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早安，宗教改革纪念日!

早安，宗教改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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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宗教改革纪念日!
2016-10-31 我们合理的信仰


早安，宗教改革纪念日。Happy Reformation Day！

499年前，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上了他著名的“95条论纲”（95 thesis），也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

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16世纪初，罗马教廷修建梵帝冈圣彼得大教堂，缺乏资金。于是教皇谕令出售赎罪券，以征集足够的资金。凡自认犯罪者，可以购买赎罪券以赎罪。为了增加推销效果，赎罪券推销员宣传说：“钱币落入钱柜底响叮当，灵魂瞬间脱离炼狱升天堂。”说什么“多买赎罪券不仅可以预先豁免今后犯的罪行，而且可以替已死的人买赎罪券，好让死者的灵魂尽快脱离炼狱、升入天堂。”这样赎罪券无形中就成了犯罪通行证。

当时，马丁·路德刚经历完痛苦的信仰挣扎，开始摆脱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哲学的错误思想，逐渐回归因信称义的圣经启示。当威登堡附近的一些人来找路德告解时，路德告诫他们需要悔改才能得赦免；当其中一部分人拿出赎罪券炫耀时
，路德拒绝为他们做赦罪祷告。按照当时神学辩论惯例，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口，要求对有关赎罪券功效问题公开讨论。不过始终没人来和他讨论，而这篇短文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
1550年代天特会议上，天主教正式成形，会议正式废止赎罪券。”

马丁路德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就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1521，德国沃姆斯国会[Diet of Worms]上的讲话）

“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明白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引述的经文令我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我的良心只受上帝的话所束缚），那么，我不能、也不愿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们！”- 马丁路德
“Unless therefore I am convinced by the testimony of Scripture, or by the clearest reasoning, unless I am persuaded by means of the passages I have quoted, and unless they thus render my conscience bound by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tract, for it is unsafe for a Christian to speak against his conscience.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may God help me! Amen!”

透过这篇宣告，“唯独圣经”正式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形式原则（formal principle），也接着引发了其他的四个“唯独”的原则：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归荣耀给神。

今天许多教会越来越不重视圣经。主日讲台上，人的见证[故事]超过上帝的话语，团契聚会很少以圣经为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另一次的宗教改革（或者说继续坚持已经快要500年的宗教改革）。

纪念宗教改革最好的方法：让我们继续归回圣经。多讲圣经，少讲人的经历；多多以正意分解真道，少用温情打动人心；多花点时间看圣经，少花点时间看电视。让上帝的道在教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社会里继续发光！

愿先知哈巴谷的话早日应验：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2：14）

来源守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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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 10分钟，读懂宗教改革
2015-10-30 我爱报佳音
明天（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498周年纪念日。是的，和万圣节同一天。

读今天的微信，我们想在10分钟内，改变你对“宗教改革”一词的看法。它不是个晦涩难懂的术语，而是一连串精彩纷呈的往事。就连与万圣节的“撞车”都充满神满满的美意。



498年前的10月31日

改教运动在“时候满足”之时来到。它的开始并非由于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反对教会而来，乃是经过长期酝酿，直到各方面条件成熟，才发展出来的运动。

一
告解礼的重要性

中世纪教会非常强调罪，以及罪所带来在地狱和炼狱中的刑罚。当时教会和今日天主教均认为炼狱是在人死后上天堂以前，灵魂被火炼净的地方。在世期间，一个信徒越忠心遵守圣礼，将来死后在炼狱所受的苦刑也越短。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规定，有四个圣礼是有关赦罪、除罪及免刑的。它们是洗礼（baptism）、圣餐礼 ( the Eucharist ) 、告解礼 ( penance ) ，和抹油礼(anointment of the sick )（原称临终膏油礼extreme unction）。


▲ 德国名画家霍尔斑所绘马丁路德读书图


在路德的时代，告解礼是教会最重要的圣礼。这项圣礼的重点于神甫的宣赦（包括罪的赦免及永恒罪刑的解脱）。犯罪之人若要得赦罪，必须做三件事：（1）痛悔。（2）向神甫认罪（3）因功补罪。

神甫在看见悔罪者的痛悔又亲听他的认罪后，就可以宣赦。赦罪文的内容是：向悔罪者宣布罪得赦免、永刑得解脱及恢复蒙恩的地位。

然后，神甫就要决定悔罪者当行之善功，以期能“因功补罪”。善功的方式很广，也看所犯之罪的大小而定。大体上善功包括：念诵数遍祷告文、禁食、捐项、朝圣、参加十字军及苦刑。


二
赎罪券(indulgences)

经过一段时期后，告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教会开始准许悔罪者，以偿付某种款项来代替苦刑或善功。教会则开出一张正式的声明书，宣告该悔罪者已藉付款方式，从刑罚中释放。这样一张公文，或“教皇票”，被称为“赎罪券”。


▲ 这是一份用中世纪拉丁文所写的赎罪券，右下角的印鉴使它成为正式的官方文件。


这种取代刑罚而付的钱，渐渐演变成所谓的“罚款”。一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故的亲友购买赎罪券，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

天主教颁发赎罪券乃是根据“分外善功”的教义而来。这种善功是指超过律法规定而做的额外善行，而且这些善行可以赚得赏赐。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积聚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

历代圣徒们也在这库中加入了功德基金。教会教导信徒们说：“福音不但给人当守的诫命，也要人成为完全人。”这种教导是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2节耶稣对那位已经遵守所有律法的青年官所说的话“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教会教导说：“如果这个官遵照耶稣的劝勉而行的话，他就可以做到“分外善功”，并且因他的德行，得到报偿。历代圣徒们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变卖了家产，送给穷人或教会，所以他们的功德积蓄在天上。”

这个由“分外善功”积成的功德库，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所管。正如我们开支票从银行提款一样，教皇也可以为缺少功德的罪人，开出赎罪券，从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支取功德。


▲ 帖次勒售卖赎罪券

这种制度推行下来，真是皆大欢喜。因为付钱总比受苦刑容易。人们宁可为死去的亲人付钱，以减少他在炼狱中逗留的时间，而不愿意为死人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祷告文。教会方面更加欢喜，因为赎罪券带给教会庞大的进项，金钱滚滚而来，流进教皇的财库。

渐渐地，教皇的赎罪券越开越多。虽然赎罪券不断涨价，购买的人却更多。赎罪券“行业”越发达，所产生的弊端也越多。有一位道明会修道士帖次勒（Tetzel），善于辞令，是个高压推销员。他在萨克森边界的威登堡城（Wittenberg）附近，以不正当手法，贩卖赎罪券，他夸大地说“看哪，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

