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蒋经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332d95386f12c55d#rd
2015-07-17 陆立之 水煮百年
本文作者陆立之，早年参加“五卅运动”等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蒋经国、刘仁静、屈武等人同学。归国后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后在国民党政府担任少将参议。解放后，在上海文联译协资料室工作。
探索与追求
1925年蒋经国到苏联莫斯科入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当时他是一个纯真的思想尚未定型的16岁少年。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宣布了在莫斯科援建孙中山大学的友好决定，并且亲自选拔国民党的高干子女入学。在34O人名额中，鲍罗廷选定了30人，其中第一名就是蒋经国。此外，还有于右任的女儿于楞、女婿屈武，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朱培德的女儿朱友伦，赵守钰的女儿赵祥定等20多人。
1927年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支红色武装队伍：“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红旗初次在上海天空飘扬。这时，莫斯科立即策应上海，孙大就自然地掀起了欢腾的热浪，蒋经国成了新闻人物。因为联共中央党报《真理报》发行特刊，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有一巨幅蒋经国画像，漫画是：蒋经国夹一公文包，笑容可掬地举手指着上海的图景，标题是：“上海是我们的”。很显然，蒋经国这时候是向往红色暴力革命的。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莫斯科的反应是强烈的抗议和批判。蒋经国又大义凛然，率先撰文痛斥他父亲暴戾无道的残忍个性，并举事例叙说老蒋凌虐原配毛夫人（蒋经国生母）实况：“揪住一把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楼……”文章不仅在校内墙报上发布，有些章节还被译载于莫斯科的报刊上。同学们称赞他，校外人同情他，莫斯科的姑娘们频频来校专访，表示倾心。
1928年春，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检讨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蒋经国的思想倾向反对派的理论。他也认为中国革命之失败，应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错误，而不府该诿过于中共领导人。他钦佩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在共产国际六大所争议的“反对派提纲”，其中阐述的中国革命，他认为是正确的。反之，他觉得当权人的粗暴和刚愎自用，摇控指挥，因此导致失败，遭受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三次讴骗。蒋经国在党组会上辩论时，不畏权势，侃侃而谈，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勇敢机智，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使同学们都刮目相看。我看到他在准备发言之前，沉静而胸有成竹，从马列著作中他选定了若干经典警句，先以小纸条分夹书页，用红蓝铅笔在恰当的词句下划出杠杠；发言时他手捧一摞书，快速地翻阅书页，口若悬河地边讲边念，引证马列原句，在短促的几分钟时限内就阐说了要点。这种非凡的举止，在当时窒息的政治气压下是惊人的。同学们对他的甘冒大不韪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米夫王明一伙人虽恨之切骨，也只是惊愕而无法正面批驳。
在压力下成长
1928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人事频繁更迭，争议喋喋不休，上层权力之争自然影响了中国留学生。
