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邪教的特征与疏导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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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风看世界
最近在山东招远发生“全能教”六位教徒的杀人惨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全能教”亦称“东方闪电”，老早就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可是，他们居然能够聚众，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在麦当劳店内殴打女顾客致死。这种目中无人的狂妄行径引发了许多讨论，人们心里充满了疑问。
什么是“邪教”？
“邪教”这个词出自中华历史，顾名思义，它代表“邪恶的教派”。“邪”字起源于佛教对“附佛外道”的定位，是贬抑词，用以称呼被传统主流佛教界认为是附会佛教、歪曲、篡改佛教教义与历史的宗派。例如，历史上，白莲教就属“邪教”，它是遭到查禁的。它也多次发动民变，受到镇压。在中国历史上，对待“邪教”，除了宗教上的因素，还有政治上的因素。
在英文中，“cult”这个字最接近中文“邪教”的意义。它也是个贬抑词，但是在意义上远没有中文那么强烈，所包含的范围也比较广，通指一种比较狂热的教派，其中含有不正常或极端的宗教行为和信仰。如果对社会和信从者无大害（非破坏性），有时人们用中性的“新兴宗教”来表述。我认为，把中文的“邪教”与英文“destructive cult”（破坏性的cult）相对等比较恰当。
在今天，“邪教”应当是个社会学的词汇，而非宗教学的词汇，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权威可以规定，什么样的教派属于“邪教”。从宗教出发，只能判定一个教派是否为“正统”，或是“极端”，或是“异端”。
因此，根据教派的社会行为，与它如何对待信徒，以及它传教的方式，我们才能确定该教派是否为“邪教”。或多或少，“邪教”包含某种危害社会（或者与传统道德相抵触）的行为，或对信徒施行某种“精神控制”。
一般来说，有宗教自由的法治国家，很少有所谓官定的“邪教”（或cult）。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公布一批极端组织的名单，其中包括一些“cult”，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武装，并且有反社会的倾向和行径。所以在西方，“cult”本身并不违法，除非该教派明显违犯教友的人权，或是违反社会治安，从事非法活动。经过法律手段，教派可以受到禁止或处罚。人们会把这样的教派视为“邪教”。
对“邪教”做过深入研究的心理健康专家史蒂夫·哈桑 (Steven Hassan)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松开捆索：赋予人们为自己着想的能力》（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书中描述邪教对待信徒的四个特征：
1、行为控制：起居作息均有严格的规矩，必须绝对服从，否则会遭受处罚。
2、资讯控制：控制、歪曲资讯，不惜使用谎言。制造教内外对立的危机感。互相监视。
3、思想控制：垄断真理，教义绝对化。洗脑灌输，压制思考。有自己一套语言和故事。
4、情绪控制：造神，崇拜领袖。公开悔罪以加强控制。制造恐惧和依赖，离开者有祸。
信徒们活在一个封闭、隔绝的世界里，与现实脱节。这种心灵被控制的信徒，在领导和同侪压力之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非常可怕。招远的凶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邪教著名的例子
例如在日本东京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奥姆真理教”，美国教导信徒集体自杀的“大卫教”，以及“人民圣殿教”。这些都是全世界公认的、著名的“邪教”。
麻原彰晃所创办的“奥姆真理教”对信徒的精神控制和种种犯罪事迹，包括1995年2月底东京地铁站的沙林毒气事件，大家或许比较清楚。
大卫教本来是上个世纪的一个极端教派。80年代，由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率领的分支取得德州韦科镇教派本部的控制权后，开始自称先知。后来又自称基督转世，宣扬1993年为世界末日，教徒们要和异教徒战斗，牺牲者方可进入天堂。因此严厉控制信众，下令信众接受军事训练。
脱离大卫教派的人宣称考雷什在教内娶了多名妻子，当中甚至有人未成年。另外又虐待儿童及储存大量军火，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
1993年2月28日，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人员为调查非法军火，准备搜查大卫教的山庄，结果受到教派武装人员开火攻击，造成4名执法人员及6名信众死亡。联邦调查局接手包围山庄，双方对峙51日，期间考雷什禁止山庄内的人离开。多次谈判中，考雷什先后释放37人。4月19日联邦调查局发动进攻时，山庄内突然多处起火，76名信众（包括考雷什本人）丧生，只有9人生还。该事件被称为“韦科惨案”。（节自《维基百科》）
人民圣殿教（或，人民寺院）由吉姆·琼斯（Jim Jones）在1953年创立，在60年代开始变质。琼斯自称是上帝的化身，几千年前化身为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后来又化身耶稣基督，创建了基督教；之后短期化身为巴孛，即为建立巴哈伊信仰的人；最后化身列宁，将社会主义发扬光大。他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人民圣殿教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不过，在少数信众离开教派后，丑闻开始曝光，包括琼斯窃取信众财产、假装神迹治愈、严厉处罚、殴打信众及自称为新救世主等。针对指控，琼斯在1977年把他那拥有约一千核心信众的教派迁到南美洲的圭亚那，他对信众许诺那里是一个热带天堂。他们在那里合力建立了琼斯镇。
1978年11月，美国众议员里奥·瑞恩为调查对该教派的指控，来到琼斯镇。一些信众向瑞恩表示想跟他离开，11月18日众人到达当地的一个小型机场，但在那里遭受教派守卫开火袭击，瑞恩、三位新闻工作者及一位打算离开的信众被杀，多人受伤。