就因为帖次勒的行为，才使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开始批评。这件事如何发生？以及马丁路德如何成为改教运动的引火者？且等我们先认识他本人后再详述。  


三
路德的早年

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11月10日生在德国埃斯勒本城，在他襁褓时，全家搬到曼斯非定居。双亲都是敬虔信徒，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刻苦度日，积蓄钱财，为了使他聪明的儿子可以受较高的教育。

马丁受完小学及中学教育后，进入耳弗特大学就读。公元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使他父亲非常高兴。为了迎合父亲的愿望，他继续攻读法律；半年后，一些事情的发生，使他突然放弃学业，进入耳弗特奥古斯丁修道院。

路德的父亲是个顽固而暴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儿子有一天成为有名的律师。现在这个他所爱的儿子，竟然忘恩负义，使他多年的期望幻灭。他不仅失望，更是光火。

然而，马丁和他父亲一样，个性顽强；父亲越生气，他越坚持。半年考验期过后，他正式宣誓为修道士。这时的他，一心认为自己将终身做个修道士。以后，他改攻神学。公元1507年被按立为神甫；第二年，被派到威登堡担任该大学教师。在那儿，他拿到第一个神学学位——圣经学士。

一年以后，路德又被调回耳弗特。在那儿，他拿到第二个神学学位——修辞学硕士。以后，他被派教授当时的神学标准课本“彼得伦巴的句语”。这样，路德以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神学界占一重要地位。


四
路德的归正

路德生长在基督教环境中，自幼吸收教会的教导，塑造成非常敬虔的个性。他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极其关切。根据教会的教导，他得到的结论是：人要得救的最佳途径是逃避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不顾父亲的忿怒与忧伤，毅然埋进修道院的原因。  

在修道院中，他过着最严格的禁欲生活。他竭尽己力，为了赚取灵魂的得救。他乐意承担最卑下的工作，祷告、禁食、鞭打自己，甚至超过修道院最严格院规的要求，使他看起来形同一付骷髅。就是在最冷的寒冬，他的斗室也不设暖气，他经常彻夜不眠，偶然或在席子上睡一下。

他被自己极度的罪恶感及失丧的情况所压，时常落入最深的幽暗和失望之中。不管作怎样努力，他总觉得还赚不到自己的救恩。在归正以后，他写信给教皇说“我经常忍受强烈的、类似地狱般的痛苦，如果这些魔力再延长一分钟，我会就地死去”。


▲ 路德在耳弗特的斗室中勤勉苦读

然而间或也有几道光芒，射进他灵魂的暗处：他从明谷的伯尔纳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安慰，因为伯尔纳强调基督白白的救恩；修道院的助理施道比次也常常鼓励他；奥古斯丁的著作帮助他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研读圣经。

约于公元1512年年底，他坐在威登堡的斗室中，展开圣经，开始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他看到罗马书一章17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一边读，一边揣摩、深思。突然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脱落。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努力行善，想赚取救恩，却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现在，神亲自告诉他：“人得救非藉善行，乃藉信心”罗马书一章17节成为路德的“天堂之门”。

这就是路德归正的经过。


五
九十五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帖次勒的行为会引起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因为现在路德灵魂里充满了喜乐、平安和盼望，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周围的人、事和教会。他开始看到教会的许多错误，他越来越明显地、大胆地说出他心中的不满。

赎罪券交易早已产生许多丑行。现在帖次勒竟然在威登堡城门口，以无耻的方式，叫卖赎罪券，而路德亲眼看见人们在受骗。

他立刻走回黑色修道院的小室中，拿起笔来，写下他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看法。公元1517年10月31日，约当正午时分，他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使所有人知道他对赎罪券的看法。

路德此举并不代表改教运动，这只是带进改教运动一连串活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而已。


▲ 路德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


六
张贴条文本为常事

以当日习俗而言，路德把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并非不寻常之举。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就像大学的布告栏一样，因此，张贴条文在上面，本是一件常事。路德这样做，是为要引起一些神学博士们的注意，说不定他们愿意公开为赎罪券辩论，这样，他可以达到澄清真理的目的。


七
九十五条被传阅

当路德公布九十五条时，他根本没有意思说：“我要开始宗教改革！”没有一个人比路德本人更惊讶于此举所带出来的后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接受路德的挑战，直到两年后，才出现对手。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这却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威登堡城属于撒克森郡，当时的选侯是智者腓勒德力，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不下五千件遗物。为了放置这些遗物，腓勒德力盖了威登堡教堂。

路德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那天，正是万圣节。按照惯例，要将教堂里的神圣遗物展列出来，给来自远近各地的人观赏并从其中获得恩助。这些来宾很自然地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的大纸。他们驻足而读：回家后，报告给邻里四坊的人；这些人又传给别人，于是这件新闻像野火般地传开了。

当时印刷术刚发明不久，这九十五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立刻被译成各种语言，付印，传送，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传到西欧各国。不到两个礼拜，全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九十五条。四个礼拜后，全西欧的人都读到了。这九十五条即时而巨大的影响是：几乎停止了赎罪券的出售。

麦音慈大主教对这件事非常不悦，因为他可以从帖次勒所赚的钱中，分到一部分。他立刻送了一份九十五条的抄本去罗马，给教皇利奥十世（Leo X）。教皇起先并不看为严重，只是叫威登堡修道院院长劝路德安静下来。

帖次勒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另外印了一套为赎罪券辩护的论著。曼受利尼是一位道明会修士兼异教裁判所裁判员，他在罗马写了一本书，大大批判马丁路德的结论。神学教授厄克也著了一本小册，回驳路德。路德立刻出版另一本小册，再反驳他。路德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他这一点，因他们认为他对别人的批评，态度太过份；这件事令路德相当不舒服。

公元1518年4月，所有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在海德堡召开年会。在会中，路德发现反对的势力比他预期的要强得多。无论如何，讨论还是在坦诚和友善的气氛中进行，把路德带到较乐观的境界。

在回威登堡的路上，路德向所有反对者，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剖析》（Resolutions），该书一开头是以教皇为受书人。在书中，路德很谨慎地，把他的九十五条，逐条解释分析。



八
九十五条的真正意义

路德的九十五条并未攻击赎罪券本身，他所攻击的是销售赎罪券时所带出的弊端与恶习。对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议，然而路德的抗议所带出的冲击远超过前人所作的。路德靠着圣灵的引导，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他的手大胆地指向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点上。

