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牧羊地上的儿童村：贝天牧和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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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blog：我们在牧羊地儿童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bbf010005wt.html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开发区晋元道26号牧羊地儿童村（驾车从京津塘高速廊坊出口南行，至广阳道左转）】
【电话：022-2219-0708 】
【Email：
Tim.Baker@ChinaOrphans.org 】 【Web:
www.ChinaOrphans.org 】
牧羊地上的儿童村：贝天牧和他的孩子们
牧羊地
多数人在初次进入儿童村的院门时都会有些迟疑，院墙外的天津大王古庄是一幅典型的北方农村的景象：成排的红砖平房，临街的铺面卖着各色杂货，被划归经济开发区的用地已被辟出成片的厂房，不时出入的小货车勾勒出乡村工业化欣欣向荣的场景。院墙里则显得静谧，数栋青灰色砖体的二层小楼如四合院一般大致对称坐落，绿树掩映中的吊脚屋檐、赭石色门窗，相比墙外反而显得更加“中国”。
整个儿童村的建筑风格是55岁的儿童村创始人贝天牧（Tim Baker）和妻子潘姆拉的主意，北京的一家顶尖建筑设计公司无偿帮助他们完成了整个设计。“那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收养了孩子，大家都对这项事业很热衷。”贝天牧对本刊记者说。热爱艺术的贝天牧还在楼里到处陈列着自己从潘家园淘换来的各种充满中国风情的家具、书画、摆件，与其说这里是儿童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家被悉心经营的充满生活情趣的家庭旅馆。这种感觉也许正是贝天牧想要的，他一直强调，希望孩子们能像在家庭中一样成长。
儿童村的孩子对鼓励和拥抱有更迫切的渴望
“牧羊地”的名字是2006年儿童村落成时贝天牧给取的。“这片地在动工前就是周围村民们放羊的地方，贝天牧看到这样的景象觉得很有趣。”美国菲利普·海德基金会中国区运营总监黎燕对本刊记者说。儿童村里目前住着80多个孩子，从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到20多岁的少女。这个数字伴随着一些孩子被收养、一些孩子被送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变化，眼下并不是人数最多的时候。“2008、2009年时有上百个孩子，运营很紧张，现在的人数差不多刚刚能收支平衡。”黎燕对本刊记者说。牧羊地儿童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资收养机构，但是按照贝天牧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只是一个抚养孤儿的家庭，而不是一所福利院，因为孩子们的户口还在当地福利院，一些孩子或是被收养或是又回到了地方福利院。“我们只是替那些福利院暂时照顾这些孩子。”贝天牧说。
被地方福利院送到儿童村来的往往是身体情况更加糟糕、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的孩子，儿童村的孩子们95%以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残疾。“我们的优势是有很好的位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距离优良的医疗资源很近。我们对送来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拒绝。”贝天牧告诉本刊记者，前一阵被送来的心心只有几个月大，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然而虚弱的心心在被送进ICU病房一天后就奇迹般地出来了，但是因为心脏问题，心心的大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需要每天吸掉一瓶氧气。“每天差不多花费60元人民币，但她看上去好多了。我们现在都满怀希望，觉得等她再好些就可以做心脏手术，即使手术很复杂，需要花3万多美元。”一个孩子被送来前，贝天牧手里并没有足够多的医疗资金，他往往要一边送孩子去做手术，一边通过各种方式筹款。
贝天牧的“不拒绝”和“不放弃”来自他总能看到生命的奇迹。6岁的阳阳患有脑积水。“他来的时候病得很厉害，因为头实在太沉，他甚至不能坐起来，只能躺着；不能说话，不能用手吃饭。我们首先帮他做手术把水排出去，医疗专家教他怎样用手吃饭、怎样坐起来、怎样爬。他非常了不起，现在他会开玩笑了，就像你在餐厅里看到的，我走到他的面前说：‘阳阳，我爱你。’他说：‘Tim爸爸，我不爱你。’”
