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倪柝声离世归主4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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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倪柝声离世归主44周年
2016-06-01 谢路加弟兄 真光照耀
他死后比生前影响更大
-- 纪念属灵伟人倪柝声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
倪柝声（Watchman Nee，1903年11月4日—1972
年6月1日）
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徒领袖，并且是其中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一位。是他将中国的基督教早期福音的性质转为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以及为着教会建造的方向。他写的书已经长期稳占基督教书局一个位置；他于20世纪初按照圣经榜样恢复的地方教会，至今仍然繁荣兴旺。他的人和作品，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极重要的一页，並且留下了許多传唱至今的诗歌，如《让我爱》等。
早期：在福州
三一书院的优等生
倪柝声，原名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祖籍福建福州
一九零三年11月4日（清光绪廿九年农历九月十六）生于广东汕头。倪柝声是家中的长子，当时他父亲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正在汕头任海关官员。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已故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一批华人牧师之一，并且不顾当地的风俗，坚持与一位外省（广东）人基督徒结婚；父亲倪文修是兄弟九人中的第四个，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对于教会的传统和教会音乐相当熟悉，1941年在香港去世。母亲倪林和平（Peace Lin，1880年－1950年）则是一位基督徒商人的养女，曾准备到美国留学，为此而进入上海中西女中（这是一所以英文水准高著称的教会学校），1899年按照父母之命嫁给倪文修。她性格刚毅，又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倪林和平所生的前2个孩子都是女儿（倪闺臣和倪闺贞），常受重视男嗣的婆婆讽刺，因此在再次怀孕时就模仿旧约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应许如果所生为男孩，就将他一生献给神。
倪柝声的父母都是美以美会福州天安堂挂名的教友，所以倪柝声在婴儿时期，就由美以美会的监督受洗。他在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住在闽江南岸南台岛新发展的商埠区（今仓山区）的海关巷14号。1916年，倪述祖就读于英国圣公会在南台所办的著名的三一书院（位于今福州仓山区公园西路），接受西式教育，在该校是一名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借着余慈度的传扬
一九二零年
倪柝声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时，一位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倪林和平在上海时已经认识）来到福州，在福州天安堂传福音，他母亲倪林和平先接受了福音，并且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不仅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的饶恕。年轻的倪柝声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因好奇也去天安堂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并且愿意终身奉献，毅然放弃了他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新的名字—倪柝声，
英文 Watchman Nee。他一度到余慈度在上海江湾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不久因「太爱世界」被余慈度劝退，回福州续完成他的课程（主修化学）。
从和受恩受造就
以后几年间，他一面刻苦勤读圣经，同时博览大批基督教历史名著（约3000册）；一面和一批年轻人，一同到已经隐居在福州附近村庄白牙潭多年的一位年长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她没有任何差会支持），从她那里得到了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被她高深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倪柝声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1930年代倪柝声两次访问西方，接触史百克等许多基督徒领袖以后，认为极少有人能与和受恩的属灵深度相比），并由于和受恩的介绍，得以接触到英国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这正是后来对倪柝声一生的侍奉和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主要源头。
一九二一年
倪柝声发现自己幼年时所受的点水洗不符合圣经，于是到和受恩处受浸。
一九二二年
暑假期间，19岁的倪柝声和24岁的海军军官王载决定跟随《使徒行传》上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榜样，在福州仓山毓英女校王载的临时住所，开始开始了第一次擘饼聚会，参加的只有3个人：王载夫妇和倪柝声。
不久，王连俊、陆忠信、缪绍训、王峙等相继加入（后来福州教会的七位同工），在仓前山子园王载家中聚会，建立了第一处脱离了宗派公会的地方教会——福州教会。这批年轻人极其热切地上街传福音，身穿写有福音标语的背心，这样的举动轰动了福州全城。1923年初，王载从南京请来女传道人李渊如开复兴布道会，1个月间听道受感者达到几百人，于是租用仓山十二间排房屋聚会，初期名称采用基督徒会堂。李渊如不久回到南京，几年后成为倪柝声的重要同工。
倪柝声反对跟随基督教的传统。他将每一项都与圣经核对。在丢弃不准确、不合
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在寻求的基督徒当中制造出寻求真理的空气。不合圣经
