂路德是异教徒、愚蠢的人。1518年2月,教皇列奥十世首次表态,要求路德所在的教士团敦促其停止传播这类思想,并传唤路德于8月去罗马出庭听证。路德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赶紧写下《关于赎罪券价值争论的解释》,辩称自己没有攻击教皇。接下来,路德先后于1518年10月在奥格斯堡、1519年7月在莱比锡现身,参加辩论。
路德的策略是,不攻击教皇权威,但拒绝收回《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滥用赎罪券的批驳。这一策略差点惹来杀身之祸。1520年底,路德收到教皇的责罪诏书,路德拒不认罪,并烧毁了诏书。翌年,教皇开除其教藉。路德坐稳了异教徒之名,而世俗劫难也接踵而至。1521年4月18日,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宣召,在皇家卫兵的护送下,路德经远途跋涉,风风光光地来到自由城市沃尔姆斯出庭听证。路德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抗辩,但最终被判违法。皇帝颁布《沃尔姆斯谕令》,宣布路德的人身不再受帝国法律保护,人人皆可诛杀。在返回维滕堡的路上,萨克森公爵“智者腓特烈”派人将路德“绑架”,悄悄送到爱森纳赫的沃特堡城堡保护起来。
在沃特堡城堡,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这方便了德意志人通过母语阅读圣经,也是对德语的一次重要改进。1524年,德意志爆发大范围农民起义,起义者以路德信徒的名义,要求废除什一税。路德不认同这种造反行为,认为那是狂热的骚乱,甚至称农民为“肮脏的猪猡”,呼吁诸侯用武力镇压。1525年,41岁的路德与26岁的凯塔琳娜结婚,打破了天主教会教士独身的教令。至此,路德走上了一条背离天主教会的不归路。路德后来指出,他写作论纲时,还是一位“教皇派”,他没有想过,论纲意味着与天主教官方教义的决裂。但是,正是从那篇质疑赎罪券效用的论纲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开始了。1529 年,路德的信徒向罗马教廷递交抗议书,“抗议者”(Protestant)由此成为新式教徒的代称,汉语意译为“新教徒”。基督教会再次分裂,一个新的教派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立为基督教的三大宗派。这场沧桑巨变的源头,正是《九十五条论纲》。

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大会上,油画,作者Anton von Werner (1843–1915)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手稿未见存世。我们无法推断,路德的论纲是用牛皮纸或者羊皮纸,还是用白纸写就。但我们可以确定,路德的论纲是用当时教会和政府的官方语言拉丁文写成。现存最早的《九十五条论纲》是纽伦堡一家印刷厂同年印制的一张布告,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经笔者求证,布告大小38.4*26.7平方厘米;电子版显示,论纲的落款日期为“M. D. Xvii”,拉丁文《九十五条论纲》共计约1,737个单词、10,050个字符。路德后来为推动讨论,曾将《九十五条论纲》抄送给大学同僚,抄本之一经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及汉诺威选帝侯收藏存世。
路德的朋友卡尔施塔特于1517年4月借万圣大教堂“圣物展”之机,将自己的论纲贴在了这座教堂的大门上。后人据此推测,马丁·路德可能效仿此道,在万圣节这个更重大的圣物大游行的节日,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万圣大教堂的大门上。1521年,路德的另一位朋友、也是重要合作者菲利普·梅兰克森著文指称路德曾将论纲贴在了教堂大门上,这是这一传说最早的书面源头。17世纪初,有人创作了版画,描绘路德用巨大的羽毛笔在教堂大门上书写论纲,笔尖穿透狮子的头,狮子代表教皇列奥十世。19世纪德国画家朱利叶斯·哈布纳创作过一幅油画,渲染路德张贴论纲之举。185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组织修缮因火灾受损的万圣大教堂的大门,并命人将路德的拉丁文论纲全文雕刻在了大门上。
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路德研究者欧文·伊塞洛断言,路德在教堂上钉论纲只是一种没有证据的传说。赞同这一观点的后继者给出了更多的理由:一、梅兰克顿并没有亲见路德此举,因为他直到1518年才到维滕堡大学任职。二、梅兰克顿的记载到路德死后才为公众所知,而路德本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教堂大门上张贴过论纲。三、在当时的维滕堡,始终没有出现过关于路德论纲的公开讨论,这也反证了路德的论纲没有被张贴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路德始终强调自己愿意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反对意见,而他给阿尔伯特的信也清楚表明他寄出论纲的意向。今天,大多数路德研究者都认为,有历史证据证明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寄给了主教阿尔伯特,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将论纲张贴在教堂大门上;但民间甚至一些历史教科书仍然愿意相信这一传说。