教会和它的首脑人物教皇，因赎罪券的售卖，可以获致大笔进项。尤有甚之的是：这时期，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把圣礼和圣职人员抬举到最重要位上。罗马天主教规定，只有神甫可以主持圣礼；若没有告解礼、宣赦及赎罪券，就没有救恩。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全操在神甫手中。因此，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中奇特的控制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当路德提出对赎罪券的质疑时，他着实震撼了教会。九十五条所表达的意义，有将信徒自神甫手中释放出来的意向。这一下．教会不但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实上，路德所摇动的，正是当日教会的根基。


九
改教运动的基本观念

改教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是：

（1）改教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那修的著作，重新出版，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奥古斯丁的著作，尤受偏爱。从这些圣徒的著作中，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截然不同。因此，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习俗及传统，而强调传扬“真道”及“因信得救”的福音。

（2）他们也强调“信徒皆祭司”的看法。意思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人得救不是藉着教会，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代替人说话。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中保”的角色。


▲ 教皇需要大量金钱建设宏伟建筑，上图所示为梵蒂冈图书馆


（3）改教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不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这种观念早于一百年前胡司时代就已提出。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机构” 。在行政的功用上，改教者也承认教会“组织”是必要的，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


（4）改教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早在改教运动以前，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威克里夫将大部分“武加大”译成英文；丁道尔也翻译了圣经。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被火焚而死。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慈运理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赖非甫尔将新约译成法文，加尔文也翻译了圣经。每一项改教原则是否被接收，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因此，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圣经的研究和精读，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

本文引自《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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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运动是怎么回事？
2016-10-31 康来昌 微时代改革宗教会




来源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我们经常会被人问到一个问题：天主教与基督教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回答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宗教改革，有些渴望进一步了解的又会问：改教运动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回答通常会把提问者带回499年前的10月31日。当我们讲完，还有一部分人会进一步挑战：改教运动在今天结束了吗？凡提这三问的，都需要读读今天的两篇文章。而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的，更要读一读。我们的信，要在真理上明明白白，扎扎实实，来不得半点马虎甚至虚假。


文|康来昌

此文是作者据《宗教改革：过去、现在、未来》（Carl Trueman著）中译本序修订而成，转载自网站“道：认识基督教的神”（word.fhl.net），有少量删减。


改教运动是指：16世纪，马丁路德指责天主教而引发的变动。华人文化的“入世”、“务实”使华人学者对这运动不感兴趣，最多把它看作太平天国式的社会运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等），没有进入神学和信仰的层次。西方福音派的大趋势是反改教运动，这些大趋势，包括福音派史学家龙头乐马可（Mark Noll）指出改教运动过时了；包括牛津运动以来，福音派名人纷纷回罗马；包括办联合布道会及合一运动的福音派要跟罗马合一；包括新保罗观反路德；包括巴特和受他影响的福音派重释加尔文。这些发展日益让人对改教运动生疏、误解、并反感。

改教家最关心的是“天主教的败信”

一般人对改教运动的认识就是批判教会腐化、反对赎罪卷等。这固然是历史因素之一，但不是重点。天主教在改教运动前后，对自身的道德及管理的错误有反省和整理。改教家并不是最关心“天主教的败德”。改教家绝不是像倪柝声或很多华人独立教会，要建立一个“完全合圣经，完全由得救得胜的圣徒组成的教会”。那是重洗派和乌托邦教派思想，并不合圣经。

改教家不仅不走、而且拒绝完美主义。改教家知道，在主再来前，人间教会和圣徒只能靠主继续成长，而不会完全。[路德说：我们同时是圣徒（义人）和罪人。]改教家最关心的不是“天主教的败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天主教的败信”——天主教的教义败坏了使人得救的信仰。改教家指出，人做什么事（道德）都不能承受永生、不能进神国、不能得救（路18:18、24、26）；只有相信“凡事都能”的神（可10:27）才可承受永生（约3:16）、进神国（约3:5）、得救（徒4:12）。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是在告诉人：慈爱的神，如何在基督里、在基督的十架上，成全他对人的拯救。

当路德后来理解神在基督里成就的事，他才真正明白罪的严重，以及神的拯救之恩多么地彻底。对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的神学跟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基督高度重视（唯独基督）、对罪深刻理解（唯独信心），以及对神奇妙恩典（唯独恩典）赞叹（荣耀唯独归给神）。人若看轻其中一项，就会连带看轻其他几项。

福音主要不是谈到任何特定人士对神的经历；而我们若要正确的讲这类的经历或见证，这见证就必须反映出神在基督里成就的奇妙大工。然而，我们常常发现：见证变成只是在表达个人对神的经历。若容让这种见证蔓延下去，就会使福音派渐渐迈向自由派。因为归根究底，自由派其实就是将信仰上的真理缩减为个人或群体在信仰上的自我感受。

十架神学不是强调基督的可怜悲惨

改教家强调：神的恩典，神在基督里的恩典；称义只能靠恩典，只能在基督里：罗3: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11:6，“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加3:11，“没有一个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改教家没有曲解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是耶稣教导和成就的。路18:13-14，“那税吏远远的站著，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耶稣）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改教家没有用新约否定旧约，新旧约是一致的。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多是旧约人物；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路德和加尔文，根据圣经（唯独圣经），把罪人的困境和神荣耀的救法宣讲出来，这是改教运动的精神及核心。

这种精神就是路德强调的“十架神学”。华人教会在讲十架神学时，往往像电影《基督受难记》那样，他们以为十架神学就是强调：基督和基督徒的生活是受苦受难的，是可怜悲惨的。这不是路德的意思。

十架神学家看待这起事件（道成肉身和被钉）的方式，是透过信心的眼睛，以及透过神启示自己所提供的标准。所以，他们看见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不是一个罪人，而是唯一无罪的那一位；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不是愤怒，而是怜悯。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的，不是一位罪犯的失败，而是那位荣耀君王的胜利；不是邪恶势力的得胜，而是善胜过了恶；不是神降下令人绝望的咒诅，而是神赐下的福份。

这话可以讲得完整一点。十架神学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林后5:21）；是表面神惨败，实际神全胜；是神的怜悯呈现在圣子替我们承受神的愤怒上（赛53:10）；是基督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路24:26）；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加3:13-14）。