的外在实行也被调整。有些用辞，如“交通”“聚会”“弟兄”“姊妹”等，藉着倪柝声的职事，现在都变成基督徒常使用的名詞了。倪柝声的职事吹号反对公会以后，就没有人敢以正面的意义使用“公会”一辞了。倪柝声的职事反对公会的号声，到今日仍给远东所有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九二四年
福州教会中出现了争议，起因是由于王载去上海，接受宣道会守真堂的美国传教士伍柏莱的按立，成为牧师，倪柝声坚持反对，最后独自一人默默离开，隐居在郊区的马尾罗星塔，出刊《基督徒报》。并访问马来亚实兆远，建立海外第一处地方教会。
中期：从上海到全中国
一九二六年
秋天，倪柝声在闽南厦门工作期间，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这时，他接受邀请到南京，在养病的同时，帮成寄归翻译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加入李渊如等人已经在南京开始的擘饼聚会。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发生攻击基督徒和外侨的事件，《灵光报》社被砸，李渊如于是离开南京迁往上海。
一九二七年
倪柝声一度病情加重，于是迁到无锡漕桥镇，专心写作《属灵人》。同年，倪柝声迁到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此后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这里一直是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将福音书房也迁到那里，称为上海福音书房。在上海，他得到两位重要女同工汪佩真、李渊如的帮助，在地方立场上兴起了上海教会的见证。1927年年底，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和一位中国内地会的年长传教士祝康宁共4人在新闸路赓庆里汪佩真住所举行了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次擘饼聚会。各处地方教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由当地的长老们负责。上海教会最著名的一位长老是俞成华（1936年—1956年）。
一九二八年
1月，他们租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今铜仁路）240弄文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召集了第一次的得胜聚会。主题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参加人员約五十人，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内地会、自立会背景）和江苏北部的阜宁、淮安（美南长老会背景）的传道人。
一九三一年
10月，倪柝声在上海又召聚了第二次的得胜聚会，主题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内容后来刊印成书，就是《什么是新约》的前半部分。
一九三二年
11月召开特别聚会，与与来自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弟兄会信徒交通。
一九三四年
1月，第三次得胜聚会，主题有2个：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1934年10月，第四次得胜聚会在杭州举行，主题也有2个：亚伯拉罕的生平，
和属灵的争战。
平阳和苏北
第一次的得胜聚会后不久，浙江省温州平阳县的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等回到家乡，都脱离了原来的宗派，建立起当地的地方教会。1949年以前，平阳县（1981年分为平阳、苍南2县）约有一百处地方教会，（整个温州地区约200处，整个浙江省有三、四百处），苏北约二十处地方教会。
北方
1932年夏，倪柝声去访问山东时，促使烟台兴起了北方第一处地方教会，并且得着另一位重要同工李常受。不久，山东省会济南和满洲国统治下的长春也兴起了地方教会。
沿海各大城市
在此前后，浙江省的萧山、绍兴一带以及杭州，福建省的莆田、福清一带，也陆续兴起了不少地方教会的见证。
一九三五年
夏秋，倪柝声在烟台和厦门鼓浪屿、泉州带领特会，主题是基督得胜的生命，与圣灵的浇灌。这些特会带进了复兴。1935年到1936年，倪柝声打发同工到国内的主要大城市与港口开展，如张子洁到青岛，李常受和张愚之到天津（兼负责北平），使得这些地方，以及首都南京，陆续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他在各地的同工达到200位。内陆抗日战争期间，香港（魏光禧开辟）、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蓝志一开辟）、重庆、桂林、昆明以及绥远省（1943年烟台教会大复兴期间信徒移民建立）等等许多地方也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使得早期地方教会主要集中在沿海江浙闽等省份的情形发生很大改变。
一九四二年
年底，上海地方教会有不少信徒无法理解倪柝声帮助二弟倪怀祖经营生化药厂的行为（觉得不够属灵），产生许多议论，以致生化药厂变成了“生话药厂”，教会的属灵气氛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李渊如也退出侍奉，到苏州隐居。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江守道等人）将倪柝声革除出上海教会﹐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倪柝声尊重上海教会的决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也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会的擘饼。即使在重庆期间，张郁岚长老邀请他出来讲道，倪柝声也只能拒绝。 一九四八年 春，倪柝声回到上海，在同工聚会上，表示他经营生化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来养活同工们。倪柝声也把生化药厂奉献出来交给工作。于是当年上海教会定他罪的人，特别是张愚之，表示极其后悔自己过去的做法。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临，杜忠臣，缪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等），联名在敞开的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於倪柝声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仆人。他虽然在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著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几句不得已的话”，敞开的门第22期）。 