琼斯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在1978年11月18日当晚胁迫追随者与他一起自杀。琼斯命令他的信众饮下掺有氰化物与镇静剂的果汁，那些抗拒这命令的人被射杀、勒死或被注射氰化物。这次集体自杀事件共有914人死亡，包括276个儿童。（节自《维基百科》）
此外，如影星汤姆·克鲁斯和约翰·屈伏塔所信仰的“山达基教”（Scientology，或作科学神教），该教被批评为敛财、用兴讼的方式打击批评者、虐待会友、编造科学神话。许多人视之为“邪教”。但是因为危害不大，在法律上还是个享受免税优惠的宗教团体。
“邪教”的标准有时并不明确，巴基斯坦就是个很不寻常的例子。它是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内中派别林立，从现代化的温和穆斯林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都有。可是，有些教派的做法非常像是“邪教”。
例如，一位主张妇女教育的11-12岁少女马拉拉，虽是区区一个少女，竟然被塔利班（神学士）组织追杀，几乎送命。塔利班并立下誓言，必要除灭这位主张妇女教育的异端分子。结果为了逃生，她被国际人士送到英国医治、受保护、受教育。
另外，最近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一位不顾父兄阻止而与爱人结婚的青年妇女，婚礼后从法院走出来时，被自己家人用砖头打死。报载，警察在一旁观看行凶，并未出手干预。那么，这批人所信仰的极端伊斯兰教是否算是“邪教”？我想很多巴基斯坦人不如此看，他们会认为这是“荣誉杀戮”。
可见“邪教”与否，这中间也有相当主观的成分。很可能在一个社会环境里被视为“邪教”，但在另外一个地区或国家却被视为合理的宗教行为。例如，统一教在中国被定性为邪教，在发源地韩国却不是。
本·拉登和基地组织
本·拉登创立的基地组织，或是类似组织，他们在信仰上属于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成员隶属不同的逊尼派别（瓦哈比、沙菲仪、马利基、哈乃斐等派），信仰并不统一。可是，他们却是假宗教之名，实行恐怖暴行，那他们算不算“邪教”呢？
在《圣战和神圣复仇：历史中的心理暗流》（2002年）这本书中，精神病学家彼得·奥尔森（Peter A. Olsson）把本·拉登与大卫·考雷什、吉姆·琼斯、麻原彰晃等一系列邪教领袖相比较。他发现，这些人都至少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中九个条件里的八个。
临床心理学家Carl Goldberg与社会工作者Virginia Crespo在2004年的一本书中也把拉登定位为“邪教领袖”。上面提到的史蒂夫·哈桑2002年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基地组织符合所有“邪教”的特征。他并且说：“我们应当采用对邪教精神控制的一切知识来反恐。这应当是反恐战争的第一要务。”他的意思是，这不但是个武装战，更是个心理战。
《泰晤士报》记者Mary Ann Sieghart 2001年在一篇报道中称基地组织是个“标准邪教”，她的话可能更中肯，她这样写着：“基地组织符合‘邪教’的一切正式定义。它洗脑、灌输成员；它形成一个封闭的、极权的社会；它有一位自封的救世主，就是有魅力的领袖；它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想，自从本·拉登死后，这个世界已经由一位“救世主”分裂成数十个，甚至数百个魔君了？
如何疏导？
“邪教”需要处理。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靠打压来解决，而是要未雨绸缪，去处理它滋长的温床。
以基地组织为例，为了发展，除了财力以外，它更需要一个不安的温床帮助它酝酿、发酵。这样的组织通常隐藏在民风比较闭塞，社会比较贫穷、落后，教育比较不普及的社会环境里。在这里，社会不公、前途无着和外来文化入侵造成积怨，这些积怨就成为恐怖组织发展、招募、吸收新分子的温床。
以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西陲）为例，卅多年来，历经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前后的经营和干预，其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现实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况且，外来势力越干预，那个温床就越蓬勃。事实证明，武力与强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它仍然是酝酿恐怖组织的温床。
只有靠壮大社会本身的温和势力，利用人心厌烦暴力，倾向温和宗教的愿望，才能开始走向安定和进步。生活在艰难中的人们需要宗教所带来的希望和道德秩序，因此只有让正统、温和的宗教发挥功用，建设人心，才有可能减低极端分子（塔利班）酝酿的温床。
从这次选举来看，虽然塔利班多方威胁、警告，希望阻挠投票。可是，阿富汗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珍惜这个表达意愿的机会。两位主要候选人都代表开明的势力。或许这次被选出来的总统，可以带来国家的转机？
回顾中国今天多起的暴力事件，我深信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如果我们从社会整体的健康着眼，而非考虑特殊利益团体，那么，各种温和的宗教信仰向来是提振人心，积累正能量和维护道德秩序最大的动力。如果这个动力没有得到保障，或是受到防堵，那就很容易激发成滋生“邪教”的温床。
人类不只是个生物体，除了温饱，人对自己、对社会都有期望。人类需要活在一个有高尚目标，对前景充满希望的社会环境里。为要解决社会不公、贫穷和无知的现状，除了体制上的努力，社会还需要正能量，需要道德秩序。温和的宗教信仰就是维系人心很重要的一环。不但如此，也只有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才能满足人生追求价值、寻找人生意义，和对社稷提出贡献的愿望。
若是有个比较宽容、积极的宗教政策，酝酿“邪教”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这样，或许“邪教”可以逐渐“正常死亡”？
后记：引用网上资料很多，其中多处参考《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