在东方大学发生了反官僚主义学潮，结果由联共中央宣传部派人硬性压制了，开除了五个学生，东大军事班全部遣回中国；继又撤销孙大，将全部中国学生合成一新校，命名曰一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由米夫任校长，在反托派运动中，米夫仰承上谕，首先排挤了孙大校长拉狄克，纠集一批心腹，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想方设法要排挤中共领导人。他们利用东大学潮后果攫取了培训中共干部的权力，其目的是进而撺夺中共领导权。
蒋经国在辩论会上舌战群儒，获得了群众的好感，但却遭到了米夫王明的压制，他眼见有人跟踪，被暗搜书包，被窃听谈话，看见别人被批斗，有人失踪，有人被逮捕，有人被明令流放西伯利亚。原先龙腾虎跃生气勃勃的英俊少年，变得沉默寡言了！终日郁郁像痴呆一样，他渴望回国，看见一批批的同学被遣送走了，屡次公布的名单上就是没有蒋经国三个字，这使他惶恐不安，他抉择了韬晦之道，埋头读书不问窗外事，也许能逢凶化吉。但是，凡在图书室里自学的人，都被扣上“学院派（或学究派）帽子被撵了出来，结果是：他和屈武等一同被饬令转学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学习。
所谓转学，实际是一种惩罚，因为东大学潮中被开除的五个学生，有李侠公等三人被转学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朱代杰等几人转学到莫斯科列宁学院。蒋经国被眨到此，是因他从理论上批判了王明一伙，同时他又一再打报告申请回国，这意味着他不拥戴斯大林，仍然倾心托洛茨基，像这类情况的人，不下狱就流放，决不会纵虎归山。
列宁格勒的中央军政大学，实际是一所军事院校，传授游击战术和军队政工方法等等。蒋经国被贬放在此，意在使他无所作为，最后从隔离的苦闷中促使他会主动去归附米夫王明。可是，小蒋虽从未涉军旅，初时有些不习惯，但在广州时也曾习见黄埔军校的兵营，对刀枪喊杀也并不畏怯。他的俄语基础坚实，不仅能听讲，也有机会和苏联各民族同学自由交往，还可在军营野外拉练时拼搏锻炼，能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他见识更广了。蒋经国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内心深处有了历史的反思。他先前在莫斯科时，曾悄悄地和邓文仪谈论过吴越春秋，说到申包胥的故事，他说过：“他们要覆楚，我们要复楚”。覆楚者，是指米夫王明，他与邓文仪誓约为爱国主义者。
由于蒋经国坚定不移，米夫王明就想方设法要打击他。不久，蒋经国因病调回奠斯科治疗，病初愈，硬将他放逐西伯利亚去做苦役。旋又改送农村受 “再教育”。他被放逐到雪原荒村，既不给固定住处，也不配予粮食，幸亏路遇一个好心的老农妇援助，他才没有冻死。以后，又被迫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小火车站当搬运工，差一点饿死。为了生计，他又上矿山当苦工。他历尽坎坷，与病魔和死神频频搏斗，像苏武牧羊一样，在异乡苟延余生。
在苏联渡过十个春秋后，蒋经国的刻苦勤奋感动了上帝，矿工们十分信赖地选举他任副厂长。又获得了女工芬妮雅（后改名方良）的钦敬和挚爱，总算身心有了寄托，蒋经国的精神也舒畅了许多。但是，正当西伯利亚的寒流似将解冻的时候，米夫王明一伙人并没有遗忘这个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压力又凝聚起来，王明的十二道令牌又接踵而至，再一次扣帽子打棍子，诬说蒋经国在西伯利亚矿厂有反党活动，硬性撤销副厂长职务，开除党籍，并勒令回莫斯科检讨，听候处理。这是致命打击，将他置之死地。蒋经国当时有妻和子，家庭生活来源断绝。在绝望中，他决不向米夫王明乞怜。夏天，他进入丛林采摘草莓，秋风中往远处寻觅枯枝做燃料。他设想探溯一条秘密通道，逃过格伯乌的边防，越过界碑跨入祖国。有一天，原本和妻子约定出去找树桩子回来劈柴，但他很晚才回家，只背回来一麻袋旧书；其中有普列汉诺夫著作和托洛茨基写的《往返》（流放逃亡记），以及其他一些禁书。蒋经国兴奋地连夜阅读那些禁书，竟将王明的催命令牌置诸脑后。
义与子的弥合
1937年，蒋经国29岁了。米夫王明在他头上高悬的那柄剑免没有坠落。蒋像车辙中的一尾鲋鱼等待甘露，奇迹终于出现了。斯大林没有忘记中国朋友蒋介石，他在日本军阀发动战争中，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要求以中国人民的血肉去捍卫中苏边境不受日本侵犯。作为人质的蒋经国结束了苏武牧羊的悲剧，成了友好的吉祥信物，获得大赦，返回祖国。
蒋经国归国后痛定思痛，他没有忘记12年中所遭遇的辛酸苦难，也牢记着“复楚”的誓言，他决不让斯大林模式的政体在中国土地上成活。
蒋经国决心辅弼父亲巩固河山，他觉得自已在莫斯科学生时代是少不更事，幼稚可笑。他却不知道现在父子间的鸿沟如何弥合。十年前，小蒋在莫斯科写过针砭文章，当时倒像陈琳之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老头子至今心里还悻悻然。如今又带回了一个洋婆娘，不符合奉化家族的传统了礼教，又如何取得谅解？蒋经国思虑万千，心里忐忑不安，又难于靠近父亲，只能回到丰镐房去陪伴阿娘。