那时，上海教会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聚会所，可容纳3000人，是全上海容纳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徒聚会场所。整个上海教会又分为26个“家”，使信徒可以就近聚会，彼此关心扶持。直到1958年，南阳路聚会所被政府关闭，并入上海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地鼓岭他用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收入买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内容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权柄与顺服》《读经之路》《教会的事务》《属灵的判定与判定的实例》以及《初信造就》等。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 倪柝声阅读了多达3000本基督教历代著作。其中对倪柝声产生深远影响的
主要有两个源头：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 普利茅斯弟兄会以约翰·纳尔逊·达秘和乔治·慕勒为代表，以及马金多、乔治·卡亭、威廉·开雷等。弟兄会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和解经、预言（特别是郭维德、潘汤和彭伯）这些方面。另一个就是内里生命派，又称“奥秘派”，或称寂静主义，诸如：盖恩夫人、宾路易师母、慕安德烈、史百克等。1939年，倪柝声曾去伦敦访问史百克。内里生命派的影响是在生命、基督、圣灵、人的三部分（灵、魂、体）、主观的十字架和属灵争战等方面。 由此倪的双重负担，一是将信徒带进属灵而非常强调信徒的属灵造就。在《属灵人》等著作中，他主张帮助信徒将魂与灵分开，学习照着灵，不照着肉体或魂，并在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与他联合，过得胜的生活。而大大提高了远东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在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属灵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等。
华语世界大多数有心寻求的基督徒，都从他的文字得着属灵的粮食和生命的供应。 二是建立地方教会。他从圣经里面看到，主张恢复到使徒时期的教会生活，效法圣经中初期教会的榜样，提出一地只能存在一个教会的地方教会原则，亦公开谴责宗派的罪恶。他认为建立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个人的基督，扩展为团体的基督，是神在今天的主要工作。因此，他无论传扬福音、教导圣经、造就青年信徒、带领特会或训练、并出版文字，都是为此目标。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工作的再思》《圣洁没有瑕疵》《教会的正统》以及《聚会的生活》等。同时主张恢复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理念，提倡全体信徒全体事奉，传福音、祷告，重视信徒的造就，提倡分区家庭聚会。[3] 晚期：失去自由 一九四九年 大陆政局变化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自己则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牧养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
一九五0年
年初，倪柝声在香港主领特别聚会，带进香港召会的复兴。不久，信徒扩增到三千人，以后就买地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会所。特会期间，倪柝声拍电报给李常受，要他在自己回中国大陆以前到香港面见。当时，李常受在台北正参加重要的特会，一时无法离开。倪柝声就回复说：“不管我还在不在香港，只要你有空，就要到香港来，安排当地召会的事奉。”
二月十六日下午，李常受抵达香港，由倪柝声与许骏卿长老等人交通，安排弟兄姊妹去启德机场接他。本来，上午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他，但是台湾一直下大雨，飞机不能起飞，所以去接机的人，都扑了个空。第二天早晨，倪柝声把李常受带到同工和领头人的聚会中，他在众人面前说：“常受弟兄，照着主所给你的权柄，请安排此地召会一切同工、长老和执事的事奉。”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谈到属灵的事，倪柝声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个重大的责任，李常受知道倪柝声是要他开始带领，为香港召会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当天晚上，倪柝声把他带到复兴的特别聚会中，并要他讲道。但他说：“只要你在这里，我就没有负担讲道。”于是，倪柝声就继续在那些特别聚会中尽职。每天晚上都有大会；每个上午都有长老、同工、有心追求者的事奉聚会，最少十几位，最多二十几位。
三月二十日左右，倪柝声接到上海长老们发来的电报，说那里有许多问题，请求他早点回去。这时，由信徒自愿奉献盖建的上海南阳路聚会所已投入使用，可容纳三千人，外面还可以容纳两千人。其容量超过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尔堂和怀恩堂。于是，倪柝声接到电报后，就不顾同工们多次的力劝，定意要从香港返回上海，并由内弟张宜纶送他到火车站前往大陆。走时，他担心再有劝阻，与李常受不告而别，从此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通信。而在走前，他曾对李常受及其他同工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性命也不顾惜。大陆有那么多处召会，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当时，从出生地汕头传来母亲倪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的消息，都未能影响他的决定，只是请他的大姐安葬，而自己则回到上海，为着照顾全国的众召会。当他回到上海后，又叫张品蕙离开香港定居上海。
在倪柝声离开香港前，有一个多月时间，和他亲爱的同工李常受在一起配搭，共同处理香港召会的事务，也有私下更多的甜美且难以忘怀的交通。他希望李常受不要再回中国大陆，并把实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诉他。而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他的负担仍是要回到大陆去。他把香港的工作交给李常受，陈则信和魏光禧则负责香港召会。在对福音书房和文字工作上，他安排福音书房要在三地成立：上海、台北和香港。他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李常受负责“台湾福音书房”；魏光禧负责“香港福音书房”，同时李常受要在文字和编辑上协助。并且，三个书房都有共通的版权；换言之，三个书房就是一个。