“十架神学”在路德之后就一蹶不振，尤其在“自由神学”肆虐的德国路德宗。在司布真的浸信会中、在宋尚节的布道会里，我们还更能听到看到神大能的彰显。不错，自由派神学家，如莫特曼，也讲十架神学，他们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十字架是神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但这主要不是由於自由派接受圣经对基督受难的记载，而是由於苦难真实存在的缘故。这苦难，包括二十世纪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或是指许多国家所经验的灾难性贫穷。因为苦难越来越明显成为人类经验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自由派神学家就试图强调圣经教导的这个层面，而我认为他们主要是想在这种黑暗局势中为基督教神学辩护。就像在此之前的“社会福音”一样，这种“苦难福音”抓住了基督教的一些真理，但它在强调这些真理时，却牺牲了其他的基督教基要真理，例如“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

十架神学强调圣子取了肉身，以人类的软弱之躯来履行律法一切要求，来忍受违法该受的一切痛苦和羞辱。这不仅在救恩论上，是重要的“归算”和“代赎”观念；在基督论上，是正统的迦克敦信经的应用；而且在牧养和伦理上，是信徒得安慰、鼓励、盼望的唯一道路。否认或曲解基督完全神性和人性的异端，会败坏教会的见证，夺去信徒的平安。

改教家提醒：基督教不是提供一套道德法则

路德有一句名言：“若你要跟我谈论神，就别忘了跟我谈论他的人性。”这句话的重点很简单：神是在基督的道成肉身里，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位恩待我们的神。路德因以下的事实而欢欣，即他敬拜的不是一位离我们很远的神，不是一位独裁的暴君，也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原理。他所敬拜的乃是一位亲近人的神，他甚至亲近到穿戴人类的肉身；这位神满有怜悯，他预备要迎接罪人进入他的同在，犹如他们从未犯过罪一样；这位神也极为慈爱，他乐意救人脱离身体和灵魂的各种捆绑，以致他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生命；这位神至大，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十字架上承受可怕的死亡，好叫信徒可以永远不死。

基督的人性位居路德的神论的中心，因为基督的人性使我们看见神的怜悯与恩典。这就是为何路德如此关心基督的人性临在於圣餐当中——他无法想像神能在基督的人性以外，以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认为路德在这件事上过於夸大其词，但我们可以理解他所看重的事，即他认为神的怜悯只会在耶稣的人性上彰显出来。此外，对路德来说，位居中心的不只是基督的人性，更是指他受苦的人性。因为神得胜的恩典，是在十字架上，是在这死亡的黑暗、痛苦和悲惨上，以如此奇妙又奥秘的方式，向那些有信心之人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何路德的整套神学可以相当准确地被归纳为：不断尝试指引人来认识神在肉身中（拿撒勒人耶稣）显现，并他钉十字架。

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天堂，我们可以说他必须先把我们丢进地狱；这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品尝福音带来的自由与喜乐，他必须先使我们对自己的义感到绝望。

改教运动不仅把救恩完全建立在信靠基督上，不仅把荣耀完全归於神，而且也给信徒动机和动力来效法基督，舍己爱人。约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很多人都知道印刷术的发明，使路德的著作和德文英文圣经迅速流传，这是改教运动成气候的重要原因。本书提醒，神的道被印刷和阅读的确宝贵，但同样、甚至更宝贵的，是神的道被传讲和聆听。只有在基督里，在神书写和传讲的道里面，人才能找到恩典的神。传道不只是传播（preaching is not simply communication），传道是把神带到会众当中。以赛亚书66:2，“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改教家提醒每个时代的人，基督教主要不是提供一套道德法则，我们以此法则常常内省；基督教是要我们向外看，看那我们所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犹1:21，“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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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唯独 （为纪念宗教改革纪念日重发）
2016-10-31 微时代改革宗教会


唯独圣经

对权威的侵蚀

唯独圣经是教会生活无误的法则，但福音派教会今天已经把圣经和它权威的作用分隔开。在实践上，教会在极多时候是被文化牵引。在教会的需要，它如何发挥作用，它要传讲什么这些事情上，治疗技巧，市场推广策略，娱乐圈的节奏常常要比神的话语更有影响。牧者忽略了他们监督敬拜，包括监督音乐的教义内容的本分。在实践上圣经权威已经被放弃，圣经的真理在基督徒的良心中淡薄退化，它的教训失去了显著的地位，教会在其正直，道德权威和方向上日益变得空洞。

我们不可修改基督教的信仰去迎合消费者自我感觉的需要，我们必须宣告，律法是衡量真正的义的唯一标准，福音是对拯救人的真理的唯一宣告。教会要认识，喂养和施行纪律，就必不可撇开圣经真理。

一定要用圣经带领我们超越我们认为的需要，去看到我们真正的需要，解放我们，使我们不再通过大众文化那欺骗人的形象，陈词滥调，应许和优先次序来看待自己。只有在神真理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正确认识自己，看到神对我们需要的供应。所以必须要在教会中教导，传讲圣经。布道必须是讲解圣经和圣经的教训，而不是表达传道人的意见或当代的看法。我们不可以任何低于神所赐下的事为满足。

不可把圣灵在个人经历中的动工和圣经分开。圣灵不是独立于圣经之外说话。离开了圣经我们就决不能认识到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圣经的话语，而不是属灵的经历。

论点一: 唯独圣经

我们重申，无误的圣经是所记载的神的启示的唯一来源，唯有圣经能够约束良心。唯独圣经教导我们得救脱离罪的一切所需，是衡量一切基督徒行为的标准。

我们否认，任何信条，公会或个人可以约束基督徒的良心；圣灵说话独立在圣经教导之外，或与之违背；或个人的属灵经历可以成为启示的工具。

摘自认信福音派联盟《剑桥宣言》


唯独基督

对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的侵蚀

随着福音派信仰变得世俗化，其利益已经与文化的利益混合，变得模糊不清。结果就是丧失了绝对的价值观，产生被动的个人主义，用完整代替圣洁，用复原代替悔改，用直觉代替真理，用感觉代替信念，用机会代替神的护理，用立刻的满足代替忍耐的盼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已经从我们的异象中被挪开。