幸亏，宋美龄别具慧眼，，以她的远见卓识从中斡旋，用管仲射钩中带的齐桓公的故事说动蒋介石，化除了芥蒂，促成子承父业，避免了彼得二世悲剧的重演，蒋经国终于成了蒋王朝的真正接班人。
回国初期，乍一接触政治生活，蒋经国感到十分迷惘。那么多的派系之争，复杂的人际关系，戏剧性的勾心斗角与演化，官场的丑态与卑劣的灵魂……比之苏联的一边倒更使他搞不懂。于是，他开始试着从父亲规箴的圭臬，读曾国藩、王阳明的著述，又观摩江西政学系头面人物熊式辉的两面手法，继而钻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渐渐地，蒋经国读通读懂了“中国人”。他积累心得，揉和自己12年间苦难历程的经验教训，铸成自己的体系。具体做法是：因袭父志，首先在江西创办训练班。这是蒋介石的成功之道：在训练中培育干部，精选心腹，组织核心，统驭权力。蒋经国有跨灶之才，他以“发扬黄埔精神” 为口号，成功的办了“虎岗”“赤珠”等训练班，从中甄别筛选，组成了自己的班底。
除了口号之外，蒋经国也做了不少实事。任何一个国民党政府官员所不能做、不愿做、不敢做的事，例如查访民间疾苦，他都认真地做到了。他致力于将官与民之间的距离缩短，用普通人民所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去为民除害——时常青衣小帽的去民间禁烟赌娼，消灭土匪恶霸，铲除贪污陋规等等。这类除暴安民的措施，换得了人民真正的信赖和赞颂，美誉他为“蒋青天”。蒋经国在赣南创业的口碑，竟超越了政学系斫轮老手熊式辉。
蒋经国却不自负，他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是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父亲的领袖形象是唯一的．在苏联，斯大林就是唯一的上帝嘛！蒋经国又创建了一套独特的中俄合璧（或是俄为中用）的办法．将人民的歌颂嫁接到父亲的冠冕上，并创立一个“太阳节”——宜布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是“太阳节”，办《太阳报》，谱唱“太阳歌”。歌词大意是：“蒋委员长是太阳，是人类的救星，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是他指引我们的方向……”父子间的厉史缝隙从此弥合了。
崭露头角
1938年，国民党许多宗派和特务集团合并，混成一个三青团。这个新集团，很像法国革命史上的“雾月十八日”所拼凑的那种三教九流班底，它的意图是像酝酿什么新政体，强化专政。但这类乌合之众纠聚一处，实际是“一团黑”，它的内部人事倾轧，相互掣肘，就连惯用权术的蒋介石一时也摆不平。争名夺权者是陈诚、陈立夫、朱家骅等大头目，但实际权利却操纵在黄埔系复兴社头目康泽之手。
蒋介石想到了蒋经国。自从听了从江西传来的“太阳歌”之后，老头子心情舒畅，蒋经国被安放在三青团中央的交椅上，让他能与父执辈平起平坐，继而任命他为“江西省支团部于部训练班”主任。蒋经国确也克绍箕裘。从“青干班”中筛选出了一批心腹骨干，如李焕、王升之流。
1944年．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又兼任“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主任，头角峥峰，青云直上了。
青年军的政干班是建立青年军的核心组织，青年军的成立，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动员知识青年参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全国大中学生就是在“抗战建国、力行革命”的口号下入伍的。其实，这是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心得的实践。他放手改革旧有的军队政工系统，利用“发扬黄埔精神”为旗号，恢复北伐时期党代表制度，使原有军队政工权威老将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一期老大哥都退避三舍，起用以强人著称的黄珍吾和素以智囊闻名的胡轨，又以少数留俄同学为骨干，培育出一批高干派充青年军九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只有二零九师政治部主任刘汉清是留俄同学〕。又选拔黄埔系复兴社信得过的自己人充任各师帅长，蒋经国则统御全军成了“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十万禁卫军的首领。