孩子们都叫贝天牧“Tim爸爸”，除了“爸爸”，他们各自还有照顾自己的“妈妈”。相对80多个孩子，儿童村的工作人员有100名左右，其中有近70名是专门照顾孩子们的“妈妈”。这些来自周边村庄的中年女性就像普通家庭一样平均每人带三四个孩子，每组孩子都有分成白班和夜班的两位“妈妈”抚育。白天“妈妈”们负责给孩子们喂饭、看护，晚上给他们清洁、洗衣。“阿姨对孩子们的感情都很深，所以每次有孩子走，阿姨们的心情也很复杂。不过新的孩子会代替原来的孩子，她们的注意力马上又转到新的孩子身上。”
55岁的贝天牧是孩子们的“Tim爸爸”，他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爱你。”
80多个孩子分别住在围墙一侧的5栋小楼里，他们被称为“家”。独栋别墅式的结构使孩子们除了有卧室，还有足够大的客厅供室内活动。潘姆拉负责管理儿童村里的“妈妈”们，她还负责把实物捐助分配到各个“小家庭”。“潘姆拉不喜欢孩子们穿破旧的衣服或者有污点的，她总希望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阿姨们的心态是希望节俭一些，于是潘姆拉经常为了孩子们该穿什么和阿姨们发生‘战争’。”贝天牧说。
“家”的对面是“小羊羔学校”，4岁以上的孩子按照年龄和智力水平分为两个小班、一个中班和一个大班来接受教育。王老师负责给平均年龄在12岁左右的大班孩子上语文、数学、电脑、音乐、美术等课程。“每天上午有外国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英语课，因为绝大多数孩子最后都会被国外家庭收养，他们需要学习一点英语。”儿童村对孩子们的功课没有硬性要求，在王老师看来，孩子们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一节50分钟的手工课上，每个孩子都被她说了不少于3次，“你做得真棒！”已经工作10年的王老师从廊坊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到儿童村教书，她的母亲之前就在儿童村帮助照顾孩子。“那些公立学校并不缺老师，而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离不开，我走了他们该怎么办？”除了来自周边的中国雇员，小医院里的穆迪（Moody）医生夫妇无偿在这里负责孩子们的医疗。7年前，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有着自己的医疗工作室，在偶然得知牧羊地儿童村需要医疗志愿者后，穆迪夫妇就来到中国做志愿者。19岁的美国大学生Aron已经是第三次来儿童村过暑假，他将在这里度过整个假期，帮助潘姆拉整理实物捐助。
从“摩托党”到“Tim爸爸”
“假如那时候有人对我说，有一天你会去中国，你会为80个有特殊需要的孤儿提供一个家，你会自己有7个孩子，你会有超过900个的孩子被全世界的家庭所收养，我也许会说你的说法太疯狂了。”55岁的贝天牧在中国已经居住了20年，回首往事，他的人生轨迹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这让他后半生致力的福利事业更像个传奇。
贝天牧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10岁那年父亲就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但是生性叛逆的他却一点也不让母亲省心。高中毕业后被母亲强行送进了一家商学院，但是他和一群坏小子搅在一起，每到夜晚，他就骑着摩托，和一群朋友喝酒、跳舞、打群架。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贝天牧又想出逃离学校、报名参军的主意，然而艰苦的训练诱发了他的哮喘病，最终他又被军队踢了出来。
“大概是18到21岁的年纪，我整天和一群骑着哈雷摩托的飞车党混在一起。”在经历朋友遭遇车祸的生死相隔后，他又因闹事被关进拘留所，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有一夜哥哥邀请我去教堂，就在那天晚上，我感到原来的Tim死了。”1980年，贝天牧遇到了妻子潘姆拉，已经做到超市中层主管的他决定和妻子一起重返校园完成大学学业。毕业时，又因为老师随口说了一句“许多国家需要英语教师”，贝天牧就带着妻子到中国支教一年。
1988年，来到抚顺教书的贝天牧夫妇受到“摇滚巨星”般的瞩目，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新鲜感和尊重让初为人师的他很有成就感。1991年回国读完教育硕士的贝天牧再次带着全家回到了中国，这次他被安排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也是在这一年，他被邀请参观天津福利院，第一次见到了那些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残疾孤儿。