维滕堡市万圣大教堂大门
无论如何,1517年10月3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十年后的这一天,路德与朋友一起举杯庆祝,为自己当年“戳穿赎罪券”干杯。这个世纪30年代路德尚在世时,各种路德肖像木刻画就大量涌现。一百年后的1617年10月31日,维滕堡的新教教堂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1668年,萨克森公爵将10月31日设立为“改宗节”。自此至今,德国大多数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信奉路德宗新教的地区,都庆祝这个“改宗节”。今年《九十五条论纲》发表500周年之际,德国、美国等国学术机构筹办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世界各地的路德宗新教组织、相关民间团体也在教堂、媒体、网络推出多种线下、在线的纪念活动。
笔者撰文之日,适逢路德发表论纲半个千禧年之际。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纪念活动中,很少有人在意路德当年并没有将论纲张贴在教堂大门上。但是,我们该如何纪念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首先,马丁·路德不是一位激进人士。他最初是正统的神学教士,他发表论纲的方式温和而合乎惯例,他对假借新教名义的农民起义嗤之以鼻。其次,路德批驳对赎罪券的滥用,但不反对罗马教皇;进一步而言,路德反教会,但不反教义。这是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再次,由《九十五条论纲》引发的宗教改革其实是一场复古运动。路德主张回到赎罪券的本意,主张绕过教会回到《圣经》。历史上的不少革新都带有复古底色,这一点耐人寻味。最后,路德从来没有主张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其“因信称义”的教义要求人们从内心深处更加坚定地信仰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不是更宽容,而是更不宽容。对此,马克思一语中的,中译文也精彩传神:宗教改革“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它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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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500周年︱“赎罪券”如何成为众矢之的
邢静
2017-10-30 09:45  来源:澎湃新闻
500年前(1517年)的10月31日(万圣节),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卡斯特教堂中贴出了以拉丁文写成的《九十五条论纲》。连马丁·路德自己都没想到,这竟成了引发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起初他所质疑的,就像九十五条论纲的正式名称那样,只是“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而已。
穷奢极欲的教皇
到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游客,大概很少有人会错过前往世界上最小国家(梵蒂冈)境内的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的前身早在公元4世纪就出现了,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并在圣彼得的墓地上修建了最初的圣彼得教堂,史称老圣彼得大教堂。然而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和战火,圣殿年久失修,门前的庭院杂草丛生,最后成为人们放牧牛羊的场所。1506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定拆毁古老的圣殿,在原址上建造一个崭新的教堂,荣耀罗马。

圣彼得大教堂
之后就是长达120年的重建工作,先后由意大利当时最优秀的建筑师主持设计施工。当首任总监多纳托·伯拉孟特去世时,这时的教皇也已经变成了利奥十世。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教皇出自著名的望族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早在15世纪时已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1428年,他祖父逝世时,留有279221块金币(每枚重约3. 5克)的巨额财富。热衷艺术的美第奇家族长期为文人和艺术家提供保护和资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他们“总共承担制作了几乎所有委托艺术品的一半”。与其他家族成员一样,利奥十世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鉴赏力,他与艺术巨匠米开兰基罗关系更是传为美谈。他曾使愁眉苦脸不善与人交际的米开兰基罗和自己亲近起来,款待以美酒,亲切地和他一块儿回忆往事,交给他以许多创作任务,并让其出色地加以完成。也正是他在1514年选中了艺术大师拉斐尔担任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总监。