这支崭新的部队素质较好，给养优厚，士气旺盛，军容整肃，从各个方面它都超越了国军的任何部队，特别是在心理作战方面，蒋经国能指挥若定，是由于政工制度的改革，恢复了党代表制。旧有军队政工干部只是军队主官的附庸，常受歧视或猜忌，党代表是指挥枪的主体，他的权威高于部队军官。这种俄式梯队的组织，蒋经国是操纵自如的。
恢弘的构想
1946年，兵未血刃的“青年军”决定复员，蒋介石发布指令说：“知识青年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投笔从戎，抗战救国，其功不可没。应负责帮助他们复学、就业。”蒋经国尊奉意指，为他们办理复学、升学、复职、就业等事，并授予每一个兵一个荣誉职衔：“少尉预备军官”。又在南京国际部专设“预备军官干部局”（局长蒋经国）“复员青年军联谊会。”蒋经国全神贯注细致地为十万青年军复员着想。使他们感到精神上有寄托，物质上有温暖，心情振奋。蒋经国就很自然地统驭了这十万在乡军人，实际上他已是地下“党卫军”的首脑了。
蒋经国的新设想是组织“第三势力”的新党。纲领是：“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是想利用已掌握的“三青团”这个驱壳，就可改建成什么党。首先清除那批腐朽的老家伙，再与共产党争取群众，防止恶化毒化。父子俩详尽地分析了局势的发展和利弊得失，他们肯定了人心向背、国际舆情等等方面，认为大有可为。老头子嘱咐经国草拟出具体方案。
不料事机不密，陈果夫闻讯立即动员元老派陈立夫、戴季陶等面见蒋介石，坚决反对另组新党、建议改组国民党充实新细胞。他们的理由是：国民党与三青团都是你自已的左右臂膀，不能以你“团长”蒋中正去打倒“总裁”蒋中正，这岂不贻笑大方。蒋介石沉思良久，结果又同意确保原有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原则，保留国民党取消三青团。改组国民党后在中央党部增设青年部，增补蒋经国为中央委员兼部长。
新党计划告吹，蒋经国还是没有突破国民党的关系网。
我想起1942年一件往事，这年夏天，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到西北旅游，当时下榻兰州励志社。恰巧我已寄寓在此，并代表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接待他们（当时我充任甘肃省政府首席参事）。我们久别重逢，又有许多的空闲时间聊天，因此能畅谈积捆。我聆听他在莫斯科12年历险的全过程，理解他对国民党腐恶势力的感受，和毫不隐讳的说明对米夫王明等人的憎恨，以及阐明他今后的设想等等。当时他的畅所欲言和远大抱负，我只觉得钦佩。后来在旅游了敦煌、玉门油矿、嘉峪关等地之后，蒋经国又和找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十分感动！这一席话我深切感到他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雄心。我曾将这些心里话称之为恢弘的构思。我相信不论事隔多少年，蒋经国的构思不会在他脑子里抹掉。
蒋经国说：他对西北的壮丽河山非常喜爱，它不像重庆那样乌烟瘴气，西北的天晴空万里、地面辽阔一望无际、人民淳厚朴实．不像重庆官场的尔虞我诈，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前辈人在黄土高原黄水之滨驰骋耕耘，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炎黄子孙的祖先在这里。我们应该从头做起，在西北来开拓一个新天地，这不会是空想的乌托邦罢。我看有广阔的前景，大有作为，我想留在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合并为一个大区，如果可能，我愿留在西北专任这个大区的专员，不再回赣南去了。你以为我想的不实际么？（大意如此，原话未笔录。）
我认为他不是一时的观感和冲动，他的开拓疆土为炎黄子孙设想，是他爱国的雄伟抱负。也含蕴着对国民党腐朽势力的极度愤懑。他以我为知己，希望我代为筹划如何能实现这件事。我为他代谋，先说服谷正伦，要求谷出而向重庆保举。谷正伦问明了蒋经国在赣南专区的蜚声政绩，表示了对他的欢迎，并嘱咐我立即草拟电稿专呈重庆侍从室。
电报发出之后，我们又设想了许多方案，蒋经国的思虑精细而处心敦厚，差不多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丁牲畜的生老病死都全面周详的计及了。一幅幅的蓝图在他脑子里转动：文教、卫生、妇幼、托儿所、医院、学校、民族间和谐、商贸发展、畜牧，耕耘耘、交通水利……等等，他兴奋地谈了又想，想了又谈，我们似乎从天方夜谭中发现了河西走廊是沙漠中的绿洲。
遗憾的是，隔时不久，重庆侍从室来电： “请速去西安胡宗南处。”寥寥数字，蒋经国懊丧地嘘了一口气，对我耸耸肩：双手一摊，做了一个俄式的失望表情。我们猜想：可能是老头子听了侍从室某个人的什么献计，审慎的防范盛世才■新▲疆■事件的重演，不放心蒋经国滞留在西北边睡。