四月一日，李常受返回台北。然后，他带领弟兄姊妹藉着广发福音单张，派出福音队游行，在市中心的新公园露天音乐台以及租来的会场大传福音。 一九五一年 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那时中共正在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在基督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原来主要由西方差会资助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信徒人数严重流失，很快都“认清形势”，“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积极主动在政治上靠拢新政府，并在传福音方面采取低调。而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几个基督徒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土改运动中，福建鼓岭的教会房地产被没收，全国地方教会有上万信徒写信给政府要求保留。
一九五二年
四月十日，在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东北被逮捕，关押在哈尔滨，此后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秘密审讯。 一九五六年 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莫须有”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而倪柝声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1952年4月，（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被秘密逮捕关押在东北，直到4年后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公开控诉。 在政府召开的控诉大会上﹐倪柝声被“揭发”出一连串令人难以想象的罪名，批倒批臭：政治上无比反动，如其中的一个罪名是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圣经中顺服政府权柄的要求），另一个罪名是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欺骗政府，虽然是中国人自办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有过来往，对他们还有过同情，因此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其他还有很多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特务罪名；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数目高得荒唐，甚至超过药厂总价值），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私通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没有头部）。许多信徒指出，当年的摄影机极为笨重，要拍摄这样的影片需要多人协助，因此根本无法做到保密，因此这个指控显然是捏造的谎言。如同他一贯的作风，倪柝声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他常说：“我比你说的还要坏”）﹐而当时导致地方教会大量信徒受到打击。许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指控属实，并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海外地方教会人士﹐由于地方教会的信仰特点，至今没有要求政府为他平反。（受倪柝声影响的信徒，普遍都认为诽谤、误解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信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有益，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活到1980年代、后来出狱的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也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后来李渊如和汪佩真，以及其他同工也被判多年的监禁和劳改，有的在狱中离世，有的在文革时期不肯跪拜偶像被处死，有的晚年仍不忘传扬福音。正如圣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书四7）。这时，上海地方教会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阎迦勒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许多信徒不再去南阳路聚会所聚会。 有一些反对倪柝声神学立场和地方教会观点的人士，如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出版了《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坚持相信中共1950年代对倪的指控并非
捏造﹐而地方教会受到的打击则出自神的审判，根据之一是王明道日记中，说他曾从北方地方教会的一位弟兄听说“倪柝声犯了罪”。根据之二是李文蔚(前北京宽街聚会处成员)的传言。梁家麟因出版此书，受到地方教会内外一些基督徒的多次批评和抗议。
倪柝声被控诉、判刑之后不久，大陆基督教于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上海地方教会使用不到10年的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一九六三年
因着主的怜悯，拣选吴友琦这位弟兄，把他留下来，并且以后将其带出中国大陆，使他站在众圣徒面前，讲述倪柝声在狱中的情形。他们曾一同坐监，相处前后一共有九年。以下内容，是一九六三年开始发生的事。
在这一年，因监房调动，就把吴友琦和倪柝声调在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当他们彼此稍微熟识后，话题就越来越多。倪柝声告诉吴友琦说，他是基督徒；他的妻子非常爱他，高血压非常严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
他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他还向吴友琦传福音。吴友琦得知他也是同被冤枉的，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了。”这是他的原话。