1991年，贝天牧还遇到了影响他未来生活轨迹的两个人。一是他在贵阳福利院里遇见了一个5个月大的残疾女孩，经过一年的考虑，这个女孩在第二年成了贝天牧家庭中的一员，潘姆拉坐了50多个小时的慢车去贵阳把她接回了北京，她被取名为埃瑟（Esther），这是他们收养的第一个孩子。
另一个年轻人叫菲利普·海德（Philip Hayden），他从1991年开始担任贝天牧的教学助手。“我们在1993年回美国处理一些事情。埃瑟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去。菲利普在我们回美国的夏天就在北航照顾埃瑟。”结果，第二年，菲利普突发疾病在火车上去世。“那一刻我感到一切都静止了，我开始静静地去思考我应该做些什么。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和妻子已经在考虑全职帮助那些孤儿。菲利普的死真正让我们能够放弃掉教书，全心全意投入到救助孤儿的事业。于是我们接下来成立了菲利普·海德基金，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的这位朋友。”
为了节省开支，贝天牧全家离开北京，迁往廊坊，他们也成为廊坊开发区的第一户外国人。1997年，贝天牧夫妇收养了一对智力发育迟缓的双胞胎；2002年又收养了一个“兔唇”男孩。从1995年基金会成立到正式接手抚养孩子，贝天牧用了4年，他需要找到足够大的房子照顾孩子，让儿童村能够充满家庭氛围。一次偶然的机会，贝天牧和房地产开发商赵广才吃饭。“赵先生同意借给我们一栋房子来安置孩子们。”经过3个月的装修，“廊坊儿童村”的牌子就挂了起来。最早一批来自天津福利院的孤儿被接来，赵广才是第一个登门拜访者。当孩子们见到这位给他们房子住的叔叔时都跑上去七嘴八舌地喊：“谢谢叔叔！”赵广才被感动得当即又找到贝天牧，再借给他一栋房子。就这样，赵广才先后借给贝天牧4栋房子，再加上低价租来的另外两栋，“廊坊儿童村”就有了6栋房子。
到2003年，“廊坊儿童村”就有了80多个孩子，由于空间有限，贝天牧开始筹划寻找更大面积的地方筹建儿童村。“我们有3块地待选，它们都离原来的廊坊儿童村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正当我们犹豫的时候，天津大王古庄的负责人找到我们，问我们打算付多少钱。我的经验是讲价的话先要压低一半，但是在我正要说的时候，他说‘1块钱’。”中文不好的贝天牧以为那是1万或者100万元的简称，“助手说，就是1块钱，快答应吧！”
儿童村33亩的土地中有30亩都是按照“1块钱”1亩的价格买的，即便加上另外低价买的3亩，也不过两三万元，儿童村拥有这33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贝天牧没想到当地政府会给出如此低廉的价格，因为在那天之前他们甚至彼此没有见过面。“我原来不理解，但是我想现在理解了，当地人都以儿童村为自豪，‘六一’儿童节那天，当地官员都过来了。这块地就是他们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从2006年起廊坊儿童村的孩子们陆续搬到新址，2008年奥运会之前，所有的孩子都搬到了大王古庄。
老师们每月1300元的工资比起公立学校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贝天牧说，无论老师还是“妈妈”们，儿童村里的人员流动并不大，很多人都做了近10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做这个职业的愿望，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你用真心与怜悯之心去做它。成功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我认为的衡量标准是你能够给予这个世界什么东西。以这个标准看，每个在儿童村里工作的人都是成功的。也许他们没有太多东西，但是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都无私地给了孩子。能认识这样多的孩子，成为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即使他们不记得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帮助他们。”贝天牧说。
希望的手
贝天牧的孤儿救助事业似乎总是充满令人惊奇的好运气，然而时时面临的日常资金周转的压力才是生活的常态。“最早我们开始做这项事业的时候，只有我的妻子和我两个人。筹钱也仅限于很亲密的朋友圈子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接收了15个新孩子，所有的人都需要或大或小的手术，如果是15年前，这是件棘手的事情。”贝天牧告诉本刊记者，牧羊地儿童村并没有大财团基金会的支持，除了在网络上募集，他每年还要回美国做筹款活动。“平均这里一个孩子每月的开销是3000元左右，一年中需要不断筹钱来供应这笔花销。除了手术费，还有其他日常费用，比如供暖费，每年要2.5万美元。”为了尽量降低运营成本，对于来自国内好心人的捐助要求，他总是叫他们尽量拿来纸尿布、湿巾、婴儿配方奶粉和大米等日常必需品，他说：“这样我们的预算里面就不包括这些日常支出，就可以把钱更多地用于治疗。”