为了慰籍蒋经国的情绪，我陪伴他们兄弟俩去了西安。沿途，从兰州经天水到宝鸡，这一段公路由他们兄弟俩轮得驾驶汽车，我和司机、警卫员都一直坐在后座作客，一路上无法聊天。从宝鸡到西安，在陇海铁路的火车里，我们又回想到大西北的开拓计划，惋惜构想的诸多方案未克实施。当时蒋经国对炎黄子孙的发祥地有极深厚的感情，曾相约以后一定再找机会共同兴建这片疆土，我深深理解，蒋经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会至死不渝，以后他在台湾的建树果然没有忘记炎黄子孙的谱系。
恢弘的构想未能实现，正规的事业无法施行，导致蒋经国步履蹒跚，这是一大憾事。
错落的脚印
“三青团”取消之后，先前的特务组织CC复兴社又死灰复燃，原有的中统、军统秘密黑帮本来没有停止活动，如今就更猖狂了，他们杀人如草芥，罪恶昭彰，以前有人说“特务不死，国无宁日”，可臭名昭著的特务魔王戴笠已死于非命。中国社会并未安宁，郑介民、毛人凤、唐纵……还在角逐争雄，仍是乌烟瘴气。这时候的蒋经国也深有所感。他想与这些狐鼠一决雌雄或是一网打尽，挺身而出为人民做一件好事。但是，他搜集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后，发现黑帮特务机构除了扰害人民的罪恶外，在政治体系中它是“国家机器”，在维护政治统治的各种手段中是不可缺的。于是，蒋经国饬令他的智囊们研究各国秘密警察的资料，由留俄同学黄中美、徐季元钻研苏俄格柏乌、切卡、克格勃的组织过程，蒋经国要采摘各国优长。
由于谋士们的策划，蒋经国要在抗战结束后遂鹿中原，他制定了一个叫做“实验绥靖区”的计划，准备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五省部分地区作试点，实现他的“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不料，行政院在外来压力下（主要是美援附带条件）不能不表示民主和平的姿态，说战争已结束，不许可有“绥靖区“的设立，尤其是在五个省区内划分实验，干扰政体，碍难实施，不予通过，蒋经国走入了死胡同。
经过一番周折，蒋经国在智囊胡轨的献策下，决定运用潜在的十万在乡军人，要闯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局面。这就是组织“戡乱建国总队”。它隶辖六个大队，后来又派生出“大上海青年服务队”，这是潜存在地下两年的精锐力量，气势雄伟的公开走上了街头。按蒋经国的想法，它将大刀阔斧的“戡乱”，把中国社会一切腐恶汰除干净。他宣布的方针是：为民除害，树立廉政清风；安定民生，防止通货膨胀，经济公开，取缔投机倒把；坚持正气，消除腐恶党派。看样子，他先要着力扫除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然后再回马枪刺戳中共。他的第一枪是直刺上海的“老虎”。但是，蒋经国功亏一篑，这一场冲刺又失手了。他虽下决心，六亲不认，什么叔叔伯伯大爷哥们都凭尚方宝剑办事，凡有敢于违抗戡乱者，严惩不贷。可是蒋经国虽能捋虎须，但不懂得笑面虎的技俩。上海有一套“铜网阵”，正是可以陷白玉棠于死地的一些圈圈套套。蒋经国一开手就触痛了黑手党头目杜月笙，笑面虎略施小计就蒋经国进退维谷。蒋经国一不做二不休，抖数精神，拼力学武松打虎，碰上了孔少爷的杨子公司的白额金睛猛虎，老虎咆哮吼叫，召来了宋美龄姨妈保驾，这一下，蒋经国醒悟到：十里洋场不像江西土劣地霸容易收拾。这里埋伏了官宦巨贾、宫庭内戚、亲门教父，他们与党政决策人优患与共，操纵着经济命脉，平民百姓习惯于被巧取豪夺不敢吭气，凭蒋经国匹夫之勇决改革不了制度的腐恶。纵使有十万精兵也敌不过一个教父，何况宫围裙带还串挂了一大片。蒋经国只好铩羽而归。
据我们的同学好友俞季虞说：小蒋除了在政治舞台上一连碰钉子受挟制，还有一件很恼人的事，那就是在外交事务上的受挫。1945年，蒋经国任外交特派员，在中苏谈判中曾直接顶撞斯大林，反对苏联兼并外蒙古，据理力争东北问题。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抗击日本，就是为了要收复失地。现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反要划出外蒙古大片土地，这怎么向人民交代”。但是斯大林不改变主意，并执拗地要按他与罗斯福私订的 “雅尔塔密约’，强行要恢复1904年沙俄战败后让给日本的中国东北部分领土，苏联要占有大连旅顺不冻港和南满铁路等地。蒋经国看透了斯大林的侵略野心，对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首领彻底地丧失了信心，他抛弃原有的些微的幻想，愤而辞去外交特派员的官职。后来就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录。题名为《五百零四小时》（二十一天日记）。