论点二: 唯独基督

我们重申，我们得救唯独是靠历史性的基督中保的工作才得以成就。唯独他无罪的生命和替代的赎罪才足以使我们称义，与父和好。

我们否认，如果基督替代的工作不被宣告，不要求人相信基督并他的工作，福音也可以得到传讲。

摘自认信福音派联盟《剑桥宣言》


唯独恩典

对福音的侵蚀

对人能力没有依据的信心是堕落人性的产物。这种虚假的信心现在充满了福音派世界；从自尊福音到健康财富的福音，从那些把福音改变为供销售的产品的人，到变为消费者，需要去购买的罪人，到其他把基督教信仰看为真实，仅仅是因为它有效的人，这种虚假的信心充斥其中。不管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正式立场，这都压制了称义的教训。

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不仅仅是拯救所必需的，而且还是拯救唯一有效的原因。我们承认人生出来在灵性上是死的，甚至不能与使人重生的恩典合作。

论点三: 唯独恩典

我们重申在得救上，我们是唯独靠着他的恩典被拯救，免于神的忿怒。圣灵超自然的工作籍着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使我们从灵性死亡中复活得属灵生命，而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

我们否认得救在任何意思上是人的工作。人的方法，技巧，靠自己的策略并不能成就这种改变。信心不是从我们未经重生的人的本性中生出的。

摘自认信福音派联盟《剑桥宣言》


唯独信心

对主要信条的侵蚀

人是唯独本乎恩典，唯独通过相信，唯独因着基督而称义。在这条信条上教会或是站立，或是跌倒。今天这条信条常被忽视，歪曲，有时甚至被自称是福音派的领袖，学者和牧者加以否认。尽管堕落的人性总是回避不承认它需要基督那算为我们的义，但现代思潮则是给对圣经福音的不满大大煽风点火。我们已经容许这种不满来指挥我们事奉的实质，以及我们传讲的内容。

教会增长运动中的许多人相信，福音要成功，从社会学方面去认识那些来聚会的人，是和所宣讲的圣经真理一样重要。结果神学上的认识经常与事奉的工作脱节。在许多教会中，市场营销导向把这一点带得更远，抹杀了圣经的话语和世界的分别，夺走了基督十字架那令人讨厌的地方，把基督教信仰缩减为给世俗企业带来成功的方法原则。

尽管这些运动可能相信十字架的神学，但实际上却是在倒空它的含义。除了基督代替我们的位置，神把我们的罪算为他的，把他的义算为我们的，就别无福音。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我们现在在他的恩典中，永远被赦免，被接纳，被收为作神的儿女。除了基督拯救的工作之外，别无其他根基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接纳 ，这根基不在于我们的爱国主义，对教会的委身，或道德上的正派。福音诉说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它不是讲我们为了到他那里要做什么。

论点四: 唯独信心

我们重申人是唯独本乎恩典，唯独通过相信，唯独因着基督而称义。在称义上基督的义被算为我们的义，唯有这能够满足神完全的公义。

我们否认称义是凭着我们里头任何的功德，或者是因为基督的义注入我们里面；宣称是教会，否认或谴责唯独信心的机构，不可算作合法的教会。

摘自认信福音派联盟《剑桥宣言》


唯独神的荣耀

对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的侵蚀

在教会里，如果圣经的权威失去了，基督被搬离了位置，福音被歪曲，信心被扭曲 ，那么理由只有一个：我们的利益取代了神的利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做他的工作。今天的教会生活不再以神为中心，这很普遍，让人悲叹。 因着这种失去，使我们可以把敬拜变为娱乐，把传福音变为市场推广，把相信变为技巧，把做好人变为自我感觉良好，把信实变为成功。结果就是神，基督和圣经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和我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神存在不是为满足人的雄心壮志，渴望，对消费的渴求，或者我们个人灵里的利益。我们的敬拜必须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神在敬拜上掌管主权，我们不是。我们必须关心神的国度，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帝国，欢迎度或成功。

论点五: 唯独神的荣耀

我们重申，因为救恩是出于神的，已经被神成就，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永远荣耀他。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权柄下活出我们全部的生命，唯独为的是他的荣耀。

我们否认，如果我们的敬拜和娱乐混在一道，如果我们的讲道忽略了律法和福音，或者我们容许自我改良，自尊或自我满足去取代福音，我们还可以正确地去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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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飨 | 宗教改革与印刷出版
2016-10-31 生命之光读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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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一期谈谈宗教改革中印刷出版的重要作用。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为的是纪念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城堡教堂的门上，开启了改教运动的序幕。鲜有人会注意到，这一事件与印刷出版业的紧密关联。《九十五条论纲》原是用拉丁文写成，供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阅读，但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及其他语言的文字出版发行，并广为流传。林赛在《宗教改革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6.7）中描述道：“《九十五条论纲》的发行量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的。在短暂的两个多星期里，传遍全德国；四个星期内，整个欧洲都读到它。”在教堂门口张贴的“论纲”和公众的欢呼之间，有另外一些人因着他们发挥的作用也参与到这场变革之中，他们是印刷商、翻译者、发行商，以及认真研读并召集讨论的阅读者。1517年至1520年间，路德的30种著作大概销售了30万册；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在1522至1546年间一共出了430个版本，这些可以从一个侧面显出印刷书籍对改教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路德本人将印刷术描绘为“至上的神恩，推进了福音传教事业”，他还曾说“我们用书籍来布道”（引自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188，231页）。阅读是一种真诚的纪念，文后为各位附上宗教改革相关的书单作为参考。


宗教改革与印刷出版

作者：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

近代对于信息处理与传播领域的科技发展，已经对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有一项科技革新也注定要对西欧产生巨大影响力。当然，这项革新就是印刷术。若要低估它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印刷术原本是由中国人在许多世纪以前发明的，第一批能够可靠地确定年份的欧洲印刷文献，要溯源至约1454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因茨（Mainz）的印刷厂。1456年，同一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跟着是1457年出版的所谓《美因茨诗篇》（Mainz Psalter），从此便确立了在书籍首页标明印刷商、印刷地点、出版日期的传统。这项技术由当时德意志地区被带往意大利，在苏比亚科（Subiaco，1464）与威尼斯（1469年）都设立了印刷厂。1476年，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开设了印刷店。1495年，罗曼（Aldus Manutius Romanus）在威尼斯成立了著名的阿尔迪内印刷所（Aldine Press），这印刷所带给后世两样重要发展：“小写字体”（lower case letter，由于常置于两格字盘的下格而得名），以及倾斜的“斜体字体”［italic type，这名称的字面意思是“意大利字体”，英文书籍如此形容，是因为威尼斯位于意大利，罗曼称它为“文书体”（Chancery）］。

迅速而经济的传播工具

印刷术为何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下的主要因素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中的重要性。