有一天，监警把倪柝声叫出去，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他们要他放弃信仰，如果答应了，就让他回家，但倪柝声不同意。当时，有两位分别姓蓝（上海某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和姓张（上海某个县的县长）的，他们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他们答应放弃信仰，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随后，那两个人就轮流讲话，臭骂自己，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并顺着政府的意思说了许多，且彻底认罪悔改，甚至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监长就宣布：“现在经过狱长（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的批准，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
倪柝声何曾不想回家呢？他那么想念他的妻子，张品蕙也在等着他、盼着他。只要他说句放弃信仰的话，就可以回家了。然而，他没有说，因为他根本无意要这样做。他也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手一举，说：“朋友们！你们都要相信主！”于是，有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他更没有在监牢里和政府作斗争、斗到
底，为要成为一个英雄或好汉。不是这样，这是谎言，没有这个事，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持守着他的信仰，宁可至死，也要为主作见证。
一九六七年
四月，倪柝声的刑期已经结束，全世界各处的人，都为他的释放而祷告。虽然倪师母张品惠的身体状况很差，几个月来红卫兵十几次去抄家，但她心中坚信有这么一天，就是倪柝声刑满释放的日子。然而，从监狱的广播里不时地传出声音，警告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虽然你的刑期已到，但我们对你的改造仍不满意的话，你将再延长五年或七年。”
十二月，从香港召会传出一些话，意思是人民政府的高层许可倪柝声和张品
惠被赎离开中国大陆，但条件是愿意将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存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行。与此同时，政府对外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而当时官方又曾报导说，有政治犯及家属脱逃到西方，可多数人认为这是在一种彼此同意的情况下用钱赎出来的。当东南亚的中国圣徒听到这个消息后，出于对倪柝声的热爱，很快搜集到这笔资金，以作为指定的用途。然而此时，一位带着倪柝声手笔的人逃难到香港，一些曾经与倪柝声非常熟悉的同工认为，倪柝声是像古代那些信心的人们“不肯苟且得释放”（来十一35），他拒绝了这个提议。无疑的，倪柝声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动、作翻译的工作等，来顺服在上掌权的，一点都不破坏基督徒的形象。但他绝不愿意随波逐流，通过金钱交易来给众圣徒作妥协、退缩和失望的榜样。而他却愿意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以求神按着祂的道路来带领他。后来，在第二年年初有官方消息，这项交易被取消，倪柝声却被加刑五年。
一九七一年
十一月十七日，倪师母张品蕙，由于在“文革”期间作为基督徒和反动派家属，身心遭受严酷的迫害，最终因中风在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里去世。在她离世前的这年春天，她的侄孙女万小玲即将到农村插队，临别时她流着泪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
再来看吴友琦的见证，以了解倪柝声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的情形。他们在这个农场第二次相遇，又在一起呆了五年。那时，倪柝声的身体很差，步履艰难。住的地方，离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他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柝声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吴友琦帮他打，带回来吃。
忽然有一天，狱警把吴友琦找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倪柝声）打饭。吴友琦回答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他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柝声。当然，吴友琦也没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吴友琦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友琦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柝声。等了很久，以为他这样知识渊博的人肯定能想出个好主意，但倪柝声开口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吴友琦听了大吃一惊，顺其自然，不就是一切顺从主的安排么？于是他又气又急，问道：“你不想吃饭啊？”可吴友琦又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吴友琦里面突然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本来他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他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他劳动累了，要多买一两。以后，吴友琦就打六两饭，食堂也没怀疑他。回来后，他把二两饭给倪柝声吃（因为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而吴友琦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他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把这难关度过去。