由于这些年内优外患的交迫，蒋经国痛恨 “所有的虚伪和欺骗以及争权夺利”，他一心只想着“复仇雪耻”。因而步履艰难地竟堕入了错落的脚印。他和他最亲密的朋方俞季虞彻夜谈心，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检讨自己的得失。纵观大局，分析前景，最后认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必须有自己的战斗组织。这样就诞生了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集团“中正学社”，外围组织叫做 “铁血救国团”（到台湾后改名“反共救国团”）。
“中正学社”（代号为“青年问题座谈会”）成立于1948年4月间，这是蒋经国要“复仇血耻”的核心组织。他采用法国布郎基主义精神，只精选极少数的心腹亲信，生死与共的结为核心。
“中正学社”的全部成员只有21人，除蒋本人自任社长，俞季虞任书记，有16人是年轻的门生，两名赣南旧部，一个蒋家亲属。组织的决策领导是俞季虞为首的5人小组，蒋经国在这里倒借用了一句斯大林的口语叫做：干部决定一切。让五人小组向他负责。
“中正学牡”的外围组织“铁血救国团”（代号为“社会问题座谈会”）以李焕为书记，开始有50人，后来发展为200余人，主要骨干就是在乡军人中筛选出来的。这个铁血团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神经中枢，王升就是“戡乱”的第六大队队长。一直到蒋介石的“滑铁庐之战”为止，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了的杜与团，才零零散散地跨海逃遁，俞季虞全家老小五人，都溺死在去台湾日的“太平号”沉舟中。
最后的怀念
蒋经国在苏联经历了坎坷的12年，回国后在国民党的浊流中又沉浮了12年，到1949年挥泪离别家园，可说是“壮志未酬”。从他个人的早年理想出发，囿于传统制度的羁绊，也曾跋涉过不少艰难的路程，奋搏中进入了弯道，这一切也属历史根源，也都像噩梦般地过去了。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和怀念的，那就是蒋经国自始至终的强烈爱国的民族意识，他至死不渝的没有忘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他嫉恶如仇，为民除害，他痛恨贪污腐败，他面对世界强人为国家民族寸土必争 ，甚至在坚决反对台独而受俎击，这一切都表现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这是我们不应该抹煞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既然新社会是旧社会孕育胎生的，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他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是一个完人，这并不奇怪。
我曾试着比较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的个性秉赋、气质，以我亲见亲闻的直觉感受，我的印象认为这两兄弟共性都是真诚的。乍一看，两人外型迥乎不同，经国内向、表现深沉、睿智稳重，胸有成竹。纬国外向，豪迈爽朗，热忱英武，我回忆那次从兰州去西安途中，在宝鸡火车站发生了一件小事，可见证他们兄弟俩都很纯正善良，不过是处事的态度不同而已。当时我们正伫立在月台上候车，纬国见到一个捡煤球的孩子被路警戏弄欺凌，踢掉了那孩子的小篮子；纬国立刻奔过去责斥仗势欺人的警察。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凛热正气，溢于言表 。经国见状，冷静地对我说：“你看弟弟，这种事在中国实在太多了啊……”后来我们在火车上吃面，纬国因见到服务员的拇指浸入了他那碗面汤里，忍不住又发脾气摔了碗。事后，纬国有些歉然地对我说：“刚才我太鲁莽了……在家里，母亲叫我小神经的。”经国不高兴地制止他说：“吃你的面罢！”
这件小事表明他们心性相通，刚柔相挤。我后来思考，纬国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少年气盛，遇事可能欠沉着，经国待人接物比较多虑，例如“小神经”的前置词也许是“老神经”，据传闻宋美龄曾戏称蒋介石为“老神经”，此时是蒋经国怕家丑外泄，所以制止弟弟的闲话。
蒋经国曾说：中国像一辆破车，驾驶技术再好的司机，也难保它不出差错。“蒋经国时代”已经消失，但愿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梦能早日实现，以弥补已铸成的差错。
本文选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