首先，印刷术意味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可以迅速而经济地传播。抄写文献的冗长乏味过程已经不再需要。此外，抄写过程所产生的错误，也可以消除；只要把一部作品排版妥当，就能够印出没有错误的复本。任何人只要懂得阅读及可以付出书价，就有机会得知从维腾堡与日内瓦而来的轰动消息。故此，英格兰受过教养和富裕的阶级，被证明就是在16世纪30年代最了解信义宗思想的人。信义宗的书籍被当权者视为煽动而取缔，却沿着汉撒贸易路线（Hanseatic trade route），经安特卫普（Antwerp）与易普斯威奇（Ipswich）而偷运到剑桥。路德根本不用访问英格兰以传播他的思想，因为印刷文字已经使其广为流传。

这一点对于早期宗教改革运动的社会研究来说，是相当有趣的。例如，不论在英格兰还是法兰西，第一批新教徒通常来自社会上层阶级，正是因为这些阶层拥有阅读与购买书籍的能力（书籍往往是从外地偷运入境，故此一般较为昂贵）。同样，新教思想的影响力在剑桥较在牛津为大，部分是反映了前者较接近欧陆的港口，以致新教书籍得以由此（非法地）入口。   

为神学反省提供基础资料

第二，宗教改革运动是基于某些特定的资料来源： 圣经及前五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通常称为“教父”或“教父作家”（patristic writers）］。印刷术的发明对这些资料来源产生了两个实时的影响，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也有相当的重要性。

首先，现在可以印行这些著作更准确的版本——例如，抄写的错误可以避免。只要把著作的印刷版本与手稿来源作一比较，就可以确定最佳的版本，并以此作为神学反省的基础。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人文主义的学者就翻遍欧洲许多图书馆，寻找可供他们编辑与印制的教父文献。第二，这些资料来源得以广泛流传，是从前完全做不到的。到了16世纪20年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新约希腊文圣经或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改教家特别喜爱的一位教父作家）等著作的可靠版本。

奥古斯丁总共11册的著作经过1490至1506年的漫长编辑过程，由阿默巴赫（Amerbach）兄弟于巴塞尔印行。虽然每一册似乎只是刊印了200本，它们却广泛流传，成为对这个重要作者的最可靠参考版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在1516年出版了首本刊印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它的书名是 Novum Instrumentum omne），共分三个主要部分： 新约希腊文原文；上述希腊文经文的拉丁文新译本，修改了现存的不适当译文，尤其是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最后是对经文的延伸注释，以注解的形式撰写。这部作品被赞同宗教改革理想的人所广泛采用。对于改教家来说（特别是路德及其维腾堡的同僚），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建基于圣经和奥古斯丁的。印刷术的出现，以及随着书籍销售的方法更有效率，显示这些材料的准确可靠版本可以广泛通行，因而有助于这些观念在最初的发展和以后的传播。正如鲁普（Gordon Rupp）曾经指出的：

新的工具，新的文本，尽管它们是那么的粗糙，没加鉴别和不修边幅，或许正如它们的编辑一样，却使专注圣经成为可能，结果是令人吃惊和十分有效的。维腾堡、苏黎世、巴塞尔、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圣盖尔的改教家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在相距甚远的剑桥和牛津，清楚显示年轻学者因着它们而极尽努力，热切地冒险寻找这些学习圣经的新工具。它们构成了宗教的、神学的改革基础。把火种点起，燃亮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的烛光的，不是政治家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而是书商加勒德（Thomas Garrard）。

教理问答的广泛使用

有些书籍作品是已知有助这时期新神学传播的工具。我们在此要考虑的是“教理问答”（catechism），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借着它教导给新的一代。

虽然现今已经同意，“教理问答”可以在中世纪教会中见到，然而一般同意，教理问答的广泛使用是特别与宗教改革运动有关的。路德于1528至1529年间对萨克森信义宗教会的一次探访中，显示大多数牧师以及几乎每一个平信徒都不晓得基本的基督教教义。路德对他的发现感到震惊，而且决定提出方法改善大众对基本基督教教义的认识。

路德在这方面的新关注，最早的成果在1529年4月出现。虽然路德自己称它为一部“德意志的教理问答”（German Catechism），现今一般却称为《大教理问答》（Greater Catechism）。这部作品详细分析了十诫、《使徒信经》和主祷文。这些段落之后跟着对教会两个圣礼的讨论——洗礼和“祭坛的圣礼”（sacrament of the altar，或称为圣餐礼）。这本书没有显出路德最佳的一面。它是取材自较早期的讲章材料，而不是特别为了问答式教导的目的而撰写的。结果，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跟着在1529年5月，现今所称的《小教理问答》面世。这部作品特别为了这个目的而撰写，笔调轻快、阅读容易和措辞简明，以使它受到广泛的使用和认识。这部作品相当成功，而且在信义宗建制中被广泛采纳。这部作品的问答形式十分适合背诵的学习方式，使它在学校中被广泛采用。要留心的是，路德在1529年的两部教理问答都是以德文撰写的，而这是民众的语言。路德为了这个目的，避免使用拉丁文，他承认这种学术语言的使用会严重限制作品的吸引力与读者群。

改革宗教会不久就认识到这类文体的重要性，以及它十分清楚地提供的教学优点。经过一些试验之后，加尔文最后出版了《日内瓦教理问答》（Geneva Catechism）的法文版（1542）和拉丁文版（1545）。这部教理问答在改革宗地区被广泛使用，直至1563年。这时候，《海德堡教理问答》面世。这部重要著作是源自德意志改革宗教会的增长，尤其是在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选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委任两名改革宗神学家［俄利维亚努（Kaspar Olevianus）和邬新努（Zacharias Ursinus）］执笔撰写一部适合在他教会使用的教理问答。结果完成了一部德文教理问答，共有129条问题，可以编成52组材料，供全年定期教导使用。改革宗信仰的主要论题是以当时必然的问答形式列出。

思想气候转变的媒介

印刷术的重要性对于宗教改革观念的传播来说，丝毫没有夸大。综览法兰西中产阶级家庭的个人藏书，便显示出这个趋势的宗教含义。勒菲弗尔在1523年出版的法文新约圣经（Lefèvre’s French New Testament），强调是献给“所有基督徒男女”（ tous les chrestiens et chrestiennes），加上他在1524年出版的法文诗篇，通行整个法兰西，甚至在莫城（Meaux）这个改革中的主教辖区免费派发。这些作品随着伊拉斯谟、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和勒菲弗尔的注释，经常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末中产阶级（bourgeois）藏书的书架上。假如这些作品曾被藏书者阅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那么就会发展出相当大的改革力量。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印刷术对宗教改革观念传播海外的重要性。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法文版于1541年出版。忽然间，条理分明、论辩谨慎的宗教改革教义，就在法兰西以大众可以明白的语言出现。