有一天，狱警允许吴友琦把一封倪柝声的家信带给他。信上写着，张品蕙在家中（上海岳阳路200弄88号）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随即，吴友琦一边劝倪柝声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自己也陪同他去。照理，当时他们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只因“文革”，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但按照规定，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
一开始狱警对倪柝声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柝声对他们说：“吴友琦可以陪我回去。”狱警却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他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柝声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吴友琦和他们讲道理，就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他嘴唇在动，就问吴友琦：“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吴友琦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吴友琦，他也照样回答。当时，如果狱警确知倪柝声仍是在作祷告，那是很严重的，就是不接受思想教育改造，属于顽固不化的那一类，后果不难想象。然而，吴友琦知道，倪柝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吴友琦收工回来，看到倪柝声泪流满面，原来倪师母张品蕙去世了。倪柝声很悲伤，后在吴友琦的鼓励下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可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
当时，倪柝声写了一首诗：“哭千声，唤千声，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吴友琦看到后，就在下面和道：“横报告，竖要求，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柝声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他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他以甘心的顺从把这件事接受下来。尽管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后来写的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已。…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而在
此之前，他却长久怀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后，能再与他的妻子团棸。他曾对同监房的难友说过：“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真是太多了。”
一九七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姊：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题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谢你。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祝你好！”
这封信是倪柝声写给他妻子的大姊，就是他在信上所称的“大姊”。（编者注：以后各信称“大姨”）。这位大姊住在北平，与倪师母约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就在她一九七一年探访倪师母的时候，倪师母从凳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因着这次摔跤，倪师母的高血压上升，因而致死。因着这次极大的亏损，这位大姊觉得倪师母死后，她需要留下来照顾倪柝声并送他必需品。“你每次东西”，就是指这事；“发病（慢性病）就很难过…多晒些太阳…不能改变病”，指明他仍受疾病之苦；“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指明他实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话：“在主里常常喜乐”；“希望你…心中充满喜乐”，指明他不仅自己在主里喜乐，更激励他妻子的大姊要充满主的喜乐。这两句话可以看见，倪柝声在受牢狱之苦时，信靠主并与主多有交通。他就像使徒在坐监受苦时，仍在主里喜乐，并激励读他信的人也在主里喜乐（腓二17-18）。他这封信里没有引用圣经节，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这封信是在他去世前三十八天写的，署名是“述祖”，那是他在亲友中间常用的名字。
五月六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姨：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五月七日）。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覆。生活我昼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已。你身体如何？时常在挂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我只有祝你好。述祖”。这封信里的“蕙妹”，是指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
接着，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倪柝声写道：“品大姨：你六日北京的信及十一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来，望能多住一点时间，多休息一点。我病中也望能与自己的亲人多接触。此间山明水秀，有一特点，小孩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休息一回。蕙妹骨灰，的确是个问题，你来后再商量决定。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手电带一个来。祝你好。”
五月二十二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姨：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与别人。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亲人自己在一起（编者注：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去了联系，只好请你。你来时带一斤太仓式肉松，一斤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腑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胺基酸补充。很困难。祝你好。述祖”。