拉斐尔
虽然利奥十世继续推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然而这一工程却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按理说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不但像马丁·路德后来说得那样,这位出身豪门的“教皇的财富今日远超过最富有者的财富”,而且作为宗教领袖与世俗大封建主的教廷财源达20余种,有名者如“什一税”是教区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在整个天主教世界,个人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予教会都是不可逃避的义务。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收入要满足文艺复兴时期最喜炫耀和挥霍的利奥十世的需要,居然还不够。他在1513年登上教皇宝座时就对其兄弟朱里亚诺说过一句名言:“上帝已经将教廷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好好享受吧!”

利奥十世
利奥十世最喜爱的娱乐是游猎,也爱与骚人墨客吟诗作赋,更乐于宴饮、演出戏剧或音乐。此公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酗酒寻欢。他宫内仆人竟发展到683人。结果,教廷国库收入仅有32万兹库提(金币),而债务则高达104万兹库提。利奥十世为了应付开销,居然卖官鬻爵,一口气出售了三十九个枢机的职位,所得款项超过教廷的年收入。他还把教皇宫中的地毯、银器以及教廷小教堂祭台的玉像都交给了高利贷者作抵押品,甚至连自己的教皇三重冠也出卖了。可以说,他不仅把前任教皇遗留下来的钱财和本届教廷的收入全部花掉,还欠下大量债务,等于把下一届教廷的费用也提前花光了。
敛财之道
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同时也为了筹集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费用,利奥十世又想到了“赎罪券”。
说起来,“赎罪券”倒不是利奥十世的发明。赎罪券缘起于11世纪,它与苦行赎罪的基督教思想相关联。在基督教的教义里,自从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之后,人类就具有了“原罪”。另外,人本身也常违背天主教诫而犯这样那样的罪行。因此,人死后灵魂洁白无瑕者可以升天堂,生前犯大罪者下地狱(永罚),犯小罪者应在炼狱(即涤罪所)里接受暂时的处罚(暂罚)、净炼后才能升天堂。至于赦免这类罪行——大至杀人、放火,小至骄傲、嫉妒——的途径主要是建立功德,如进行斋戒、请著名的僧侣来为他祈祷、向穷人施舍等。到了十三世纪之后,天主教廷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们声称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的无限功德,圣母玛丽亚以及圣徒们所做的超出了他们自己灵魂拯救所需的“多余”的善功,都被储放在天国的一个巨大宝库之中。教皇可以从这个宝库中取出这些功绩,转让给所有的男女,增加他们的功德;这些功德可以折算成金币,购买“赎罪券”也就有了这些功德。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当政时就公开制定了一个“赦罪价目表”。根据你出钱多少,赦免你的不同罪过。譬如为杀人赎罪开价8个金币,赦免在教堂里通奸的罪行则只需要6个金币。从那之后,这种赎罪的办法渐渐以出售赎罪券的方式进行。教皇们为了搜刮钱财,大量印制票值不等的赎罪券,如同其他有价证券一样,投放市场,雇人沿街叫卖。
即使在宗教氛围浓重的中世纪欧洲,也不是没有人看出“赎罪券”的真相。十四世纪的英国诗人乔叟已在自己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借一位教士之口说:“我所有的教诲都与贪吝等罪恶有关,我尽量夸大,讲得他们非拿出钱来不可,尤其献钱给我。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谋利,那些什么改过自新的一套我却满不在乎。当他们被埋进了地里,即使他们的灵魂采黑莓去,我也管不着!”但教廷不为所动。到了下个世纪,事情变得更加荒唐。教皇西克塔斯四世在1476年颁布的上谕,把“赎罪券可以解救炼狱中的灵魂”列为信条,第一次正式规定赎罪券可以为已死之人的罪行进行赦免——这等于是说,只要买了赎罪券,即使已经下了地狱的人也能上天堂。由于用钱可以换得上帝的赦免,人们凭此便可无所顾忌地犯罪。当时一个罪人说,我不关心我在上帝面前罪孽的轻重,因为我能够借助教皇赐给我的宽恕和赎罪券,轻易地、迅速地获得对所有无论什么样的罪孽或惩罚的完全赦免。换句话说,只要那些阔佬把金币往教皇口袋一丢,就可以烧杀奸淫,为所欲为了。而对于教廷而言,“赎罪券”实在是个无本买卖。因此,在教会财政有了困难时,赎罪券就成为搜刮钱财的一种途径。为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尤里乌斯二世教皇就已经开始发行“赎罪券”,利奥十世登基后不久再次宣布发售赎罪券是正确的。

