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撒路”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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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幸福家庭
三一神学院的学习颇不容易。那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Dr.Ward屡屡声称，他要培养“科学的”基督教教育家，作家，研究家，所以写文章要客观，绝不允许第一人称出现，以杜绝主观色彩；只有无主观，文章才显得客观、冷峻，才显示其“科学性”和“理性化”。一次，为了锻练这些未来的基督教教育家的科研能力，他要求每一个学生选择一个与自己未来服事领域有关的题目，利用CDROM和ONLINE等世界最先进的电子科研设备，调资料研究自己的题目。当然文中是不允有“我”字出现的。
我选择了一个“信仰与苦难”(Faithandsuffering)的题目，拟从神学、哲学、心理学三个领域探讨信仰与苦难的关系。然而，我天生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者，面对着电脑屏幕输入“suffering”这一提示词(indicator)时，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夹有德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英文资料时，我常常心猿意马，走神儿都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记得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清晨，幼年的我在姑姑家住了一段后，又辗转回到自己的家。初春的凌晨，整个小镇死一般的静寂、冰冷；窄窄的长街阒无一人，沿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竟有一半是冲着父亲的。黑色的大刷子刷出的父亲的名字倒写在巨大的白纸上，并打上了腥红的叉。虽然我已经习惯了父母亲屡受逼迫的现实，但我还是又一次感到恐惧，那幼小的心灵还是又一次感到了承受不了的沉重。天更加暗了，远处传来一阵雷声，风簌簌吹了起来。窄窄的长街的尽头，似乎有一位捡破烂老人影影绰绰的身影；此外，小镇再无一丝生气……
父亲已经被打伤，躺在家中；这次他右侧的肋骨被打断了。父母亲都不是本地人，但已在此地落根经年；由于父亲极高的医术和极好的见证，他在当地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父亲被打伤后，那些不吃皇粮、因此也不识政治时务的市民、农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他。医院的造反派只好在我家的大门口外摆了一张长方形的课桌堵住路，两个带有“红医公社”大红袖章的人值班站岗，凡有人走近，便喝道：甚麽成份？来做甚麽？然后宣讲父亲是“反革命份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劝其划清界线。大多数人都会慌乱地嗫嚅着离开。然而，也有个别性情刚烈的壮年汉子吼叫：“老子是雇农！你能把老子怎麽着！”
下午，大门轻轻地被推开，一位挎着篮子的老太太闪了进来。她外形极其平凡，一件深蓝色的大襟褂子补满了补丁，背微驼着，蹒跚走进这个已被严严监视的家。(不知她是怎麽进来的？)她问候了父亲的身体，安慰他说：“先生，你要挺得住，要想开些……”父亲连声答到：是的，是的。而后，老人回头看了看我，略有迟疑，然而还是转过头去，低沉却又清晰地对父亲说：“先生，记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吗？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些经文不是预表耶稣吗？”
父亲立时无比欣喜地、低沉而又坚定地回答：“是的，是在讲耶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位老人接着用更低沉的声音安慰父亲说：“先生，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仰望他吧！”
老人的来访时间并不长。她匆匆离去后，我问父亲：“她是谁？”父亲回答说：“她是我们城中的拉撒路啊！”
“拉撒路是甚麽？”我不解地问。“拉撒路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乞丐，浑身生疮，在世上受苦，但死后就进了天国……”我想起了早上的情形。是她，一位捡破烂的老人，乌云密布的时候，雷声响起的时候，是她挺直了身子，屹立在长街的尽头……
那天午夜后父亲在暗中的低声祷告中，又一次充满了对主的向往与感恩。他深信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苦难中与我们同在，他特别感谢主耶稣赐给他“美好的主内团契”。那时，我并不懂“主内团契”是甚麽意思。
北美A城华人教会社青团契通知：团契活动订於本周六下午五时於中国城富丽华酒家聚餐，请弟兄姊妹务必出席，共享爱筵。