有人似乎按下了恐慌的按钮。1542年7月1日，巴黎的最高法院下令所有包含异端教义的作品（尤其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必须3天内交给当局。政府官员查访书店成为压制异端运动漫延的重要方式。在接下来的一年，由法王委任维护正统教义的巴黎神学院列出含65部颠覆性作品名称的清单，立即加以取缔。其中 36 项可鉴别和确定出版日期的，有23项在日内瓦印刷。

这样，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通过印刷文字为媒介——就被视为日内瓦攻击法兰西教会的先锋。1545年6月23日出版了一份增订的禁书清单。在含121项法文作品的清单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巴黎的书商立即有所反应： 他们声言若再被禁止售卖这些书籍，他们就会面临破产。那些被神学院视为危险有害的书籍，显然具有重大的市场——这是另一个证据，显示受过教育而富裕的平信徒对发扬加尔文派宗教改革观念的重要性。事实上，加尔文的朋友和书商劳伦特（Laurent de Normandie）发现走私书籍利润丰厚，于是他移居日内瓦，以便可以出版这些书籍，而不只是售卖它们。

不过，这不是说宗教改革运动完全是依靠一项技术上的革新。现存的证据显示，印刷术是当时思想气候转变的媒介，而城市一般是因着宗教传道者与名人的影响而归向宗教改革运动的目标。我们必须记得，对于大多数是文盲的群众而言，讲坛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而且许多印刷所的出版物，皆以讲道集的形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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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宗教改革思潮对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
2016-10-31 基甸 OC
导读

Overseascampus
今天是宗教改革第499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宗教改革对西方文明乃至于世界历史的影响无远弗届，宗教改革也深深影响着我们。

那么，宗教改革究竟对历史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只有不断追溯历史，才有展望的勇气。今天和你分享基甸老师的一篇文章。

西方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与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而宗教改革的思潮，又反过来对后世的西方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1）。

本文试图从神学思想、工作伦理、政治理念、社会文化和科学进步等方面，简述宗教改革思潮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


马丁路德与《九十五条论纲》
   

从“出世”到“入世”

在宗教改革以前的中世纪社会，“基督教”是指罗马天主教，“真正的大公教会”只此一家，绝无“分店”。“政教”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罗马天主教对“教外”的社会，基本上是持一种相当“反社会”的态度。

这一点可以通过“修道主义”，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修道主义的信仰来说，敬虔就是远离世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寄居”，世界对修士和修女只是一种诱惑和干扰。

修道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为那些追求灵性的男女提供了与世界，也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的途径。修道主义的“世界观”，鄙视物质享受和学术追求，强调出离尘世、“修身养性”，以此潜心追求上帝和“灵性”。

中世纪的神学所带来的宗教观，更是注重“圣俗二分”。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属灵”，真的爱上帝，就一定要“全时间奉献”，去当修士修女，然后成为神职人员──“圣品阶级”，才是真正的“动真格”的基督徒。没有“全时间奉献”的人，无论多敬虔、多爱主，因为还舍不得这个世界，仍然只是“平信徒”。

换句话说，“圣品阶级”的属灵地位高人一等（不管其信仰生活是否真的圣洁），而“非圣品阶级”只可能是“二流基督徒”（虽然也许不这样明说）。

宗教改革强有力地更新了基督徒的宗教观和思想。在神学观念上，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教家带来了对“信仰与世界”的全新的认识。

加尔文的神学，重新强调创造和救赎的教义，指出上帝与被造的世界有所分别，但是不割裂（distinction, butnot separation）。因此基督徒不应该弃绝世界。世界尽管已经堕落，但其本身并非邪恶，弃绝世界就等于是弃绝以奇妙创造世界的上帝。

基督徒被上帝呼召在这个世界里工作，因为上帝要藉此救赎这个世界。基督徒对世界的尊重、关心和服务，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忠诚、顺服和爱。创造和救赎的教义，否定“出世”的信仰，而肯定“入世”的信仰。

路德“信徒皆祭司”的神学，则消除了“圣品”与“俗品”，“属灵”与“属世”的对分。这不仅是在宗教的领域，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它范畴。路德说；“那些看上去是属世的工作，实际上是赞美上帝，并代表上帝所悦纳的顺服。”

一个基督徒家庭妇女在家洗碗扫地，跟一个神父在教堂讲道并无区别──如果都是出于事奉上帝的心志，会一样蒙上帝悦纳。这是路德神学对基督教信仰“呼召”（calling）观念的新的认识。

改革宗神学的“天职”（vocation）的观念，也是基于同样的信仰（另外与救赎论上的“预定论”相联系）。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但是在信心上，也是在信仰实践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见证上。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层面或者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而成为涉及人生各个方面的“全人”的信仰与呼召。

基督徒在“属世”的领域，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成功的商人、勤劳的农民或者尽职的家庭主妇，来荣耀上帝，而不一定非要“出世”成为神职人员。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区别，只是事奉岗位与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属灵地位与身分的不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 著


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因着这样的“入世”的、“全人”的信仰，“新教”徒的工作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原本，中世纪天主教的“属灵贵族”，对于“属世”的工作并无敬意。那些选择留在“红尘”，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和家人的饱暖辛苦工作的人，就算不是“属肉体”，也只是值得同情的不幸的人。

而如今，一种更加积极得多的工作伦理被建立起来了。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无论跟教会的事奉是否有关，都应该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和感恩，都可以事奉上帝、荣耀上帝。而事奉上帝和荣耀上帝，正是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目标。

受这样的工作伦理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很快出现经济的繁荣，而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副产物。

这也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其中的著名的理论（注2, 3）。对韦伯的理论，后人有很多误解。韦伯并不是说一切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宗教改革的产品。罗马天主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韦伯所讲的，是一种特别的，对当时来说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跟其它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它独特的地方，是资本积累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视为一种威胁个人得救的罪。同时，资本的积累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定带来“暴发户”式的挥霍和腐败。

韦伯把以这种积极的同时又带“禁欲主义”色彩的对待财富的态度，跟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按照“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既然救恩已经为上帝所预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资本家，就不再需要为他们个人的救恩而担心惧怕。只要财富是用正当手段赚来，且又不是浪费挥霍掉，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扰。韦伯肯定，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改革思想的结果。