在这封信中，倪柝声不只一次提到他的病。“地戈辛”是尼亚辛的商标名称，尼亚辛是一种酸。他所患的病是慢性的心绞痛，因着心肌缺乏血液供应而引起胸部疼痛；“马兴涛”是倪柝声一位表侄女的丈夫。在他被监禁的期间，他的表侄女及其丈夫照顾身体不好的倪师母。他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后来这位表侄女过世，就剩下她的丈夫照顾倪师母了。
在同一天，倪柝声写了上面这封信，又写了另一封信给他的这位亲戚：“兴涛侄婿：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你知道我是有大姊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倚靠你。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题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念。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廿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祝你好。述祖白”。
这封信是倪柝声写给他表侄女的丈夫的。“婶婶”是指倪师母；“我的情况，婶婶…一定对你谈”，按全信的上下文看来，是指倪柝声的健康和有关他被释放出监的事；“大姊”是指倪柝声的大姊陈师母，她住在香港，在他被监禁期间，就是她送钱到上海给倪柝声和他妻子，因此这里说“生活没有问题”；“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指明他希望从监牢得释放，到他表侄女的丈夫那里。那时他看自己是“落叶归根”，寻求余生“归宿之处”；“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指明他请表侄婿为他预备住宿之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方面”，他完全倚靠这位亲戚；“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这显示倪柝声因着妻子去世所经历深深的忧伤，以及他因此所受的苦；“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可以指明倪柝声希望这位亲戚将一份证明他们关系的证件寄到他那里，叫他能从监牢得着释放；“到浙江去”，指明这位亲戚的家在浙江，倪柝声想到那里度其余生；“粮票有问题”，指明他在浙江买食物可能有问题，因为他在当地是外人。这封信的日期是离他去世只有八天。
五月二十五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姨：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祝你好。述祖”。
这封是写给他妻子大姊的信，表明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就要调离枫树岭农场，到再过去一站的山下坡、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这个农场就是白云山农场，在山坳里，是白茅岭农场的分场。根据吴友琦的见证：当时，只有倪柝声一个人被调走，也是政府故意这样安排的，他也不会再受人照顾。就在这一天，倪柝声有种预感，或许他将再也不会回来，或再没有出狱的机会，他对被带得救的吴友琦说：“友琦啊，你今后会出去的。你出去以后，要去找一个人，姓李，木子李，叫李常受。你告诉他，我没有放弃主，你把我这里的情形都告诉他。你看见他，就是看见我；他对你说的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叫他照顾你，他必定会对倪儆夫的儿子一样来照顾你的。”倪柝声绝对相信李常受这个人，时年吴友琦三十来岁。
当吴友琦出狱后，李常受听到倪柝声对吴友琦说的那番话，他大哭一场。在他的睡房没有别人的相片，只有倪柝声的相片，还有倪柝声所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的那篇文字，挂在他睡房的一边；他以此怀念倪柝声，永远怀念他曾经最亲密的同工。他也一直在巴望、等候倪柝声从监狱出来，能继续尽职。然而，倪柝声至终没能离开监牢，却在基督里获得了真自由。他在临终前都坚信李常受是忠信的、是能够托付的；当时在外面有很多倪柝声的同工，也都健在，但他没有叫吴友琦去找他们，竟在他末了的时刻，指名道姓地要吴友琦去找李常受，并且还声明李常受说的话，就是他说的话。这份深沉、炽烈的同工之情，与没有虚假的弟兄之爱，诚然是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事实证明，李常受没有辜负倪柝声所托，他坚定持续在倪柝声的负担中，接续倪柝声向神的众儿女说话。
五月二十六日，倪柝声写信道：“兴涛：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姊寄家用）。你们态度要坚决明朗。我于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修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祝你好。述祖白”。
这是倪柝声写给同一位侄婿的第二封信，在他去世前只有四天。“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指明先前那封信是在枫树岭写的；“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指明倪柝声是死于安徽广德县的白云山农场；“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指明他是何等渴望得着释放，到他亲人那里。
五月三十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姨：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旧力促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纸短情长。祝你好。述祖白“。
这是倪柝声最后的一封信，表明他去世时所在的农场颇为偏远，离车站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他改变语音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姊来看他，并且把处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托她，这些似乎指明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而以上每封书信中都没有提到主的名或神的名，这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信的寄发或收取都必须经过狱警检阅的）。