儿童村里的中国风格陈设品也有“玄机”。贝天牧早打好了主意：客房里的画和手工艺品都可以作为纪念品卖给客人。“我们低价买来，然后稍微提价一点卖出去，这个差价可以给孩子们用。”贝天牧的办公室挂着一张手工艺人在给孩子们做玩具的油画，这张从潘家园淘来的油画在他眼里有着不同的解读：手拿英文报纸的外国男孩被当做白化病人，另一个男孩则是额头缠了纱布。“我第一眼的感觉那是一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贝天牧计划今年用哈雷摩托车队骑行募捐的形式，他们会从旧金山一直骑到洛杉矶，每个骑手都要筹集到1000美元来做这个为期3周的活动。然后这段时间也许在美国其他城市还会搞一些小型的筹款活动。牧羊地儿童村基本不在中国搞募捐活动，因为这需要通过和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针对孩子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儿童村制定的资助人计划确定一个孩子平均应有15个资助人，这样每位资助人只需要每月资助200多元人民币就可以维系孩子的正常开销了。
“9·11”发生的一段时间是令人难忘的艰难时期。“灾难发生那天我正在华盛顿。灾难发生后，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我们不得不开车一路从华盛顿到洛杉矶，因为3天后我们就要从洛杉矶搭乘回北京的航班。一路都开得很快，停车只是为了加油和吃饭，也没有睡觉。”因为“9·11”的缘故，所有来自美国的捐助几乎都停止了。很多人都把钱首先捐给受到“9·11”事件影响的家庭。当时贝天牧正在盖教师和孩子们住的房子，他说：“我们一直祈祷一定要有善款不断注入，虽然最后建完了，这个过程的艰难你可以想象。”
儿童村目前正在建设的是职业教育中心，贝天牧说，这栋打算明年投入使用的建筑还需要27.6万美元的投入，建成后，3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能接收100～150名孩子来学习。贝天牧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按照国家《收养法》的规定，达到14岁的孩子就无法再被收养，如果身体健康，他们就需要找工作融入社会，而身体有残疾的则要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无法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我们想给这类孩子一个新选择，我们可以在职业教育中心教他们生存技能和怎样照顾自己。也许一个人自己并不能够生活，那么几个人可以在一起共同居住，也许他们可以共同开个咖啡店，或者开个煎饼铺之类。这个学校还要教他们怎样来做工艺品、电脑、英语等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技能。”福利院的孩子目前已经有了类似的尝试。22岁的苏莹年龄最大，因为腿部行动不便，她暂时还无法像另一个女孩那样走出儿童村，到廊坊的面包店里工作。但是她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份帮助网店卖巧克力的工作，同时还通过制作工艺品挣钱。
这个月，儿童村会有3个孩子因为被收养而离开，其中一个幸运的女孩确定的收养日期距离她的14岁生日只有4天，这对贝天牧来说无疑是相当值得兴奋的事。“你现在看到的孩子，到年底一般都会离开这里，超过14岁而不能被收养的例子少之又少。”80%的孩子的收养工作都是通过美国政府收养中心完成的。自从1999年开始参与收养工作，贝天牧发现大多数的美国收养家庭都是普通家庭，完成一次收养需要2万～3万美元，“他们为了收养本身还要筹钱，有的人甚至是借钱。他们借了半天钱，就是为了去收养一些别人不要的孩子，显得特别不可思议”。
儿童村的花园里最震撼的是一片印满手印的墙，它被称作“希望的手”，上面记录了超过3500个孩子的名字和手印，这面墙就是为了向那些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孩子致意。虽然并不是每个孩子的真实手印，但是上面孩子的名字和收养人确是真实资料。“这面墙本来是要立在广州，因为几乎每个领养孩子的美国家庭都要去广州的美国领事馆给孩子办理签证。当地政府不愿意在那里立这面墙，因为觉得有些羞耻。他们给出了几个地点的建议，但是不能让人满意，因为那些地方人迹罕至。最后发起组织选中了牧羊地儿童村。我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它就像一个关于孤儿的纪念碑，非常特别。这些瓷砖，每年都还在增加。”.