乔叟
点燃火药桶的火星
到了1515年,罗马教廷又计划向被称为“教皇的奶牛”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发行赎罪券。之所以选中这里,也是因为在当时,就像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那样,“唯独在德意志,正直和敬神仍旧普遍”。
这次贩卖赎罪券,名义上仍然是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而颁发的,实质上却是一场政治与经济交易。1513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德意志名门霍亨索伦家族后裔阿尔勃特被推举到重要的马格德堡主教职务上,不久,又兼任哈尔贝斯塔特主教区的教职。1514年,他又垂涎当时空缺的美因兹大主教(同时也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七大选帝侯之一)。无论就其年龄还是一人兼任三职来说,都是违反教廷法律的。然而,奥格斯堡(今属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家银行为阿尔勃特提供了二万九千金币的巨款,供其打通教廷关节。到了这年8月,教皇终于批准他合法就任此职。为偿还这笔债务,阿尔勃特决定把修建圣彼得教堂的赎罪券买卖扩大到他所管辖的三个教区。计划这次赎罪券收入(50万古尔登金币)的百分之五十归教皇,另外百分之五十还债。为了取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这笔交易的同意,还答应给他三千古尔登金币。这样,由教皇列奥十世宣布的,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勃特承包的为期十年的赎罪券买卖开始了。

1512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疆域
阿尔勃特把推销赎罪券的任务交给了多米尼克会的修士约翰·台彻尔。此人原本是个恶棍,一度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判处死刑(后被赦免),但这时(1515年),由于打着教皇的名义,他得以声势浩大地来到德意志贩卖赎罪券。当时的目击者回忆,“当销售赎罪券的特使快进城时,最前行的是一块大丝绒上张挂的教皇出售赎罪券的通谕,所有的神父、修道僧、市政官员以及学校学长率领全体学生和全城男女,都举旗并点燃蜡烛出处迎接,跟在特使后面游戏唱诗,全城教廷都鸣钟,游戏结束后,队伍来到城里主要教堂,把教皇旗帜在教堂中间挂起来,活像迎接上帝的样子……”

出售赎罪券
台彻尔兜售两种赎罪券,一种是让悔罪者的灵魂早出炼狱,另一种是为那些已经向神甫认过罪井已参观过七座教堂以上的人赦免所有的罪过。他以其如簧之舌诱使人们慷慨解囊,说什么为救出炼狱中的灵魂“把钱投入银箱里;只要当钱落到箱底丁零响着的时候,那灵魂马上飞升天堂了”;“如果圣彼得如今还是在世,那么,他所有的赐福和权力比教皇所有的,不会是更大”。根据当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麦克尼乌斯的市民的说法,台彻尔甚至大放厥词,声称“即使某人与基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睡觉,教皇也有权在天国和人间赦免他,只要他肯把钱扔进钱箱里……”