WalterA Elwell主编的《福音神学词典》(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中，对“团契”(Fellowship)一词的解释为：此词源出希腊文koinonia，英文解释为“participation”，中文应理解做“参与”，或“共同经历”，其中包括“分享”与“分担”。圣经中的“团契”(fellowship)，是指真正的信徒与基督共同经历苦难(腓立比书3：10，彼得后书4:3)；与使徒们一同经历苦难(哥林多后书1:7)；与自己的同胞一同经历苦难(希伯来书10：33)。
德国神学家、殉道者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认为，基督的一生总括为两个字：苦难；而教会是做为团体存在的“基督”，教会是应该与基督一起经历苦难的。
此后零零星星从父母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孤寡老人，镇上的“五保户”。她生平坎坷，地位卑微，卑微得连个名字都没有，卑微得没有人意识到她的存在；人们偶尔提到她时，只是称她为“新街的老婆子”。然而，就是她，在疯狂和恐怖交织的岁月里，她冷静地、无畏地甚至是顽固地表达着自己的信仰。当江青不无骄傲地向外国记者宣布“中国已经没有宗教了”的时候，她却在山呼万岁的喧嚣声中，微弱但执着地对人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消息；城中另一位五保户董奶奶，就是在“中国没有宗教”的时候，听到了她传讲的福音；董奶奶重生得救后安然去世。
记得后来，也许是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开始参与一点儿“父亲的事情”。记得那是人们开始准备“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腊月，父亲嘱我去给她送一些过年的食物。她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东南角的一间破房子里，确切地说，是一间不堪风雨的窝棚，歪歪斜斜的屋顶，歪歪斜斜的窗。令人奇怪的是，大腊月天，她的门口却吊着一挂竹帘。我喊了一声“奶奶”，掀帘子进去，便明白这竹帘后的奥秘了：她正在以一个无比粗笨的木凳当桌子，坐在一个矮凳上，借着门口的自然光，捧读一本黑色封皮的《新旧约全书》；若关了门，整个房间就是漆黑一团，挂上竹帘，为的是既能让光进来，又防止外面的人看见。房间内，可以想象会有多麽简陋，唯一的桌上放着一盏最原始的煤油灯。已经是七十年代了，电灯线却掠过她的屋顶，伸向别的人家，她还需要用煤油灯照明。
她惊喜地说“妮儿来了”，便慌忙为我找座位，又慌忙用家里唯一的一只碗给我倒水喝。我坐下来和她聊了起来。我当时不知道应该问她的“见证”，我问了许多问题，大多是关於她的身世的。
她於1900年出生，四岁便成了孤儿，在山东滕县宣教士办的孤儿院中长大。成人后，孤儿院做主嫁人。婚后无子女，她的丈夫“1958年时，饿死了”，她用极平静的语调说，“他饭量大，吃不饱，后来就饿死了。死后，买不起棺材，一领席卷了，埋了。”她述说的时候，满脸的平静、祥和；我惊讶她的叙述，仿佛她丈夫的死，只是因为“饭量大”所致；她没有一丝抱怨，甚至没有一丝悲叹。
在这个世界上，她一无所有，无亲人，无财产，年纪大了，又丧失了劳动能力，街道每月给她五元钱的五保户生活费；此外，她也每日出去捡一点儿碎纸片儿之类的破烂，以卖几分钱维持生活。我至今不知她叫甚麽名字，我喊她“奶奶”，在我的心里，她永远是“拉撒路奶奶”。她也从没有问过我的名字，她按当地人的习惯，称我为“妮儿”，如有我的姊妹在场时，就称我“二妮儿”，以与我的姊妹“大妮”和“小妮”区别。
她在孤儿院里学圣经，中文识字，及编织针线等女工。她说她认字不多，只认圣经中的字。我看到她的圣经旁边有两片绉巴巴的纸片，显然是小学生“田字练习本”中尚未用完的最后一两页，她撕下来自己用了。我看到纸片上恭恭正正写满了字，每一个字都顶满了格：“我信我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神的儿子我信耶稣为救世人被钉十字架三天复活升天我信人都有罪唯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我看着这满纸诸多的“我信我信”的字样，不禁又抬起头来看她，她那平静的面容中，又透出几分老人家特有的安详和坚定。我突然明白了为甚麽在她这里听不到“平生遭际实堪伤”的悲叹，看不到“天涯沦落、身世浮萍”的痕迹。
当代神学家麦克罗斯(Alister McGrath)综述马丁·路德关於信心与经验的观点时指出，神看起来似乎缺席，但实际上却有他隐藏的同在。信心乃是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及我们本身经验中同在、动工的能力。信心就是当经验暗示着神缺席时，依旧愿意相信神所应许的，敞开心期待神的作为。路德用“信心的幽暗”(thedarkness of faith)一语来阐述他的看法。这项看法帮助他明了怀疑的本质。怀疑表现出我们习於靠经验判断事物而不靠信心的天性。当信心与经验相持不下时，我们倾向於信赖经验，而不信赖信心
