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 | 我的三个家

李宗盛 | 我的三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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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家

这个发展迟缓的小镇
像是一件长辈送给你的旧毛衣；
明显的过时，却让人满心温暖。
若是遇到这样冬日的雨天，
雾总是先蒙住大屯山的头，
然后蹑手蹑脚地朝淡水河方向漫去。
我很喜欢空气中经常弥漫着无所不在的，
淡淡的硫磺气味。
置身在其中始终让我有婴儿的感觉。
如同在母亲子宫中
被羊水包裹一般地让我感到安心。


知道我是潘老师儿子的一代
差不多已经凋零，
还好能认出我就是那个送瓦斯的
大有人在。
当年帮家里送瓦斯所带来的好处
并不只是让我青春的身体
有了足够的锻炼，
更大的意义是让我彻底地熟悉了
家乡的样子并且牢牢记住了。
它同时也赋予了我的性格中
比较市井的那一面。
我喜欢这个部分的自己
并且刻意地保留它。
后来成为一个知名的音乐人
这件事并没有改变我跟北投的关系。
我经常衣着丑陋走在街上。
我认为家乡的人
不会盯着我看的逻辑很简单：
写歌的不见得比卖小笼包的高明。
在这里我不是陌生人；
我是这小镇的孩子。


在中和街小山坡上的屋子
是为我当时将要展开的新生活而准备的。
那时我刚刚开始另一次婚姻，
小女儿刚两岁。
与滚石的工作关系
在两个月前结束时当然有些许感伤，
但是20年无日无夜的音乐生涯
早已让我疲惫不堪。
我知道我不想再如往日那样地工作了。
事实上我在几年前
就已经想自己动手做吉他
并且开始研究资料。
我认真地想回到音乐的起点
去寻找另一个身份。
我一点也不介意暂时甚至永远也不再做
我以前所擅长的那些事。


迁往上海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或者说，
我们并没怎么特别讨论。
新的婚姻很好；
我并不在意我要带着一家老小
去一个几乎全然陌生的城市生活。
我从1990年代初就多次造访这个
因为改革开放而受益的城市。
我承认我对它只有肤浅的认识。
我总是被细心礼貌地招待，
进出在五星级酒店的套间与演出的场地。


在滚石的最后两年，
我在组织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并没有被通知参与一些重要的会议，
以避免制作案因为我的坚持被退回重整。
在整个音乐行业被网络泡沫托高的时候，
像我这样的制作出身的老臣
显得不识时务
而注定要被时代的大潮淹没。
梁静茹与五月天是我制作总监任内
最后签下的两份合约。
2000年12月31日
我离开光复南路288号5楼，
与滚石17年合作告终。


北投家的装修其实还很新。
孩子们经过两个暑假的练习，
刚刚能在家里的短道泳池找到感觉。
住中目黑时候买的器皿还没机会用。
温哥华的生活照刚刚整理出来等着裱框。
打包的时候，我对妻说上海什么都有，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将给孩子们做早餐的松饼粉丢弃。
2001年3月5日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
对于将要面对的生活其实我没有准备。


我从今年7月开始收拾，
准备在冬天来到之前
带年迈的母亲回到这个被荒置10年的家。
我开封之前留下的对象，
解开一个又一个
自己10年前亲手系上的结。
不断涌现的记忆
令归置东西的进展缓慢，
以至于整个夏天我都在做这件事。
这过程仿佛是一个时间、情感
乃至于记忆的一次缝补。
有些东西断了，
我得把它接起来才能在这屋子里往下过。
不过有些事是回来之前就先做了。
比方说……
那些担心再也接不起来的记忆，
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妥善安置。
那些可能会无法摁捺住的情感，
也都用理智好言相劝愿意安分了。


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决定不买新家具，
能用的旧对象都要继续使用。
因为无论这10年发生了什么，
我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祷告感谢主，
带领我10年之后再次走进这个家门。
阿们！！


1978年，清晨，台北中山北路，20岁时的李宗盛。


上海家

在准备开始叙述上海生活时
我是这样想的。
居住在这城市
大约两年半的时光所发生的事，
相当程度地决定了
我接下来几年的人生样貌。
可写的东西很多……
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别让后来众所周知的感情低潮
变成这一段叙述的主题。
我只需盘算好写哪些。
哪些略过不提，哪些草草带过。
而现在，我已经停下来好几天了；
这的确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给自己三分钟写下关于上海的联想……
看看还记得哪些。


漕宝路，虹梅路，桂平路，
虹许路，延安高架， 直。
小仇，小周，小凤，小鸡，
爷叔，婶婶，彤彤，毛毛。
名都城，玫瑰园，月季园，
古北家乐福，星巴克，丁香花园，
上海中学国际部，
广播大厦录音棚，瑞金医院。