马丁·路德
这不仅是诈骗而且是渎教,引起了虔诚的德国人的普遍愤慨,将整个德意志变成了一个只待点燃的火药桶。1516年,马丁·路德闻知了台彻尔之事,在礼拜时斥为商人的骗钱术,劝教徒不要上当。虔诚的路德对于赎罪券贩卖者深恶痛绝,认为台彻尔的活动不仅是搜刮人民的钱财,而且削弱了人的忏悔心理,贬低了上帝和基督。宗教热忱和民族感情促使他站出来反对这些“靠贩卖异端邪说敛财致富”的家伙。1517年10月31日,路德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路德不曾否认过教皇权力,也不反对教会的其它教义和信条,他的初衷主要是反对把赎罪券的功效过分夸大,因为赎罪券买卖让人产生犯罪之后可以用金钱来赎罪的心理,这将使罪人逃避惩罚。他甚至在论纲里暗示,倘若教皇被告知实情,会出面制止弊端。尽管如此,连路德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论纲道出了德意志人民对罗马教廷和教会不满的心声,因而这一行动如同在火药桶中投下火种,终于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农民起义将席卷德意志,统一的天主教世界也将被一分为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张小小的赎罪券。

《九十五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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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纪念 500 年前的今天|大象公会
原创 2017-10-31 韩王信 大象公会
这位虔诚神父「正本清源」的呼吁,恰逢欧洲新兴世俗贵族的支持,最后改变了世界。

文|韩王信

1517 年 10 月 31 日,德意志地区天主教奥斯定修会神父兼维滕贝格大学道德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将他写给上级主教和总主教的一封讨论神学的信件的副本,钉在维滕贝格诸圣大教堂的门上。


▍路德张贴论纲的大门

由于这封信件包含了 95 条讨论要点,因此在后世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它讨论的主要内容,无外乎罗马教宗与天主教教廷是否有资格通过发行「赎罪券」来赦免人的罪过,以及什么样的罪过能够得到赦免。

在 500 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地纷纷纪念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有些人将其称为「现代世界的开端」。

这篇《论纲》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在 500 年后依然被全世界纪念?

一切的起源

马丁·路德张贴的这张「大字报」的初衷,只是为了讨论相关神学学术问题,而非是要书写一篇「战斗檄文」来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甚至自创宗派。

在《论纲》中,马丁·路德甚至没有直接指责罗马教廷与教宗,还百般维护天主教会的团结与正统教义,把一切责难都指向那些「宣讲赎罪券」的人。


▍两个教士在出售赎罪券,教皇骑在马上观望。教皇身边有一个十字架,挂着更多的赎罪券,意思是这种作法得到了罗马教会的认可

在一开始,事情也并没有像后世人想象的那样风起云涌,一切都遵循了那个时代神学学术讨论的惯常套路:有人提出一个论题、提议者分条列举主张和讨论要点、想要反驳的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辩论。

更关键的是,作为天主教会惯常使用的一种施行「大赦」的形式,关于「赎罪券」是否合乎天主教教义,以及它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赦免罪过,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不少讨论甚至还有专著出版。

而当时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精神权威、时任罗马教宗的利奥十世,在听说德意志地区出现的事件之后,只是把马丁·路德引起的风波当作是又一次稀松平常的「修士吵架」。


▍利奥十世,原名乔万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

当马丁·路德所属的奥斯定修会勒令其属下修士不得再就此发表意见之后,这位出身银行世家美第奇家族的教宗便彻底把这种无聊的神学问题抛诸脑后。

反倒是不少下级天主教神职人员发现,马丁·路德的这篇《论纲》实属狂妄悖逆,居然胆敢公开质疑圣教会的正式制度,特别是这次发放赎罪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最荣耀的罗马城中最神圣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即「圣彼得大教堂」)筹款。


▍圣伯多禄大教堂

于是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护教精神感召下,不少地区主教、修士以及神学教授,开始大量撰写文章,反驳马丁·路德的这篇《论纲》中的观点。

