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体制不只是被抓律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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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7 提摩太·凯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编者按:8月25日晚上12点左右，知名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和其两名助手在温州市鹿城区下岭教堂被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对于维权律师的工作，很多保守派基督徒漠不关心，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改变，与己无关。既使一些基督徒关心社会正义，但他们更愿意相信社会的改变是由个体的改变开始的，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徒只应关注宣教和个人性的社会工作。但是，提摩太·凯勒在《慷慨的正义》一书中，借着一个被迫堕入风尘的女孩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些罪恶的出现，是由社会制度引起的，若不改变那些制度，根本不可能拯救城市中的一些受害者。因此，他认为一些人必须反抗进而改变法律、政治和社会体制。当然，凯勒并不认为社会改良的事必须要由教会来做，但教会的牧者应当重视社会改良的问题，鼓励机构、或者信徒以个人身份来为社会的改变去努力和抗争。今天，橡树特别发送《慷慨的正义》中的一篇有关社会改良的书摘，呼吁教会来支持为社会的改变而牺牲人身自由的维权律师们，也借此来声援我们亲爱的弟兄张凯律师。
我们说过，行义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包括三个层面。除了救济和发展（个人和群体的）之外，还有一个层面是社会改良。社会改良看到的是直接解决人的需要和依赖之外的事，即改变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而这些是加剧或造成那种依赖的因素。你可以想象一段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续集。过了几个月，每当这个撒玛利亚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看到一个被暴打、被抢劫的受伤的人。最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要怎样才能制止这样的暴力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某种社会改良，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以防止更多人成为受害者。有时奏效的社会改良就是在街道上安置更多警察。但另外一个方法是像“十点联盟”（TenPoint Coalition）一样的做法。“十点联盟”是波士顿的一个牧师网络，目标是阻止90年代在波士顿的黑帮枪杀。这个联盟成为此前彼此不接触或彼此为敌的机构之间的桥梁。它也与很多家庭、地方教会、波士顿警察局和美国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建立起合作关系，干预黑帮活动，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咨询辅导以及其他服务。 这一方法不仅帮助到个人，而且力图改变一些社会机制和社会机构。在一些情况下，社会改良还意味着修改法律。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如何仔细地将摩西社会立法应用到我们现今的社会中。然而，圣经中有一些例子讲到一些人对社会公义如此热心，以至于他们的努力超出了以色列民族国家的范围。我们看到约伯就是一个例子。 他告诉我们，他不仅包裹赤身的人，而且“打碎了不义的人的牙齿，使捕食的掉下来”（伯29：17）。但以理呼吁一个异教政府要为自己不怜悯穷人而负责（但 4：27）。我们将这些称为“纠正性”（ rectifying）正义。我们每转到一处，都会看到一些人的需要。有一些城市机构只关注中产阶级和富人社区，并把资源带到这些人中间，却不关注穷人，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些法官收受贿赂，立法者被特殊利益“收买”，银行政策歧视某些社区，建筑规范检查员接受地产商和房东的贿赂，还有法律实施系统中的腐败。要扭转这些做法，就需要进行社会改良。
很多基督徒反感直接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们更愿意认为“社会的改变是由个体的改变开始的”，所以他们只关注宣教和个人性的社会工作。这是很幼稚的想法。我所知道的最显出其幼稚的例子，是一位城市牧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这位牧师叫林西克姆（Robert Linthicum）。
当他还是一位学生事工实习生的时候，他帮助一个政府住房项目在一个美国城市服务一些黑人青少年。一个叫伊娃的十四岁女孩开始参加他带领的圣经学习小组。有一次伊娃找到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她说，“鲍勃，我压力很大，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黑帮，要招一些女孩向郊区的白人男性卖淫。他们想要强迫我。……”他告诉这女孩不要屈服于他们的要求，要一直坚持来圣经学习小组。然后他就回家乡度假了。“三个月之后我回来了，却找不到伊娃。另外一个青少年告诉我，她在我走一个月以后就不再来参加小组了。我去了伊娃的住处。她一看到我就哭了： ‘他们找到我了，鲍勃。’我毫无同情心地问她，‘你怎么能那样屈服呢？你为什么不反抗？’她告诉了我一个让人恐惧的故事。‘他们先告诉我会打我爸爸，后来他们真的把爸爸打得很惨。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屈服了。’我说，‘但是伊娃，你为什么不寻求保护呢？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她回答说：‘你以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林西克姆继续说，在那之前他都只是严格地以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罪。那时他才意识到，这城市中的立法和警察系统都在牺牲穷人为代价的情况下为富人服务。若不改变那些制度，就不可能拯救那个城市的“伊娃”们。
林西克姆所讲的故事诚然悲惨，但压迫和不公义还会以更残忍的方式出现，包括虐待儿童劳工、性拐卖、国家主导的宗教迫害、无审判或指控的拘禁、缺乏正规程序和正规支付的土地占用、强迫搬迁、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暴力、国家或准军事化的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支持的虐待。
我以上给出的这些例子的一个问题是，它们都非常突出和明显。然而大多数时间，这些系统性的罪都更简洁和微妙。穷困社区中的学校衰败和安保力度不足是更常见的，这常常是人们不公正地忽视这些问题而导致的结果。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并不听取无钱、无权势者的声音。贫困社区的居民不具有影响力或技巧，以吸引私人或公共资源进入他们的社区中。他们需要帮助，但这不能只是借着救济或发展的方式。一些人必须反抗而且改变法律、政治和社会体制。
摘自提摩太·凯勒著《慷慨的正义》，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