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母亲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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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号召国民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因为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治理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强权之下母亲的心有不甘。
我们兄弟姐妹这一代都能上学，学得好，在我们邻方村子少见。只要能上学，六十年代都上到了顶。说文化，都算有文化了。
我们的母亲不识字。
下一辈齐齐刷刷都文化高，母亲是个文盲，面对她的孩子就有些自卑。说话办事，要看孩子的脸色。商量事情，抬起眼睛看她的孩子，那目光就软弱无力，那是要她的孩子做主的意思。
我们兄弟姐妹也就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凡事习惯给母亲做主。那心里的意思也明白，一个农民，知道什么。你知道东半球西半球吗?你知道清朝民国吗?你知道党中央主席是谁省委书记是谁吗?你只知道些村里的事，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琐碎，没意义。至亲亲情，我们还不至于鄙视母亲，可总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
真正认识到母亲很了不起，我花了几十年功夫。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父母亲都不愿入社。我家是中农，还可以理解。三姑家是贫农，却是坚决不入社。她拖了好几年，在村里最后一个入社。她家没有大车牲口，一到收种，就来我家求助，父亲就套车去帮她。拖了两年，我家终于入了社。三姑再来求助，我家的大车叫驴都归了生产队。母亲看着三姑沮丧的脸色，料定农业社长久不了。她说：俊娃(三姑的小名)没有车马，都知道伙着干不成。你看还有谁愿意入社?
1960年，吃食堂。定量六两，每顿一个小窝窝头，一碗玉米面糊糊。我上高小，不够吃。不够吃就朝家里要。母亲只好自己饿着省，给我挤兑点。肚子老是空的，没个消化的，那个叫胃的东西，整天肉磨肉，母亲终于病了。
母亲的病，当地叫“犯肌”，我不知道是那几个字，犯上病来以后，绞肠割肚一般。一天我放学，母亲领了饭，就疼得炕上翻滚，止不住叫唤，渐渐地声息小了，我不知道危险，依然在脚底吃着母亲从嘴里省出的玉米渣子。一会儿来了邻居，见我妈在炕上气弱声微，老奶奶就骂我：
“这孩儿，你妈都成这了，你还自顾自吃饭!”
我妈这病也有叫绞肠痧的，几十年后我得知了它的学名叫胃痉挛。那年月没吃的没喝的，胃空着，肠子空着，越空越要强力蠕动，不抽搐才怪，抽结成一个硬块，人能疼死。
眼看着大家都挨饿，母亲便埋怨日子不如过去了。倒是我这个小学生，觉悟高的很。按照老师讲课说的教育母亲，这都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遭了灾，苏修还逼着我们还债，实在可恨。学校带领我们回忆民国十八年大荒，光绪三年大灾，我写了顺口溜描述前朝饥馑，歌颂自然灾害以后新社会还能吃到六两粮食。母亲狐疑的目光看着我，啥也不说。
一天打扫壁龛，母亲翻出来一张领袖像，她问我：这是谁的相片?
我一看，是1950年代流行的那种毛主席像，比后来的小一些，衣服颜色也偏蓝绿。我说：毛主席像。
母亲二话不说，拉下脸，刷的扯了，揉成一团，扔到脏土堆里。
我有点害怕，也有点奇怪，毛主席不好吗?母亲为啥不敬毛主席呢?
我尊敬毛主席，是老师的教育灌输，母亲的大不敬，那可是饿得半死体会出来的。
我中学快毕业时，村里组织宣传队，就是闹家戏的村里剧团。唱的全是当时流行的剧目。排戏了，拉上我。1965年社教，我们唱《三世仇》《苦菜花》。《三世仇》是延安时代的老剧目，财主“活剥皮”为了强占村民王老五的一块好地，逼得王老五家破人亡。王老五关押遭枪决，儿媳上吊，一对孙子孙女讨吃要饭，孙女卖给旁人。台下看得哭的哭，抽泣的抽泣。母亲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她像是鼓足了勇气，终于探寻地问我：
“你说，那是唱戏里咯，那财主可就当真那么坏?”