而路德则继续写文章把反驳他的观点再反驳回去。哪怕到这时,火药味也仅限于天主教会神学研究圈子的内部。

直到《九十五条论纲》传遍整个天主教世界并获得广泛支持那天。


▍九十五条论纲

群众需要你

马丁·路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纯学术」讨论文章居然能够这么火。

《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大教堂门口的第二天,就是天主教纪念全体圣人圣女的「诸圣瞻礼」日,众多维滕贝格市民甚至外乡人都纷纷聚集到维滕贝格诸圣教堂参加礼拜。


▍维滕贝格诸圣堂

读到钉在教堂大门上的《论纲》的人们,迅速被其中「大逆不道」的内容吸引。几天之后,德意志地区境内开始出现《论纲》的手抄本,其拉丁文原稿和德文译本也被送到维滕贝格大学的印刷所付印,以满足整个德意志想要一睹为快的迫切需求。

在两个多星期内,《九十五条论纲》便传遍整个德意志地区,在四个星期后,几乎整个西欧都得知了这篇《论纲》。

这些事件的后果,就是罗马教廷「赎罪券」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教廷的财政状况眼看越来越困难。

然而德意志诸侯和民众对这样的状况喜闻乐见,马丁·路德所在地区的领主萨克森选侯和普通群众纷纷支持路德,把他当成了一个为了德意志挺身而出反抗傲慢无礼的意大利人的英雄,特别是马丁·路德收到教廷的传票并被枢机主教叱责之后。


▍时任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1486-1525 在位,绰号「智者」,马丁·路德的保护者

此后,马丁·路德突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修士,变成了宗教改革的先驱,甚至整个德意志地区的代表。

1521 年,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在古城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召集各帝国诸侯与代表参会。


▍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像,提香作于 1548 年,存于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马丁·路德传唤到场,要求他公开收回其观点并忏悔。马丁·路德在会上得到以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为首的诸侯的支持,拒绝公开忏悔。

据说,在会议最后,马丁·路德抛下了一句「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上帝保佑我,阿门」(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Gott helfe mir. Amen),之后便转身离去。


▍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上发言

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意志各诸侯的从此开始公开的分裂和对抗。信仰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提出的新教义的国度、城市、君主和民众,与罗马教廷及其支持者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和战争。

原先统一于天主教会之下的欧洲,事实上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这一切都导源自《九十五条论纲》。

然而,马丁·路德改革的成功真的就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吗?

从普通修士到改革先驱

反对罗马教廷与天主教正统教义、试图对基督教进行改革或者「复原」的运动,早在马丁·路德之前的七八百年就已经存在。

这些「改革」的内容,主要就是质疑罗马教廷与教宗的权威,反对敬拜圣母、圣人和圣女,反对教会对教义解释的垄断、要求以《圣经》为唯一权威且任何信徒都有权解释《圣经》等等。

不过,诸如法国的瓦勒度派、波西米亚(今捷克的一部分)的扬·胡斯、英格兰的威克里夫等宗教改革先驱,走的都是「群众路线」,力主在普通平民信徒中传播教义、促成改革,而不太重视「上层路线」。


▍约翰·威克里夫,将拉丁文版圣经译成中古英语,即英语世界中著名的《威克里夫圣经》

最终,这些民间性极强的改革运动要么是越来越边缘化,在被迫害的情况下避世不出;要么就是在被教廷定为异端之后遭到镇压进而断绝传承。

而马丁·路德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恰逢其时地生活在 16 世纪初的德意志地区。当时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形势都十分微妙。本是一方诸侯的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有着强大的个人影响力,麾下聚集着诸如莱茵宫伯这样的大诸侯,并在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1529 年画的路德像

马丁·路德及其《九十五条论纲》的横空出世正合萨克森选侯之意。这让他可以利用这篇看起来是在反对教廷压榨德意志的神学文章来激起民意,并招徕志同道合的诸侯反抗新上任的年轻皇帝,进一步对抗教廷,从而提高萨克森本身的独立性和话语权。