后来的年月中，70年代到80年代中，我每次回到父亲的城，总要去探望她，而几乎每次见到她，她都是在读经。我就是这样走进了她的“查经班”。我渐渐明白，她信心的源泉就来自这本伟大的奇书圣经。圣经对她来说，是一本指导、参与她的生活的书，一本关於人类命运的伟大预言书。对她来说，文革中的疯狂和骚乱，阶级斗争导致的夫妻反目、父子为仇的现象，“备战备荒”的伟大号召，唐山大地震、乃至计划生育运动；中国人民、中国基督徒以及她自己所经历的一系列的苦难，——这一切都没有甚麽可惊奇的，这一切都是全能神的计划中必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早就记录在圣经中了。她总是缓慢地、清晰地、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听：“你们也要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圣经在她的阅读中，不再只是具有抽象的遥远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干预和指导着我们周围的生活。当政府以“先收地、后扒房，逼死人命不用偿”的决心推行计划生育时，她淡淡的一句话：“圣经上说，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便消解了许多人的困惑。连我至今也看不懂的启示录，在她的朗读和理解中，也是清晰而又具象的。
我惊诧她的圣经知识的娴熟，更惊诧她那先知般的睿智。邓小平刚刚复出时，她就敏锐地提出，要为邓小平祷告。我不解，为甚麽她，我，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为那个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祷告，有用吗？她又一次坚定地说：“为他祷告，求神软化他的心，给全中国的人信主的自由！”
我相信有大信心、大智慧的人祷告一定更蒙神垂听，所以一次我央她为我的信心祷告。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一次她却不那麽“仁慈”。她说：“你应该自己祷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当时我似乎有些失望，但后来也就明白了她促我祷告的好意。后来她还是和我一起跪在她那高高的秫秸棚起来的草床上祷告。幽幽暗室中，她的祷告是那样的真挚和自然。她感恩的话语，如溪水般涓涓流出，她不仅感谢神给她的救恩，给她的平安和喜乐，也感谢神给她的贫穷和卑贱；她对人的爱心，如春蚕蜡烛一般执着；人们藐视她，践踏她，视她连路边草芥都不如，而她则切切地为“全中国的人”祷告，切切地为执政者祷告，为全中国的人都能得救，都能享有那永恒的喜乐平安而祷告。谁敢说她的祷告不蒙垂听呢？文革后宗教政策相对的放宽，八十年代后家庭教会如火如荼般的兴起，不是神对她的祷告的应允吗？
赫勒(Friedrich Heiler)总结出人类经验中的六种祈祷类型，即：原始祈祷，仪式祈祷，希腊文化式祈祷，哲学祈祷，神秘祈祷，先知式祈祷。其中先知式祈祷为最高祈祷形式。先知式祈祷的基础不仅是出於需要，更重要的是出於爱。先知式祈祷中没有成套的术语，也没有神秘的冥想，它是一种深沉爱心的自然流露(渲泄)，是出自内心的恒切祈求。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德国集中营工作的医生目睹了潘霍华的殉道。他叙述道：“那天清晨，囚室的房门半开，我看见受人爱戴的潘霍华牧师在脱去囚服前，先跪在地板上热切祷告。他的祷告使我极为感动：他祷告得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专注，他确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到了刑场，他又一次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他走上了绞刑架的台阶，勇敢坚定，从容自若。几分钟后他便被处死了。在我做医生的近五十年的生涯中，我从没有见过一个能够这样完全交托、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从容就义的人。”
“让我们开始祷告吧！”牧师对着坐在空荡荡的教堂里的七、八个人说，“代祷的事项有：Mark全家下周去旅游，他请我们为他的旅途安全祷告；九月二十八号，教会有在CentralPark烤肉聚会，请大家祷告，神给我们好天气，不要下雨……”
时光倥偬。八四年夏天，我逃难一般回到了父亲的城。那时我已经成家。严格的说，是结婚了没有“成家”。我是傻乎乎地嫁给了一个同样傻乎乎的有“政治问题”的丈夫，於是婚后无住房可言，也无家可成。到了该生孩子的时候，乾脆跑回娘家，和父母亲、妹妹等一大家人挤着住下来。
那是盛夏时分，这次奶奶先来看我了。她织了一些花边送给我，说是可以为孩子做衣服用。她似乎更老了，穿一件白色的大襟褂子，背比原来驼得更厉害了，满头灰白的头发几乎变成纯白了。只是她满脸的慈祥依旧，笑咪咪的，慈眉善目中掩不住的喜乐。
“奶奶，有甚麽喜事啊，这麽高兴？”我问她。她高兴地说：“有啊，我正要告诉你呢。前些天下暴雨时，我的房子塌了。半夜里，我正睡觉，风刮得太猛了，雨下得太大了，一根屋梁从山墙上砸下来，正横着棚到我身上。邻居们起来了，把我从泥水中扒出来，我浑身上下好好的，连一根汗毛都没伤着！这岂不是神的恩典吗？感谢主！”