母亲的目光对着我，她分明是遇到了一个难题，她想不出答案。她问我，我能怎么回答?我受的教育，财主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奢侈享乐，欺压乡里。都和黄世仁一样。
母亲看到的财主，和戏里的财主当真不是一个样子。我那个村子在涑水河河槽，土地少，没有什么大地主。所谓地主，也都是和长工一起下地，舍不得吃一条鲜嫩黄瓜的土财主。依靠几辈子勤俭积攒，置地置业，恰恰赶上了土改，成了斗争对象。挨着我家的几户贫民，倒是游手好闲，二流子习气。吃喝嫖赌踢腾完了光景，土改于是成了革命动力。我的邻居红眼庆和就是这样。他家原来也有祖业，红眼掌家以后，嗜酒吸毒，很快败了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庆和依然嗜酒终身，买不起，偷卖家具，换一点家酿的劣质红薯干，抿一口醋合辣椒面。村里人说起庆和有个顺口溜：“木囊不木囊，一天喝四两。”是说他不管事情急缓，每天小酒不能断。
母亲多会儿说起庆和，总是满口的不屑：
“你看人家庆和，真是一辈子好过。兴洋烟吃洋烟，兴料面吃料面，兴药颗吃药颗，卖了地卖了房，贫民时兴了，人家又是贫民。”
母亲的疑惑，是对那场革命的疑惑。
洋烟就是鸦片。料面是粉末状的毒品，药颗就做成药丸了。都是毒品。吸毒嗜酒，好吃懒做，终而成为革命动力，这场革命的价值何在?
母亲对民国乡村，印象颇好。一直到后来几十年，她不知道中共新政权的县长县委书记是谁，民国时期的本县有名的乡绅，她可是能数出不少。坡上的毒药罐，尉庄的王万年她知道大概，西张岳的霍张管，南庄的孙步皎，她更是熟悉，经常诉说他们的历历往事。可惜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中共的书记县长，对母亲的叙说搭理不搭理的，母亲非常失望。
我是在50年以后，翻阅乡村文献，才逐渐体会到母亲对旧时光的依恋。民国时代政权不下县，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绅宗族秩序调节。中共的新政权，延伸到村一级，对乡民的强制管束严格多了，老百姓感到了越来越多的不自由。民国时代，县党部宣传部门，一个部长一个干事。乡公所，一个乡长，一个乡丁。现在的中共县委宣传部，估计能养100人。乡政府，光班子就有五套。母亲的向往不是没有道理，哪一种乡村治理更好，不难判断。
母亲愈到晚年，越多说起霍张管、孙步皎。这两位乡绅在邻村，能看到听到，对他们的感受就更切近。
霍张管、孙步皎是我们那一带稍有名望的财主。霍张管在村里地多，在猗氏城开着油坊，算是个小手工业者。孙步皎教过学，当过县政府的小职员。中共土改镇反时，他们先后遭到镇压。
母亲说起他们，常是无限同情的口气。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啊，不知道他们后人过得怎样啊。这让我这个新政权的干部很不中听。总觉得，用官话说，母亲的立场没有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来。母亲的阶级觉悟很低，糊涂又危险。
几十年后，一次大哥和我说起了西张岳霍张管。大哥说：你知道霍张管咋死的?土改斗争他受不了，逃到国民党把守的运城躲了起来。解放军三打运城，城破了，各村的农会都组织进城抓捕自家村里的逃亡人员。农会叫“识别队”，当地人顺着这个音，都叫“抓鳖队”。西张岳人当然一眼认出了他，押解回村。斗争台子支好了，他一看阵势，就知道难逃活命。他连忙下跪求饶：只要保住一条命，家业，财产全给了你们。农会不允。农会主席带头呼口号：“大家说怎么办?”“乱棍打死!”于是农会主席一把揪住，像拎起一头猪羊，提起扔到台下，众人棍棒齐下，果真乱棍打死。
霍张管其实没有什么罪恶，就是左倾土改闹出来的惨案。
孙步皎死了多年，几乎没有人提起了。去年联系上宁夏农业科学院的高兆宁，他是著名的昆虫学家，80多岁了。幼年时代，他寄居在我村上小学，孙步皎当过教员，可说熟知。聊起故乡的往事，他说，枪毙孙步皎那天，几村村的村民都去看热闹。过了一阵子他去一个同伴家里，一进门，人家土地爷壁龛里放着一个旧碗，碗里装着一坨坨白肉，像绵羊尾子，白蜡蜡的，表面有血丝。一边塌下去，像是挤压过。他问同伴：这是啥?
玩伴告他，他家里有一个痨病病人，要吃人脑才能好。前一阵枪毙人，枪子打开了脑袋，我就取了脑子，盛在碗里慢慢蘸着吃。他接着笑模悠悠的说：
“你知道吗?这就是孙步皎的脑子啊!”