而马丁·路德也获得了以萨克森选侯为代表的诸侯们的进一步信任,并乐于为各方诸侯君主所用,只要他们能够为他提供保护。

就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召开期间,马丁·路德遭到「神秘绑架」并实际上被腓特烈三世藏到瓦尔特堡中秘密保护了起来。


▍瓦尔特堡(Wartburg),位于德国图林根,属艾森纳赫市,为罗曼式建筑。由路德因·德·史宾格(Ludwig der Springer)于 1073 年起建,1999 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那里,马丁·路德索性进一步继承了在他之前的「改革先驱者」们的的主张,进一步反对天主教会关于圣事、礼仪、信仰、圣母、圣徒以及《圣经》的传统教义,完全创立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派,后世称之为「路德宗」。

在宗教改革之路上,马丁·路德遇到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充分支持,让他没有像他的先驱者们那样,落得肉体与精神全部遭到消除的下场。

意想不到的收获

马丁·路德引起的这场「宗教改革」对当时和后世的另外两个重要影响,就是貌似由宗教改革运动激发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以及路德对《圣经》的翻译。

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后世对一系列貌似有时间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事件的错误归因,其实叫做「天主教的内部改革」可能更为合适。甚至马丁·路德的改革尝试在开始时也可以算作这场正在酝酿并缓慢进行的改革的一部分。

天主教的内部改革早在马丁·路德写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几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改革过程比较曲折,在马丁·路德之后才逐渐发展壮大,因此才被不少人误以为是受到新教改革刺激的天主教会的反击之举。

由于 15 世纪末西班牙的统一和异端裁判所的设立,不少有改革倾向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纷纷迁居环境更加宽松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和意大利。


▍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得到时任教宗保禄三世支持,1540 年在罗马创立耶稣会

他们在那里创立修道会,尝试对天主教进行内部改革,并在 16 世纪初获得了天主教廷的认可和支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重视科研、教育和向全世界传教而著称的耶稣会。就是耶稣会将天主教与近代西方文明第一次带入了中国。

而在被勃兰登堡选侯秘密藏匿在瓦尔特堡期间,马丁·路德就开始着手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早期高地德语。


▍符腾堡路德故居展出的 1534 年版路德圣经

通过翻译《圣经》,马丁·路德进一步强化了他「因信称义」和「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主张,鼓励人们忽略教会的权威、越过教会直接向上帝祷告和交流、独立阅读《圣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中的文段与教义。

但马丁·路德没想到的是,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对圣经的某些字句有着自己的理解,导致新教在其 500 年的历史里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字句之争而不断产生新的教会与派别。

时至今日,拥有 12 亿 9 千万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只有一个教会。而马丁·路德及其同工开创的新教则有大约 9 亿信徒,分属于 7 个主要分支以及成千上万个互不统属的大小教会与派别。


▍现任天主教教皇方济各

虽然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宗教改革往往与「思想解放」、「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等「社会进步」有关,但实际上,由于宗教改革最开始就是在多个地区同时独立起源,且各改革派别往往都以「恢复正统基督教义」为标榜,加上诸如「唯独圣经」的信条以及对教义细节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的新教派别自创立之初就一边排斥天主教会、一边不遗余力地互相攻讦并试图铲除一切持不同意见者。

当时以归正宗为国教的荷兰政府,号召其公民无差别袭击所有「异端」国家或城市的船只。在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人,更是在 17 世纪协助幕府驱逐同为基督徒的西班牙、葡萄牙人以及镇压和屠杀日本天主教徒。


▍元和大殉教图

在英国,受到宗教改革影响而产生的英国国教控制了国王与议会,并一再迫害天主教徒与更加激进的加尔文派清教徒。

而当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清教徒在上台后,则试图将整个英国都改造为严格遵循《圣经》教导的宗教社会,关闭旅店与剧院、限制体育活动、严格限制人们的着装、甚至禁止人们在圣诞节举行任何娱乐性活动。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对近代世界的塑造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巨大影响,只是马丁·路德自己最初根本没有这个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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