我想起了她那歪歪斜斜的小屋，倒塌也是在意料之中。房子倒塌，竟没有伤着她，实在是神的保守。我关切地问她：“你现在住哪儿呢？”“哦，我现在住在教堂里了。”她还是不无喜悦地答道，仿佛能住进教堂是莫大的福份。“教堂里哪儿有地方可住呢？”我疑惑地问。她却仍然喜孜孜地告诉我：“教堂里的楼梯底下，很好的住处呢！”我当时还替她庆幸，觉得她总算是有个栖身之处了。我自己不正在发愁孩子出生后没有住处吗？
然而，直到第二年的冬天，我才真的看到了她的“很好的住处”。那年一放寒假，我便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匆匆逃离了学校分给我的十二平方的陋室，回到父母家过年。一天中午，孩子睡着了，我突然想起，应该去教会看看奶奶了。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奶奶正坐在教会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吃午饭。她的右边放着一只小小的用瓦盆和泥巴糊成的烧柴禾的锅灶，手中端着一只盛着面糊糊的饭碗。她看见我非常高兴，我见了她连忙问：“奶奶你吃饭了？”“奶奶你冷不冷？”她知道我并不会世俗的寒喧，她知道我是实实在在地关心她的温饱冷暖。她便慈爱地告诉我她生活得很好，她说她不冷，她穿着深色的棉袄棉裤，她告诉我她棉衣里的棉花都还新着呢。她满头的银发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动，满面的慈容在灿烂的阳光下更显得慈祥。
然而当我说“奶奶我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去”时，她却显出慌乱的神情，她说：“妮儿，不用了，你不用去看了。”她竭力阻止我走进教堂。我不听她的劝阻，转身走进教堂。
其实这个教堂是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地方。儿时的记忆中它壮丽而又辉煌。环绕教堂的十六个巨大的拱形窗户上嵌的全是七彩玻璃。而今，那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七彩的玻璃早已被打得粉碎，整个建筑砖墙剥落，门窗俱损。推门进去，一股寒气袭人。旧时的红漆地板早已不翼而飞，湿冷的泥地上摆着一条条长凳。这个八面透风巨大无比的空间，主日时挤一挤，可容纳一千八百人聚会。西北角的楼梯底下，约有两平方大的梯形空间里，阴湿的泥地上铺着约有半尺厚的稻草和席子，席子底下垫了一块砖做枕头，席子上面是一床被子和两床棉被。这便是奶奶的卧室了。整个大教堂里无任何取暖设备，那众多巨大的门窗个个是千疮百孔，难遮风雨。
我回到阳光照耀的院子里，心中十分忧愁，对她说：“奶奶，你简直是在露宿啊，天这麽冷，你住在这儿怎麽行呢？”奶奶抬起头来，她仍然是无丝毫的忧怨。她只是为我的忧虑而不安，仿佛让我为她担心是她的错一样，她反而连声安慰我说：“妮儿，我不冷，你没有看见我有两床被子吗？不碍事的，我不冷……先生和许多别的人都照顾我呢！”她满头的银发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圣洁的面容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那光芒辐射出来的，分明是仁慈，良善，和平，喜乐，感恩，谦卑，忍耐。
没想到那次阳光下的会晤竟是最后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见到她。
数年后我欲负笈美国的前夕，匆匆回来与故乡告别。问及奶奶的情况时，父亲告诉我，她已经安然去世。她是在教堂的楼梯底下睡过去的。尽管我知道她有永恒的生命，但我心中还是有一种说不出、说不清的难过和惆怅……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罢，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主日，去郊外一间华人教会崇拜。我第一次踏进北美的教堂。脚下是松软的地毯，头上是明亮、柔和的灯光；四季F氏70度的恒温；豪华，富丽，堂皇。到处是有用或无用的空间。我突然想起了她。如果奶奶能有这一块空间栖身！一进门的那间供人穿过的门厅，恐怕能容纳下十个奶奶那样的人居住……
主日学已经开始了。一个弟兄正在分享他从黄石公园退修会归来的收益。他说他听了很多workshop，学到了很多，从如何理财到夫妻相处。他说到一些“stock”，“mutualfunds”这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字眼，还有一些我听了似懂非懂的句子，比如“夫妻之间仍然要keep dating”等等。他讲得很生动，很幽默，众人不断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而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我站了起来，冲进了卫生间，任凭泪水倾泄了出来……
崇拜结束后，我和儿子手拉手走出教会。七岁的儿子若有所思，突然问：“妈妈，他在哪儿？”我不解地问：“甚麽？你说谁？”孩子很认真地说：“我是说神。神在我外公的那个很多人很挤的教会呢，还是在这个教会呢？”停了停，他又接着问：“他是更爱我外公那儿的人呢，还是更爱这儿的人呢？”我竟无言以对。