任谁听到这里，都会五雷轰顶，毛骨悚然。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都读过吃人血馒头的故事。不过，那吃的毕竟是个生人。这个孙步皎，就是邻村的熟人，这一家就这样笑模悠悠每天蘸着他的脑子吃。惨无人道，真个叫惨无人道。
看了霍张管，看了孙步皎，母亲的心情肯定不会倾向革命。这一场革命的血腥残忍，就在她身边上演，她不会跟着去歌颂革命。即便从人道人情出发，她也不会同意这样处置革命对象。她对于革命风暴里的残害，深怀恻隐之情，由恻隐会生出对抗。
母亲一直到晚年，陆陆续续说起霍张管、孙步皎，感叹他们的身世和不幸，同情他们的悲惨下场，还不是想做一点人道主义的补救教育，无奈我们都不理睬，母亲自有自思自叹。
往后些年，母亲说得多的，是我家的房产。
土改时分地分房窑，我家20多间房子，9口人，不算多。后来大哥南下，一家三口离开，两个姐姐出嫁上学，少了五口，家里的房子一下子显得空荡了。
村里来了工作队，会安排住在我家。队干开会，也会占了我家的厢房。吃食堂，有一阵子，就占了我家的偏院。
大跃进刮起共产风，眼看着财产都要归公。有一天，生产队来人参观，政治队长带着客人看新农村规划，她指着我家的房子，给参观的说：
“像这一家，以后都要拉平。”
母亲终于感觉到自家的住房受到了威胁。她不明白，为什么住得好好的，人家自己的房子，政府说一声腾了，你就得搬出去。工作队就给她解释：房子是你盖的，可是土地是公家的，全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叫你搬家，你就得搬家。
大跃进以后我们没有搬家，但是母亲却是永远记住了这一次惊吓。她知道了，现在和民国不同，没有个人各家的土地。生产队的地是公家的，住宅基地也是公家的。公家不叫你占了，你立马就住不成。
像这样的土地国有，除了几个极端的共产国家，全世界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是这个样子。我们却是几十年强制地推行过来。国家无偿占用土地，拨划权力极大。集体土地控制在几个队干手里，分给谁，不给谁，尽由他们。国民的自建住房都没有保障，这大约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
母亲自打知道了自家的无助和无奈，坐在门口和乡邻聊天的时候，一旦说到住宅基地，母亲经常会说一句笑话：
“你说咱先人咋就那么痴怂，当初盖房子的时候，怎么就盖到人家的地皮上。”
这是母亲对于平调房产的不满，也是对建国以后土地制度的抗议。她一个农家妇女，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出自己的牢骚，这是底层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很微弱。可是想到那么多人糊里糊涂随风倒，母亲能表达自己的反抗，还是很有眼光。
母亲高龄，活到本世纪初去世。她没有想到，当年她的忧虑，在嗣后几十年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倒卖，房价高企到令人惊悚。为保卫自家的房产，爆炸自焚的事件屡见不鲜。推土机警察黑社会密切配合，一幕一幕暴力掠夺土地的惨剧日日上演。个人的私权从来没有这样遭漠视。一轮又一轮的盘剥，国民的膏血养肥了一批权贵。
我也渐入老境，这些年，反躬自问，萦绕不去的念头是，当母亲在疑惑、质问，反感、反抗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母亲不愿入社的时候，我在表快板歌颂合作化。1960年饿死人，我跟着老师说这是暂时困难。对于新旧对比，国家的根本制度，我们只知道听上面宣传，可曾有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可曾有过母亲那样的深切感受并坚持自己的记忆感受?对于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的侵犯私权，我们还不是跟着讴歌强权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在乎一家一户的得失么?
这就让人迷惑了，为什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对世事的的判断不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
是所谓的理性害了我们。
母亲没有念过书，她只认自己的感受经见。几十年的切肤之痛，她不会改变自己的定见。我们自认为见识广，读书多，知道得多。在感受之上，总高悬着一个理想。纵使自己受难，总还认为是为了大众。纵使千百万人受苦受难，总会解释为为了明天的理想。为了那个乌托邦，我们在脑子里化解勾销了国家民族的的奇灾大难。无论正确错误，我们都做正面理解，总有一种道理能说服我们。我们就这样被洗了脑。这样一来，个人家庭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民族的苦难可以理解为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目标。那个高悬的共产主义我们还没有见到，倒是沿着伟人指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们抢先下到了地狱。
经常有这种情况，简单的事实感受比复杂的理论推想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解放战争末期，毛泽东就曾经运用过这种推理判断，他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对中国战事的认识，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多次论说过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倒是工人农民常有正确的判断。此时，他怎么没有看到，除了他的批发真理的理论班子，千千万万个农夫农妇正在抗议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愿意看到罢了。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此话堪为至理名言。近年有学者大讲世俗理性，意思还不是要注意世俗的感受，高悬的主义往往误国害人。胡适先生号召国民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因为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治理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强权之下母亲的心有不甘。
看到现在的几个大学教授，搬出一套一套理论，论述饿死3000万怎样是前进的代价啊，文革大劫难怎样是民族的学费呀，我就想到，他们对于世事的判断，简直不如一个农妇。
想起我这几十年的精神迷茫，荒唐行走，我就想到，若论政治觉悟，我不如不识字的母亲。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越来越感到母亲很了不起。
责任编辑：花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