韦伯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具影响。当然在学术上，韦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争议性，但是他的理论对我们探讨宗教改革思潮与西方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政治理念与社会文化

宗教改革思想，尤其是“加尔文主义”，也使中世纪“永恒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理想，变革为认知“变化中的秩序”。中世纪普遍相信现存的权力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而这种观念被宗教改革思想所改变。

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树起了“良心自由”的旗帜，同时开始倡导“宗教宽容”的理念（很多人在经历了很多的战争和杀戮之后，对宗教的不宽容特别反感）。

在整个欧洲，主张限制君主权力，监督他们履行责任的思想，逐渐高涨。基督徒应该顺服统治者的权柄，但是条件是统治者必须顺服上帝的权柄。当统治者僭越或者滥用权力的时候，他们是与上帝相背离，基督徒公民也就应该“顺服上帝，不顺服人”。暴君应该遭到反抗……这些理念显示了现代的人权和民主的思想，与宗教改革神学的渊源。

另一方面，改革宗神学“拣选”的观念，把教会中真正的基督徒，等同于以色列的子民。上帝与其选民立约（类似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观念，逐渐变得重要。“恩典之约”规范了上帝对其子民的责任，也规范了子民对上帝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上的责任。

社会架构和个人在其中的运作，也由此设立。“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政治体制，就是这些政治理念的实践。启蒙运动以后，这些政治理念，在法国以完全世俗即人本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并对法国革命产生影响。（孟德斯鸠就认为，十六世纪的“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政治体制，是理想的共和制度，可以作为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样板。）

“恩约神学”在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清教徒信仰。美国的新英格兰拓荒者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观，对美国“立国之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其思想源头正是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思潮。清教徒信仰对美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使我们看到，一个思想观念可以转化为多么巨大的个人与群体的力量。

宗教改革思想对社会文化的另一个重大的冲击是在婚姻和家庭方面。自奥古斯丁以来，罗马天主教对婚姻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守童身被视为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是成为修士、修女和神职人员的必须──尽管到中世纪，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与经济上的腐败一样，在教会人士中普遍存在。

与守童身甚至鳏寡之身相比，婚姻都被视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婚姻正面的意义，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消极的意义，是帮助防止性方面的罪。

然而路德对罗马天主教的抨击之一，就是守童身的制度。宗教改革的思想，对婚姻的看法积极得多。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可以用来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神圣盟约。基督徒可以在婚姻中享受彼此的爱和委身，家庭作为社会的单元，可以以其和睦与敬虔，见证上帝的爱和荣耀。

守童身不再是“属灵优越”的标志，也不应该是“全时间奉献”的必要条件（路德自己本来无意结婚，但后来与一位逃出修道院的修女结为伉俪。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路德的太太简直是上帝赐给他的“贤内助”。因此路德后来对婚姻的看法，更加正面和积极）。


宗教改革纪念碑


现代科学的兴起

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有一些认真的研究表明，在受新教思想影响的地区，比受罗马天主教思想影响的地区，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更加顺利，并且出现更多的一流的科学家，但现代科学的兴起仍然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其成因可能有多种历史和社会的因素。

因此，宗教改革思潮虽不是其唯一的成因，无疑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网上的一乐兄所说：“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同时期发生的……文艺复兴以及之前中世纪理性和文化方面的逐渐复苏，都对现代科学有着直接的影响”。

“但简单说，单凭希腊传统便足以引起科学革命是过于草率的……虽然现在许多科学工作者秉持自然哲学的宇宙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在现代科学诞生的时期却不是这样。其实从哥白尼至马克斯威尔的大部分现代科学的拓荒者，都是以基督教的宇宙观做基础的，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基督徒……”

“特别有一个信念更影响了这群科学家：宇宙对上帝是开放的，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发现上帝已经放在创造之物中的定律……”

“尽管在古代的许多文化当中，都存在着发展科学的潜在因数，但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确实有其文化深层（宗教哲学）的原因。促使大部分现代科学的拓荒者从事观察、归纳、经验的科学工作的宇宙观的先设是：在开放的宇宙中，有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或说，在这个有限制的时间距离内，有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

“上帝造了一个有因果律的宇宙，所以人可以从‘果’找出‘因’，但是上帝和人都在等量齐一的自然诸因之外，换言之，所有存在物并非都在一个巨大而囊括一切的宇宙机械之内……”（注4）

宗教改革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创造神学所导致的基督教（新教）的宇宙观，是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现代科学的拓荒者”当中，有如此之多的笃信上帝的基督徒（注５），并非偶然。

今天的人谈到“宗教与科学”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认为，历史上宗教（包括基督教“新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有阻碍的作用。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些漫画式的联想往往成为人们偏见的基础，却不一定是真实的。

有一件事常常作为“宗教压制科学”的证据被提到，就是“加尔文根据圣经，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因为圣经是支持地心说的”。据说加尔文在他写的《创世记》解经书中，拿《诗篇》93：1作为圣经根据，诘问：“谁敢把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包括大名鼎鼎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有提及。然而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个以讹传讹的“神话”。加尔文根本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写过这样的话。实际上加尔文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哥白尼是何许人也（注5），这是一个很意味深长的例子。

其实，加尔文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是相当正面的。牛津大学历史神学教授麦格夫（A. E. McGrath）认为，加尔文的神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之一是他非常正面地肯定了对大自然进行科学研究。正如圣经所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1），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启示。

加尔文肯定了科学研究可以发现上帝创造的荣美，可以坚固和提升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

加尔文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指出，不能纯粹按照字面（literalism）解释圣经。

圣经有不同的文体，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中也有很多时候是“俯就”有限的人类，比如圣经里面上帝关于他自己的“拟人化”的描述。

而且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宣扬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并非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

加尔文的这些观念，消除了“对圣经的信仰”与“发展自然科学”可能产生的对立。（注1）

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宗教改革思潮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注：

1. 参阅A. E. McGrath, ReformationThoughts, Chapter 11, Blackwell, 1993．
2. 黄毅：韦伯“非理性”背后的理论——兼论“信仰危机”，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06/hwz6315.htm。
3. 瑞镛：我们应如何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http://godoor.net/whjdt/weib.txt。
4. 王一乐：宇宙观与科学
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yl-yzg.txt
5. H. F. Schaefer,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http://www.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
该书作者Dr. Schaefer是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系教授，计算量子化学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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