牧师让我在教会的差传会上“做见证、分享中国的情况”。我的第一个感动就是我应该讲奶奶的故事。谁知我在讲述的时候才发现，或许是因为我语言无力、词汇贫乏，我无法把她的苦难的一生中的美好见证讲出来；也或许是因为我和听众之间的文化隔膜所致，我竟无法真的与听众在“主内交通”。听讲的三十多位会众中，能真正听懂“拉撒路”奶奶故事的只是少数。听众中有一位性格开朗、活泼乐观的姊妹，我每讲一句，她必发出笑声。我说奶奶四岁成了孤儿，她大笑；我说后来她丈夫饿死了她成了寡妇，她笑；我说奶奶每月只有五元钱的生活费，她又大笑；我说奶奶后来住在教会的楼梯底下，她竟然又笑了一下。其实我很喜欢这位姊妹，说起来我们应该是老乡，她是在台湾出生的，但她父亲就是我们那个地区的人。我问她回过老家吗？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回去中国”，但是前两年“我爸爸回去找到了他的大女儿，他的大女儿可惨了”。她很单纯，她的性格也很好，我知道她笑绝无恶意，她笑只是因为她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甚麽叫苦难，而这种无法理解使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悲哀。
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在“绞刑架上的上帝”一文中指出，圣经明确地表明，上帝不仅当年与基督一起受难，而今他仍然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历苦难。耶稣说“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表明了他与所有的贫困、苦难者的认同。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人们怎麽可能敬拜一个不可能受苦的上帝呢？
我的关於“信仰与苦难”的科学研究最终结束了。我浏览了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着作，光是这些著作的概要便集了86页。我发现在经验范畴里，人们几乎没有甚麽异义，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确认和倡导信仰在苦难中的积极意义。而在理论领域，众多的大家们则各抒己见。我粗略地总结了他们对苦难问题的十二个类型的答案后，仍然觉得不甘心，於是便录了一段Mckenzie的话：关於苦难这个古老的话题，过去的两千五百年来，并没有新的进展；所有现代观点都是过去文化遗产的翻版而已。然后我结论说：苦难是一个体验性的、非理论性的问题，人们只能在信仰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或理论的解释。在信仰与苦难的冲突中，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信心。
任何一个靠着耶稣基督的受难、流血被拯救出来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苦难。
后来我再没有对人讲奶奶的故事。
然而我常常想到她。每当我走进教堂、会议室、图书馆等建筑物时，或者甚麽人的五室三厅的大房子时，那宽敞、舒适、设有沙发茶几的门廊或过厅总让我想到奶奶楼梯底下稻草铺起来的地铺。我也常在默想中思索她生命的意义，她那阳光照耀下的圣洁面容也一再在我脑海中重现。她一生恪守信仰，仁慈良善，谦卑忍耐，无怨无悔，安贫乐道。若不是她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对神的全心的向往，她怎麽可能做到在恐怖中临危不惧、在贫贱中充满喜乐、暴风雨的泥水压下来时发出赞美、寒气逼人的耿耿长夜中处之安然呢？我知道神通过她教给我信心的功课，我感谢神厚爱我，赐我这样的福份，能够结识老人家这信心的典范。然而，与此同时，我每每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在谴责着我的心。那次在阳光下的教堂院中见到她后，我没有再去看望她。或许我的理由很充足，我的孩子太小，我需要照顾他；我很少回父亲的城，我没有机会服事她。然而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理由。实实在在的理由是那时我爱自己——自己的儿子——胜过爱我的邻居。我很后悔。虽然当时大家都很苦，虽然我无法替她找到一间栖身的小屋，但至少我应该多去看望她，至少，我应该端一盆温热的水替她洗热那冻僵的脚，让她能睡暖一些……
每当这时，我便听到那来自上方的无声的声音：“你还有机会。你的祖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拉撒路，他们在饿着，渴着，他们作客旅，他们赤身露体，他们生病，他们在监里……去吧，服事他们，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听到这声音，便匍匐在地，掩面战兢，说：“主啊，主！我听你的吩咐，我要去。我在这里，我愿意！”
安朴 来自大陆，现读神学。
（原文发表于《生命季刊》总第二期，1997年，网页：
www.cclifef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