想说一点关于那两年半的生活。
却发现
即便在离开这个城市好几年后的今天，
还是不容易的。
一个影响自己那么深刻的城市，
追索回忆时却那么费力那么模糊那么贫乏。


索性我先假设那两年半里
或许真的发生过一些我一直没弄明白的事。
我查找过去的电邮，工作日志，便条纸。
电话短信，家庭生活录像，照片……
终于得出一些蛛丝马迹。


所有的线索显示上海时期的我
是个拥有大量时间却无所事事的人。
我跟那些蹲在桂平路上
吃西瓜解渴等待工作机会的民工并无二致。
我也的确曾经活得像一碗隔夜面条那样
缺乏光泽松垮肿胀。


如今我喜欢将上海的生活解释成一种试探，
当我事过境迁往回看，
它揭发了我不愿承认的懦弱
或提醒了我从不自知的坚强。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两者对我都是好的。
2003年10月我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对即将发生的不幸浑然不觉。
搬往北京不久，
我第二次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北京家

2003年10月中到的北京，
不久就入冬了。
我在刚装修完却供暖失灵的办公室里
冻得直打哆嗦。
跟上海一样，这个城市我几乎没朋友。
我弄不清楚东南西北。
而且北京大得让人心慌。
奄奄一息的婚姻招来周刊的狗仔队
架起相机在小区院子里守着。
我躲在工作室望着录音室全新的器材发愣。
我不知我还用不用得到这些器材？
我不知这城市打算怎么对待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糟透了的开始。


在北京，再大的事也终将显得微不足道。
我认真地这样感觉。
这样的理解，
对我往后八年半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寻常午后，
虽然我对即将发生的事已经早有准备。
可是当我签了字离开酒店
走进炙热阳光的那一刻，
我仍然打了一个冷颤。


法律上我已恢复单身。
我决定留下来看看人生能把我怎样。
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北京。


作为单身男人与单亲爸爸，
把原来要投注在卧房的精神体力
转移到厨房是明智并且必须的。
给孩子做饭带给我极大的乐趣。
其实更像是一种寄托；
让我不至于垮掉。
我有两台冰箱与一个储物柜改成的食材室。
我通常5点钟回家做晚餐，
早上10点半起床做盒饭。
每周总有几个午夜我会开一瓶酒慢慢喝，
然后耐着性子
跟那些需要时间的菜彻夜周旋。


另一个支持我留在北京的，
是我的吉他事业。
如果有人是在我描述
我跟吉他之间种种的中途
才加入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他会以为我在说的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把吉他。
我老爱跟人家说
吉他如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约1979年，暑假时李宗盛与同学自带器材，在台北找了个咖啡屋，求老板给地方免费唱歌。


我在14岁那年开始弹吉他，
然后学着把心中的话用歌来表达。
我靠吉他用音乐来认识自己，
确定自己存在的价值。
对这个一生帮我的老伙伴我心存感激。
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人生风浪起伏的时刻制琴
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世事越不确定让我越想定下心来做琴。
我在豆各庄的作坊待的时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


对我来说，
留在北京把心思放在制琴上
其实是一次自我完成跟修复。
琴在我14岁救过我；
我肯定它在我46岁也能救我。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单亲爸爸与制琴师这两个角色
像两个锚将我牢牢钉在这片土地上。
在我察觉台湾来的朋友
开始要适应我的北京口音的时候，
我知道我确实已经适应了北京生活。
北京已经像台北一样
成为另一个我任何时候回去
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城市。


比起从前，
在北京的这几年我没怎么写自己的东西。
主要是我不知道几年颠簸的生活
要怎样去表达？又会怎样被理解？
所以我打算再放一放，
不着急写……
直到那一天也许更通透，
更圆熟了再下笔也不迟。


简单地说，
过去9年我们一家
在青年路的小区租来的公寓里
踏实地过着日子。
我把母亲接来同住
所以能多点时间陪她，
把娃娃带大然后看着他们离家念大学。
我经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
但是也走过来了。


我想我这一生
无论什么时候回想在北京的时光，
都将感到温暖与安慰。


2012年1月6日凌晨5点，
于台北北投家中

出自《生活》2012年2月号别册《家书III》

很好，一个人一生（还正在上演的）中的起起伏伏，自由的述说，不辩解不矫情

大叔总是用平静的文字告诉我们爱情的模式，感情的结局，

喜欢李宗盛的歌，尤其是最近那首山丘，

可能生活在上海，所以对他的三个家中，关于上海的描述更多广注

当我事过境迁往回看，
它揭发了我不愿承认的懦弱
或提醒了我从不自知的坚强。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两者对我都是好的。

写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