就在五月三十日夜至六月一日凌晨这段时间，倪柝声被主接去了，享受安息。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启十四13）。他的肉身虽被监禁，但主所给他的信息，却无限量地广传到全世界。许多圣徒藉着他话语的供应，得了启示，而有属灵的看见；召会得以被建造，许多埋没在圣经中的真理都得恢复。倪柝声所著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再思》这二本书，于七十年代就开始在欧、美甚为畅销，使许多人得着亮光，在属灵的生活上大有改变，并且因之回到地方召会合一的立场上，作美好的见证。
六月一日，倪柝声的遗体被火化。不久，只有倪师母的大姊接到通知说，他已经去世了。当倪柝声的侄孙女万小玲和这位大姊赶到农场后，只看到倪柝声的骨灰。临离农场前，农场干部说，倪柝声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又将一张纸给她们看，万小玲祷告主让她快速将纸上的内容背下来记在心里。这是倪柝声留在枕头下面的一张纸，是他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倪柝声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
后来，倪师母的大姊把骨灰交给倪柝声的表侄婿马兴涛。这位表侄婿就在自己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观潮那里，把倪柝声的骨灰与倪师母的葬在一起。直到十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倪柝声的两位侄儿把他和倪师母的骨灰一起移到江苏省苏州香山公墓，葬在“基督教坟场”，就是在他弟弟倪怀祖及其妻的墓旁。
倪柝声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他在世受了很多的苦，有来自贫穷和疾病，也有来自公会的藐视、批评、反对、攻击、谣言、误解和误传，更有来自一些不成熟、无能、顽梗或带有野心的弟兄姊妹的革除、异议、背叛和攻击，以及政权对他的诬告与监禁。然而，即便他已离去，现今仍有些人对他恶意地控告和讹传，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以W的日记（W自称一生只当面见过倪柝声三次，并且是他所认为的很短暂的不愉快的谈话，日记所提及倪柝声的部分也是听来的不实消息）、梁家麟的“喷粪文学”（捏造和毁谤，居心叵测、以及明显带有不良的企图）、以及反对倪柝声神学观点的名人论断（如T之流，对真理不求甚解，妄加定罪），来大肆诋毁倪柝声的人格。但，倪柝声已去了，撒旦仍在这地上继续横行，魔鬼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然而，李常受却说：“倪兄虽眠，其言不息；儆夫虽去，柝声仍鸣；直等晨星出现，夜影消散。”
1971年11月7日，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享年69岁。 身后 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在当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地方教会，原来可以容纳3000人的南阳路聚会所，仍未归还教会。在他的家乡福州市，他献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会所早已恢复聚会，福音仍然兴旺。在福州郊外鼓岭山上购买了传教士别墅，1948年和1949年曾办过两次鼓岭训练，那里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 许多国家的基督徒都熟知他著作深邃的属灵洞察力，并且从他得着属灵的启示和丰富的供应。他的著作和讲台及谈话记录已收集在“倪柝声文集”（62册）里。他的职事结有许多果子，最显著的就是：使人清楚靠恩得救的真理，兴起信徒爱主，激励基督徒起来寻求真理，将寻求者引进属灵生命的经历，带领主的子民在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与祂联合，并建立地方教会。
附录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的表彰
(2009-08-19 02:36:27)
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72年6月1日在安徽省广德县去世（白茅岭农场），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徒领袖，并且是其中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一位。
国会记录(众议院第111次会议，7/31/2009) 主旨：表彰倪柝声 新泽西的史密斯议员发言： 议长女士，我今日起立发言，以肯定中国基督教界一位伟大先驱—倪柝声—其浩瀚的属灵成就。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尊倪柝声为二十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三十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建者之一。 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一九二二年成为基督徒。三十年代，他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四十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一九五二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中国政府监禁。倪柝声从此未被释放，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一百万本，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一九七二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七十一岁。他留下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
议长女士，据估计，中国有近一亿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另有几百万基督徒因倪柝声对全球基督教的贡献（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和他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据称，倪柝声的著作在中国遭正式查禁；与此同时，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倪柝声死后，他的姪女前去领取他的遗物；狱卒交给她一张在他床边发现的纸条。纸条上所写的字，可看作是倪柝声的遗言“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